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三大一神教圣地的耶路撒冷，它不仅关系到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的世俗权益，而且还涉及全世界基督徒、穆斯林和犹太人的宗教情感和宗教权益。在某种程度上，复杂而敏锐的宗教争端是耶路撒冷之争最深刻的历史根源——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具有一神论的共性和教义上的延续性。公元前10世纪至公元7世纪，经历了1600年的发展演变，耶路撒冷，特别是东耶路撒冷最终成为三大一神教共同的圣地。在《圣经》中，耶路撒冷被直接提及677次，间接的则逾千次。然而，由于各大宗教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和平之城”却不平静，长期以来都成为各方争夺的焦点。
1．犹太教与耶路撒冷
犹太民族是一个古老而神秘的民族，其历史命运与犹太教的形成和完善紧密相连，二者在很大程度上交织在一起，相互依存。犹太民族在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复杂多变的历史变迁后，犹太教才得以形成。犹太教对犹太民族的生死存亡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是维系犹太民族共同体的纽带。借助耶和华的威力，犹太民族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内聚力和生命力。犹太教不仅是犹太民族的宗教信仰，也是犹太文明的表达形式，表现为犹太社会的政治体制、经济关系以及文化传统等。
通过对《圣经》的研究和考证，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犹太人从两河流域游牧到巴勒斯坦，又避难到埃及和辗转返回故里的史实，以及犹太教创立和古代希伯来王国建立的基本轮廓”[5]。但是，由于《圣经》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人们很难把真实可信的历史同犹太教的神话传说区分开来。
据《圣经》记载，犹太人起源于阿拉伯半岛西南地区，是闪米特族的一支游牧部落，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主要崇拜部落神耶和华[6]。约公元前2000年，希伯来人北迁至两河流域后，定居于乌尔（今伊拉克南部巴士拉附近）。
约公元前18世纪，为了摆脱古巴比伦国王的压迫，在“神灵”的启示下，族长亚伯兰带领耶和华的“特选子民”，从乌尔出发，向西北迁徙，越过幼发拉底河后，南下进入迦南（今巴勒斯坦[7]）。迦南人称他们为“哈卑路人”，即“渡河（幼发拉底河）而来的人”，后来逐渐转音为“Hebrew”，即“希伯来人”。希伯来人在迦南开始了半农半牧的生活。他们曾在亚伯拉罕的统领下同耶布斯人打过交道，但只限于向耶布斯王麦基洗德贡献十分之一的财产并受到麦基洗德的礼遇。为了加强部落内部的团结，亚伯兰把耶和华渲染成“万能的”神，尊奉部落神耶和华为唯一真神，创立了模糊的一神教信仰。他假托耶和华显灵，改名叫亚伯拉罕，意为“万民之父”；迦南是耶和华赐予其“特选子民”的“应许之地”。希伯来必须恪守与上帝的约定，男子行割礼就是立约的“证据”。
亚伯拉罕生子以撒，以撒生下双胞胎以扫和雅各。据《圣经》记载，雅各在雅博渡口与天使较力得胜，被后者赐名“以色列”（Israel，意为“与神摔跤者”）。于是，“以色列人”成了希伯来人的另一称谓，在《圣经》中也称为“以色列家”“雅各家”“以色列的子孙”和“雅各的子孙”。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被称为以色列人的三大圣祖。
然而，迦南并非“流着奶与蜜”的富饶之地。希克索斯人统治期间，迦南发生严重饥荒，希伯来人向西南方向迁徙，进入埃及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在气候宜人、土地肥沃的歌珊定居下来。在埃及的400年间，希伯来人人丁兴旺，雅各的12个儿子繁衍扩展成以色列人的12个支派，活动范围也超出了歌珊。但是，由于在经济利益、宗教信仰等方面与埃及人存在着严重的利害冲突，希伯来人遭受埃及法老的排斥、迫害和凌辱，处境越来越险恶，同时还引发了激烈的内部矛盾。尤其是拉美西斯二世统治埃及期间，他肆意屠杀希伯来人，激起后者的强烈不满。公元前1230年（一说1250年），摩西率领希伯来人逃出埃及，进入西奈半岛。希伯来人走向独立自由的“出埃及”行动，“不但意味着犹太人摆脱异族奴役的自我觉醒，同时也是古代犹太民族开始形成的一个关键性标志”[8]。为了纪念希伯来人在“耶和华的佑助”下摆脱奴役获得新生，告诫犹太人不得丧失独立和抛弃信仰，犹太民族每年都要举行为期7天的“逾越节”（Passover）。
摩西带领希伯来人在西奈旷野历经磨难40载。西奈半岛沙漠戈壁广布，生存条件异常恶劣，一些人甚至怀念起在埃及被奴役的日子，开始祭拜埃及的神灵。因此，统一希伯来人的宗教信仰，加强希伯来各部落的组织观念势在必行。据《圣经》记载：上帝耶和华在电闪雷鸣中显现于西奈山（今摩西山），向摩西传授了十条诫命，即“摩西十诫”[9]，作为耶和华与希伯来人订立的约法。摩西借助耶和华的力量颁布的十条戒律，是犹太历史上最早带有宗教性质的法律条文和伦理准则，构成犹太教最基本的教义和教规，标志着犹太教的诞生。一神信仰的明确结束了多神信仰时代的混乱局面，为希伯来民族的统一奠定了基础。犹太教既是犹太文明内部交往的产物，也是犹太文明与埃及文明、迦南文明互动交往的结果。
“摩西十诫”被刻在两块法板（即“约板”）上，放入装饰华贵的皂角木柜，即“约柜”，成为人类最早的一神教信仰的象征。此后200多年，利未人抬着神圣的约柜辗转迦南，在以色列人的征服活动中传播一神教信仰。
摩西之后，约书亚引领希伯来人重返上帝的“应许之地”——迦南。约书亚继续利用宗教精神激励士气，希伯来人逐步成为迦南的霸主。在迦南，希伯来人融合了当地的一些居民，完成了从游牧民族向农耕民族的转变，进入“士师时代”（约公元前1230～前1028年），即犹太历史上的军事民主制时期。“士师”的希伯来文含义为“审判者”或“拯救者”，他们是以色列人的先知、统帅和救世主的三位一体，相当于王（军事首领），对内管理政事，对外率众御敌。
在与“海上民族”腓力斯人争战中，便雅悯部落的扫罗脱颖而出，他骁勇善战，屡次挫败腓力斯人，士师撒母耳选拔其为王。扫罗王（公元前1028～前1013年在位）统一了希伯来人的12个部落，建立希伯来王国。扫罗死后，智勇双全的犹太部落首领大卫称王。大卫王（公元前1013～前973年在位）在位40载，年年出征，身经百战，拓展疆土。他乘耶布斯人的保护国埃及陷入内乱之机攻占了耶路撒冷，定都耶路撒冷，意为“和平之城”，也称“大卫城”。大卫王将犹太教定为国教，整顿犹太教礼仪，制定祭祀等级制度。他以隆重仪式将约柜迎进耶路撒冷，并扩建了耶布斯人的城堡。在相传是亚伯拉罕差点将他儿子以撒献为燔祭的摩利亚山上，他修建了一座规模不大的神坛来安放约柜，从而奠定了犹太教圣殿的雏形。这是“大卫王事业区别于扫罗王事业的一个重大特点，构成了希伯来宗教自摩西以来的重大转折”[10]。总之，“大卫在耶路撒冷和以色列民族之间、在大卫王朝和上帝之间建立了历史联系，这种联系是的耶路撒冷直到今天仍然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11]
大卫王之后，所罗门王（公元前973～前930年在位）继承并发展了其父大卫王的集权统治与宏伟蓝图，国力鼎盛，是当时西亚北非最强大的君主专制国家。他穷七年之工，在摩利亚山（圣殿山）上建造了一所雄伟的耶和华圣殿，史称“第一圣殿”或“所罗门圣殿”。 “殿里预备了内殿（至圣所），好安放耶和华的约柜。[12]”至圣所是犹太教最神圣的宗教场所，只有大祭司才有资格一年进入一次。公元前957年的住棚节[13]，所罗门王为圣殿举行盛大的揭幕典礼，他宣布：“我已经建造殿宇作你的居所，为你的永远住处。[14]”第一圣殿奠定了耶路撒冷作为一神教中心的神圣地位。耶路撒冷因此而成为犹太民族的精神中心和向往的圣地，是犹太教徒祈祷礼拜的方向。
