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生员相关的命盗案件中，生员会参与上报并协助勘察，在诉讼过程中，他们会通过直接指控捕役舞弊失职、缠讼、诬告等诉讼策略来加快案件地进度。在上控案件部分，我们对几种策略都有介绍，这节对直接指控捕役舞弊失职进行更为详细地解释。
1.上报并协助勘察
命盗案件系重件，要上报。其程序一般是先报团邻、约保，再同团邻、约保一起勘察被盗情形或者案发现场，然后再上报。在与生员有关的命盗案件中，生员会在约邻和地保协同下进行勘察并上报。如：节里九甲监生张文星具报无名男子在其业内自缢身死，巴县监生陈列五具报伊管业山沟内有一名不知被何人砍死凶犯外逃，廪生刘仕际具报无名女孩被溺毙身死，本城武生胡其煊具报胡朱氏自缢毙命，等等。不管是业界内的还是家里出现命案，生员们先报约邻和地保，然后在约邻和地保陪同下勘察，再上报。
在实践中，生员在被盗后，会联合约保、团邻，自行进行调查。例如“节里十甲监正监生王西屏等屡遭贼窃一案”：同治二年（1863年）五月，团内肖元太被贼窃，肖元太知觉后，凭监正团约田碧玉们看明情形，邀同捕差到岩洞，把赵喜、陈元们捉获。“武生黄用和等具报屡遭窃牛一案”中，武生黄用和被窃后，看明窃形，四查不获。“忠里一甲廪生李席珍告贼窃去其谷种一案”中，廪生李席珍归投鸣约邻彭洪文、石月明等看明窃形，四夺□□，无获踪迹，是以开明失单，禀恳仁天赏准存案。“生员张朝聘告江天禹行窃一案”中，生员张朝聘投鸣地邻张朝斗、刘正富、张仕伦等看明窃形，四查不获，为此开明失单，禀恳仁恩赏差缉究。“孝里八甲文生邱登仕等具报被窃赃悬无着一案”中，文生邱登仕投鸣团邻廖炳掌们看明窃形，四查不获，具禀在案。“监生陈参良告刘文远盗窃财物一案”中，监生陈参良发现被窃后，同地邻生员张凌云、邹□翠追赶到山黄岗，无获，第二天开单与客长唐显儒等前来报案。
从命盗案的程序来看，地方保甲、团练等基层组织负责人在命盗案中扮演着重要的证人角色。现场的查勘都需要约保、团邻在场，尸亲、田地主人、失主需要得到基层组织负责人的认定和许可，才能到县衙门报案。
2.直接指控捕役舞弊失职
生员拥有特殊地位，本来呈状报官便能获得州县官的回应，他们再在状中直接指控捕役失职，其意就在于通过知县向捕役施压，以便尽早获得解决。因此，直接指控捕役舞弊失职成为生员的一种诉讼策略。而知县接到这种要求，大概也都从善如流，但捕役大多并未因此受到知县下令锁押或枷示的惩罚，而是口头或书面谕令捕役加强缉捕的工作。
在笔者搜集的盗案中，直接指控捕役失职的案件众多。例如，慈里六甲贡生任耀先告邓俸等行窃腐差藐批不缉一案：道光九年（1829年）四月二十八日夜，贡生任耀先儿子家里被窃，五月初一禀控在案，沐赏饬捕李华、许彪、余贵查缉，不料捕役等卧票不理，延至七月，“赃无一露贼无一获”，贡生任耀先以“卧票不缉”禀控捕役余贵、李华、李彪，呈词中称：“明系捕等庇贼情真，但捕乃贼之祖，贼乃捕之孙，贼捕交通，赃物从何着追。”[148]县批：候勒捕严缉。到八月，贼赃乌有，贡生任耀先又以“藐视批抗纠贼赃□□事”控捕差，县批：候比捕缉究。