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耶路撒冷问题意义及研究成果

戴维营峰会结束时，克林顿在新闻发布会上对这次会谈给予这样的评价：“巴以都对对方表现出了这种真正的尊重和独到的理解，而且首次坦诚地探讨了冲突中最为敏感的问题。我们现在对各自的底线有了更好的了解，而且相信在年底前有机会达成协议。”^[14]

戴维营峰会打破了以色列的三项禁忌：一是耶路撒冷边界不容谈判；二是反对任何程度、以任何形式对以色列的主权让步；三是反对违背民意分割耶路撒冷。

在戴维营峰会上达成的理解也突破了巴方的禁忌，即：除非以色列同1967年战争分界线全面撤退否则妥协均是不容接受的；以色列依靠武力推行的单边政策（主要是定居点的建设）决不接受。

戴维营会谈虽然“无果而终”，但巴以间的一切都改变了。尽管没有达成一项正式的书面协议，但是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所有问题应该说都取得了“真正的进展”。^[15]按会谈前的商议，只要一个问题达不成协议，在其他问题上的承诺、意义、见解统统不能算数，所以最后在耶路撒冷问题上的卡壳，才使会谈有了“无果而终”的说法。牌都摆在桌子上，已无秘密可言。耶路撒冷前副市长梅龙·贝文尼斯蒂（Meron Benvenisti）在国土报上撰文指出：“禁忌被打破，并且以色列参与了有关旨在分割耶路撒冷的谈判，即使‘分割’一词并没有被明确使用。这两个因素已经开创了不可逆转的局面。”^[16]

戴维营峰会的无果而终造成了美国在巴以和谈中主导地位的下降，欧盟趁机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一个明显的实例是，在塔巴会谈中，欧盟扮演起了重要角色，欧盟派出了正式代表米格尔·安赫尔·莫拉蒂诺斯（Miguel Angel Moratinos），而美国却没有代表出席。在会议结束时，双方甚至忘记了在致辞中感谢美国特别是克林顿总统，而是表达了对穆巴拉克总统和欧盟在支持他们谈判中扮演的角色。^[17]

谈判的失败也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在戴维营峰会谈判宣告失败后的几分钟之内，以色列的政治架构便动摇了。谋求和平努力的失败对于原来所持有的政治信仰形成了严重的挑战。鸽派人士在叩问自己，奥斯陆和平进程是否是个巨大的错误，正如同右派人士一直在警告他们的那样，是自己打了自己的嘴巴。这是因为，谈判到了核心问题上时没有一个以色列政府能够满足巴勒斯坦人的要求。对于右派人士而言，他们有一种“我们早就说过会失败的”得意。很明显，阿拉法特不是一个能与之达成永久协议的伙伴。但是左派也会这样质疑右派：“阿拉法特连巴拉克这样慷慨的和平条件都拒绝了，选民怎么能指望内塔尼亚胡的主张能赢得‘更好’的和平呢？”

以色列一名议会代表奥冯·佩尼斯（Ofir Pines）讽刺道：“巴勒斯坦人说他们所能做出的让步就是接受1967年的边界。如果他们持有这种想法，他们根本不必煞费苦心地去戴维营谈判。”^[18]