然而，所罗门骄奢淫逸、大兴土木，希伯来王国的内部矛盾尖锐，国势由盛转衰。公元前930年，所罗门去世，其子罗波安继位（公元前930～前913年）。希伯来王国北部的10个部落，因不堪忍受苛杂重负，宣布独立，建立以色列王国（公元前930～前722年），定都士剑，后迁都撒玛利亚（位于今盖里济姆山地）。南部的犹太和便雅悯两个部落组成联盟，建立犹大王国（公元前930～前586年），首都仍为耶路撒冷。两个王国并存了两个世纪，在内部动荡、互相攻伐和异族侵袭中日渐衰落。
公元前722年，亚述王萨尔贡二世占领撒玛利亚，灭掉以色列王国，并将以色列国王及臣民流放到边疆地带。离开故土的以色列人逐渐被同化，成为圣经中10个消失的支派。与此同时，犹大王国向亚述人称臣纳贡才得以保全。犹大王国在亚述和埃及两大国的夹缝中求得生存，但最终还是在劫难逃。
公元前586年，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攻陷耶路撒冷，捣毁犹太圣殿，灭掉犹大王国，制造“巴比伦之囚”。尼布甲尼撒二世“将耶路撒冷的众民和众首领，并所有大能的勇士共一万人，连一切木匠、铁匠，都掳了去，除了国中极贫穷的人以外，没有剩下的”[15]。被流放者中包括出身于祭司家族的以西结，《以西结书》构成了有关散居生活、他们的社区、期盼及其与巴勒斯坦教友持续联系等信息的主要来源。公元前581年，尼布甲尼撒二世的护卫长尼布萨拉旦彻底焚毁圣殿，拆除耶路撒冷城墙，又掳走了700多名犹大国遗民。“巴比伦之囚”及其后裔被称为“犹太人”，犹太人逐渐成了整个犹太民族的通称。
“巴比伦之囚”被称为犹太民族的第一次大流散。此后，生活在巴勒斯坦以外的犹太人数量开始超过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这对犹太民族此后的历史特别是犹太文明的发展有着极为重大而深远的影响。”[16]
“巴比伦之囚”时期，深重的民族灾难极大地刺激了犹太教的进一步深化和完善。犹太人萌生了复国的思想，宗教观念不断得以强化。“一种新的精神在民众中产生了，那是耶路撒冷精神——它不是一座尘世之城，而是和回归的遥远景象结合在一起的理想中的天国之城”[17]。渴望重返“应许之地”的犹太人在亡国之痛中，潜心研究宗教学说，著书立说，编纂《旧约》，基本完善犹太教的教义和经典。他们使“犹太教日益心灵化、抽象化，耶路撒冷及其圣殿成为他们理想中追求的神圣的目标”[18]。在《圣经》中，耶路撒冷被尊称为“圣城”，是上帝主宰世界的中心，成为犹太民族凝聚力的象征。他们吟唱道：“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记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19]
巴比伦的犹太人尽管组成了相对独立的犹太团体，基本上与异族隔绝，但还是受到两河流域先进文明的强烈冲击。为了保持纯洁的民族传统和宗教信仰，增强内聚力，犹太拉比们不遗余力地宣传彻底的一神教观念，努力发掘和整理宗教遗产，制定代表犹太人世界观和生活方式的律法。在先知以西结的指导下，犹太人聚集一堂，真诚祷告并接受希伯来先知的教训。这种聚会形式和内容，逐渐成为犹太教正规的崇拜形式和组织，即犹太社团的会堂崇拜，并在后来的流散时期得到更广泛的发展。
总之，“巴比伦之囚”时期是犹太教取得长足发展的阶段，犹太教作为一个具有比较完整的教义、教规、礼仪和经典的一神教基本确立。
公元前538年，波斯帝国灭掉新巴比伦王国后，波斯王居鲁士“奉耶和华的神谕”，释放“巴比伦之囚”，允许犹太人重归故里，并支持其重修圣殿，振兴犹太教。据现存于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馆的居鲁士泥柱上的铭文记载：“一切被掳者，我（居鲁士）让他们回到他们的地方去。”居鲁士的目的是，在西亚北非的要冲上扶植犹太人，建立一个进攻埃及和希腊世界的稳固据点。在大卫王后裔所罗巴伯带领下，四五万名犹太人返回了巴勒斯坦，建立了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自治社团，管理巴勒斯坦犹太人的宗教和世俗生活，并着手重建圣殿。在最高祭司约书亚和先知哈该的领导下，公元前516年，犹太人历经20年的艰辛终于在第一圣殿原址上又建成了一座圣殿，史称“第二圣殿”。先知哈该预言：“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20]第二圣殿再一次奠定了耶路撒冷在犹太教中的核心地位。
在犹太史上，波斯统治时期（公元前538～前332年）也被称作“回归时期”。但是，仍有许多犹太人自愿留在两河流域，成为后来东方犹太人的主体。巴比伦城的犹太人组成具有相当规模的犹太社团，并与耶路撒冷保持密切联系。到公元前5世纪，巴比伦城已发展成一个著名的犹太拉比文化中心，其地位和作用甚至超过了巴勒斯坦的犹太宗教文化中心。公元前397年，巴比伦著名的犹太拉比以斯拉抵达耶路撒冷，当众宣读了巴比伦文士缮写的《摩西五经》。这是犹太教的第一部成文经典，表明犹太律法体系初步形成。
波斯帝国之后，圣殿区得到了先后统治耶路撒冷的亚历山大帝国和埃及托勒密王朝的尊重。希腊化时代（公元前334～前30年），犹太人的足迹已遍布南欧、北非、中亚以及地中海诸岛屿，并出现了许多以犹太拉比为中心的犹太社团，埃及的亚历山大城成为继耶路撒冷和巴比伦之后又一个犹太教文化中心。公元前1世纪，亚历山大城的犹太人约有20万，他们把犹太思想与希腊文化融为一体，创造出一种新型的、独特的文化，对西方哲学和早期基督教产生深远的影响。
公元前198年，塞琉古王朝的安条克四世打败托勒密王朝，控制了巴勒斯坦。塞琉古王朝推行希腊化政策，洗劫圣殿并将其改建为宙斯神庙，禁止信仰犹太教和割礼，违反者处以绞刑或钉死在十字架上。公元前166年，犹太人犹大发起了“马卡比起义”以反抗当局的宗教压制政策。犹大收复了耶路撒冷，洁净圣殿，张灯结彩，举行了为期八天的庆祝活动，此乃哈努卡节（灯节，Hanukah）的由来。公元前160年，犹大的兄弟约拿单和西蒙建立了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哈斯蒙尼王朝（公元前142～前63年），又称“马卡比王国”，犹太民族出现了短暂的中兴。马卡比王国是政教合一的王国，犹太教祭司享有较大的权力。
公元前63年，罗马统帅庞培率军攻陷耶路撒冷，闯入内殿，但未损毁圣殿。公元前40年，罗马人的附庸希律统治犹太人，成为犹地亚（罗马征服后对犹大的拉丁文拼写）地区的实际统治者。独裁专制的希律开疆拓土，引进希腊的建筑风格，耶路撒冷因其壮丽辉煌号称“希律的都城”。
公元前4年希律死后，罗马帝国在犹地亚设立行省，由总督统辖。罗马总督施行暴政，巴勒斯坦犹太人的处境十分悲惨。犹太人除了承担繁重的苛捐杂税外，还要遭受宗教迫害。罗马统治当局明令禁止犹太人进入耶路撒冷，废止安息日，废除犹太教戒律，不得施行割礼。犹太民族产生分化，部分攀附罗马权贵的祭司阶层压迫犹太民众，犹太人起义不断。公元66年，犹太战争爆发，起义军因寡不敌众而失败，大批犹太人被屠杀。公元70年阿布月（相当于公历7月份）9日，罗马人攻进耶路撒冷，双方在圣殿区展开决战。最后，罗马第十军团控制了耶路撒冷，圣殿被夷为平地，化作一片废墟，此即圣殿被毁日的来历。耶路撒冷城被攻破后，九百多名犹太人退守马萨达要塞。公元73年4月15日，他们集体自杀。“马萨达精神”体现了酷爱自由、捍卫正义、视死如归的犹太精神与气节。
