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坚守“中学为体”的舆论导向，倡导各州县广设学堂的行为，却更明确地体现了官方体认到西学之势不可挡，须顺应其发展趋势。然而面对朝廷的倡议，求学之生员及生员家庭如何看待日渐普及的学堂也是需要关注的实际问题。宣统元年（1909年）《广益丛报》上刊登《论我国学校不发达之原因》一文涉及此问题。据时人观察，许多家族将家族子弟送至学堂念书，实因大势所趋，无奈而为之。他们对西洋教法如理科、图书、唱歌、体操等均感诧异，不知学堂教授诸科用意何在；认为“习练体操为练习飞檐走壁以为窃盗之预备，学唱歌也谓将练习吹弹演唱，以为优伶之预备”。所以许多生员家族“子弟虽在学堂，而其诋毁学堂仍如故也”。[43]可见，即便官方宣扬学堂之形制与古学校相同，但由于教授内容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使许多生员及其家庭难以适应学堂的教学模式。面对西潮猛烈的冲击，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旧有的观念尚未彻底转变，州县建制的学堂似乎有些不伦不类。
学堂的普及和科举制的废除打破了生员们“布衣卿相”的梦想[44]，使其向上层阶级跃进的成本增加，可能性却越来越小。既然这种可能性降低是由于西方传入的“新事物”与“新观念”，对于本就固守传统的生员而言最本能的反应自然是抵抗。一些生员的行为反映出他们对于“西学”的抵触情绪。生员蓝楹华、刘槐香、刘嘉猷等因禁止张钧益传播耶稣教教义，并拆毁圣经，被张钧益控于公堂。官方令蓝楹华等出具悔结状，保证日后不敢再禁教，亦不敢妄向教士教民寻衅滋事，并由局绅钟镛、叶映春等从中置酒劝和。[45]当时官方对于民间传教持支持态度，但一些生员无法接受西方教义。细推此则材料中生员的行为，此为生员坚守传统文化，将西方文化的传入视为对中国文化的冲击之故。他们认为西方的文化是“异类”，不符合他们的认知，因此，将“西学”与“中学”视为对立的两个矛盾、对立之面。
提及科举制度的废除，我们普遍的认知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朝废除科举制度，意味着读书人“入仕”梦想的破灭。此处“清朝废除科举制度”主要是指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程序和制度正式终止。对于当时的生员群体而言，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维新变法废除八股取士改试策论，即变革科举考试之内容而非科举考试之程序，就意味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绍兴白话报》刊登两则新闻，一则显示：“政府因为科举已废，从前的一班举人秀才将要没有饭吃，想了一个法子，把各衙门的胥吏统统裁去，改作誊录名目，叫这帮举人秀才去当。现在已叫各省去会议这个办法。”一则显示：“江西一班举人秀才，因为科举停止，没有出身之路。大家会议，公禀学务处，要把所有的举人秀才都送入学堂，将来可以出身。倘若上官不肯答应，大家就不完钱粮。”[46]这两则材料不仅表明生员群体对于“废除科举”的认知是废除八股取士，还反映出官方亦认为废除八股取士便是废除科举；且不惟秀才着急自己的出身问题，官方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根基，更加急切地考虑生员的出身，从官方层面提倡举人、秀才进入学堂学习，学成之后仍然认定其身份，解决其出身问题。
在生员眼中八股取士等同于科举考试。传统生员求学的最高取向是“入仕”，他们将八股取士当作自己“入仕”的希望和途径，维新变法期间朝廷对八股取士的废除使这种希望破灭，生员群体自然陷入恐慌，有的生员为自己的出身问题想办法，有的生员则把情绪宣泄至官府。湖南宝庆府的多名秀才，“因科举已停，穷极无聊”，遂招集人员大闹宝庆府，时人也感到“秀才可怜可怜”。[47]当戊戌政变被镇压，清廷恢复八股取士之时，生员异常欣喜。“自复八股以来，各秀才欢天喜地，以为又可扬眉吐气。”[48](www.xing528.com)
