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以外，地方生员因利益纠葛而抗缴学款，甚至“自立”学堂的现象也十分常见。这种乡村自主办学催收经费艰难的处境，不仅导致地方生员充任校长的积极性不高甚至其还会出于对个人及家族利益的维护而陷入纠纷之中。对此，我们从光绪三十（1904年）至三十一年（1905年）间发生在南部县黄金垭有关廪生李晏春办学的一系列案件中可窥之一二。光绪三十年（1904年）八月，学董廪生李晏春在黄金垭文生姚熙载等人的禀请下接替张鸿儒经理花行桐子市筹集学款之事，[32]十月十九日，黄金垭高峰寨文生张矅斗、武生杨希震等人联同粮民杨正选、太平桥文生郭炳奎、京源场监生毕天瑞等人禀称，其各场六十余人捐集流资所成立的大成会所收佃资本为焚献及办会之资，然李晏春在筹集学堂经费之时向该会抽收钱文二十串“苦乐固属不均”，且高峰寨距离黄金垭十余里遥，适龄子弟到该场诵读距离遥远，因而请求由文童刘天泽在高峰寨就地设立学堂，以便附近子弟入学。知县出于就地办学的考虑，同意了高峰寨绅民就地办学的请求。[33]
然而，校长李晏春在筹集办学经费的过程中，所面临的阻力并非仅仅高峰寨绅民一处。十二月廿日，李晏春等人禀称，
该场人民刁顽太多，保甲良莠不齐，不惟各处所抽神会，迭催莫缴。即棉市、桐行现系姚联佐程呈佃，理应今岁缴清，且抗延不给。学堂催办甚严，需钱恐急，现廪生谢鸿恩在堂学习，按月用费，时将散馆尚未付清。兼众保因连佐玩延，一切可抽之款，俱生观望。生等势力甚弱，情面难破，深恐风气阻挠来春开堂，馆谷无着，为此筹议公举该场武生贾培德。[34]
但武生贾培德并不愿意办理蒙养学堂，并于二十四日呈禀文“恳辞办理蒙学”，希望州县官另择他人充任。[35]由于办理新学堂正值需人之际，贾培德所求自然不会被知县所准允。
即便李晏春在办学过程中找到武生贾培德搭档共事，但筹集学款之事并非就此顺利。次年二月（1905年），廪生李晏春、武生贾培德二人与高峰寨的武生杨希震等人在筹集学款以及办理学堂等纠纷上依旧未能得到调和。即便李晏春等人已经与担任大成会总管的武生刘国镇商议在该会内提钱七十八串，并于清醮会内集款二十串作为学堂教师经费，然而杨希震等人依旧不愿意归属李晏春所办学堂，甚至在高峰寨场镇成立蒙养学堂，由八十岁的老生张矅斗在此任教，“教读二三蒙童”。若高峰寨此风气一开，“离场六七里俱不能提钱”“凡□□堂远者，均可把持，学务何以有成？”知县为加快办学速度，在批词中明确表明：“该处各描绘甚多，提钞若干，着即集众议明开单……杨希震等如敢阻挠，据实禀究，至师范生应俟卒业，则有本县会同儒学教习分派，以符定章，不准私派。”[36]
李晏春办学压力甚重，此案之风稍歇，彼案又起。由于学款抽收不顺，学堂教员的工资难以得到保障，三月二十三日，东坝场师范生谢洪恩、周炜庠等人已经在禀文中声称，由于黄金垭校长李晏春、贾培德、陈洪畴，以及东坝场校长王立贤等人开办学校，集款不足，师范生到学堂充任教师后“彼此伙食俱多虚悬不给”，向其理问，均称“风气未开，阻力甚大，刁顽者流不思创办学，方今急务，扬言□仁恩观望，分文难抽，已经提出者，又抗延不缴。”为此禀明县官，希望能催促校长催办学款，学员速给学费，以兴学校。[37](www.xing528.com)
即便学堂教师及州县官多次要求地方劝学办员加快筹集学款的进度，然而地方风气未开，阻力难消，不仅师范生难有工资可领，甚至由于学龄入学蒙童人数甚少，学堂办成以后也难以为继。七月十九日，谢洪恩等六名师范生再次向县官递送禀状，称当他们分别于黄连垭、石龙场、金源场、河坝场、马鞍塘等地开堂讲学，起初拟定“每堂各抽行款八十串文，每月薪水钱八串文，按月呈支”。然而开堂以后，各学堂师范生伙食欠用的原因有“行款神会欠用不支者，校长保正私收不付者，更兼有借公徇私者，亦有抗玩不催收者，弊病多端”，加之“每堂学生七八人扬言畏读”对新学堂存在抵触情绪。因经费稀缺，学生数量稀少，因而各学堂师范生禀请催送学生入学的同时并催校长支学费在案。[38]甚至在禀文中称校长李晏春、贾培德在办学过程中“坐糜薪水，遇事模糊”，导致该场所属六保及一切神会应提之公款在去岁就“分文未给”，今年酌提之公费又不申详存案，致使师范生无钱可领。[39]