到九月，贡生任耀先又以“恳比缉究事”控捕差，县批：候比捕严缉毋渎。直到十一月，捕差拿获贼匪王六即王德美、刘二即刘泰洪、陈三即陈文祥、游配化等。在这个案子中，贡生任耀先先后三次控捕役在案，通过直接控告捕役“卧票不理”“视批如具文”来施压，希图早日捕获贼匪。对贡生的上控，州县官批文表示要“比捕严缉”，但并没有对捕役有实质性的惩罚。直里八甲武生郭大鹏等告捕差张升等意图与盗窃其家衣物银饰之贼人分赃一案：道光十九年（1839年）正月，武生郭大鹏具禀雷猪、麻二、唐七等行窃伊家，经审讯雷猪并无偷窃事，谕令“武生郭大鹏静候，另行饬差查缉”。六月武生郭大鹏以“遵谕恳缉事”禀张昇、陈国伟等查缉，无果。七月，武生郭大鹏家再次被窃。八月，武生郭大鹏等以“卧票抗缉恳提比究事”禀控捕役张昇等。九月，再次被窃，又以“玩抗复窃”控案。武生郭大鹏在呈词中指责捕头张昇、陈国伟等“与贼交通，藐玩法纪，包庇分赃，卧票不理，抗不查缉，私放惯贼”。与上一个案子一样，生员为了尽快捕获贼匪，追回赃物，都采用不断上控捕役的策略。
桂花坊贡生马国桢告捕役何升等窝窃分肥一案[149]：贡生马国祯家同治九年（1870年）被窃，投捕役邓顺，邓置之不理，经团约验明贼情不虚。后获贼却被贿赂私放，贡生马国祯以“窝窃分肥”禀控总役何升在案，指责总役何升窝盗分肥且胆贿纵窃贼。东川书院廪生李显栋、文生吴墉等告总捕皮成、范升纵贼行窃一案：同治六年（1867年）十月，监生李显栋等被窃，监生李显栋等呈控捕役皮成、范升：“捕役皮成、范升支吾，抗不□□，捕不纵贼，肆窃莫由，况属在治城，窃在书院，显系捕等纵贼分赃。”[150]节二甲监生王嘉言告彭明等“捕玩贼渺”一案中监生王嘉言呈称：“获贼杨吵吵被捕贿纵，幸南邑盘获李金山等□□供出雷八纠裹等情，后即一贼无着……拖今年，余贼赃两渺，生叠禀催沐，提陈德卡押□□□彭明、屈恺至散役等尤其众讵，伊等即藉陈德抵塞。”[151]文生汪士涪家被窃，禀捕役何太不究追贼一案：文生汪士涪呈文称“……无论城乡内外，而报窃者，层见叠出，大都以事小畏累，隐忍未发，捕役遂以为得计，或事主有力，甘认赔还原物，必先言明，不究贼踪，乃始赔还，不过十之二三了事，藉非与贼相同，何以还赃不现，盗是捕役以贼为鹰犬，贼即恃捕役为虎隅，赃入则认役分肥，事败则散役顶罪，种种弊端，难以枚举。”[152]监生黄衡兴报其在船户刘文秀船内被贼窃去银钱一案，监生黄衡兴在禀状中称：“况窃贼贿捕，分赃交逃……捕头皮昇藐玩赃悬把持重案，故悬日久，法地被窃，赃满数贯，毫无着落。”[153]直里一甲文生孙芳勋告捕役冉顺等纵贼窃害一案中，文生孙芳勋家被窃，控捕役冉顺、冯顺等“卧票不缉”“纵贼窃害”。他推定熊耀三、王老么为贼，王廷松窝贼，恳提熊耀三、王老么并拘王廷松与捕役冉顺、冯顺为质讯追缴。[154]“监生陈参良告刘文远盗窃财物一案”中，监生陈参良以“玩捕悬赃恳严比缉事”禀称：“捕等在乡卧票逍遥，并不四路严缉。”还有江津县武生夏定三告捕役王和尚等挟忿串窃一案[155]和仁里十甲监生杨树屏告张显猷等藉搕逼毙一案[156]。这一系列案子都是生员直接告捕役玩忽职守，贼赃两悬；卧票不理，纵贼分肥。