公元118年哈德良即位后，决定将耶路撒冷建成具有希腊特色的城市，并改名为埃利亚卡皮托利纳。公元132年，犹太人为了反抗哈德良禁止其施行割礼和重修圣殿，在巴尔·科赫巴的领导下揭竿而起。初期，犹太人曾夺回耶路撒冷，虽然圣殿已不复存在，但仍有很多犹太人前来朝圣、献祭。起义者坚持了3年，135年圣殿被毁纪念日，耶路撒冷陷落。罗马人大肆蹂躏圣城，圣殿遗址被翻耕成田，并将犹太人逐出巴勒斯坦。被杀或被出卖为奴的犹太人竟达50万之多，除加利利地区还有一些犹太人外，大部分幸存者逃离巴勒斯坦。从此，犹太人作为一个主体民族在巴勒斯坦的历史宣告结束，开始了长达1800多年的“大流散”（Diaspora），其地域包括小亚细亚、阿拉伯半岛、两河流域、北非以及欧洲各地。犹太人成了一个没有祖国、颠沛流离、漂泊四方的民族，他们与巴勒斯坦之间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联系，而耶路撒冷就是其精神寄托。
公元135年之后，罗马人在废墟上重建了耶路撒冷，但禁止犹太人入内。犹太圣殿的可见遗迹仅剩下了西部的一段基座，即圣殿区西墙的一部分，即一堵长52米、高19米的大墙，即“西墙”。犹太人认为这是当年圣殿的唯一遗迹，因而成了处于流散状态的犹太人千百年来的精神寄托，被视为犹太教最神圣的地方和犹太民族往日辉煌的象征。每当犹太教徒在这里面壁祈祷时，不禁潸然泪下， “哭墙”因此而得名。犹太人习惯称之为“西墙”。事实上，该墙也是阿克萨清真寺西院墙的一部分。16世纪初期，奥斯曼苏丹苏莱曼一世征服耶路撒冷，并给予犹太人在西墙前祈祷的特权。
中世纪，基督教盛行于欧洲，并成为统治者迫害犹太人的工具。由于它与犹太教之间的渊源关系和教义上的分歧，基督徒将犹太人视为“贱民”“杀基督者”“上帝的弃民”“道德上的麻疯病患者”。罗马教廷和欧洲世俗君主对犹太人的种种苛刻禁令和严厉暴行，使犹太人的心灵和肉体遭受着巨大磨难。在这段异常黑暗的历史时期，犹太人只能将全部希望寄托于对犹太教的虔诚信仰，在精神上寻求耶和华的庇护，期待摆脱苦难，复国愿望成为他们在绝望中的一种自我救赎方式。他们通过宗教仪式和文学作品等多种方式，在精神上与故土保持着独特而牢固的联系，表达对复国的渴望。他们虽然身处“隔都”，但每天都要面向耶路撒冷朝拜三次。在庆祝逾越节的晚宴上，全世界的犹太人都在用希伯来语庄严地宣布：“明年在耶路撒冷见。”建造房屋时，总要留出一部分不加装饰，以纪念被毁的耶路撒冷。举行婚礼时，要打碎一个玻璃杯，借以提醒人们圣殿尚未修复不宜纵欢作乐。一些犹太人常随身携带一小袋来自圣地的泥土，死后安放在墓穴里，象征死者最后安息在圣洁的土地上。在犹太人心目中，耶路撒冷是他们的精神寄托和梦寐以求的圣地。犹太人世世代代向往锡安山，希望有朝一日返回巴勒斯坦，实现其复国的愿望。
总之，1800年的大流散从未撼动耶路撒冷的神圣地位。耶路撒冷是犹太教的精髓和化身。犹太教充分表达了犹太人对圣殿的怀念之情，加强了他们与耶路撒冷之间的精神联系。犹太教体现了犹太民族意识，是维护民族生存、保持民族传统、增强民族凝聚力、防止被异族同化的精神武器。
2．基督教与耶路撒冷
出现于公元初年的基督教最初只是犹太教的改良教派，它同传统犹太教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承认耶稣为“弥赛亚”（救世主）。在早期阶段，基督教与犹太教并无明显区别。其信徒坚守犹太律法，只在犹太人中间传播，并围绕圣殿进行宗教活动。从经典上说，基督教与犹太教共奉《旧约》。在耶稣时代基督教仍只是犹太教的一个小的支派，从保罗开始，经过一系列的斗争，基督教才逐渐摆脱犹太教信仰影响而分化出来。因此从亲缘上说，犹太教是基督教的母教。然而，正是由于作为犹太教徒的耶稣在宗教体验和对犹太教教义理解上产生了非常的领悟，从而使犹太教很小的一支得以偏离原有轨迹，自成宗教并独立开来。由于耶路撒冷是犹太教的圣城，基督教便从一开始就与其有天然联系，密不可分。
基督教的出现始于一个犹太人——耶稣。从年代来看，《马太福音》载“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21]。希律时代是犹太古史中最后的辉煌时代。以东人[22]希律并非犹太人，更谈不上大卫的后代。他由罗马政府扶植为王，在位时间自公元前40年开始，共历32年。据威尔·杜兰计算，耶稣约出生于公元前2年至1年[23]。因此，耶稣生活的时代大约在自希律王晚期至罗马帝国将巴勒斯坦地区并入叙利亚行省这一时期。
希律王为人狡黠残暴，但能力颇强。有学者总结道：“希腊那个时代产生很多这样的人，有知识而无道德，有能力而无顾忌，有勇气而无忠贞，而希律的性格则正是那个时代的典型。”[24]他崇尚希腊文化，在耶路撒冷大兴土木，修建了辉煌的行宫，修筑城墙，重建了圣殿，极力在罗马和犹太人之间寻找平衡点。希律死后，犹太人的君主制被罗马政府取消，犹大与撒玛利亚并入叙利亚行省，由罗马总督掌握政权。彼时，罗马总督在巴勒斯坦地区大肆搜刮，犹太上层祭司贵族依附于罗马人，助纣为虐，社会矛盾异常尖锐。为使犹太人屈从于帝国统治，罗马人刻意将总督府设于凯撒利亚，以降低耶路撒冷的地位。除横征暴敛外，罗马人还禁止犹太人进入耶路撒冷圣殿，对犹太人的宗教文化实行压迫政策。亦不时进入圣殿掠夺财富，不断引起犹太人的各种反抗力量抗争。犹太人在现实生活中悲观绝望，“巴比伦之囚”时期弥赛亚观开始盛行，人们将希望寄托于救世主弥赛亚的身上。耶稣便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诞生的。
从耶稣开始，耶路撒冷在基督徒心目中便具有非凡的意义。耶稣的出生、成长、传教、死亡和复活都是在巴勒斯坦地区，一生在耶路撒冷留下了很多传说与遗迹。
耶稣是犹太人，出生于耶路撒冷以南17千米的伯利恒一个叫马赫德的山洞，后随家人向北迁移到加利利的拿撒勒地区。当时，犹大和撒玛利亚地区虔诚的犹太人每年都要跋涉到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耶稣也随家人去过耶路撒冷，他虽然没有接受过正统的教育，但却自小就熏陶在浓厚的宗教家庭氛围中。在他12岁的时候，随父母去耶路撒冷过逾越节，在圣殿中陶醉于教师讲经而不知返。直到父母再次返回圣殿寻找他，才发现他在听讲并参与讨论。
大约在30岁时，耶稣由“施洗者”约翰受洗于约旦河，之后自加利利地区开始传教活动。当时犹太教主要分四个大的教派，即法利赛派、撒都该派、苦修的艾赛尼派和狂热的奋锐党人。底层社会的出身和经历成为他对犹太教产生不同理解的重要来源。在日常生活中，耶稣接触了犹太教各教派的状况，他的门徒里有渔民、小税吏、奋锐党人等中下阶层。从一开始，耶稣就对耶路撒冷怀有特殊的情感。他在传教中对听众告诫“也不可对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君的京城”[25]。耶稣一生都只在巴勒斯坦地区活动，他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26]因此，罗马统治者认为基督教是犹太教的一个教派，对基督徒和犹太教徒横加迫害。耶稣并没有逃避，而是坦然面对双方之间的冲突。
《圣经》各福音书均载耶稣先后三次预言自己的死及复活。他曾借耶路撒冷抨击犹太贵族祭司阶层，“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有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不愿意。”[27]为之而哀哭并决意去耶路撒冷过逾越节。耶稣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引起极大的轰动，福音书称之为“荣入圣城”。《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记载了耶稣骑驴入城的场景。信众将衣服和树枝铺在道路上迎接耶稣的到来。耶稣入城后首先清理圣殿，“赶出殿里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殿里经过”[28]。这一斗争招致祭司贵族的愤恨。同时，随着传教活动的开展，耶稣日益相信自己是犹太人的救世主（弥赛亚），从而引起罗马统治者的惶恐。耶稣在逾越节设立圣餐与众门徒共同纪念，之后因犹大的背叛而被捕，公审受鞭挞后头戴荆棘冠，被钉于耶路撒冷城郊各各他地的十字架上身亡，相传三日后复活。如今，耶路撒冷老城区的苦路相传为耶稣殉道时背负十字架走过的路。
