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以长时期的固化形象来解释晚清民国时期人们对秀才形象的建构，显然过于单一，疏漏了其它可能存在的原因。查阅这一时期的报刊资料，笔者发现与秀才有关的报导不胜枚举，秀才这一群体因其身份的特殊性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如果说一些报导以“穷”或“酸”等字眼委婉地表达了时人对秀才的戏谑讽刺，有些报导则能够直接体现出人们对秀才的不满。“1909年浙江仁和县附生张浩，因拱宸桥肥业一项有利可图，向各衙署叠次禀请揽认，务以得充夫头为目的。”张浩通过捐纳获得生员身份，并希望借其对衙门的捐纳承揽肥业。衙门看穿张浩每月认捐六十元只是为了借此机会谋利，恐“一经认定后，势必又以利息微薄，藉词抗欠”，遂驳回张浩的请求。该报道的作者则评论到：“向来秀才们动讥纳粟入监之辈，为臭监生，是固以书香自居也。乃今竟谋充极臭之粪夫头而不得，夫亦大可哀矣。”[13]从这则报道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当时人们对通过捐纳所得生员名号的生员群体极为不满，称纳粟入监之辈为臭监生。另一则关于生员的报导中则称捐纳之生员为“纸糊秀才”，并配以“财可通神，钱必有中”的字画，讽刺当时闽省藉财买名之风盛行。[14]
这类生员恃其财力雄厚，便通过捐纳的形式获得封建社会中人们普遍追求的特殊身份和地位。清朝晚期这类现象层出不穷，朝廷默认允许卖官鬻爵。在近代社会变局之下，“商人阶层对于近代社会生活的影响力日趋增长”，“近代商人不甘蛰伏于‘四民之末’而努力向绅士阶层流动”。[15]“等级、身份作为封建时代人们社会关系体系中特定地位的标识，它所拥有的社会价值分量与其数量的增长注定成为反比关系：其人数愈多，其价值愈轻。”[16]以前读书人必须通过十年如一日的寒窗苦读才有机会获得的特殊身份，如今富者却可以利用其钱财买到这份世人心之所向的殊荣；且如上述报导中显示，有些人凭借其捐纳所得的身份，利用其附加的特权渔利乡间、与民争利。这反映出清后期朝廷的政治腐败，此举也大大降低了生员身份和地位的含金量，招致人们对此类生员的不满。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晚清民国时期时人对于生员群体嘲讽的现象似乎越来越突出。
除了越来越多富者捐官招致人们对该群体的不满之外，反求诸己，一些通过自己努力获得生员名号的读书人在传统观念受到冲击之际也暴露出很多问题。前几章述及生员涉讼时百姓会以“恃衿健讼”“仗衿恶搕”等措辞强调生员的恶行，百姓将生员群体描绘成劣绅形象，多数情况下是为了提高自己胜诉的可能性，但也不能因此否定一些生员在社会生活中存在言行失范的可能。尤其在社会错动之际，一些生员凭借其享有的特权，在政治、法律或社会交往活动中表现出的陋习和恶行使其在一般民众中的良好形象逐渐崩塌。到了晚清民国时期，随着近代新闻报刊事业的兴起和发展，消息的传播速度加快，一些生员的恶行被报导出来之后，传播和扩散的力度都较传统时代大。越来越多人的言行被记录下来，在此处发生的事情可能在他处引起广泛的讨论。这一时期聚焦于生员恶行的报导亦不在少数。
光绪十二年（1886年）《益闻录》报导，文生李某因其子卧病，前往致和药铺取药医治，意图赊取，遭到药铺伙计拒绝，遂付钱取药而回。次日李氏“邀同酸党前往复仇”，称药铺伙计将党参调换成了沙参，致人误服而死，于是将店铺招牌锯断。药铺老板将此事上禀至衙门，查出李秀才本就劣迹多端，所言皆不属实，最后将其功名斥革。[17]又有“四川邛州东路固驿镇朱某，名列膠庠，身充保总，武断乡曲，无恶不为。去岁藉案扫拿同场余姓衣物银两约值千金，其搜括情状（如产妇之足带、婴儿之绷布，皆攫取而去），见者无不切齿”。[18]依照王先明对“近代绅士”的界定，即“近代绅士不仅指士大夫，也指‘未仕之士’，还指通过各种途径获得身份的其他分子”[19]，生员群体也属于绅士阶层。生员原本应该是民间良好风气的倡导者，应该与其他绅士共同维护社会和谐并参与社会治理；然而一些生员正如报导中那样，恃其特权肆意妄为，使得民间对某些生员的印象大打折扣，赐以“酸党”“劣绅”名号。(www.xing528.com)
