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装饰的秩序化与规律化
装饰作为一种造型形态，是将各种外观形态、元素符号、纹饰图形等以一种艺术化、设计化的形式进行创造与组合，既符合对称、均衡、节奏、对比、调和等形式美法则，又符合自然美与工艺美的复合审美意识和特征。秩序化是指在装饰造型设计中，经过加工提炼的外在形象以一定的秩序和规律反复出现，增强重复的逻辑节奏。人类在生活劳动中创造装饰艺术品，并在不断的发现与创作中逐步形成一定的美学逻辑。这种逻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人们充分利用想象，将观察到的外部事物按照理性的组织规律根据结构、色彩、比例等形式美法则，通过组构形成有秩序、有规律的美感。逻辑和自由在很大程度上能激发人们超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以湘西苗族银饰为例，早期苗族人的银饰主要集中在腰、颈、头、手等部位。苗族的银饰开始的装饰部位大多为衣背、衣袖肘拐、衣肩、衣边、背扇、裙缘等，这些部位易于磨损，于是配以银饰，在加固的同时又美化了衣服，后来这些部位就成了重点装饰部位。[4]各部位银饰的形态、大小不同且种类繁多，明代时苗族银饰就已经分成头饰和身饰两类，到了清代，银饰种类进一步发展，逐渐演变成从头到脚的配饰装饰风格。当这些银饰的装饰位置与装饰种类逐渐形成了一定的秩序化和规律化的装饰形式并衍生成一种审美习俗，发展至今保存下来，既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又反映了湘西苗族银饰“以多为美”的民间审美习俗，这就是装饰的秩序化与规律化。
苗族银饰花样繁多、形制华贵、做工精巧。其中，仅头饰饰物中的银饰就有银梳、银羽、银耳环、银绳、银插针、银网链、银顶花、银簪、银扇、银钗、银雀、包头银片、银泡、龙头、头围、大银梳、发针、大银雀、细丝龙、银片头针、银铃、马帕、银瓢头排等数十种之多，且每种又可具体分为多种类型。如银耳环分悬吊型、环状型、钩状型、圆轮型四种，又以悬吊型、环状型为多。银角有西江型、施洞型、排调型等三种类型。银插针有叶形银插针、挖耳银插针、方柱形银插针、钱纹镶珠银插针、几何纹银插针、寿字银插针、六方珠丁银插针等十数种类型。
侗族同样是十分喜爱银饰的民族，其头饰也基本是银制的。居住在湖南新晃的侗族妇女发髻上多戴银梳。湖南通道侗族姑娘将长辫挽两个大髻，插上长五六寸的银簪，方便劳作。通道坪坦乡的侗族女性盛装头饰十分美丽，是用银制作成花树的形状，再在树的尖端加上用五彩毛线模仿成的花朵，头发梳成后髻的样式，包上头帕，并把银花树插在发髻上，走动之时花枝乱颤，甚是好看。
此外，土家族的银饰种类也很多，头上的银饰有：麻花针、瓜子针、银针银簪、碧玉簪、金瓜针、茉莉针六种，顶上还有箍髻花一对，莲蓬一支，包针一个，芭蕉扇一对。戴的箍箍帽，帽前簪一朵银宝花，花的侧面钉上一对龙，龙后面一对凤，凤后面还有一对虾，虾的后面簪有一对银帽襟。帽前下沿缀着九只凤，每只凤口含银针三根。土家族妇女有时也把银梳插在头上，和瓜子针、茉莉针、芭蕉扇、莲蓬花等同为银质首饰。
对自然事物（动物、植物、人物、风景）的装饰化，就是人们对自然事物的形态进行提炼，化繁为简，化立体为平面，将自然事物条理化，将不规则的事物的形象规则化，抓住事物的特征进行造型再创造，使其产生协调的美感。苗族是一个不断迁徙的民族，人口众多，在全国分布广泛。苗族在历史上经历过五次大迁徙，迁徙的历史使苗族人产生了对社会、环境的深刻记忆，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审美意识。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保存着苗族人相对原始和完整的审美意识，闭塞的交通造成了苗族各个部落审美意识的差异性。由于地域环境、文化习俗和穿戴形式的不同，湘西苗族银饰与黔东南苗族银饰的装饰规律不同。如黔东南苗族银饰装饰，银角有西江型、施洞型、排调型等三种类型，大部分以龙、马、麒麟等动物为主，造型抽象、手法夸张，佩戴时崇尚“以大为美”——宽大而繁重，银冠净重二至四斤，价值不菲。湘西凤凰苗族的头饰主要以花、鸟、蝴蝶造型为主，有单瓣、重瓣的细花，或单支成束状，插在发髻上或镶嵌在头帕上，或将银锁链外加小吊坠一串一串地串起来，挂在衣服上，走起来发出叮当叮当的响声，造型风格灵秀、生动细致、纤巧精致。因崇尚“以多为美”，现代湘西苗族姑娘的全身银饰从头到脚，层层叠叠挂满身。不论是黔东南地区的“以大为美”还是湖南湘西地区的“以多为美”，都是利用银饰的手工技艺将自然事物高度概括在各类银饰饰品中，都是少数民族族群意识的体现。