耶稣死后，其兄弟“公义者”雅各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众门徒继续遵循耶稣的宗教信条，聚集于耶路撒冷地区，围绕圣殿进行宗教活动。逐渐形成早期的基督教社团，被称为耶路撒冷教派。这一时期基督教会仍未脱离犹太教的形式，他们只在犹太人中传播，仍坚守律法，在圣殿礼拜。早期基督教社团过着一种原始的共产主义式生活，崇尚苦修，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信奉公义、平等的原则。“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29]崇信耶稣使得他们仍然受到罗马帝国的压迫。因此，保罗和彼得等人开始逃出耶路撒冷，向外传教。
保罗出生于法利赛人家庭，少年时被父亲送入耶路撒冷接受犹太律法的教育，并且承袭了其父罗马公民的身份。保罗原是犹太教徒的迫害者，后获彼得的宽恕皈依基督教，彼得说服耶路撒冷教会将向外邦人传教的使命交给保罗。保罗先后传教三次，第一次传教回归后与耶路撒冷教会进行争论，双方达成“耶路撒冷协议”[30]，在此期间保罗提出著名的“因信称义”信条；第二次传教回归后进入圣殿问安；最后一次途经耶路撒冷时向教会捐助。从保罗开始，基督教与犹太教正式分离，走上两条完全迥异的轨迹。保罗使外邦人可以信奉基督教而不必遵循犹太人严苛的律法，也试图将希腊文化与基督教信条调和起来。自此之后，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广泛传播开来。
基督教与罗马帝国的关系在二三世纪时处于时好时坏的状态，罗马帝国对基督教由迫害逐渐向利用转变。至4世纪时，基督教已成为罗马帝国维护统治的重要手段之一。在公元311年和公元313年，奉行改革政策的君士坦丁大帝先后两次发布《宗教宽容敕令》，以公元313年在意大利颁布的“米兰敕令”最为著名。敕令宣布帝国境内有信仰基督教的自由，发还已被没收的教会财产，从而拉开罗马帝国利用基督教作为统治工具的序幕。公元324年，君士坦丁大帝统一帝国全境，他格外垂青耶路撒冷，因为“主耶稣基督之死使它成为基督教的中心”[31]。公元326年，君士坦丁之母圣海伦娜前往耶路撒冷朝圣，亲自确定了几处圣址，将“希腊化”时期修建的维纳斯神庙拆除，在原址上建起了“圣墓教堂”（又称“复活教堂”），据说那里是耶稣遇难和复活的地方。圣海伦娜还在耶稣诞生地伯利恒修建了“圣诞教堂”（即马赫德教堂），使伯利恒这个耶路撒冷以南的小村庄成为与耶路撒冷有连带关系的基督教圣地，16个世纪之后联合国分治决议中将伯利恒划入耶路撒冷特别行政区的根源即在于此。首批基督教大教堂于公元336年完工。这意味着，耶路撒冷从此成为基督教不可替代的永久圣地。随后的300年间，耶路撒冷的基督教教堂数目维持在30个左右，在原犹太教耶和华圣殿废墟上建起的是“圣母教堂”。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公元638年伊斯兰教势力占据耶路撒冷。在此期间耶路撒冷成为当时基督徒最著名的朝圣圣地之一，耶路撒冷教会在当时以宗教仪式的纯正和严谨著称，它的宗教仪式被其他教区的信众所崇敬和模仿。
随着罗马帝国的支持和基督教教会自身的发展，主教的权利也在增加。在公元325年的尼西亚会议上，除确立“三位一体”为正统教义，镇压阿里乌斯派外，君士坦丁还按照罗马行省区划，赋予罗马、亚历山大里亚、安提阿主教“宗主教”的称号，以扩大他们的权利。耶路撒冷被正式列为圣地，仍属于凯撒利亚宗主教，地位列于三大宗主教之后。至公元343年撒狄卡会议，君士坦丁堡主教获“宗主教”。公元451年查尔西顿会议，耶路撒冷主教也被确认为“宗主教”。宗主教驻地在耶路撒冷，全称为耶路撒冷圣城及全巴勒斯坦希腊正教会。至此，基督教五大教区得以确立。
君士坦丁时代，虽然仍禁止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居住，但允许他们在每年的圣殿被毁日（犹太历阿布月9日）到西墙前祈祷。拜占庭帝国时期，宗教政策相对宽容，从5世纪开始，允许犹太人重新在耶路撒冷定居。
7世纪前后，伊斯兰教兴起。耶路撒冷是当时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为数不多的希腊化城市之一。伊斯兰教势力扩张时期，耶路撒冷因其圣城地位而免于战火。穆斯林承认有经典的其他天启宗教，比如犹太教和基督教。638年，哈里发欧麦尔攻占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主教索弗拉那斯与欧麦尔谈判，签订“欧麦尔契约”。即解除武装，向穆斯林缴纳贡税作为保护的报酬，同时穆斯林给予他们合法的宗教地位和宗教信仰自由。[32]在以后的4个世纪里，穆斯林犹太人和基督徒基本上是和平共处的。800年，查理曼加冕为帝时，耶路撒冷主教还将圣墓教堂的钥匙送给查理曼以作贺礼。至11世纪初，游牧的塞尔柱突厥人从中亚细亚南下，进入叙利亚地区。1071年，塞尔柱突厥人攻掠耶路撒冷，并切断了欧洲基督徒朝圣路线，城内基督徒处境险恶。
阿拉伯穆斯林的急剧扩张使得基督教原亚洲领地不断丢失，“更具体地说，十字军战争乃是基督教的欧洲对穆斯林的亚洲的反作用。”[33]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在法国克莱蒙（或译克勒芒）召开宗教大会，号召夺回圣墓，拯救圣地耶路撒冷。因响应军队均佩戴十字徽章而称十字军。1099年6月7日，十字军4万余人兵临耶路撒冷城下。7月15日，十字军从一年前抢先占领耶路撒冷的埃及穆斯林手中夺取该城，数以万计的穆斯林和犹太人惨遭屠杀。
十字军先后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了4个拉丁王国，包括耶路撒冷王国、埃德萨伯国、安条克公国和的黎波里伯国，后三国在名义上隶属于耶路撒冷王国，因此四国统称为耶路撒冷王国。在耶路撒冷，十字军将清真寺改建为基督教堂，并将约旦河以东的阿拉伯基督徒迁往被腾空的犹太区，从而开创了阿拉伯基督教社团在耶路撒冷存在的局面。88年之后，库尔德人萨拉丁率穆斯林军队收复耶路撒冷，欧洲基督徒在交付罚金后离去，阿拉伯基督徒被允许继续留在耶路撒冷，犹太人也获准返回。1229年，基督教势力取得了对耶路撒冷的控制权。
十字军东征期间，特别是建立耶路撒冷王国之后，因现实需要组建了若干宗教骑士团。王国成立后，大多数人认为十字军征服的目的已达到，加之对气候的不适应和对家乡的思念，陆续返回欧洲。耶路撒冷等新成立的拉丁王国军事力量急剧衰弱。同时，王国成立后新来的欧洲人良莠不齐，多为社会底层人员，成分复杂，社会问题凸显。宗教骑士团便肩负起军事使命。主要的骑士团包括圣殿骑士团、医护骑士团和条顿骑士团。圣殿骑士团成立于1119年，总部设立于耶路撒冷所罗门圣殿旧址，以保护圣地、保护朝圣者为宗旨，“宣称将永远过一种清贫、忠贞和顺从的生活”[34]。1291年十字军东方属地完全丧失后主要活动于法国。1312年教皇克力门五世时解散。医护骑士团成立于1099年，总部设于耶路撒冷圣墓大教堂正南方的土地上，主要从事医疗和慈善工作，1834年总部迁至罗马康德堤大街68号。条顿骑士团1190年成立于阿克，主要活动范围在德意志地区和东欧，19世纪初被拿破仑解散。
从五六世纪开始，隐士修道就开始在巴勒斯坦地区盛行。在十字军东征期间，针对反对天主教会腐化的一系列异端运动，天主教会建立了一些托钵修会和异端裁判所。其中，由意大利人伯尔力都于1156年成立的加尔默罗会成立于巴勒斯坦地区的加尔默罗山。在耶路撒冷宗主教的帮助下创建隐修院。13世纪中叶时从巴勒斯坦逐渐转移向西欧，并由隐修会变为托钵修会。1378年至1417年天主教会大分裂期间逐渐衰落。加尔默罗会会规要求会众安贫、守贞、服从、静默和斋戒。并于1452年为女修道者建立“第二会”，16世纪又为世俗信众建立“第三会”。
