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职于基层劝学所的生员在筹集经费之时很容易卷入与百姓的纠纷之中，这些纠纷多是出于百姓以利益受侵害为由直接将自己原本与他人存在田界、土地买卖、典当找贴价银、产权认定等经济纠纷的款项或债权捐入学堂，百姓这样做的同时也将自己与他人的纠纷关系转让给了学堂。而这样的捐施者多为纠纷中的弱势的一方，其中尤以女性群体居多。这是由于，在传统社会妇女观的影响下，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较低，但其所承担的孝养公婆、扶持丈夫、养育子女以及处理家庭内外琐事的责任，使其成为维持家庭正常运转的最关键的一员。然而，当男性长期外出或是突然离世，失去依靠的留守妇女或寡妇常受到欺凌，在与人发生经济纷争时，往往处于一种弱势地位，因而在很多时候，她们不得不以口头的方式向基层学绅表达捐施的意向，以达到“惩恶扬善”的结果。
光绪三十一年（1935年）八月三十日，坵垭场五十二岁的孀妇杜张氏因“夫亡子少”，欠钱之族人仗恃年富力强，欺其势孤人寡，分毫无给，请凭中正理讨亦无结果，而将其丈夫生前在光绪十四年（1888年）借给同族之人杜益芳“银九两八钱四分，每月三分行息，又借钱十一串，每月二分行息，共十有七年，合该本利一百五十余串”以及族姪杜瑞祥所借“钱二十一千五百文，于光绪二十一年算至本年二分行息，合该本利五十余串”一并充与小学堂内作为士子诵习费用。[10]同年十二月十一日，东路楠木寺学董马玉铉等在“为禀马宗孝等欺孤霸耕”的禀文中也曾提及，因该场马宗孝将马邓氏丈夫马宗禄承当的水田一坵，当价三十二串霸耕，马邓氏“身寡子幼”，难以与之抗衡，无奈之下，才“甘愿”将此处田业“充施当价以作本场蒙养公用”。[11]
同时，这样的“捐施”动机并非单纯的行善举动，而更多包含有对个人利益的考量。[12]如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东路楠木寺家长张登芳、民曹国礼甘愿将光绪七年、十八年、二十二年等先后当给曹国富等人的坡地旱田“各一约共四纸，价钱共十三串五百文”悉数充入劝学所“脱祸”，以免曹国富等人“借当加价”欺凌叠搕。[13](www.xing528.com)
但百姓这种依靠捐施将自己与他人的“滥账”“坏账”转移到基层学务中的做法，表面上看是支持地方学务，实际上是以捐施的方法把矛盾转嫁到地方劝学员身上，这样不仅会加大劝学员们被卷入民间经济纠纷的风险，也导致他们在筹集学款的过程中遭遇更多不顺，长久而言，并不会给地方学务带来多大好处，反而增加各类新式学堂在基层的办理难度，并加大民间百姓对新学堂的抵触情绪。其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当劝学员们计划从他人手里接手已经充公的业产时，往往会遭到民间百姓的“抗玩”。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东三区楠木寺劝学员兼学董文生陈炳勋禀称，该场铺民张开祜将光绪二十年（1904年）借给冯人浩的“本银一锭，每月利钱六百，十二年共该利八十六串四百”，以及被郭有仪于光绪十三年（1897年）当佃的（有仪病故后被其胞弟郭有才霸耕二十年）熟地二坪所该的佃钱三十二串，因难佃钱、利息均以收回，而悉数捐入楠木寺学堂以作公用，并“亲书充公文约”。然而，当学董们前去理问讨要时，冯人浩之子冯福儿与郭有才等人均“叠催叠推，至今横抗不耳”。[14]
遇到此种情况，基层的学董及劝学员们只得求助于州县官或者视学的力量来给百姓施加压力。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南路临江乡梅家场校长武生吴上达、监生孙光钱以“霸公废学，恳签追，以全蒙养事”具禀汪现杰案内，吴上达在办理学务提抽此处神会余资以作学费的过程中，附近玉炉山早齐文昌会以九十串当价，将其业产水田一坵承当在汪现杰祖父汪洪恩名下，如今汪现杰以每年五串的价钱“倒佃回耕”，虽书有佃约，却连年抗价不交。如今文昌会首士杨宗文等见欠账难讨，自愿将此当价的一半作为办理蒙养学堂的经费，一半作为焚献经费。然而，当武生吴上达们屡次向汪现杰催收佃款时，“伊反恶言，两相口角赌控”，杨宗文不甘，于去年冬月具禀在案，虽经学师讯断，要求汪现杰“退价”，将原业交还另佃他处，然而汪现杰“故意奸狡”“藐断抗交，价亦不退”，甚至支使“泼妻杜氏率领幼女多人詈骂不堪”。为此多次向州县官具禀，希望得以通过官府力量的协助将基层的公、私产业转化为学堂的物资经费。[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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