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劝学员与百姓之间除了捐施纠纷外，百姓在阻学情绪下与学董产生纠纷的情形亦十分常见。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七月初四日，老鸦岩牌头梁凤鸣等人以“借公串吞事”将本地校长监生左鸣高等告上了县衙，并在其禀状中称：
冤被豪监左鸣高，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争充校长，假借办学名目将钱八十串尽数妄指学费，伊概入私，并不更换局内册名，致使学局尤向民等讨要，民等始终向局内查伊前岁仅报回千文，甚至去岁只报二千，复串滥监李显荣同巨富李崇和等将民等奎星会所买水田半坵，产谷十二挑，压佃钱三十六串，每年□佃米六升，系民凤伸佃耕，伊乘民凤伸外贸未家，伊捏控在案，骇议价银八十两，少书买价，减税两起，霸吞银八十两，钱八十余串，概被伊等瓜分，民等到局查实，局佃未请，学项分文无报，名高清虚畏咎，去始辞退校长，特此恳唤究追，以重公件而杜患吞，公私两感。伏乞。[16]
梁凤鸣在此禀文中，将监生左鸣高塑造成与地痞串通侵吞公款的“劣绅”形象，这很快引起了州县官的关注，立即将此案交由劝学所，要求其核明左鸣高在其所管学堂内的各账目。为了进一步加快案件进程，二十日，梁凤鸣再次以牌头的身份禀称，左鸣高先发制人，假称学员来场，将其诓至伊家关进黑屋劝其和息，被伊母放走后，于次日纠集恶棍李含顺等人手执木棍等器在老鸦岩搜寻，与其拼命。[17]
然而，监生左鸣高的“劣绅”形象在前保正刘复元的禀文中被打破。据刘复元称，在其充当保正期间曾协同学董左鸣高、李雨均办理老鸦岩小学一堂，“提款艰难，易招怨尤”。昔日，因左李二姓置买梁姓田地以作“家塾严师之资”，凡贫难者不缴学费，名为义学奎星会，与梁俸生过耕，每年交租米六斗给馆内老师冯左峰作为束脩，不料左峰在冒领梁俸生押佃钱三十串后病故。当左鸣高等议及将此佃资添助学费之时，才知晓该情形，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五月，左李二姓筹措钱十串与梁俸生等商议退佃，并与左鸣高等书约为凭。左鸣高为了便于提款办学将退回奎星会的田业出售，另行当业招佃，此举才最终致使梁凤鸣对左鸣高有怨恨，串同梁俸生窃刘复元之名妄禀在案。[18]
据左鸣高所言，“该处人情浇漓，祗知利己，不知公益，每提一款，众怨丛生”。其自创办老鸦岩学堂以来，“迭受恶党欺凌”，先是在议李甫廷捐款争讼一案中，“伊纠众拦途，暗藏凶器，非李显荣拖救，险遭毒手，有案可核”，后因“各保帮款，亦构讼数次”，去年提及开荒坪又“迭遭李林华捏禀”，为避免争讼，左鸣高所提会款多为其父亲所捐之资。惟望水垭炭行被梁姓霸收多年，在其主持学务之后，因办学乏款，而将此部分业产提归学堂经费，梁姓由此“挟忿”，加之其后的退佃风波，致使梁凤鸣多次以“假公报私”之由将其捏诬在案。[19](www.xing528.com)
七月底，视学亲自到老鸦岩场调查，此地炭圈共有两家。该场学堂自光绪三十一年（1905）开办以来，圈户谢吉五共售炭四百八十三石三斗一升，照旧规每石抽炭半升，合该抽炭二石四斗二升，照市价四两八折半，合银缴入学堂，计抽三年，共该入银五两八钱。一查圈户杨子连开圈一年，共该抽炭一石，合银二两四钱，统计三年，共该入银八两一钱。视学查明后，每年应缴劝学所钱四千二百文均有案可核，左鸣高并无霸吞钱文之事。[20]
八月，劝学员又查明，左鸣高出售给李崇和的田产，所得价银四十两，除退压头还佃款共去三十串外，“余银二十两另置当业佃钱四千，每年抽钱二千缴入学堂，业已具认，所有此田卖买，当佃各契据，左名高禀内均已粘附”，且梁凤鸣禀内所言“霸吞银八十两”实非虚言。加之此人既非圈户，又不在左、李二姓所办的奎星会之中，况且自身又不是办理学务相关的人，因而在劝学员看来，其“藉学妄禀”的行为，致使“办学者人人灰心，实与阻挠学务无异”。[21]八月二十九日，经州县官传集人证审讯后，梁凤鸣当堂投具诬告结状，承认其“窃联梁凤森等多人妄指奎星会为由诬告左鸣高之案，实属虚诬。[22]
又如，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西路富村驿甲长卢荣才、监生雷大林等以“私抽病民”事，将此处办理学堂事务的学董廪生秦瑞鏛、文生秦全孝、监生刘鸿达等告上了县衙。据卢荣才称，学董瑞鏛等“在驿出入衙署，势大弥天，自光绪三十一年（1904年）办理学务，抽提富驿义学，实与王公祠油行、文庙佃钱、文昌宫茶款官平，及丝网行各项钱文”每年应收三百余串，加之“去岁外派九保花名无论贫富，共计二百三十八牌，每牌派钱六百文，共派钱一百四十二千八百文外，富驿衙署讯案罚钱六十余串，提入学堂作费，共计公款抽提钱文五百余串”，然而，去年腊月，从公立学堂报销榜示得知，秦瑞鏛等办学实际只支出了二百七十九千三百三十六文。且在办学的实际过程中“尽邀私学共三十余人，驿中公学两堂共计学生五十余人”，“明办学务，暗实阻持，致使四乡良民观望不前，以私废公，大干例禁”[23]。后经巡检查明，卢荣才等实系借文庙住持何大长向庙下柴市募化柴薪暂作文庙香灯口食之费借口，[24]挑起事端，纠众称廪生秦瑞鏛等“不应办学提费”，因而联同各保“抗缴学费”。[25]最后，该案经讯明，经监生陈全忠曾经帖邀乡街绅粮核明“学堂账目毫无错误，无私抽情事”，[26]何大长等抽柴一事与秦瑞鏛等办理学务亦毫不相干。[27]
由此可见，寻常百姓阻挠基层学务虽有智识未开的一面，但其背后依旧与经济利益相挂钩，尤其是百姓私有的债务欠债、田土产权等向不属于自己的“公产”的性质转变之时，更容易滋生出民众对办理学堂之事阻挠之心，从而产生一系列的阻学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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