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重商主义”思潮推动着商业的发展，“‘重商’和发展‘商务’与其说是商人自觉的利润追求，毋宁说是士人阶层‘民族觉醒’的表现；它是新的‘变局’时代‘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人格的变异，而不是商品市场孕育出来的竞争精神的实现”。[92]因此近代商业的发展以救亡图存为主旨，一部分商业的经营者是绅士阶层。在近代社会发展进程中，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已经遭到严重的冲击，取而代之的是“弃农经商”甚至是“舍仕经商”的思潮。受此思潮的影响，清末民初时期四川的一些生员也转变唯仕一途的观念，走上经商之路。
陈开沚出身于三台县一世代躬耕的农户之家，家境清贫却有志于学，考中秀才后执教于塾馆。陈氏“目睹列强欺凌，国家主权丧失，民不聊生，故在课读之余，每每审时度势，认为惟有振兴实业方是救国之良策”。因此他在玉皇庙塾馆执教时见庙内僧众养蚕缫丝获利丰厚，便学习缫丝技术。后来他辞掉塾师的工作，回乡专门栽桑养蚕和缫丝，并在几年之后成立了缫丝手工业作坊，组织成立蚕桑会，推广蚕桑技术。陈开沚主张博采新法以振兴旧业，学习各省先进的缫丝技术，亲自赴省城农政学堂学习技术。他经过努力，运用当时的先进生产工具铁机丝车缫丝，成立了郫农丝厂，盈利倍增，为全川蚕丝业界所瞩目。[93]值得注意的是，陈开沚发展蚕丝事业的出发点并非谋求私利，而是希望借此振兴中国的实业，造福蜀中百姓。他在《劝桑说》中说道：“况当师旅频临，饥馑交迫，贼盗蹂躏，证税繁难。今吾蜀救贫之计，孰有如整顿旧有之蚕桑乎！”[94]民国时期，陈氏继续推进蜀地的蚕桑事业，对企业管理严格，制定了厂规厂纪和生产管理条例。因严格把控质量，其企业生产的丝进入了美国市场。陈氏除办实业外，还将其创办蚕丝厂的经验撰写成文加以推广，成为蚕桑史研究的宝贵资料。
四川省舍弃仕途从事工商业的生员，有的如陈开沚一样专精于一业，然而有的却广泛地参与到一系列近代企业活动中。如樊孔周，为四川华阳县增生，受维新思想的影响，弃学从商。他于光绪十年（1884年）在成都创办“二酉山房”，刊印报纸、出售书籍，传播西方民主主义思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樊孔周以图书帮帮董的身份加入四川成都总商会。此后他召集商界人士修建劝业场、成立悦来公司，除此之外还参与创办或经营了因利利织布厂、昌福印刷公司、信立钱业有限公司等。他也因此成为四川工商业界举足轻重的人物。辛亥革命以后，樊孔周担任成都总商会总理，主持商会工作，一面致力于开发水利、筹建银行等工商实业活动，一面参与报业工作，参加政治活动。[95](www.xing528.com)
还有的生员是在接触了革命思潮、参与军政活动之后转而弃政从商。如四川省夹江县生员彭劭农，于20岁时中秀才，留学日本期间受到留日同学传播的革命思想的影响，由保守转向激进，加入反清革命团体。彭劭农接受组织联系哥老会准备武装起义的安排回国，并以在学堂执教为掩护，暗中联络袍哥首领杨绍南等人。四川保路运动兴起后，彭积极组织队伍参加起义，参与到武装推翻清政府的活动中。但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军阀割据、连年混战的局面与他此前认为推翻清政府便可建立一个民主、独立国家的想象不符。彭遂弃政从商，与人合伙创办“生之纸店”，经营纸业和手工印刷业，在成都工商界颇具声望。彭劭农在兴办实业的同时也非常关注国内的政治活动，投身于爱国民主运动中，并因此对共产党有了深入地了解，以经商为名支持共产党的活动，将其店铺作为中共四川地下党的重要联络站，为成都的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96]
晚清时期不惟社会对商业发展日益重视，政府也鼓励工商实业。士人从商无疑是一条不错的出路，“但让清政府始料不及的是，士人向商人流动形成的绅商群体及政府支持下所成立的各级商会，未能对清封建专制政权起到培固根本的作用，相反，他们日益成长为一股离异的力量”。[97]从清末四川生员的从商经历来看，的确如此。首先，生员是有知识储备的群体，他们本身具备极强的思想独立性和学习能力，这使他们在从事工商业活动时善于学习先进的技术，并为其所用。因此，他们在工商业领域内有引领性，与普通商人存在差异。其次，他们并不像普罗大众那样随波逐流，如前所述，他们的身份给他们带来特权的同时也赋予了他们责任。他们将从事工商实业视为振兴民族之途径，为之努力。最后，他们在从事工商业的同时也非常关注国内外政局的变动，使商界与军政界联系紧密。综合观之，从事工商业的生员群体由于其特殊的学习能力、见识和责任感，成为近代工商业界的中流砥柱。到了民国时期，他们不仅推动了工商业界的发展，也因其对时政的关注，与军政界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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