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使中国古代的士与官合为一体，改变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基层政治和社会结构。[57]它使整个社会处于循环流动中，对中国社会结构起着重要的联系和中介作用。[58]传统选拔人才体制的崩解对士人群体势必带来巨大的影响，朝廷为了保持其统治根基，积极地为中下层士人谋划出路。在科举废除之后，生员的选择与流向主要包括从政、从商、从军和转向新学界。[59]总体而言，官方层面尽可能地吸纳生员进入官僚体制内部。本节从官方对生员的吸纳及生员自身对其特权的维护两方面进行探讨。
科举废除之初，“各省举贡人数合计不下数万人，生员不下数十万人。国家二百余年皆以科举取士，士之隽异者，咸出其中；其次者亦多乡党，自好循循规矩，不乏可用之才”[60]。在清朝延续两百多年的科举制度为官僚系统培养出大批维持其统治的官员。生员群体中，优异者则成功跻身仕途，成为统治阶层中的一员；无缘入仕者也能成为“乡绅”，作为连接官府与一般民众的纽带，在社会上具有一定话语权。生员群体数量庞大，其社会效用和影响力也较大，科举既废，生员不免有穷途之叹。考虑到生员群体是朝廷的统治根基，官方对于这一群体出路的讨论自然迅速提上日程。
朝廷“希望通过停科不停考的方式，为中下层士人预谋一条出路”[61]，对进入候补官僚队伍或官府佐杂群体的生员选拔资格放宽了限制。清廷对于生员出路的解决，最直接且吸引力最大的途径，便是加强官府对生员人数的吸纳。光绪三十二年，政务处奏通筹举贡生员出路，对生员出路的建议包括：酌加优拔贡额、考用誊录、已就拣选举人准令报捐分发免交补班银两、截取举人请无庸再用教职、生员考职、每科会试中试之贡士有未经复试或复试后未应殿试诸情况者皆按考第名次带领引见等。[62]从此项奏折中可以看出，废除科举制度之后，面对众多以科举制为前行目标并试图努力考入官僚体制的生员群体，朝廷尽可能多地从官方层面解决士人的出路问题。
政务处在宽筹生员出路的建议中，有意区分举贡生员与捐纳生员，认为：“举贡生员等非研经已久，即绩学多年，似较捐、保两途造就尚易。如能量材器使，加以磨砻，使儒吏兼通、政学普习，未始不可收拔十得五之效。”[63]捐纳生员以输资而进秩，他们在获得足够的财富之后，便想获得社会的认同感。他们更在意的是生员的身份和特权，对于入仕的期待并不高。举贡生员则是通过勤学苦读获取生员身份的学子，与通过向官府捐资获得生员身份的捐纳生员相比，他们对科举入仕抱有更大的期待，他们也是社会秩序和儒家教义最有力的捍卫者。时人史锡芸也指出：“科举之士诵习诗书，岂遂不如捐纳者。捐纳尚百计疏通，则此举贡生员又岂可不一为位置。”[64]无论从官方的考量还是从民间的意见来看，科举制度的废除并不会对捐纳生员产生大的影响，相较于举贡生员而言，他们对自己的出路有更大的选择空间。在科举制度取消之际，举贡生员是最需要安抚的对象，官方所议生员出路问题多指举贡生员的出路。
朝廷宽筹生员出路并非站在生员的角度考虑，而是为了在动荡和冲突中维护其统治基础和社会稳定。在改废科举的过程中，清政府必须极为小心，不敢轻易变动，唯恐政策过激引起社会波动。[65]生员群体的社会影响力是朝廷不容忽视的。科举废制之后，某侍御上陈：“科举停后，则各省之举、贡生员，既乏仕途之望，又无教学之资，不得不筹一安插之法。拟请将各府州县之书手裁撤，即以生员充其任。其举贡即派为本地乡导官或充学堂教习司事。令其各有执业，不致妄造黑白，颠倒是非云。”[66]对于生员而言“入仕”是他们求学的价值导向，官僚群体最能理解官府的候补队伍—— 生员群体的想法，遂提出裁撤官府胥吏以让位于生员这一最具吸引力的办法。从该员上陈的建议中，我们可以看到官方对于生员社会影响力的重视。由于生员掌握了基层话语权，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官方在扼杀了生员的入仕之梦时，如不采取积极地补救措施，强硬地将自己的支持者推向对立面，则有引起大规模骚乱的危险，不利于自己的统治。
尽管在清末时期官僚体制内部的弊病已暴露无遗，许多生员对于求学的最高企盼仍是入仕。官僚体制内官职早已饱和，但为了安抚一直以入仕为目标且人数众多的生员，朝廷也必须想方设法加大官僚体制内部对生员的接收力度。如此，一些在科举时代难以获得进入官僚体制机会的生员，在变革的时代里反而多了“入仕”的机会。“凡五贡均准一体以按察司、盐运司、经历、散州州判、府经历、县丞分别注册选用。”[67]除了正式官职外，官方也加大了对官僚组织内佐杂人员的吸纳。政务处奏准宽筹举贡生员出路，声明“生员准比照已满吏考职，用为佐、贰、杂、艰，分发省分试用”[68]。由于举贡生员对文字的把控能力较强，官僚体制内各部院亦加大开放力度，广泛接纳此类生员。“光绪末，科举废，丙午并停岁、科试、天下生员无所托业，乃议广用途，许考各部院誊录。”[69]各省学务处也遵从规定，为广大生员谋划出路，增加各省保送生员名额，“保送生员之多少以各州县学额之大小为定。如学额在三十名以外者，准予保送十二人；二十名以外者，保送十人；十五名以内者，保送八人。合而计之，适符十倍送考之例”。[70]苏州学务处按照学部议定生员出路的要求，考授巡检典史，筹议按照大、中、小县分定取额数，通饬各属一体遵办。[71]广东省亦遵奉政务处的规定，生员投考官职时由州县会同教官保送，且视取名额多少准送十倍。[72]正是由于朝廷对生员出路问题的重视，科举废除之初，拔贡、优贡、廪生考取增加数倍。[73](www.xing528.com)