奥斯曼帝国时期，帝国统治者对基督教徒采取开放耶路撒冷、不干涉基督教各教派对圣地的争夺的策略，以便对耶路撒冷基督教社团分化瓦解、平衡管理。苏莱曼时期，为了共同应对哈布斯堡王朝，奥斯曼帝国与法国结盟，并在1535年首肯由法国国王支持的耶路撒冷方济各会管理基督教圣地。16～17世纪，耶路撒冷基督教社团各教派（先后有方济各会、希腊东正教、罗马天主教会、亚美尼亚教会等）围绕伯利恒的星洞遗址、圣墓教堂等圣地遗产进行反复争夺。1683年，奥斯曼帝国围攻维也纳失败后，帝国开始衰微，耶路撒冷圣地问题日益受到西方基督教国家的影响，逐渐成为所谓的“东方问题”的一部分。
目前，耶路撒冷老城西北部为基督教区。基督教区为东正教拉丁教会（即耶路撒冷正教会），宗主教为福阿德·特瓦尔（Fouad Twal），教区统辖以色列、巴勒斯坦、塞浦路斯及约旦等国的拉丁教会。
3．伊斯兰教与耶路撒冷
伊斯兰教进入耶路撒冷的时间虽晚于犹太教和基督教，但其影响力却毫不逊色。自638年欧麦尔占领耶路撒冷后，除十字军征服的百余年间，这座城市基本处于穆斯林控制之下，城内居民也以穆斯林为主体，直至19世纪中叶犹太人大量回归。
按照伊斯兰教义，因为先知穆罕默德“夜行登霄”的缘故，确立耶路撒冷在伊斯兰教中的圣城地位，成为仅次于麦加和麦地那的第三大圣地。据《古兰经·夜行篇》（17：1）以及其他伊斯兰教文献记载，621年7月27日，为了躲避倭马亚家族的迫害，穆罕默德藏匿于妹妹温母哈尼家。夜幕时分，真主命令天仙哲布勒伊莱（折不里勒）唤醒了穆罕默德，引领他骑上神马“卜拉格”，从麦加飞到耶路撒冷。相传，穆罕默德曾将神马拴在犹太圣殿遗址“西墙”边，故称之为“飞马墙”。随后，神马从叶尔孤卜石上腾空而起，升入七重天。穆罕默德遨游七重天，与易卜拉欣（亚伯拉罕）、穆萨（摩西）、尔萨（耶稣）等先知相会，并接受天启，规定穆斯林每日礼拜五次。黎明前，天仙哲布勒伊莱牵上神马接应穆罕默德重返麦加。“登霄”预示着先知穆罕默德即将摆脱窘困的境况和转机的到来，影响深远，并由此产生了伊斯兰教的登霄节。伊斯兰教历7月27日是登霄节。
638年，穆斯林远征军兵临城下，耶路撒冷的基督教社团被迫投降，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亲自受降。在耶路撒冷大主教索弗拉那斯的陪同下，欧麦尔视察了圣殿区，下令在叶尔孤卜石上建造一座清真寺。叶尔孤卜石也称登霄石，呈不规则形状，南北长17．7米、东西宽13．5米、高约1．2米，即传说中亚伯拉罕献子祭神和大卫建立耶和华祭坛的摩利亚山顶岩石。最初的清真寺比较简陋，直到第二次伊斯兰教内战期间，哈里发阿卜杜·马立克为了同占领麦加的伊本·祖白尔抗衡，吸引更多的穆斯林赴耶路撒冷朝觐而得以扩建。668～691年，岩石圆顶清真寺落成，又称萨赫莱清真寺或石殿。该清真寺面积26万平方米，呈八角形，结构严谨，造型美观，色彩绚丽，巨大的圆顶引人注目。这是耶路撒冷最重要的伊斯兰教建筑，也是世界建筑史上的一件罕见的艺术杰作。
709年，马立克之子瓦立德又在岩石圆顶清真寺以南 ，原基督教圣母教堂遗址上建造了阿克萨清真寺，意为“最远的”，故又称“远寺”。阿克萨清真寺的规模仅次于麦加禁寺和麦地那先知寺，是世界上第三大清真寺，被视作“尊贵禁地”。该寺的建筑风格比较独特，没有宣礼塔，全寺由280根石柱支撑，规模宏大，气势雄伟，颇为壮观，被西方学者誉为地球上最豪华最优美的建筑物之一。
岩石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的落成，真正确立了耶路撒冷作为伊斯兰教第三大圣地的神圣地位。大约从11世纪起，巴勒斯坦人习惯称之为“古德斯”，即“圣城”之意。
事实上，耶路撒冷之所以成为伊斯兰教圣地，与犹太教对早期伊斯兰教的影响密不可分。先知穆罕默德在创教活动中，由于受到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影响，很早就确立了耶路撒冷的神圣地位。622年“徙志”后，为了得到麦地那犹太社团的支持，曾沿用犹太教的一些习俗，包括以耶路撒冷为礼拜的朝向，称为“第一朝向”。随着穆斯林自身实力的壮大以及与当地犹太社团的决裂，623年后改向麦加克尔白朝拜。
在伊斯兰教的形成过程中，穆罕默德的一神思想、伊斯兰教的经典、基本教义和宗教习俗等都深受犹太教的影响。从教义思想、教规和宗教活动上看，伊斯兰教在很多方面都与犹太教相同。
“希伯来人先于任何其他民族，以清楚的一神观念，昭示全世界的人，他们的一神论，是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信仰的渊源。”[35]在阿拉伯人从分散的氏族部落信仰逐渐向统一的民族宗教演变的过程中，“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教义和神话在阿拉伯一些地区的流传也起到了催生阿拉伯一神观念的催化作用”。[36]事实上，“跟伊斯兰教接近的，是《旧约》的犹太教，而不是《新约》的基督教”。[37]从教义思想、教规和宗教活动上看，伊斯兰教在很多方面都与犹太教相同。诸如：穆斯林崇尚绝对意义上的一神教，坚信安拉是唯一的、一切的真主，穆斯林不需要通过中间力量就可以接近真主；在饮食上区别“洁净”与“不洁”的动物；清真寺的地位、作用与犹太教会堂相同，祈祷时均有人领祷、信众应和等。追根溯源，犹太教在阿拉伯半岛的传播，对伊斯兰教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两者之间的关系也许可以用酵母与面团的关系来比拟。”[38]
（1）一神教对阿拉伯人多神信仰的冲击
阿拉伯半岛是闪族的发源地，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同出一源。在相貌和心理等方面，阿拉伯人所保有的闪族人特征要比犹太人丰富得多。在远古时代，他们来往密切，相互联姻，是血脉相通的近亲。在地理上，阿拉伯半岛与巴勒斯坦毗邻，自古就有商路相连。公元前2世纪，阿拉伯半岛上就有犹太人定居。公元70年第二圣殿被毁，尤其是公元135年巴尔·科赫巴起义失败后，阿拉伯半岛的犹太人数量激增。“犹太人的殖民地，曾兴盛于麦地那和北部希贾兹的各个绿洲里。”[39]犹太人擅长耕作，更以金工著称，其冶金、铸铁、金银器加工、武器制作等技艺高超。他们注重保有其犹太传统，“阿拉伯半岛的犹太社团以及犹太教会堂和圣经学院曾积极活动。这个犹太社团有悠久的传统，它与巴勒斯坦和巴比伦的犹太人经常进行思想交流。”[40]同时，“有的还研究过希腊的哲学、文学和罗马法典，将它融于犹太教的教理里，形成一种宗教哲学传入阿拉伯”[41]。
在穆罕默德创教前百余年间，特别是公元6世纪下半叶，阿拉伯半岛原始的拜物教已不能满足人们的精神愿望，社会变革的时机日臻成熟。面对日益加剧的社会危机，摆脱困境、抵御外族入侵、实现部族联合和建立统一国家成为社会各阶层的共同愿望，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希贾兹（汉志）在文化、宗教和物质生活等方面都受到外界的影响，其中包括来自犹太教的影响。“遍布阿拉伯半岛的犹太人把希伯来人的神话故事带到了阿拉伯人中间，并对阿拉伯世界注入了一神思想以及创世、救赎、魔鬼、撒旦、地狱等观念。”[42]在半岛南部的也门地区得以传播，当地不少部落皈依犹太教。希木叶尔人统治也门期间，在国王“左·努瓦斯的保护之下，犹太教似乎曾达到国教的尊严地位”。[43]麦地那有2万犹太人，他们“自认为在学问上高人一等，当地人多模仿他们”。[44](www.xing528.com)
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一神教义、传统及风俗在半岛地区的流传，促使阿拉伯人中出现具有一神论倾向的哈尼夫（意思是真诚者）运动。哈尼夫派自称为易卜拉欣（阿拉伯人对亚伯拉罕的称谓）的追随者。在《古兰经》[45]中，易卜拉欣“既不是犹太教徒，又不是基督教徒。却是一个崇信正教，归顺真主的人”[46]；是真主的“至交”[47]；克尔白的奠基者[48]。哈尼夫派多隐居山洞，修身养性，寻找正道，不再相信拜物教，他们把古莱什人崇信的真主（安拉）奉为高于一切的主神。哈尼夫派所从事的宗教运动，“虽然没有形成系统的纲领，也没有成为完整意义上的宗教，但它的基本主张如崇拜一神、反对偶像、追寻正道等完全脱胎于犹太教，并对伊斯兰教的兴起产生了很大的影响”[49]。穆罕默德的表兄倭马亚（卒于624年）和妻子赫蒂彻的堂兄韦赖盖就是哈尼夫派的代表人物。哈尼夫派的存在“对伊斯兰教的产生起到催化和媒介的作用”[50]，“如果没有哈尼夫教派的影响，穆罕默德开创一神信仰的伊斯兰教是不可能的”[51]。
