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在“以德取人、以能取人的基础上，强调以文取人”，通过考生的成绩择优录取，它是一种比较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1]由于没有门第、贫富的限制，读书人无论等级贫富都具有同等的应试权利。民间的地方塾馆也多为私人事业，“往往是创办者多出资，伴读或借读者所交束脩多带补充性质，贫富的负担通常是有差别的”，对于“贫寒而真能读书者而言，上升性社会变动的机会始终存在”。[2]对生员来说，入学的门槛较低，一旦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功名，便意味着阶层的飞跃与社会地位的提高。因此在普遍贫寒的小农社会中，“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使众多小农家庭延续着“耕读传家”的传统。许多秀才出身于贫寒之家，他们经历数十年的寒窗苦读，寄希望于有朝一日金榜题名。王先明指出，“拥有土地也拥有功名的绅士在封建时代为数较多，但贫寒穷困的绅士也实非少数”。[3]清代的许多文学作品中读书人的形象也多为家境贫寒的生员，如《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4]。
可见，“穷”是许多生员身上的一大特征。科举制度发展至清朝，考试内容日益僵化，禁锢了读书人的思想。秀才满口“之乎者也”，常有意无意刁难别人或讽刺别人拥有自己却得不到的东西，其脱离社会实际的形象逐渐固化。清末民初，时人常以“穷酸秀才”讥讽读书人。《射南新报》刊登《穷秀才》一诗反映出时人眼中的秀才形象：“书魔成就又穷魔，措大头衔发鬓皤。一领青衫寒气重，三间茅屋日光多。本无婢仆供柴米，未免妻儿羡绮罗。独有先生吟兴足，釜鱼犹作范舟歌。”[5]这首诗映射出典型的穷酸秀才形象：一袭青衫、头发斑白，噬书成魔，家徒四壁，妻儿随其受苦，无法用实际行动改善其生活，却能苦中作乐。
不宁唯是，秀才自身也常写诗作曲进行自我嘲讽。一名为“雀顶蓝衫酸字号”的秀才写道：“想当初三年两考，挣来这相公二字人称。道几年间科岁试列前茅，才能够四块钱分四季要。”[6]考试及第更多地意味着获得了封建社会、法律认可的功名、顶戴、特权等，然而这需要秀才们数十年如一日地苦读儒家经典，通过各项考试才可获得，并不代表所有人都可循此途径一夜暴富，彻底摆脱贫苦。秀才们的自我嘲讽是否表示其对自身处境或地位的厌弃？一位出生于民国时期的读书人的自述或许能够说明一些问题。他的父亲从小便教诲他，“天下万般皆下品，思量惟有读书高”。[7]他认为，中国士大夫阶级的中心意识并没有因为时代车轮跑得太快而迅速消减，中国人仍被传统思想紧紧包围。他提到，“穷秀才，这名字多么雅致而又清脆。只有‘穷’字，才能显得将来的富贵，所以读书人不怕穷。比如中国的旧话，‘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那时节，时值穷秀才扬眉吐气、大摇大摆、做官发财连环而来。如此如此，穷秀才就爬上了士大夫的阶官台，扶摇直上云霄”。[8]此时清王朝已经彻底覆灭，但传统的阶级意识和耕读传家的思想仍深深地残存在许多人脑海中，并以此来教导后辈。在这位读书人看来，秀才求学时的“穷”反倒能在其求得功名、实现跨阶层的胜利之时形成巨大的反差，满足其内心的优越感。
类似上述穷秀才的心理也反映在许多明清小说中。在“三言”“二拍”中，秀才们通常认为“惟有科举及第才可使人彻底改变贫寒低下的社会地位，摆脱各种人生的困境，否极泰来。故而穷秀才们一边怨天尤人，一边又怀着‘再待三年，必不负我’的热望，汲汲奔竟科场，时时不忘进取，或寄希望于帝王的赏识、试官的扶持，或梦想得到鬼神的庇佑”。他们最终的结局往往是获得“‘一举成名天下知’的辉煌收场，大大纾解了胸中的一口怨气”。[9]这类小说往往隐含着创作者的仕途理想、道德观念和人生感悟，看似虚构的人物和情节，实际具有可考的现实依据，也能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明清读书人的心态。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其中一个重要现实因素便是其科考屡试不中。作为一名为科举功名耗尽大半生的穷秀才，此书是他“曲折地反映社会现实，隐微地表达社会政治理想的‘孤愤’之作”。[10](www.xing528.com)
当我们述及明清时期小说中的“穷酸秀才”形象，可以发现在清末民初时人对读书人的这一称呼并非鲜闻，而是在科举制度长时间地发展演变历程中，人们针对这一群体的突出性特征逐渐流传下来的戏谑性称呼。无论是他人戏谑，还是自我嘲讽，这背后反映的民众和生员的心理似乎都很耐人寻味。在中国实践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确实“向天下抛出诱人的平等光环，为平民子弟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晋升之阶”。[11]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平衡了各阶层人们的心理，一代又一代人不断强化“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家境贫寒者也确实可以循此途径获得世人艳羡的功名顶戴，这使科举制度在原本就十分广泛的社会基础上变得更加根深蒂固。在重大社会变革下，清政府的具体建制或许被废除了，但是人们的思维转变却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
有时报导中突出秀才的穷酸形象并非基于许多秀才本就穷酸的实际，而是重点表达对某些秀才行为的讽刺。据报：“万寿节杨漕宪体与民同乐之意，在署前高建一台，召梨园戏剧，恐观者滋事，特派营勇在该处弹压。有沐阳程生挤身而入，为兵勇拦阻。生怒，遂与争论，永固不知秀才值几许钱，汹汹欲殴。后为某千戎所闻，恐酸味薰人，乃启栅纳之。”[12]从报导的具体内容可看出秀才恃其特殊身份敢于挑战官府权威，因其具有话语权，在社会上往往自视甚高。然而当我们跳脱出报导内容，而仅从报导者的角度来看，恐怕这则报导也透露出对“秀才群体”恃其特权而将自己视为高于平民这类行为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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