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大清律例》修订以后，朝廷基本上是按乾隆“五年一小修，十年或数十年大修一次”的定例，[17]定期对律例进行修订与整改。其中所载生员相关条例因不能满足清后期一系列案件的审理和判决，因此在此后关于对生员诉讼方面的惩治与规定，也进行过一定的修订与完善，这些修订的律例大多“随事纂定”。嘉庆六年（1796年）将“嗣后文、武生员，除谋杀、故杀及戏杀、误杀、过失杀伤人者，仍照律治罪。”一例增订为：
文武生员乡绅，及一切土豪势恶无赖棍徒，除谋故杀人、及戏杀、误杀、过失杀、斗殴杀伤人者，仍照律治罪外。如有倚杖衣顶及势力，武断乡曲，或凭空诈赖，逞凶横行，欺压平民，其人不敢与争，旁人不敢劝阻，将人殴打至死者，拟斩监候。若受害人有杀伤者，以擅杀伤罪人律科断。[18]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在“内阁陈预奏审拟民人李其言控案一折”中的相关案件而有所变化。该案中因生员傅焯暗中向李其言之父李应昌及生员朱琴昌挑唆，称县书吏李振甲等连夜偷盗仓米向外搬运，使得李应昌与（生员）朱芹昌先后具呈赴控，李应昌在押病故后，其子李其言复控诉不休，致使此案长期未结，从而直接将此案闹到御前。嘉庆帝认为该府督抚将“傅焯、朱芹昌拟以杖责，仍请照例纳赎”的审断在一定程度上是“轻纵”生员的表现，从而审断结果直接改为“傅焯、朱芹昌俱着斥革，按律发落”，并将此案作为标准，称“嗣后生员不守学规，好讼多事者，均照此案办理”。[19]同时定例，明确指出：“生员不守学规，好讼多事者，俱斥革，按律发落，不准纳赎。”[20]
此外，由于“生员和监生的地位要低于‘官绅’和有高级功名者”，因而在实际案件审理过程中州县官“很容易对生员和监生态度强硬”，[21]往往在案情未明的情况下，不由分辨直接将生员“擅押班房”。因而，道光三年（1823年）申明：“生员犯案，必确有证据，始准详革，讯属无干，依限实时请复。”[22]
然而，自同治九年（1870年）以后，律例方面却鲜有编修，到光绪二十六年（1901年），在刑部任职长达三十余年的薛允升（1820—1901年）在对《大清律例》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实际断案经验撰成《读例存疑》一书。[23]在该书中，薛允升对生员和监生相关的律例提出了一些质疑：
查乾隆二十四年原奏，先叙轻罪，会同教官戒饬，作为除笔，后叙徒流以上云云。下接贡监生有犯同，谓均以斥革之日起限也。语意正自一线。改定之例，前后倒置，遂致贡监生有犯句不大明晰。似应将此句移于始行究拟之下。生员、监生应戒伤者，移会教官发落，贡生已不由教官管束，末句会同教官之处似应修改。康熙三十七年，又有各项监生有犯，分别曾否考职到监……□赎刑内生员犯笞杖轻罪，与进士、举贡，均照例纳赎，并不责打。此条云情节本轻，罪止戒笞者，审明移会该学教官，照例发落，并无纳赎之说。究竟何项应准纳赎，何项会同戒笞之处，例未分晰指明办理，恐难画一。是否由外结者即会同戒笞，由内结者即照例纳赎。存以俟考……生员好讼多事，不准纳赎。[24]
薛允升在此处提出的疑问有：一、戒饬的生员和监生须“移会”教官发落，但贡生已不由教官管束，因而“贡、监生有犯同”此句是否需要修改？二、“赎刑”内生员犯笞杖轻罪，与进士等人，均照例纳赎，并不责打，然此条在律例原文中并无纳赎之说。三、“是否由外结者即会同戒笞，由内结者即照例纳赎”，“纳赎”和“戒饬”的惩罚到底应参照怎样的标准？以上问题，薛允升并未等到解答便已故去。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五月，光绪帝谕令沈家本、伍廷芳“参酌各国法令”修订新法。[25]沈家本等经两年时间筹备，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年开修订法律馆，着手修订新律法。整个修律过程，前后历经九年，如今所见《大清现行新律例》是其修律成果的一部分。在该律例中，沈家本对生员相关的律例进行了一定的调整与删改：
臣等谨按：前条系“生员好讼多事，犯虽笞杖，不准纳赎”之例；后条系“进士、举、贡、生监犯该笞杖，准其纳赎”之例。现在赎刑之目，既拟删除，应移附职官有犯门内；原例“不守学规，仅举好讼”一端，似未为赅备。且“进士、举人亦有好讼多事者，应一例不准收赎”，此二条拟修并为一；新章徒流罪犯，无论发配与否，俱应收所工作。生监以上人等，曾经论秀书升，似应与寻常人犯稍示区别；至停止科举以后，进士、堰人、五贡、生员有由学堂出身者，统归学部管理，自应添入学部，庶免窒碍。谨将移并例文开列于后：职官有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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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凡进士、举人、贡监、生员，及一切有顶带官，有犯罚金轻罪，照律处罚；如系寡廉鲜耻，不顾行止，及好讼多事与罪至十等罚者，分别咨参除名；犯该徒流以上，应收所工作，饬令充当书识等项杂役，仍于办结后知照该部存案；其寻常例应罚赎之生监，应否褫革开复，会同礼部或学部办理。（大清现行刑律案语名例上）[26]