依据伊斯兰教的传说，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是易卜拉欣的后代，出身于阿拉伯古莱什部落的哈希姆家族。家道中落、命运不济的他，年满12岁便随商队远赴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等地经商，往返于希贾兹，广泛接触社会，眼界大为开阔。尽管穆罕默德不会书写，但他生性好静，才思敏捷，勇于探索，尤其是结识了对其影响至深的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增长了宗教知识。“由于他的社会阅历以及对半岛宗教、社会情况的认识，对当时阿拉伯社会症结和群众的要求有所体察，并被历史潮流所推动登上了巨大的历史舞台。”[52]
创教之初，穆罕默德宣称伊斯兰教继承了易卜拉欣的宗教，承认自己是犹太教经典《旧约·申命记》中预言的先知之一。《古兰经》中有这样的启示：“你说，‘我的主已指引我一条正路，即正教，崇正的易卜拉欣的宗教’。”[53]穆罕默德创立的伊斯兰教是“继犹太教和基督教之后的第三种一神教，也是最后的一种一神教。从历史上来说，这种宗教是那两种宗教的支派，也是一切宗教中与那两种宗教最相近的。这三种宗教，是同一种精神生活——闪族生活——的产物”[54]。当然，作为一种坚持阿拉伯地区本土文化的世界性宗教，伊斯兰教的作用远远超越了犹太教。
（2）犹太教对伊斯兰教经典的影响
《古兰经》共有30卷114章6236节，其中与《旧约》内容类似的约有1500多节，占整部经文的1/4。这类相似的经文体现宇宙一神、开启经典等概念，反映了伊斯兰教与犹太教的渊源关系。在古典伊斯兰时代，穆斯林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渠道接触到犹太教经典。
首先，穆斯林直接阅读犹太教经典。伊斯兰教承认犹太教的先知并尊重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经典。穆罕默德指出，他的宗教与犹太教和基督教同源于“开经原本”。伊斯兰教兴起之初，犹太人与穆斯林基本上是和平共处，有些穆斯林仍然诵读犹太教经典。伊本·赛阿德在《人物传记》中引述了麦依姆奈的一段话，她说：“我父亲每七天读一遍《古兰经》，每六天读一遍《旧约》，诵读的最后一天，很多人都来听经。我父亲说：诵经结束时，将有天恩降世。”[55]
其次，犹太人皈依伊斯兰教，使犹太文化直接渗入穆斯林文化。犹太教徒改奉伊斯兰教者很多，在也门地区有卡尔白·艾哈巴尔、瓦哈卜·本·穆奈比海等人。皈依伊斯兰教的犹太人甚至成为圣门弟子和再传弟子，以及阿拔斯王朝初期的圣训学家，其佼佼者为艾布·欧贝德·麦阿麦尔·本·穆赛那。[56]阿拔斯王朝历史学家、语言学家伊本·古太白在《知识篇》[57]中云：“《古兰经》念诵家哈伦·艾阿瓦尔·本·穆萨是犹太人，后来皈依了伊斯兰教。艾斯麦仪说哈伦讲过这样的话：以前我用希伯来文将亚当读成伊扎姆。”[58]
再次，犹太人与穆斯林之间的辩论。为了宣传和维护自己的宗教，知彼知己，双方均致力于研究对方的宗教，以从中找到驳斥对方的论据。双方的辩论，使犹太文化与伊斯兰前文化得到了更高层次的交流以及更广泛的传播。伊斯兰古籍中有很多这类记载，最具代表性的是居住在麦地那的古来扎犹太部落的奥斯留下的诗句。奥斯的妻子皈依了伊斯兰教，规劝丈夫改宗，奥斯吟诵道：
吾妻邀我奉真主，
我请我妻信耶和华；
我有摩西的经典，
她有穆罕默德的教导；
各自都说自己的宗教好，
都认为自己找到了正道。[59]
通过以上三个主要途径，以色列的传说和犹太教文化在穆斯林中广泛流传，久而久之便被内化吸收了，逐渐成为伊斯兰教的传说。穆斯林十分重视移植犹太人的宗教传说，尤其是先知的故事。在众多的先知中，有315位使者，其中知道名字的只有28位，24位都出自《圣经》。诸如，阿丹（亚当）、努海（挪亚）、易卜拉欣（亚伯拉罕）、阿宰尔（他拉）、易司玛仪（以实玛利）、易司哈格（以撒）、鲁脱（罗得）、叶尔弧白（雅各）、优素福（约瑟）、穆萨（摩西）、塔鲁特（扫罗）、达伍德（大卫）、素赖曼（所罗门）、易勒雅斯（以利亚）、艾优卜（约伯）、优努斯（约拿）等多次出现于《古兰经》。在所有的先知当中，最著名的是阿丹、努海、亚伯拉罕、穆萨、尔撒（耶稣）和穆罕默德，穆罕默德是“封印”的先知，以后再不会出现先知。
伊斯兰教还强调穆罕默德以前的先知都得到过真主的启示，接受过真主赐予的经典，而安拉先后降世了104部经典。 《古兰经》里提到4部，即《讨拉特》（《摩西五经》）、《则逋尔》（《诗篇》）、《引支勒》（《福音书》）和《古兰经》，并阐述其关系。
“《古兰经》所叙述的历史故事，除少数外，几乎在《圣经》里都有类似的故事”，[60]尤其是与犹太教律法书《讨拉特》（《摩西五经》，《旧约》的前五卷）相似的地方最多。据《古兰经》记载：“我确已降示《讨拉特》，其中有向导和光明，归顺真主的众先知，曾依照它替犹太教徒进行判决”[61]；“我在众使者之后续派尔撒·麦尔彦之子以证实在他之前的《讨拉特》，并赏赐他《引支勒》，其中有向导和光明，能证实在他之前的《讨拉特》，并作敬畏者的向导和劝谏。”[62]
《古兰经》证实以前的经典，并澄清以往的一切歪曲与篡改。正如经文中说的：“我们确已听见一本在穆萨之后降示的经典，它能证实以前的天经，能指引真理和正路”[63]；“这部《古兰经》不是可以舍真主而伪造的，却是真主降示来证实以前的天经，并详述真主所制定的律例的。其中毫无疑义，乃是从全世界的主降示的”。[64]
《古兰经》从不否认与犹太教、基督教经典的关系。《古兰经》里屡次提到《讨拉特》和《引支勒》是真主的启示，要求穆斯林尊重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经典。经文中说：“信奉天经的人啊！你们为什么和我们辩论易卜拉欣〔的宗教〕呢？《讨拉特》和《引支勒》是他弃世后才降示的。难道你们不了解吗？”[65]穆斯林对《旧约》大体有三种看法：其一，《旧约》的全部或者大部分内容已被犹太人篡改过，世人所见到的内容已不是摩西所受启于上帝的原本经典；其二，《旧约》的正文还是上帝的启示，犹太人只篡改了注释部分；其三， 《旧约》基本保持了上帝降给摩西时的原貌，犹太人篡改《旧约》的观点只是基督教的指责而已，没有任何证据。
伊斯兰教的经注学家们常常利用《旧约》的内容与风格来诠释《古兰经》。由于受犹太教与犹太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许多伊斯兰经注学家大量引用犹太人的观点来阐释宗教要义。在塔巴里的《古兰经注》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经注学家如何用《旧约》来诠释《古兰经》。他们时而引用瓦哈比·本·穆奈比海的说法，时而转述以色列人的诠释，对于凡是在《古兰经》中出现的来自《旧约》中的故事，他们都采取这样的做法。正如伊本·赫尔东在《历史绪论》中所说的，这些人并不都是精通犹太教的学者，其中有些人只是普通的犹太人，“他们的知识并不比一般有经典的人丰富。经注学家却不管这些，到处引用他们的诠释。这些‘以色列式’的诠释越来越多，就连赛阿里比的《先知的故事》等书中都充斥了这类内容”[66]。
总之，《旧约》与《古兰经》的部分内容是相似的，但二者的讲述方式有所不同。“《古兰经》仅以鉴诫为宗旨，不涉其细节，不载其事件经过及发生事件的地点和人名，只点其精华，以为殷鉴。”[67]
（3）伊斯兰教对犹太教教俗礼仪的继承