科举废除之始，朝廷虽然增加选用生员的人数，但规定“举四贡一”，即每选拔四个举人才选拔一名贡生进入官僚组织。然而生员相较举人数量大，而举人寻求出路又比生员容易。到了宣统二年（1910年），“因补考优、拔后，贡生增多，而举人拣选就职出路较宽，因改定不分举、贡，一体凭文录送，将举四贡一之例取消”[74]，并规定凡会试中试之贡士，未复试者可免复试，取具同乡京官印结赴吏部呈请带领引见，此又为贡生宽筹出路之一计。清廷在科举废除之后加大官僚组织内部对生员的吸纳力度，这一做法在史锡芸看来并非解决问题之道。拿“酌加优拔贡额”一点来说，史锡芸认为：“现时之举贡尚无安置之方，恐愈多愈难为计矣。总之，朝廷取士原欲储为国用，不徒荣以虚名；且用之亦正，不必破格，不次也。”[75]史锡芸的担忧不无道理，清廷虽然想通过扩大举贡生员的招录人数来弥补科举制对学子带来的冲击，但已有的举贡生员人数已多不胜数、无处安置，官方的这种做法看似简单有效，实则后患无穷。
在官方积极筹划生员出路之际，生员群体对于自身出路和权益问题的思考则大致分化为两个派别。一类坚持对生员身份和特权的承继；一类则彻底放弃对“学优入仕”的幻想，甚至直接弃学。古代绅士阶层享受着各种差徭优免权和法律特权，生员群体虽“上不及绅士”，但相较于平民阶层而言，其身份却更尊贵，社会地位较高，也享有众多特权，如进入衙门无须行礼等。[76]据《点石斋画报》记载，江夏南乡李姓家族自明季以来无人考取秀才，至清季辛卯年间有中考取秀才者，阖族欣喜过望。众人在秀才回乡探望之期，咸衣冠整肃，集于张公渡堤畔迎接。[77]对于生员群体来说，考取了功名就意味着社会地位的提升，也能获得更多人的尊重。需要强调的是，科举制度的废除并不意味着清廷的统治结束。生员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变革—— 废除科举制时仍坚持对生员特权的承继，而朝廷对这种行为也给予支持。湖南安福县廪贡生汪德植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考取文生，二十五年（1899年）补廪，三十一年（1905年）由广西筹赈捐局报捐贡生。其胞兄汪正贵是武童，在与法国人作战时受伤身亡，“经部议给云骑尉，世职兼袭云骑尉世职”。但汪正贵并无嫡庶出子孙，王德植遂呈请以廪贡生兼袭云骑尉世职，世代相继。[78]廪贡生汪德植继承其兄职名的案子应该不是孤例，朝廷亦准其所请。继承相应的职名对于生员来说并不止于名义上的荣耀，生员还可凭其职名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法律特权。而这类地位和特权又可在日常生活中转化成实际性的东西，给生员的生活带来诸多便利。
然而到了清政府行将倒台之际，在一些生员还沉浸在“入仕”迷梦之中时，一些士人群体和小农家庭意识到不可将希望全寄托于朝廷的身上。随着西方重商观念的传入，“重农抑商”观念逐渐瓦解，绅士阶层的转型也开始表现出“绅”与“商”结合的趋势[79]。当社会产生剧烈的变动时，传统的阶层观念也开始崩解，“逐利”心态渐渐被放大，许多适龄儿童不再以求学入仕为人生的终极目标；学堂所授知识一时难以为时人接受，加之家贫者入私塾又无力支付其费用。如此一来，愿意入学堂者渐少。社会上的流民群体则逐渐增多，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兴学事关州县官员考成，然而扬淮地区新学堂建成之后出现开学数载学生仅数名的情况，许多人沦为乞丐盗贼。当地署司认为此为许多人未受教育之故，要求州县官会集该地劝学所、教育会、绅董、地方绅士一同妥为整顿。[80]失学人数过多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因此朝廷在建制新学堂之后也十分重视生员入学的人数，这亦从侧面证明了朝廷需要加大官方组织对生员的吸纳力度，试图让时人对“学而优则仕”仍抱有期待，以此维护其统治秩序。
尽管朝廷在科举制度废除前后为了维护其统治基础，给生员提供了许多接近官僚组织内部的职位，但随着社会的剧烈变动，许多生员早已面对社会现实，自寻出路。士大夫“先前鄙视实业，藐视商界的观念遽然改变，对清政府的依赖心理也陡然涣解。绅士们开始弃置空泛的浮议和对官场的向往。”[81]许多绅士开始接触新式教育、工商业，还有一批人走向其他渠道，参军或加入秘密会社。“在西方的冲击下，清王朝的威慑力下降，王朝主导一切的局面开始被打破。”[82]因此，尽管朝廷极力将生员吸纳入官僚体制内部，但到了清朝后期，却出现生员投考人数不足的尴尬现象。宣统元年（1909年），提学司通行各属谕令生员投考官职，报到者仅有六名。于是该年生员考职因报考人数不足额暂行停止，待下届再行核办。[83]曾经令士人趋之若鹜的官职，如今却鲜有人问津，这便意味着清廷的统治基础已经崩解。无论朝廷采取何种应对措施巩固其统治，皆行将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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