面对生员的控告，州县官多批：“静候勒缉，毋庸琐渎”“候比捕缉究”等，对捕役多次责令其严缉，真的对捕役进行惩罚的案例不多。直接控告差役成为生员施压的一种方式、一种诉讼的策略。虽然生员们的指责不一定全部为实，但也反映出社会中差盗之间的关系问题，有的差役确实存在与盗勾结、诬良为盗、搕索钱财等不法行为。例如，直里一甲生员泰芷孙具报寅夜被窃一案[157]：道光十九年（1939年），生员泰芷孙家被窃报案，到十二月，捕差王顺、王贵抓获犯过案的蒋麻子，蒋麻子妄供，陈德贵被李包包殴毙事，最后查明陈德贵系患病身死，并无别故，是捕差王顺教蒋麻子妄供，希图拖累搕索，把蒋麻子责惩逐出，将捕差王顺责革。后差役王贵捕获蓝云贤，系行窃泰芷孙家正贼，将其责惩逐出，日后不得复行妄为。在这个案件中捕差在缉捕犯人过程中，教唆人诬告，以图搕索。
3.藉尸图赖(www.xing528.com)
清代民间社会常常有“刁民”为了既定利益，而故意制造纠纷，藉尸图赖就是其中的一种现象。段文艳将图赖的方式分为以下几种：“以老病之人图赖，妇女撒泼图赖，借路遇之尸图赖，自杀图赖，杀亲图赖。”[158]在一般民众的意识当中，人命关天，一旦有自杀情事，死者家人即可理直气壮地对相关人等兴师问罪。《大清律例·人命·杀子孙及奴婢图赖》对图赖有明确的惩罚规定：“凡祖父母、父母故杀子孙，及家长固杀奴婢，图赖人者，杖七十，徒一年半。若子孙将已死祖父母、父母，奴婢、雇工人将家长尸身未葬图赖人者，杖一百、徒三年；将期亲尊长，杖八十、徒二年；将大功、小功、缌麻，各递减一等。若尊长将已死卑幼及他人身尸图赖人者，杖八十。”[159]清代法律受伦理关系影响，若尊长以卑幼已死之尸图赖仅处以“不应为”重律，而对卑幼以尊长之尸图赖人的处罚要重于尊长故杀卑幼图赖人者。虽有律例明文禁止图赖行为，但笔者在巴县档案中发现很多藉尸图搕的案件。光绪三十年（1904年）四川总督锡良在《严禁藉尸图诈示》中感叹：“蜀民具称畏法，而棍徒视民懦可欺，每以唆讼搕索为事，遇有假人命案件则尤奇货可居。以服毒、悬梁、轻生自尽之案指为谋故殴毙。择富厚良善之家及素有嫌怨之人指为正犯、帮凶，任意罗织，名为开花。百般吓诈，必满欲壑而后已。其妇女或口角轻生，或因病毙命者，女家即究众向男家种种虐索。并有其人轻生尚可急救，而户族外戚百十成群，业已蜂拥向前滋扰喧闹，遂致自尽者百不救一。盖户族、外戚人等利其死而充原报之尸亲；约保人等利其死而殓报验支销之费；书差人等利其死而索纸笔、饭食、草鞋之资；刁恶棍徒更利其死而逞刀笔之能，施诬陷之术、遂搕诈之计；甚至路毙无名之尸亦竟捏造姓名，妄行控害。”[160]藉尸图赖不仅仅是普通民众的诉讼策略，也成为生员们的一种诉讼策略。案件最后多以给钱了结，并没有真的检验尸体查究案件真相，追究谁对谁错，并按诬告律、威逼致死律、殴伤致死律、图赖律等处理。