可以看出，对生员而言，废除了八股取士就意味着科举入仕之途的破灭。传统的科举取士对清季士人的影响无疑是难以改变的。阿绮波德·立德在游记中感叹，中国的男人们在三年一次的全国科举考试中全力以赴地冲杀着。“成功的，会得到高官厚禄，即使去世也不会被人忘记，因为他们的名字会被深深地刻在大石碑上，受人瞻仰。”[49]考取功名给人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馈赠，更多的是满足了世人心理上对于社会地位的追求。受传统等级观念的影响，人们对于“名”的追求甚于“利”，绅士阶层获得的功名顶戴使其拥有独特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50]正是由于这类根深蒂固的思想，虽然一些清末生员及其家族在科举制瓦解之时或主动或被迫选择了学堂，但也有许多人选择入私塾以坚守中学之传统。即便清末西学冲击效力尤甚，世人靠功名入仕和获得社会地位的观念仍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转变。在不得不变和固守传统的纠结之中，私塾成为他们对抗变化的武器。“凡社会所厌恶者，私塾能一一剔除之，而不使少遗，又能迎合多数人之旨趣，定不新不旧之教法。无怪其日渐发达且方兴未艾也。故私塾之增多亦为今日阻碍学校发达之大原因也。”[51]私塾介于“新学”与“旧学”之间，不新不旧之教法更能让众多生员家庭接受。官府倡导的学堂以中学之名，行西学之实，一时难以令生员及其家族接受。如此看来，更趋向于旧制者反倒是一些生员及支持他们进学的家庭。加之“古学校”多由宗族或地方上出资建制，对于家境贫寒者来说出资较少也能获得“上升性社会变动”的机会；而新学堂则由官方倡导，多了很多管理程序和资金需求，民间生员求学的成本增加，减弱了民间向学的积极性。[52]
事情往往具有复杂性，不可以偏概全。当一些生员在抵制学堂时，一些生员却在为学堂建设或筹款入学做准备。面对民众对新学堂的抵触和排斥，民间向学风气渐息，一些生员在此时承担起士绅的社会责任，通过承担学校教职、筹措款项等行动鼓励大家进入新式学堂学习。沂州府兰山县生员叚鸿恩等认为，幼童入学堂读书才能识字，会识字才可读书，读书后方知世事，知世事则明义理，明义理则一切农、工、商、医学才能陆续发展起来。但兰山县及周围地区士多墨守旧习，学堂未有一处告成。生员叚鸿恩等在办理筹款、议所、延师、择生诸务的同时，意识到兴办学堂还需官方的大力支持，遂与其他生员联名呈请官府协助办理此事。他们认为在科举行将废除之际，积极兴办学堂才能培养幼童读书识字之能力，拓宽其视野，如此可以正地方风气。[53]在新学堂日益普及之时，有心向学的生员对于入学耗费增多这一问题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为充缴学堂费用，浙江省上虞县生员赵翰章等奏请在县属白马湖养鱼，办渔业以资兴学。官方认为“以湖蓄鱼计利兴学，化无用为有用，事属可行”，只需征求沿湖各堡的同意即可。[54]
有的生员藉新学堂兴办之机从中渔利。太谷县一生员在充当社首堂长时便私挪款项，亏欠学堂各款，前任县长袒护其行为。该生仍不满足，架词捏控企图从中再获名利，被现任县长查出惩处。[55]在官方重视学堂建设之际，还有的生员藉资助族员入新学堂之名上控，希望借此引起府辕重视。浙江省永康县生员胡国杰控告胡亨昌在废“古学校”、兴“新学堂”之际强夺家族贤租。该家族所有贤租原系科举时代补助膏火宾兴之费，胡国杰认为值此兴办学堂之时应将此项贤租改办族学，以期扩充教育，胡亨昌虽肄业于师范学校，但无论其毕业与否都不应强夺贤租并殴打其父。此案虽涉及新学堂，但其实质却是生员的族内纠纷，因此府辕批示“事关族务，仰自行告知族长，凭理议结”。[56]诸如此类涉及新学堂的生员呈控案件在清末时期渐渐增多，从这类案件中也可窥见生员在面对“古学校”到“新学堂”的转换过程中呈现的多种样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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