吕天成-中国古代戏曲漫谈

明代戏曲家。字勤之，号棘津，别号郁蓝生，浙江余姚人。诸生，工古文词。他出身官宦世家，曾祖吕本是嘉靖时的宰辅。祖母孙镮“好储书，于古今剧戏，靡不购存，故勤之汎澜极博”。（王骥德《曲律》卷4）其父吕允昌，字玉绳，号姜山，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官宣城司理、吏部主事和河南参议，他嗜书成癖，特别喜欢小说戏曲，为了使《牡丹亭》便于用吴音歌唱，他按昆腔的格律对它进行了改编。吕天成在其家庭的陶冶下，从小就对戏曲产生浓厚的兴趣。他还得到外舅祖孙鑛和表伯父孙如法的传授，尤精于四声阴阳之学。后师事沈璟，与王骥德订交，互相砥砺研习，使其曲学益加精进。

吕天成20岁开始从事戏曲创作，著有传奇杂剧作品不下数十种，除《齐东绝倒》尚存于《盛明杂剧》中，其他均已散佚。他的戏曲作品始尚藻丽，后趋本色，音律精严，才情秀爽，为当时曲家所称颂。他又校正过南戏和传奇《拜月亭记》、《荆钗记》、《牧羊记》、《白兔记》、《杀狗记》、《千金记》、《香囊记》、《紫钗记》、《还魂记》、《南柯梦》、《邯郸梦》、《义侠记》、《红拂记》、《虎符记》、《浣纱记》等28种；理论著作有《曲品》两卷。此外，他还著有小说《绣榻野史》、《闲情别传》以及《青红绝句》一卷。

《曲品》主要是评论传奇作家和作品的专著。初稿写于万历三十年（1602）；万历三十八年（1610），在王骥德的建议下，对旧稿加以更订，完成现在常见的通行本《曲品》；万历四十一年（1613），又在此基础上作了一次增补。增补本《曲品》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由杨志鸿过录。《曲品·自序》云：“仿钟嵘《诗品》、庾肩吾《书品》、谢赫《画品》例，各著论评，析为上、下二卷，上卷品作旧传奇者及作新传奇者，下卷品各传奇。其未考姓字者，且以传奇附；其不入格者，摈不录。”所谓“作旧传奇者”，指元末至明初的南戏和传奇作者；“作新传奇者”则指嘉靖、万历年间诸作者。凡是嘉靖以前的作者和作品，分为神、妙、能、具四品；以后的作者和作品，分为上中下三品，每品再分上中下三等。又附论作南剧者2人及作散曲者25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的通行本，记载戏曲作者90人，散曲作者25人，传奇作品192种。万历四十一年（1613）的增补本，戏曲作者增至95人，传奇作品增至212种（在释曲部分尚有南戏、传奇和杂剧35种未统计在内），散曲除个别作者更动外，人数仍依旧。这些传奇作品仅20种作品见于永乐大典戏文目录、高儒《百川书志》、徐渭《南词叙录》和晁瑮《宝文堂书目》，其余192种均是首次著录。

《曲品》不仅保存了众多的传奇作家和戏曲目录资料，其中不少论述和评语，不乏真知灼见，尤其是关于剧本创作方面的见解，直到今天仍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吕天成认为题材要奇，但强调“事真，故奇”（顾大典《义乳记》），这在当时是很有针对性的。他又指出传奇并非“信史”，可以“有意驾虚，不必与事实合”，人物和情节允许通过“传奇法”进行艺术虚构，但必须合乎情理。又如，明代万历以前的曲论讲结构时，只侧重于散曲和戏曲曲文的谋篇布局，而吕天成则注意联系舞台演出实践，他认为汪廷讷的《三祝记》，“摭事甚侈，而词亦富赡；若演行，犹须一删”。他批评汤显祖的《紫箫记》“太曼衍”，不适合在场上搬演，“留此清唱可耳”。因此，他主张情节要删繁就简；人物要重点突出，主次分明；事件安排要曲折巧妙，前后呼应。他厌恶传奇创作中的因袭现象，强调创新，反对落套。对许潮的《泰和记》和沈璟的《博笑记》等作品敢于突破传奇体制的革新精神，予以肯定。对当时剧坛上争论的一些重大问题也极为关注，并提出了很中肯的意见。如嘉靖、万历年间，许多曲论家就“本色”和“当行”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辩论，吕天成认为他们并未把这两者的概念和关系解释得清楚透砌。他说：“当行兼论作法，本色只指填词。当行不在组织饾饤学问，此中自有关节局概，一毫增损不得；若组织，正以蠹当行。本色不在摹勒家常语言，此中别有机神情趣，一毫妆点不来；若摹勒，正以蚀本色。今人不能融会此旨，传奇之派，遂判而为二：一则工藻缋少拟当行，一则袭朴淡以充本色。甲鄙乙为寡文，此嗤彼为丧质。殊不知果属当行，则句调必多本色；果其本色，则境态必是当行。今人窃其似而相敌也，而吾则两收之。”（《曲品》卷上）这里吕天成认为“当行”和“本色”既有联系，又有所区别，绝不可混为一谈。对汤显祖和沈□的不同创作主张，吕天成不持门户之见，党同伐异，而把他们的作品并列为上上品，给予极高的评价：“予谓：二公譬如狂、狷，天壤间应有此两项人物。不有光禄（沈璟），词硎不新；不有奉常（汤显祖），词髓孰抉？”他认为应当互相结合，取长补短，“倘能守词隐先生之矩钁，而运以清远道人之才情，岂非合之双美者乎？”这个见解为后来的曲论家们所接受。(www.xing528.com)

在著录和评论明代传奇的论著中，除徐渭的《南词叙录》（成书于嘉靖三十八年）外，以《曲品》的年代最早，搜罗最富，对后世影响较大。但《曲品》毕竟是300年前的论著，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王骥德就曾经指出：“勤之《曲品》所载，搜罗颇博，而门户太多。”又说：“复于诸人，概饰四六美辞，如乡会举主批评举子卷牍，人人珠玉，略无甄别。盖勤之雅欲奖饰此道，夸炫一时，故多和光之论。”（《曲律》卷4）这个批评无疑是正确的。

《曲品》的明刻本已散佚。现通行的几种刊本，均出自刘世珩传钞曾习经所见的清钞本，不仅“沩字晦句，层出迭见”，而且刘世珩、王国维和吴梅等人又据己见增订校补，致使面目失真。清华大学图书馆所藏乾隆杨志鸿钞本《曲品》，既可订正通行诸本的简脱和谬误，又增补不少新的材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