在漫长的岁月长河中，各少数民族银饰的风格不论在形状、大小、工艺还是审美、功能上都发生了重大变革，经历了一次次的改革与创新。银饰的秩序化和规律化也随着变化。但无论如何改变，银饰作为一类技艺精湛、造型奇美的手工艺品始终光芒绽放。湖南少数民族服饰艺术体现了非纯粹的奉行逻辑和理性的思维与推理原则，其制作者将对生活的真实情感，进行超越逻辑、理性的意象思考，构建服饰艺术嫡系原本意义上的大自然事物的迹象与制作者心灵冥想的装饰图式。同样，湖南少数民族服饰艺术以非逻辑与理性思考催生了服饰的社会职能与艺术功能，创造了服饰的民族性、艺术性以及民族民间艺术的独特性。(www.xing528.com)
（2）装饰的统一性与变化性
装饰在人类文明初期就已经产生，原始文化时期在先民们的原始思维中并不具有审美的含义，而主要是思维方式的表达，具有实用意义的语言表达形式，统一与变化是装饰图纹的一般规律和法则。统一既包括对于图纹的形状、颜色、装饰手法的整合，更指将这些因素加以提炼和变化，使之达到整体画面效果风格上的统一与和谐。品种繁多的苗族银饰将现实生活中人生的要求和生命的需要作为审美理想，诉诸审美形式，做出合乎主体目的性的审美判断，这也正是苗族银饰内容选材吉利祥瑞的原因和创造心智的主观夸张以及形式质朴率真的风格所在。[5]
银饰具有的作为少数民族传统工艺的原发性特征决定了银饰的创造必然在整体上随着生活的需要和生活的改变而不断变化。从银饰的装饰语言上看，选材大多以再现自然物为主，画面丰富多彩且富于变化。抓住形象的主要特征，在写实的基础上赋予夸张与变形，同时借助丰富的点、线、面元素形成富于变化而又和谐统一的组合形态。银饰纹样就是按照一定的图案美学结构规律，经过概括、变化、变形等手法对其进行的创作。形态多样，富有变化，整体形态具有和谐统一性，展现了湖南少数民族银饰的“以多为美”。
（3）装饰的象征性与想象性
湖南各个少数民族都拥有自己独特的审美意识，习惯于将自身对外在的直观感受体现在手工艺产品中。与写实艺术不同，装饰艺术通过人类的某种意识和情感创造出充满想象力和象征性的视觉形象，这种想象可以不受现实情况的制约，可以更大程度地激发人的创造力。银饰图纹是银饰的灵魂，承载各民族灿烂的历史文化。图纹通过一定的审美习惯、制作规则来概括、提炼表现对象，具有实用性和装饰性，从而形成各具民族特色的银饰图纹。
银饰图纹题材广泛，涵盖了历史传说、飞禽走兽、花鸟鱼虫以及各种吉祥图案。不同题材的图案依照一定的设计美感和谐地组合在一起，做到图中有饰，画中有形，具有很高的装饰性。在装饰手法上，银饰图案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现实与幻想交织、抽象与具象结合。常常将现实的结构、构造打散，将具体的形态肢解后重新构成新的艺术形象和审美空间，表现出只有在现代艺术中才能见到的抽象构成意识。银饰装饰纹样大多来源于生活，取材于大自然，如蝴蝶、龙、凤、狗、鱼、鸟、兽等图案，有些银匠还会在各种小首饰、小摆件上镶嵌上小动物，如蜜蜂、金蝉等。儿童小银帽顶上镶银片，有狮子骑八卦、双龙抢宝、八仙过海、罗汉辟邪、梅花傲放等图案，靠近耳朵处缀有九个小银铃铛，以祝愿孩子健康成长；鱼、葫芦和石榴花纹，表达长辈祈求多子多福的心愿；蝉、鼠花纹则是祈祷粮食丰收的常见图案。[6]
银饰语言的象征性是为了让人更好地理解银饰的形式并掌握其人文精神，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使银饰更加具有民族性和地域性。银饰通过独特的装饰象征语言表达着地域范围内各个少数民族的民族情感、民族历史以及民俗文化，在赋予其一定的艺术表现形式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些特定的装饰图纹。民族历史文化蕴含了图腾崇拜，产生了图腾纹样，它广泛地存在于世界各个民族早期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先辈们将对自然崇拜、动植物崇拜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信仰崇拜，并以此为本民族的图腾崇拜。银饰上的各种龙、凤、饕餮等图腾纹样就是根据现实幻想而来的，具有本民族的象征性。这些饰品纹样丰富、美不胜收，可谓来源于生活且高于生活。在纹饰造型上，银匠们更是别出心裁地创造性地将多种禽兽的部分组合成理想化的动植物及神话故事中的荒诞情节。这种创造极大程度上发挥了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湖南少数民族银饰图纹题材的丰富性，展现了其“以多为美”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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