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科举制的改废客观上推动了士人从军”，虽然新式的学堂费用较以前昂贵，新式军队的改制却为从军者提供了丰厚的物质条件。[84]加之腐败没落的清政府在战争中屡战屡败，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令国人受辱。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塌了世人传统“重文轻武”的观念，一些学子选择进入新式武备学堂学习军事知识，革命的思潮悄然兴起。清代四川的人员构成是大量的外来移民，这里常出现移民社会“整合”与“反整合”（造反）的实例[85]，蜀地民风彪悍，人民富于革命冒险精神。在民代清而立的重大政治变革之下，革命之声渐盛，四川的“前清秀才”们敢于挣脱旧制度与生员身份的束缚，紧跟时代的浪潮，迎接全新的变局。
清末，一些生员随着西方民权思想的传入开始觉醒意识，认识到清廷制度腐朽的本质，努力挣脱传统专制思想的束缚，开展革命，推翻封建专制。张培爵是四川荣昌县人，5岁时入私塾读书，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考为秀才。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乡试未中，遂考入四川高等学堂，接触到新思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张培爵经人介绍加入同盟会，对于清朝腐朽的本质有了深刻的认识，开始致力于革命事业。宣统三年（1911年）五月，张培爵参加四川保路运动，激扬民气、领导革命，并与各地反清武装力量、哥老会等团体联合，筹集军火，策划起义事宜。同年11月，张率领同盟会控制的军队举行起义大会，会上宣布成立蜀军政府，张培爵被推举为都督，领导川军参与辛亥革命。民国成立以后，袁世凯的革命野心暴露，张培爵秘密参与反袁活动。袁氏收买不成，便以反政府的名义将他逮捕入狱。民国四年（1915年）三月，张培爵遇害于狱中。[86]
从张氏的生平可以了解到，他小时候也是因循传统“学而优则仕”的路径，考试失败后进入新式学堂学习西方知识；此后渐渐受到革命思潮的影响，转而从想要进入官僚体制到对其深恶痛绝，试图推翻清廷的统治。张培爵的思想发生如此迅速的转变既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着深切的联系，又与绅士群体的家国责任感密切相关。张培爵留有遗著《张列五先生手札》，在写给弟弟的家书中，他谈道：“至若侧身西望，满目疮痍，盗贼肆剽掠之毒，父老茹荼炭之苦，谁生历阶，至今为梗；非又造端未善，贻累后贤，应自引咎者乎！”[87]当他意识到当时生灵涂炭的根源在于清政府的腐朽统治时，他决然地选择与之对立；而在民主国家建立之后，革命果实被窃取之际，他又不愿与之同流合污。
张培爵的经历可谓传奇坎坷，他呈现的是清末民国时期典型的四川地域精英形象。“清代中期以后，地域社会所呈现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地域精英层的抬头。在清末四川的地域社会也存在有被称为‘绅粮’的地域精英。” 四川的生员群体作为地域精英的构成者之一，在享受着社会等级、阶层划分带给他们的特权时，也在地方社会治理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既是权益的享受者，也是地方治理和社会治安的实际负责者。虽然一些生员呈现出仗势欺人、以权谋私的劣绅形象，但多数在民间慈善、教育等事业上发挥着积极性的作用。在面对外来侵略，全民族遭遇国破家亡的境遇时，他们也表现出敢于抛弃旧有制度赋予他们特权的勇气，不沉浸于幻想和迷梦之中，如在旧制度下肩负起社会治理的责任那样，在社会变革之际承担起带领国人反抗压迫的责任。