伊斯兰教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犹太教的教俗礼仪，在外人眼里甚至很难将二者区分开来，例如从中国元代起，把犹太人直接并入回回（回族），先后称之为“术忽回回”“蓝帽（青）回回”等。在穆斯林看来，既然犹太教徒与基督教徒都是“有经人”，属其同道者，那么就应该得到尊重。《古兰经》中真主对穆罕默德有这样一段启示：“你说：‘我们确信真主，确信我们所受的启示，与易卜拉欣、易司马仪、易司哈格、叶尔孤白和各支派所接受的启示，与穆萨、尔撒和众先知所受赐予他们的主的经典。我们对于他们中的任何人，都不加以歧视，我们只归顺他。’”[68]又说：“信道者、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拜星教徒，凡信真主和末日，并且行善的，将来在主那里必得享受自己的报酬，他们将来没有恐惧，也不忧愁。”[69]
穆斯林与犹太人一样相信灵魂不灭，认为人应该对其尘世中的行为负责，正义是道德的最高标准。穆斯林和犹太人对于施舍（希伯来语叫策达卡，即慈善之举）也有共同的看法。“犹太教推崇慈善，在早期的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已开始了一种有组织的社会救济活动，以帮助社团内部的穷人或用于公益事业。后来，慈善就发展为一种宗教义务与社会责任。”[70]伊斯兰教认为施舍不是寻求博爱的行动，而是一种公义、仁爱和圣洁的行为，人类应该在尘世多行正义、完善道德，否则就要遭受惩罚。在《旧约》中，以上帝的名义要求雅各把收成的十分之一施舍给穷人，因此，“什一税”成为一种古老的传统。伊斯兰教则规定，有一定财产的穆斯林均要缴纳“扎卡特”（天课），即“五功”之“完纳天课”。此外，在《塔木德》与《古兰经》中都规定了一些诚信经商的原则。
对于犹太教的一些教规礼仪，穆斯林做了某些修改，但二者在形式上大致相同。
一是礼拜和朝向。伊斯兰教接受了犹太教的安息日，称之为主麻日，所不同的是用星期五代替了星期六。犹太教规定教徒每天要祈祷三次，伊斯兰教规定每天礼拜五次，而且祈祷前都要求净身，面朝固定的方向礼拜。伊斯兰教兴起之初，穆斯林与犹太教徒一样以耶路撒冷为礼拜方向。623年穆罕默德奉真主“启示”改定克尔白为礼拜朝向；628年宣布朝觐克尔白是伊斯兰教的“天命”；630年穆罕默德光复麦加后，清除克尔白内外360多尊偶像，天房遂成为穆斯林朝拜的中心。穆斯林相信，“为世人而创设的最古的清真寺，确是在麦加的那所吉祥的天房、全世界的向导。其中有许多明证，如易卜拉欣的立足地。”[71]
二是斋戒。犹太教对封斋有严格的规定，犹太人每年大约斋戒40天，伊斯兰教则定教历9月（拉马丹月）为斋月。
三是割礼。割礼仪式起源于犹太人，犹太男婴出生后第8天行割礼，伊斯兰教承袭了这一圣行，但穆斯林男孩是在7岁至10岁间接受割礼。
四是饮食禁忌。伊斯兰教与犹太教一样禁食猪肉和非正常死亡动物的肉、不得饮用动物的血液和含酒精的饮料。
五是历法。穆斯林吸取了犹太人的历法，实行太阴历。
由于教俗礼仪的相近，彼此容易接纳对方，双方关系相当密切。创教之时，男穆斯林可以同保持其原宗教信仰的犹太女子结婚。真主云：“曾受天经者的食物，对于你们是合法的；你们的食物，对于他们也是合法的。信道的自由女，和曾经受天经的自由女，〔对于你们是合法的〕”。[72]在交往过程中，穆斯林甚至把犹太人当成朋友。阿拉伯学者艾布·索利哈·麦斯欧迪写诗称赞那些与他们杂居在一起的犹太人：
尽管犹太人的宗教令人生疑，
我在他们之中找到了知己，
凭你的宗教起誓，
我和我的两位犹太朋友，
似水乳交融、亲密无比。
他俩是我结识的好友，
我获得了真诚的友谊。[73]
综上所述，源自犹太教的一神教观念深深触动和冲击了阿拉伯半岛上崇拜多神的拜物教。“哈尼夫派的产生开始了由多神转化为一个至高无上的万能神过程，为伊斯兰教的兴起铺平了道路。”[74]在伊斯兰教的形成过程中，穆罕默德的一神思想、伊斯兰教的经典、基本教义和宗教习俗等都深受犹太教的影响。认真研读《古兰经》后便不难发现，“穆斯林已把希伯来智慧的结晶吸收到他们宗教的经典中去了。阿拉伯人把各种精神财富融合成一个整体，同时也善于把民族不分地理和社会界限纳入一个唯一的大帝国。”[75]在帝国的鼎盛时代阿拔斯王朝时期，“犹太教式的和基督教式的传说、故事以及习俗等已渗入到穆斯林群体之中，使《古兰经》、圣训、教派、文学、习俗等都受到影响，并与伊斯兰—阿拉伯文化糅合在一起，成为当时文化中的两个组成部分。”[76]
4．共同的圣地，争夺的焦点
三大一神教的形成延续了1600年之久，在此漫长过程中，耶路撒冷先后成为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无可替代的宗教圣地。三大宗教圣地集于一城，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一起，这在世界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理应是耶路撒冷的骄傲。但由于三大宗教之间的特殊关系，即具有一神教的共性和教义上的延续性，而且在耶路撒冷的历史都曾间断过。历史变迁，各种宗教场所层层叠叠，犬牙交错。三大宗教圣迹都同样具有不可替代性和不可转移性，因此，共同的圣地却成了争夺的焦点，宗教冲突、民族矛盾异常尖锐。此外，各大宗教内部的争夺也十分激烈，如在奥斯曼帝国时期，耶路撒冷的拉丁教会、希腊东正教和亚美尼亚正教会之间的争斗曾一度上升为该地区的主要矛盾。
在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中，“耶路撒冷”都是“和平之城”的意思。然而，三千多年来，耶路撒冷却饱经沧桑，“和平之城”并不太平，数十个部落、民族、国家和宗教势力无休止地在此争夺，它曾37次被占领或遭兵燹[77]，在原址上重建过18次[78]，先后经历了希伯来人、巴比伦人、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英国人和以色列人的统治，参见下表。
耶路撒冷的历史变迁
续表
资料来源：改编自联合国文件A/1286号，即1950年1月13日查尔斯·T．布里奇曼教士致托管理事会主席的信件。
阿拉伯帝国时期，对耶路撒冷的政策比较宽松，基督徒和犹太人只要缴纳贡赋便可换取政治和信仰自由。与此同时，阿拉伯人陆续移入巴勒斯坦，并逐渐与当地人融合，形成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穆斯林与犹太人和基督徒基本上和平共处，耶路撒冷也免于战火。然而，969年埃及法蒂玛王朝统治耶路撒冷后，“和平之城”蕴藏杀机。996年哈里发哈基木即位，他彻底放弃伊斯兰教宽容的美德，无端地迫害基督徒和犹太人，捣毁基督教堂和犹太教会堂，其中包括耶路撒冷著名的圣墓教堂。1071年，塞尔柱突厥人攻掠耶路撒冷后，迫害基督徒的行为给十字军东征提供了口实。
教皇和欧洲的君主们以“从异教徒手中收回主的墓地”为口号，发动十字军东征。1095年，第一批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他们对穆斯林和犹太人格杀勿论，焚毁清真寺和犹太会堂。1099年7月15日，十字军在围城一个多月后，从一年前抢先占领耶路撒冷的埃及穆斯林手中夺取该城。十字军进城后，屠杀了城内数以万计的穆斯林和犹太人。十字军建立以耶路撒冷首都的拉丁王国，将清真寺改建成基督教堂，并将约旦河以东的阿拉伯基督徒迁往被腾空的犹太区，从而开创了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在耶路撒冷存在的局面。1173年，一个来到耶路撒冷的人说，耶路撒冷是一座小城市，充满了东正教教徒、亚美尼亚人、希腊人和格鲁吉亚人，只有200名犹太人住在城市的一角。
1187年，库尔德人萨拉丁率穆斯林军队收复耶路撒冷，灭拉丁王国。萨拉丁不仅是流芳百世的阿拉伯英雄 ，而且还创建了阿尤布王朝（1171～1250年），是一位广施仁政的苏丹。一方面，他招贤纳士，款待学者，在耶路撒冷的清真寺里开办学校，奖励对教义学的研究，积极促进伊斯兰教的发展和传播；另一方面，他对基督教和犹太教采取宽容政策，允许阿拉伯基督徒继续留在耶路撒冷，准许犹太人返回。因此，耶路撒冷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几大宗教团体和睦相处、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大好局面。此后，犹太人从未停止过回归耶路撒冷的努力。1212年，来自法国和英国的300名拉比及宗教学者集体定居耶路撒冷，奠定了重建耶路撒冷犹太社团的基础。