以色列右翼势力和巴勒斯坦内的反对派变得更为激进，许多人甚至认为奥斯陆协议以来的和平进程已经走入了死胡同。如果说耶路撒冷问题导致了这次戴维营谈判的失败，那么戴维营谈判的失败则导致了奥斯陆协议签订以来巴以和平进程的瓦解，悲观者甚至怀疑奥斯陆和平进程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以色列坚持要兼并约旦河西岸和阿拉伯东耶路撒冷以及拥有圣殿山主权，这与巴勒斯坦人的要求是根本对立的，巴以双方之间根本的利益冲突是不能调和的。换句话说，由这一点看来，奥斯陆协议只是较长时间的休战而已，冲突最终在所难免。巴以双方都对和平进程深感失望，又走进了以暴易暴的怪圈，奋斗了近十年的和平事业又重归于武力火并。此后，特别是以政局的变化，以色列逐渐走上了单边主义行动道路，具体的表现就是撤离行动和“隔离墙”的修建。而单边主义本身就是对奥斯陆协议确立的“以土地换和平”原则的背离。奥斯陆协议最大的问题是，它并没有满足双方对它的期望。当初巴方签署奥斯陆协议，其目标是在1967年的边界内建立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国家。作为交换，以方承认巴解组织，以获得更大的安全、地区稳定和经济上的繁荣。而如今巴勒斯坦国没有建立，以色列也没有安全，相反安全形势更加恶化，更毋论地区合作和经济发展了。从这层意义来说，巴拉克时期对耶路撒冷问题的尝试解决所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阿拉法特没有接受巴以力量悬殊的现实，把耶路撒冷以及其他棘手问题留到以后解决了。美国和以色列看到了他没有做好让步的准备，事实上他也不想做出痛苦的让步，按照美国的意图实现和平。所以，以色列和美国都要求更换阿拉法特，以便让新的巴勒斯坦领导人取而代之。克林顿内阁是公认的犹太裔组合，被看作是最善待巴勒斯坦人的一届政府，也是巴以领导最信任的和平进程监护者。然而，三方强势领导人对和平的执着，巴以最齐整的鸽派阵营，地区难得一见的政治氛围，都未能使倾注两任心血的克林顿尝到推动巴以永久和平的善果，反倒见证了前所未有的暴力怪胎。

阿拉法特憾然离世后，其继承者阿巴斯的威望和能力却不足以使巴勒斯坦内部团结一致。哈马斯的上台组阁，法塔赫与哈马斯的内斗甚至内战，巴勒斯坦甚至面临分裂的危险。后阿拉法特时代的巴勒斯坦人能否重整旗帜和以色列坐回到谈判桌前，能否迎接阿拉法特曾经面临的历史性机遇，最终解决耶路撒冷问题。

【注释】

[1]杨曼苏：《以色列——谜一般的国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第243页。

[2]［巴勒斯坦］阿布·马赞：《奥斯陆之路》，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6页。

[3]Marshall J．Breger and Ora Ahimeir，eds．，Jerusalem：A City and Its Future，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2002，p．34．

[4]“Fighting for the Status of Jerusalem”，in Middle East Insight，January-February 1999．(www.xing528.com)

[5]［美］诺姆·乔姆斯基：《海盗与君主》，叶青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227页。

[6]Menachem Klein，The Jerusalem Problem：The Struggle for Permanent Status，Gainesville：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2003，p．71．

[7]www．vnticanvoice．org．

[8]陈克勤：《耶路撒冷——戴维营难以跨越的障碍》，《光明日报》2000年7月24日。

[9]钟翠花：《巴以和谈裹足不前，巴拉克前途难测》，《瞭望新闻周刊》2000年第38　期。

[10]赵伟明主编：《中东问题与美国中东政策》，北京：时事出版社，2006年，第375页。

[11]Menachem Klein，The Jerusalem Problem：The Struggle for Permanent Status，p．201．

[12]［美］比尔·克林顿：《我的生活》，李公昭等译，南京：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年，第1004页。

[13]《人民日报》2001年1月29日。

[14]［美］比尔·克林顿：《我的生活》，前引书，第1002页。

[15]徐向群：《一切都改变了》，《世界知识》2000年第16期。

[16]Michael Dumper，The Politics of Sacred Space：The Old City of Jerusalem in the Middle East Conflict，Boulder：Lynne Rienner Publishers，Inc．，2002．p．162．

[17]Oded Balaban，Interpreting Conflict：Israeli-Palestinian Negotiations at Camp DavidⅡ　and Beyond，Bern：Peter Lang，2005．p．117．

[18]Leslie Susser，“Batter for Jerusalem”，in The Jerusalem Report，August 14，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