衙门为了确保地方办学经费得以顺利筹措，一面签催上述各堂校长选送学龄入学堂学习，[40]一面开始派遣差役协同校长一起催收办学钱款。八月十八日，当校长李晏春与贾培德再次禀明保正王焕章、李德富、李正国、李宗福、陈泽升等并未将其各自“正管辖神会各抽钱二十五串、外棉花行抽资三十串以补不足”的情况下，[41]南部县衙先后下发签票，派遣差役前去饬令校长李晏春及各保长“速将酌提学费”、各名下所抽神会钱文，以及甲长张万炳、总会张万清、张万善各名下所收玉皇会租谷佃钱照数呈缴，以作学堂经费。[42]
由于李晏春与贾培德在办学之初所面临的不仅有来自向各会各保催收学款无着的压力，亦有面临教员无伙食费用可领而向其催给工资的压力，更有州县官为保证办学质量及进度而向其施加的压力，因而极力想要摆脱当下因办学筹款所带来的困境。当李晏春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启程前往高等学堂肄业以后，校长贾培德亦于十二月十二日以“生系武人、不谙文事，兼之不识文字，不明账目，何能办理学务”为由，禀请辞退校长一职，并由文生陈洪畴、武生刘国镇充任校长，办理学务。[43]然而，州县官并未同意贾培德的请辞，而是札委文生陈洪畴接充校长，与其一道经理学务。[44]
百姓抗缴学款之事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基层学务的推行过程，办学筹款的艰难程度也会影响到基层劝学团体的积极性。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巴县北路神坝场校长文生何炳烈就与当地十六甲甲长因筹款办学一事产生纠纷。由于学堂的开班需要配备师范生，虽然前岁已有范君勰、冯锡銞、刘鸿璿三人先后考取了师范生，但由于百姓对于建立新学堂多持观望态度，因而学堂的建立并无成效。为了加快办学进度，拟定让刘鸿璿先于七月中旬开堂讲学后，再令其补学师范。但当何炳烈与百姓间商议筹集各甲一百二十串的“制器学礼耗费”时，[45]在知县的屡次催收下仍毫无效果。[46]甚至甲长谢应选等联合文生谢清流、谢树勋等人禀称，刘鸿璿自去冬回场后邀同各甲甲长及士绅商议准许于来年正月二十日开堂讲学，并由校长何炳烈定学费共六十串，到了五月还要求每甲再出钱十串，共计一百六十串。而他们抗缴并非出于怠玩公事，而是由于“何炳烈声明甚劣，花民不从，所以正月间监学处有换伊校长禀帖一函”。何炳烈出于“报复之心”，才于七月底来场押缴每甲十千之数，从而招来众怨，以此绅民联合恳请州县官另举廪生赵璧全等为校长承办学务。[47]八月十二日，廪生赵璧全充任校长，[48]其后文生何炳烈亦以年迈为由辞去蒙学校长一职。[49]
由此可见，虽然拥有话语权的地方生员是否参加到基层学务（或其他局所）之中的决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这一群体在基层的权利分野，但在清末地方推行各项学务改革的过程中，除了部分获得权力与地位提升而成为学绅外，我们也应该注意到部分未能进入新学行列中的生员出于对自身利益的维护，而与参与学务的生员间发生纠纷，甚至与地方其他僧民一道，成为“煽动”地方民众闹学的主要参与者，阻碍学务的推行。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