1219年，大马士革的苏丹下令摧毁城墙。1228～1229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组织了第六次十字军东征，基督教势力再次控制了耶路撒冷。腓特烈二世同阿尤布王朝达成协议，以帮助埃及苏丹卡米勒对付其政敌为条件，迫使阿拉伯人割让了耶路撒冷—伯利恒地区，但耶路撒冷伊斯兰教圣寺区仍归穆斯林管辖，开创了耶路撒冷“一城两制”的先例。1244年，穆斯林势力反攻获胜，埃及苏丹撒列哈利用花剌子模的一支土耳其军队再度夺取耶路撒冷。1247年，花剌子模被埃及人驱逐。1248年，教皇英诺森四世发动第七次十字军，但无法夺回耶路撒冷。此后，基督教势力永远丧失了对耶路撒冷的整体控制，耶路撒冷基督教社团一直得益于大国势力平衡而和平生存，直至今天；相反，穆斯林对耶路撒冷的统治几乎从未中断。
1260年，埃及马木鲁克王朝（1250～1517年）的骑兵夺取耶路撒冷，很多犹太人仓皇逃离。1482年，一个来此访问的多明我会教士说，耶路撒冷是一个“几个不同的民族生活在此的城市，它是所有罪恶的集合”。作为罪恶，他列举了阿拉伯人、希腊人、叙利亚人、东正教徒、景教徒、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玛洛尼教徒、贝督因人、刺客、回教徒和“最可憎的”犹太人。只有罗马天主教徒“在他们心中盼望基督王子的到来，来将所有的国家纳入罗马教会的统治下”。1492年，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下令驱逐境内全部犹太人，一部分人辗转来到耶路撒冷，成了塞法尔迪犹太社团的先驱。
1517年，奥斯曼帝国征服巴勒斯坦，统治了整整4个世纪。奥斯曼帝国实行宗教宽容政策，允许犹太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并存于耶路撒冷，并重建城墙和老城。
1535年苏莱曼大帝平息了阿拉伯人叛乱后，下令重建耶路撒冷。苏莱曼的重建工程规模庞大，耗时5年。以岩石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为中心，用耶路撒冷特有的米色石料修砌成高10米、长约4千米的城墙，围成了一座大致呈正方形、占地1平方千米的伊斯兰教圣地，即耶路撒冷老城。此外，他还修建了多座清真寺和供水系统，指定西墙作为犹太人祈祷的场所。犹太人自1522年开始回归耶路撒冷，遂于西墙附近择址定居。苏莱曼对犹太人实行的宽宏礼遇为犹太人大量回归耶路撒冷和城市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条件。在苏莱曼的治理下，耶路撒冷充满了生机，他对这座城市的伟大贡献为各宗教势力及后人所称赞。
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基督教各派为宗教权益而展开的内部争斗是耶路撒冷地区的主要矛盾，与基督教内部争斗无缘的犹太社团在几百年间从来没有像他们在欧洲的同胞那样遭受任何一方的迫害。
自17世纪起，奥斯曼帝国逐渐走向衰落，欧洲各国纷纷效仿法国，先后同奥斯曼帝国签订了“外侨权利条约”，欧洲各主要国家先后在耶路撒冷建立了领事馆，身为侨民的犹太人分别受英、美、德、俄、奥、荷等国领事馆的保护，同作为帝国公民的当地穆斯林各行其道，相安无事。
19世纪初，耶路撒冷只有不足8000人，但却分四个部分：犹太人、基督徒、穆斯林和亚美尼亚人。穆斯林主要定居在圣殿山附近（东北），基督徒主要住在圣墓教堂附近（西北），犹太人主要聚居于在哭墙上方的山坡上（东南），亚美尼亚人主要分布在西南。虽然这种布局并不绝对，但却成为后来英国管理时期（1917～1948年）将老城分为四个区的主要依据。各大宗教内部又包括了许多教派，比如圣墓教堂同时归希腊东正教、罗马天主教、亚美尼亚教会、埃及教会和埃塞俄比亚教会使用，各教派之间互相冲突，以至于圣坛的钥匙要交给一个“中立的”穆斯林家庭保管。
19世纪50年代，已有5000多名犹太人作为英、美、德、俄、奥、荷等国的侨民居住在耶路撒冷，分享各国领事馆保护，与阿拉伯人各行其道，相安无事。到19世纪末，耶路撒冷的犹太居民已超过了阿拉伯居民，犹太社团逐渐成为当地最大的居民群体。据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穆尔统计，1864年该城的居民总数为15000人，其中有8000个犹太人，4500个穆斯林，2500个基督徒[79]。
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奥斯曼帝国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赋予帝国属民和境内各国侨民平等待遇，吸引了为数众多的欧洲犹太人。耶路撒冷各宗教团体的人口比例发生了明显变化，犹太社团遂成为当地最大的居民团体。为了接收更多的犹太回归者，犹太社团自开始在老城以西购买土地，筹建新区。1860年，老城以西建起了第一个城外居民区。绘于19世纪70年代末的地图显示，当时的新区已粗具规模：犹太人在老城以西建起了6个居民区，基督教社团在城北和城南建起了4处居民区，穆斯林在城北建起了两处居民区，并同阿拉伯基督徒共同在城南建立了一个阿拉伯新区，耶路撒冷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和发展。由于犹太人财力雄厚，回归心切，犹太新区的发展速度最快。1874年，美国领事哈斯报告说：耶路撒冷的3万居民当中有2万是犹太人[80]。
总之，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对耶路撒冷主权的控制者既非阿拉伯人也非犹太人，二者基本上是相安无事，和平共处。当犹太人无法忍受欧洲基督教势力的排斥和迫害时，他们纷纷选择了回归圣地耶路撒冷。在相对宽容的环境中，耶路撒冷犹太社团不断发展壮大。然而，当犹太复国主义者纷至沓来的时候，耶路撒冷的平静被打破了。
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直译为“锡安主义”，以耶路撒冷的锡安山[81]命名，旨在号召全世界的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重建犹太国家。大国对犹太人的同情、庇护和支持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也催生了耶路撒冷问题，即争夺耶路撒冷的主权。耶路撒冷之争主要在当地穆斯林同犹太人之间展开，它直接关系到双方在耶路撒冷的自由生存和发展。因为，20世纪以来，基督教社团在耶路撒冷的生存和正常的宗教生活基本得到保障，“不存在主权庇护的必要，曾照顾到基督教社团利益的国际政权方案也早已失去意义，基督教势力已退出这一争端”。[82]
一战之后，英国控制巴勒斯坦地区，进而获得委任统治权。随着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阿拉伯民族主义觉醒，以及国际格局中各势力之间的角逐，耶路撒冷问题凸显。在巴勒斯坦建立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国家的竞争中，处于流散状态的犹太民族和当地阿拉伯居民在各方面都是不对等的，比较双方的民族凝聚力、建国愿望的强烈程度和迫切程度、外部力量的支持，以及社团组织能力、经济实力和现代政治意识，后者均处于劣势。这种状况是阿犹耶路撒冷之争最突出的一个特点，也是影响公正解决阿犹耶路撒冷之争的一大障碍。以色列建国后，阿以冲突加剧，耶路撒冷问题遂成为一个世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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