删除
一、“生员代人扛帮作证，审属虚诬，该地方官立行详请褫革衣顶，照教唆词讼本罪上，各加一等治罪。如计赃重于本罪者，以枉法从重论。其讯明事属有因，并非揑词妄证者，亦将该生严加戒饬。倘罔知悛改，复蹈前辙，该教官查明再犯，案据开报劣行，申详学政黜革”。臣等谨按此条，系“生员扛帮词讼，从严治罪”之例。查“教唆词讼与犯人同罪”，已不为轻，本无须于例外加重。且科举已停，学政亦改为提学司，凡贡选之法，出于学堂，今昔情形迥不相同，此条无关引用。拟请删除。[27]
新律例对生员方面的改动，从内容上有很大突破：其一，删除“纳赎”之例，凡“好讼多事”之进士、举人、贡监生员一律不准“纳赎”；其二，“生监”与平民犯“徒流”及以上之罪，不管是否发配，均需“收所工作”；其三，科举停废、各地学政改为提学司后，凡由学堂出身之生员，统归入学部管理。因而“生员扛帮词讼，从严治罪”“申学政黜革”之例应须删除。以上改定各条律例首先直接废除了有关士绅“纳赎”的条例，从根本上杜绝了薛允升在《读例存疑》中有关“戒饬”与“纳赎”之间的相关疑问，并因时制宜地删除了部分已不合时宜的条例。
此次定例也是清末法制改革的主要成果之一，涉及生员部分的律例重新调整的原因主要在于：一方面，立法者受到西方立法思想的影响，以“改重为轻”为“仁政之要务，修律之宗旨”。[28]而生员相关的“教唆词讼与犯人同罪”之例，无须“例外”加重处罚的规定也是该宗旨的具体体现。另一方面，旧制度的废除、社会关系的变化和新的机构的设定，其运作与管理方式需要用法律的形式加以规范。光绪三十年（1904年）初，清政府颁布“癸卯学制”，开始从制度上推行新学。[29]次年，在全国范围内废除了科举制度，为了鼓励各地学子进入新式学堂肆业，学部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颁《酌拟各学堂毕业请奖学生执照章程》，奖给考试毕业的优秀毕业生进士、举人、优拔、岁贡、廪、增、附生出身，这些由学堂出身的贡监生员，在中央统归学部管理，在地方由提学使司衙门接管。[30]为顺应这些官制的变化，沈家本对与生员相关的部分律例进行了较大的删改。
总体而言，清代在法律上对生员惩治和约束的各项条例并非一成不变，其规定在不同时期都有过相应的修订与完善。清初“治狱，倶用前明旧制”，[31]其后在前朝之例的基础上逐渐增订修改。《大清律例》中有沿用前代约束和惩治生员相关的各例，但内容上却更加细致充实。如，明律并未过多强调保护生员的颜面，而清律则更加注重地方教官和学官对生员的管理和教化的部分，同时限制了地方官惩处生员的权力。清律颁行后，通过长时间的实践操作，朝廷一方面“随事纂定”，增加对生员的管理和约束的例款；另一方面，因时制宜地修订或删除一些不合时宜的条例以完善对生员的管理。那么，这些条例上的变化，在地方档案相关案卷中是否有所体现？
从断案者的角度来看，律例的规定往往较为表面且笼统，在对犯错生员的惩罚方面，没有一套较为严格的参照标准，甚至一些条例还出现前后矛盾的现象。如，生员犯轻罪，州县官应会同教官戒饬，其后有“贡监生有犯同”之语，但严格来说，由于贡生的“红案”并不在其所在地儒学衙门，其行为已不由教官管束。因而，即便是在刑部任职三十余年的薛允升，不免也会有生员犯轻罪，到底“何项应准纳赎，何项会同戒笞”的疑惑。
从西方法律体系来看，清朝并没有一套完整的成文民法，社会上经常发生的户婚、田土、钱债等细故纠纷，“以官方的语言来说是不值得政府关注的‘枝微末事’”。[32]地方官处理这些案件仅仅是“例行公事”而已。因而，在不触犯律例相关规定的情况下，地方官在审断此类案件时，往往会有很大的操作空间，从而导致实际审断结果与律例规定或多或少存在着差异。许多情况下，即便贡监生员“包揽词讼”“空插入扛帮”“逞刁顶撞”，州县官也不会“轻易责打”。[33]那么，在对相关细故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州县官除了为避免麻烦对生员以礼相待以外，还需要考虑哪些因素？其审案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州县官对犯错的涉讼生员一方的惩治方式有哪些？其中是否存在宽免的情况？宽免的标准又是什么？
以下部分拟以《南部档案》为中心来探究州县官对生员涉讼案件的实际审断情况，以期对以上所提出的问题做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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