“监生潘裕然具告廖代万等将廖潘氏凶伤毙命一案”：光绪三年（1877年），监生潘裕然等以“报叩验究”报廖代万、廖张氏等将女儿潘氏殴毙等情在案，多次上控县、重庆府、川东道、按察司。职员廖虚舟亦以“搕埋翻掘诉恳验质”禀控潘裕然等藉尸图搕。经多次审讯，谕令职员廖虚舟缴银一百两交案，正周廷泰转给潘裕然承领，与潘氏包坟超度完案。“千厮坊举人刘连熙禀报朱甘氏身死一案”[161]：光绪十五年（1889年）五月举人刘连熙禀报朱甘氏被逼服洋烟毙命。双发各执一词，最后审讯得刘运熙具报朱甘氏身死一案据尸母甘崔氏吐称“已死朱甘氏系伊三女，与朱庆三为妾，因自服洋烟身死，往视欲图厚葬不允，口角以致伊戚不服报验，监生朱庆三续控统搂，价值无多”。经过邹惠之等理明书立合约，甘崔氏要求免验，姑念两造戚谊，既经理明，免于深究，饬令两造具结备案，嗣后不得借端生非。这两个案例中，一个生员是上控者，另一个生员是被控者，不管是监生潘裕然还是甘崔氏都希图藉女儿毙命这件事情，达到厚葬和搕索的目的。
“文童杨春亭、文生杨傑臣与监生邱泽农因杨保臣之死互控一案”：光绪十七年（1891年），杨保臣原议定在监生邱泽农就馆主讲，三月杨保臣突然暴毙，经乡约秦东川、熊国祥挽劝邱泽农出钱，杨傑臣领葬。四月杨保臣父亲文童杨春亭赶回，认为其子身死不明，以“否毙难甘”控案，孀妇杨宋氏亦以“声恳究雪事”禀控邱泽农等毒毙杨保臣。监生邱泽农也以“串藉搕害”和“乘捏图搕”禀控杨春亭、杨傑臣等。经提讯断：“杨春亭不能指出其子被邱泽农毒死实据，自认诬听人言，怀疑妄告，断令邱泽农既有好意在先，仍将所帮钱五十千照给，两造各具切结究案。”[162]这个案件中，文童杨春亭回来后不断上控，笔者认为有部分目的就是要回监生邱泽农本要给而未给的那部分钱，并且希图通过诉讼将其拖累。
类似的案件还有“慈里六甲武生刘金声告刘汝霷等逆逼伤毙一案”：武生刘金声儿子婚配二十九载无嗣，想抱二房汝綎之子洪禄作孙，胞侄刘汝霷来家里肆闹，将武生刘金声原配陈氏掌推，武生刘金声先后以“遂谋凶”霸和“逆逼上毙”呈控在案。在县批中提到“昨据该生首侄刘汝霷，虽声明该生□□□被推跌地并无伤痕，又未请验，是以□□□讯在案，何今该生忽报陈氏伤发身故，又不肯验，率称停尸未葬，其为藉尸妄报，大□可见，着即指明伤痕，递具切结以凭，□□并讯跟究，毋得含糊饰词，徒取咎戾特□□□”[163]。因文书不齐全，无从知晓实际案情，此案是关于过继承祧的家庭问题，但从县官批词来看，县官认为武生刘金声呈控存在不实之处，有藉尸图搕之嫌。“仁里十甲监生钱国文具报钱傅氏在家病故一案”也是同类的案件：监生钱国文欠钱国璋钱不还，钱国璋母亲钱傅氏到其家里去讨要，病死于其家，双方互控在案。钱国璋后领回埋葬，钱国文还其钱文。在这两个案件中，武生刘金声想借其妻子伤发身故的事情惩罚其侄儿刘汝霷，达到过继的目的。钱国璋想借其母在监生钱国文家病故来达到讨债并搕索的目的。
从上面所列举的这些案例中可以看到，有的生员是搕索的一方，有的生员是被搕索的一方，生员与老百姓一样会为了利益，藉尸图搕，并且生员们更熟悉律例，更懂得运用诉讼策略来达到自身的目的。这些案子最后都基本在州县范围内结案。
4.诬陷他人为盗