与张培爵一样见证了政权更迭、国体变更的还有董修武。董修武是四川巴中人，幼年时期聪颖好学，于十六岁时中县学，后又考入成都东文学堂学习日语，为出国留学做准备。1904年董修武东渡日本，就学于日本明治大学。在国内求学时，董修武即受到维新思想的影响，意识到清政府的腐败与懦弱，萌发报国救国的强烈愿望。他在日本留学期间接触孙中山，参加了同盟会，将这一思想付诸实践。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董氏即受孙中山之命回国主持同盟会在四川支部的工作，在军政府中实际主持政务。1912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董修武凭借其丰富的革命经验和出色的工作能力担任国民党驻川负责人，也因此成为袁世凯一派的心腹之患。1915年袁世凯图谋复辟帝制，派陈宦任四川巡按使控制川省，陈宦随即以滥发军用币之罪状将董氏拘捕并缢杀于狱中。(www.xing528.com)
诸如张培爵和董修武此类在认识到清朝的腐朽之后，转而奋起与之对抗的前清秀才们在四川不在少数。他们小时候或就读于私塾，或求学于书院，仍寄希望于传统的人才选拔制度；后因科举制度彻底废除，纷纷弃文从武，进入武备学堂学习。当沉浸于跻身仕途、维护其阶层特权的迷梦彻底破碎之时，他们并不一味怨天尤人，而是顺应时势，掌握主动权。受时局的影响，他们深切感愤于国耻，急切地想要为中国之未来谋一条出路。怀此迫切心情，他们更易接受“变法”“革命”等思想。在小规模王朝国家体制统治下，四川作为接受移民的社会内部无时无刻不蕴含着倾轧和紧张，而国家行政在地方社会的影响力则逐渐减退。基于移民社会形成的地域秩序与特色，四川的地域精英实际掌握了相当的地方权力并维持着地方秩序，在社会发生重大变动时能够居于相对主动的地位，富有抗争精神。清末时期，“戊戌六君子”中的杨锐和刘光第便是蜀中绅士，他们在维新变法期间积极支持改良运动，尝试寻找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
“倘若清政府的行政没有萎缩到足以令人从根本上怀疑其权威与权力的程度，那么地方精英总还会有意无意地借助清政府的权力为后盾”，正如维新变法期间四川省地域精英支持清廷的变革而非倡导革命推翻清政府一样；“然而，当清政府的权威与权力日益消解，已失去足以保持地区秩序的统治能力时，地域社会就只能自发组织团练武装以保卫地区的独立自主”。[88]四川保路运动作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便是四川省地域精英奋起推翻清政府统治的具体行动，亦是清政府权威与权力消解的结果。生员群体在这场运动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是退居乡间的秀才还是尚在求学的学子，自路事发生以来皆愤起“保路”。四川资阳附生郭树清闻盛宣怀卖国一事后捶胸顿足，常涕泣愤恨其为卖国奴，因担心保路同志会不能贯彻捍卫路权，遂以死殉路。郭氏在留给同志会的遗书中说到，“同志会诸君鉴，破约保路关系全国存亡，所虑者死志不决、虎头蛇尾，吾国危矣。清请先死以坚诸君之志”[89]。
如郭氏此类以死坚志的行为只占少数，多数生员或口诛笔伐或付诸行动，与其他地方绅士、耆老一起带领全川人民参与到保护路权的运动中。正是由于四川省的地域精英具有极大的主动参政权力和积极性，保路运动在四川省才能达到一呼百应的效果。“保宁属阆中县，距省七百余里，该地绅商闻盛奴夺路卖路事，愤恨如烧，立欲悉其详情。特专捷足兼程，星驰三日有半，抵成都购买保路同志会出版抱告各件。该足又不知同志会所，即于各处凑得报告一份，立时驰返。”[90]可见四川虽处于偏塞之地，但因其社会构成相对特殊，四川省的地域精英对于信息的敏感程度相当高。四川的移民地域秩序不仅赋予了地域精英们参政权力，也加强了他们责任意识。当一些生员意识到无法通过秩序改善地域乃至国家的糟糕情况时，他们并不固守传统、碌碌无为，而是立即寻找新的依托，这种依托在当时的体现便是暴力。清末民国时期，四川很多生员开始从习传统经文转而进入武备学堂学习；还有一些生员通过公费或自费出国留学，他们接受了革命思想之后再将其带回川内，影响了更多生员。这类生员结合了文武之道，对于清政府来说并不是一曲福音，反而成为一种潜在的威胁。[91]如前所述，从四川省生员参与的改良和革命活动来看，正是这类生员构成了推翻清朝腐朽统治的主要力量。到了民国时期，这类生员往往居于军政界的领导地位，散发着旧时地域精英式的余晖，影响着中国的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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