一些秀才虚有其名，背地里行鸡鸣狗盗之事，一经揭发即招致骂名。武昌府属咸宁县二都地方，有钱凤林，少年时期曾于孔学使任内得入武庠。钱氏因嗜烟赌，以致家贫如洗，无计谋生，沦落为“梁上君子”，偷窃同族衣物钱文。[20]据称，和州城内汤某之子“读书应试，取入膠庠，方谓腾达青云，藉兹发轫”，无奈该生性嗜洋烟，偷盗成性，“不折蟾宫之桂，反盗门内之貂，露丑出乖，臭名洋溢”。[21]“洋烟”是为鸦片。“不折蟾宫之桂”指的是不追求科举应试及第，表示对该生不务其本业的批评。依时人之见，这位生员本应发奋读书应试，早日考取官职，借此机会飞黄腾达；然而该生因染上吸食鸦片的陋习，屡屡曝出偷盗丑闻，臭名昭著。论至此处不得不提及十九世纪以来鸦片在中国的泛滥，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危害。鸦片祸民毁国于无形，张之洞曾言及鸦片的危害，认为其废害文武人才较耗财尤甚。它令国人“志气不强，精力不充，任事不勤，日力不多，见闻不广，游历不远，用度不节，子息不蕃”，数十年之后“必至中国胥化而为四裔之魑魅而后已”。[22]吸食鸦片者一经染上此恶习便难以戒除，许多人因吸食鸦片倾家荡产，如生员汤某一般因嗜鸦片而误入歧途者亦不在少数。这对中国传统的纲常礼教造成了巨大冲击，“因食鸦片，遂至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伦俱废，仁、义、礼、智、信五常顿乖，其弊已有如此”[23]。吸食鸦片烟时抛却烦恼、飘然欲仙的诱惑，使许多文人秀才摇身变成“瘾君子”，有辱斯文。
面对前所未有之变局，有的生员因一时无法接受清末新政的改革措施，遂行不法之事。如湖南宝庆府秀才因科举停废聚众倡乱。[24]又如四川仁寿县文生贾纯武，于选举出榜之日率众扯毁榜单。贾氏的行为造成恶劣影响，被府辕革去衣顶，罚金五十元，并处以一年监禁。[25]另外，并非所有生员皆为好学上进之士。至清末时期，社会积弊已十分严重，卖官鬻爵、贪污腐败之风盛行，早已超过负荷的官僚体制之外还有一众后备人选。在此种形势之下，一些生员并不将进入官僚体制内部视为自身奋斗的终极理想，只求获得生员的身份享受读书人的闲适与特权。某位生员“游泮后不喜岁考，迟至第三年，无可再逃，只得随棚补考”。[26]这位生员曾自作打油诗展露了其对于考试的态度：“岁考淮城补，花钱两大千。文章三百字，快活两千天。茶社招朋友，烟寮听管弦。秀才能似我，自在即神仙。”[27]
需要强调的是，时人对于生员群体的印象和生员群体自身表现出来的陋习并非清末民初时期才初步形成，而是在这一时期随着朝廷官僚体制的腐败、科举制度的停废、社会的剧变等因素的加持，生员群体自身暴露出来的问题更为明显；又由于近代报刊事业的发展使得更多人可以发声、消息的传播速度及影响力也倍速于从前。本该以生员群体为代表维护的传统纲常礼教受到冲击后，一些生员似乎无法在混沌的乱世中找到自己的方向。在这样复杂的背景下，一些生员呈现的形象并不良好。“中国传统是一多层面的体系，表面看去似不怎么紧密相连，实则内在联系丝丝入扣。”[28]随着帝国的瓦解，当生员自身难保，失去跨越阶层、登入仕途的希望，也无法遵从、守护传统的纲常礼教之时，一些“秀才”已不再是众人的引路者，而是成为众矢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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