在盗案中，失主具有查勘权，生员为了能尽快贼赃俱获，不但直接指控捕役，施加压力，还会出现诬陷他人为盗的现象。“慈里七甲生员秦朝选告蔡登甲盗窃银钱衣饰一案”[164]：乾隆三十年（1765年），生员秦朝选家银钱衣饰等物被窃，生员投鸣约邻刘圣荣、郑廷栋进行勘察追踪，勘察至田子寺坎下蔡登甲门首绝迹，便认定是蔡登甲行窃，统多人至蔡登甲家搜寻，并在禀状中诬陷蔡登甲为惯贼。后差役肖文拿获贼犯邹时祥、陈万禄，起获原赃什物。
又如“文生况皋告朱正伦在其家行窃一案”：文生况皋诬陷朱正伦窝贼接赃，文生况皋在禀状中称：“窝贼刘天爵吐称徐长寿与惯贼朱正伦行窃生家，伊等既属戚谊，屡次犯案，善于调停，沐恩堂讯只供欧朝周不供朱正伦，希图抵案，今刘天爵之子刘三系伊佃户，徐长寿家亦伊当保佃住，养贼伙窃蠹害一方，且原差朱奇系朱正伦之子，子捕贼而父亲招贼，是以前赃不获，后赃复恳，兼之捕等均属林陞徒弟，嘱令现贼不能捕拿，纵有犯案获贼，亦狡供支吾，隐匿贿纵情弊□，以百禀□终不获，累害无辜。”[165]县批：据称朱正伦系捕役朱齐之父，朱正伦招贼行窃，并无实据，不能据该生一面之词，即文□其罪，姑候提案质讯，该生即听审可也。最后缉获正贼系况皋侄儿况寿。
“监生陈参良告刘文远盗窃财物一案”：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闰五月二十五日，监生陈参良家被窃六封色钱共重三百五十七两一钱，还有许多衣服首饰，地邻生员张凌云、邹□翠追赶到山黄岗无获，开单与客长唐显儒等前来报案。六月十六日，监生陈参辰以“获贼情实恳严究追事”禀案，呈称：“捕役四路查缉，本月十二查至地名海棠溪盘获刘姓等五贼送赴恩案，贼等弊大独讳生案未招，但生雇工费二在生家帮工年余，器具认识，生被窃后此日，费二由伊家至生家已在半途地名竹林湾撞遇五人俱背大包袱，内有一人手提响锡茶壶一把，费二当即认实，是时费二不知生家被窃，兼之年幼不敢拿赃，今捕等率同费二等拿获刘姓，费二认实，照前所言无异，无如贼捕否何局弊狡供匿赃希图暗吞。”[166]经查陈参辰所开失单与刘文远所带之物不相符。刘文远供实其包内衣物银两系伊等在家起身时所带，并非行窃，陈参辰家被窃之案实不知情。后县官怕刘文远涉及长寿的盗案，将之移解长寿，陈参辰因被窃情急又见刘文远等解回长寿，随借因上控，诬控刘文远为正贼。
上述三个案子中，生员为了尽快缉获盗贼，领回赃物，诬陷自己认为可能是盗贼的人，并且在呈词中捏造情节，以图坐实罪名。对于生员的这种架词上控，诬陷行为，州县官多从宽免。也正是州县官的这种处理态度，才造成许多生员肆无忌惮的诬陷，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其实不仅被盗者生员，有的官员为了考绩，差役为了完成差事免受责罚，都有讳盗诬良的行为。晚清河南王树汶案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徐忠明在《晚清河南王树汶案的黑幕与平反》一文中揭示了酿成冤案的背后的深层次原因。[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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