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王学深研究，生员犯“词讼小事，只需学臣加以申斥即可”，而戒饬的地方之所以选在明伦堂，“一方面，则是有待（代）先师责罚的意味，另一方面也是学官对于士子身份的一种责罚与警告”。[61]虽然对于生员和监生的“申斥”与“戒饬”的处罚大多由州县教官执行，但两者之间还是会有责罚轻重上的区别。如，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在监生周赞清、周保清“为具告涂光荣等套佃霸耕殴撇事”一案中，周赞清、周保清“身列居士衿，反不体恩主为民省累苦心，与涂光荣、涂光林十九日到城以后来捏禀，被告不到，以冀差唤拖累”“周赞清到案后尤敢声称，其父在湖南出任，希图挟制”。因而知县断令“周赞清着予戒饬，以示教诲。周保清人尚驯良，申斥示戒”。[62]由此案的判决来看，“申斥”即类似于现在的“警告处分”，仅仅将生员的劣行以申文的形式报备到学政处备案，以作为考核优劣的标准，而生员得此惩罚大多因为其“不知自爱”而“捏词妄告”。[63]
“戒饬”较于“申斥”来说，惩罚力度较重。此种惩罚的重点不在于打手心等这样的形式，而在于惩戒犯错生员的场所—— 明伦堂。作为教化士子的场所，明伦堂承担着重要的文化内涵和礼仪作用。在明伦堂朴责生员，一方面是维护生员颜面，不至于其在公堂之上受辱；另一方面，是对生员身份的一种警示和告诫，“以端士习而惩刁风”。县官对生员处以“戒饬”惩罚的原因大致分为以下四类：
一则，“笞杖”轻罪，生员可照例纳赎，规避惩罚。州县官往往以戒饬代替“杖罪”或者“斥革”。如，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文生张天寅“上控分县门丁陈而等私加虐民事”一案中，其所控之事虽属有因，但“辄行上控，实属不合。若照越诉律□笞赎免，未免过轻”因而县官断将“张天寅、李含辉均请发学，严刑戒饬责”[64]。
二则，对不恪守卧碑肆意滋讼、平日“武断乡曲”“不顾名义”，或“窃名具禀”“恃势扛凶”“悔慢师长”的生员，处以“戒饬”的惩罚。[65]如，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文生张钟岳不顾名义“暗窃职员龚生明之名，具禀辞佃，保伊认佃”，知县查明缘由后，堂喻讯得：
张钟岳身列胶庠，罔□品行，潜以利益熏心，暗窃职员龚生明之名具禀辞佃，保伊认佃，实属不顾名义。即于戒责手掌，以儆其非。断令新镇坝油行仍归龚生明据认佃开，张钟岳不得干预。倘再不守卧碑，觊觎滋事，定行查究不贷。着各当堂具结完案。此判。[66](www.xing528.com)
州县官在判词中明确提出对张钟岳以“戒责手掌”的惩罚，并要求其以后，不得干预新镇坝油行之事，并辅以倘若再行“觊觎滋事，定行查究不贷”的告诫之语。
三则，对“抗交税银”的生员，处以“戒饬”的惩罚。[67]《学政全书》明确规定，生员有抗粮包讼等行为，学臣可直接斥革其衣顶，待钱粮全完，方可开复。[68]但在监生孙芝训“抗缴税银”一案中，知县虽然知其“有意违抗”，但仍然仅将其“比责二十手掌”，饬令其“自限二十八日缴税”。其中并无斥革其衣顶之意。
四则，戒饬是规避生员斥革衣顶的主要方式之一。清王又槐曾言：“或（生员）所犯尚与行止无亏，罪止杖一百以内者，分别戒饬，免其褫革。”[69]
“戒饬”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惩罚方式？据清人王誉昌称：“（宫人）有犯老师，批本监提督责处，轻则学长以戒方打掌，重则罚跪于圣人前。”[70]甚至“戒饬”一词，直接指责罚生员的工具“戒尺”。[71]由此可见，对生员“戒饬”这种惩罚方式，是由学校系统内的教官或者“学长”用戒尺打掌。此外，教官对肆业生员的惩罚，并非仅限于“比责手掌”或“罚跪于圣人前”等两类。如，镇江府属汀漳道朱鸿绪对于欠粮生员的责惩方式是，要求他们在明伦堂朗诵圣谕广训半个月。又于明伦堂放置一个内有四条竹尖的竹笼，以锁押欠粮生员，使其不致展动。[72]除了对犯错生员进行“申斥”“戒饬”，州县管的判语中还出现了“薄责示惩”等词。[73]但所谓“薄责”是否也是指“戒饬”一类，因资料所限，难以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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