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四川州县生员参与命盗案身份研究

在收集到的命盗案中，生员或者因自家被盗或者出现命案而报禀，或者因地界内和邻里出现命盗案而上报，或者因系地方监正、乡约、局士等，有处理地方命盗案之责而参与到命盗案件中，或者被窃名牵连。以干己和不干己作为划分标准，以具体案件为例考察巴县生员参与命盗案的实态。

1.干己

在干己的命盗案中，生员或者是受害者，或者是加害者，或者是借题发挥以满足自己的一己之私。下面我们分别以案例来说明。

（1）命案

命案有的因钱债关系，有的因田土关系，有的因家庭矛盾，有的因邻里纠纷等。“孝里六甲监生郑宗儒告牟新发持刀戳毙其子郑永清一案”是因为钱债矛盾而引发的服制命案，监生郑宗儒是受害者。监生郑宗儒系牟新发的母舅，廪生郑永清系监生郑宗儒的长子，牟新发的表弟。牟新发家贫常向监生郑宗儒借钱借米，儿子郑永清屡次阻滞。道光十九年（1836年）六月初，牟新发说有急用，又向监生郑宗儒借钱二千文，本已经允许，因过后郑永清拦阻，就没有借。六月初十日，牟新发到郑永清学堂将其哄出，再次向廪生郑永清借钱，不允，因长期怀忿在心，拿出准备好的尖刀，将郑永清戮伤致死。查律尊长谋杀外姻卑幼，已杀者，依故杀法。幼律载外姻尊长殴缌麻卑幼至死者，故杀亦绞，此案牟新发因挟郑永清屡次阻止郑宗儒借钱之嫌，起意将其戳伤，实属独谋诸心，郑永清系牟新发缌麻表弟，自应按律拟监候，故杀亦绞律，拟绞监候，秋后处决。在案件中监生郑宗儒先后以“禀恳作主事”、为“谋毙恸恙泣恳作主事”、为“谋杀狠毒泣禀拟解事”、为“谋杀残忍泣恳严办事”，四次呈状，供称牟新发系因挟估借不遂之仇，故意伤害郑永清，望能按律严惩牟新发，为其长子伸冤。牟新发在招解到府提审时翻供，供称：“道光十九年六月初间，小的听得郑永清说小的妻子彭氏与涂光裕通奸的话，小的去向涂光裕清问，涂光裕写帖冤白说他并没通奸的事，六月初十日，小的身带劈篾尖刀赴山砍竹，走在冷家硚地方撞遇郑永清走来，小的斥他不该污蔑小的妻子与人有奸，郑永清不依开口混骂，小的回骂，郑永清就向小的殴打，小的顺拔身带尖刀把他戳伤身死，并不是因借钱起衅，也不是有心致死他。”^[104]牟新发的这段供词希图证明自己并非有心致死其表弟廪生郑永清，两者之间发生冲突的原因在于廪生郑永清污蔑，而非钱债关系。因牟新发前后供词大相径庭，重庆府驳回另审。经过重审，牟新发承认实系挟忿谋死。被害者是监生，且为有心致死，性质恶劣，最后牟新发被拟绞监候，秋后处决。

而下面这个案例同样是因为钱债问题，生员是加害者，被害者系捐纳知府，属以下犯上。“革生黄文礼向杨钟颖逼索欠银致使杨钟颖自服洋药中毒身死一案”^[105]：监生黄文礼系开药材行生理，杨钟颖给本与萧子辉开正顺公药铺，与监生黄文礼行内交易，该欠药材银一百五十余两，屡索无偿。同治七年（1868年）五月初五，监生黄文礼又去催讨，萧子辉说他将买的鹿茸寄放铺主杨钟颖公馆，叫前去看茸议价作抵欠项，不料杨钟颖不允折算，并叫家丁将监生黄文礼推送，双方发生冲突，并上控，次日挨晚杨钟颖自服洋药，毒发身死。案发后先将监生黄文礼斥革，经咨查明确杨钟颖实系捐纳知府，黄文礼逼死职官自尽，自应照律拟办。《大清律例·人命·威逼人致死》条云：“凡因事户婚、田土、钱债之类，威逼人致自尽死者，审犯人必有可畏之威，杖一百。若官吏公使人等，非因公务而威逼平民致死者，罪同。以上二项，并追埋葬银十一两。给付死者之家。若卑幼威逼期亲尊长致死者，绞。监侯。大功以下，递减一等。若因行奸为盗而威逼人致死者，斩。监侯。奸不论已成未成，盗不论得财与不得财。”^[106]案件中革生黄文礼逼索欠银致使捐纳知府杨钟颖自尽，拟监禁候，并赔偿银两。这两件命案最后均是按律严办，而在实践过程中，并非所有命案都如此，存在大量的私和命案的现象，关于命案私和问题将在下文中阐述。

与监生黄文礼案相似的还有“宣化坊监生邱信太因长子在剪刀铺帮工被威逼自服洋烟身死之事控告张恒山等一案”：光绪元年（1875年），邱崇魁在职员监正牛玉麟剪刀铺帮工，因遭张恒山等威逼，自服洋烟毙命。职员监正牛玉麟、监生邱信太先后以“串搕逼毙事”、为“朋逼捏抵恳跟究事”、为“匿凶塌案非添难讯事”报禀，希图张恒山能被按照“威逼致人死律”处罚，但最后经审讯，“邱崇魁实系自服洋药，毒发身死，并非别故，业已把尸领埋。刘奶妈不应生事，把他掌责，邱崇魁年少，不知谨慎，出言不合，已死可悯，张恒山、余泉廷不应以口角闲言向邱崇魁寻衅毙命，本应责惩，从宽施恩，押令三日各罚银五两共银十两给邱崇魁之母具领结备案。”^[107]

两个案件都是威逼致人自服洋药而死，但两个案件最后的处理结果却不相同，监生邱信太一案并没有被认定为威逼致人死的真命案，对张恒山等的责惩较轻。这种差别可能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其中原被两造的身份和地位可能是原因之一。

（2）盗案

干己的盗案主要是指生员被窃或者生员被告。在王大纲统计的188件乾隆时期被窃的案件中，有功名身份者（监生、生员、武生等）有45件，约占比23.94%。仅次于商和农，居第三位。^[108]相对于农民和商人来说，生员具有特殊的社会地位，他们被窃后更容易报案追赃。盗案发生的地点可以分为住宅、客栈、船上，下面我们分别举例说明。

“文生况皋告朱正伦在其家行窃一案”：从道光十八年（1838年）到道光二十年（1840年）三年，连年被窃共六次，日久赃贼未获。道光十九年（1839年）五月，差役缉获贼盗刘天爵、徐长寿、欧朝周到案，经过审讯，均未招认偷窃况皋之赃。道光二十年二月，文生况皋以“纵贼叠窃”上控捕役林陞等并株连朱正伦在案，三月内查讯，与朱正伦无涉，将生员况皋斥责。道光二十年四月，文生况皋又以“被贼吞赃案悬恳恩质讯”禀林陞、朱正伦和徐长寿在案。道光二十年五月，以“招贼伙窃藐法吞赃事”禀朱正伦在案。经质讯，朱正伦并无窝贼接赃，捕役林陞们也没卧票不理情事，谕令林陞们把正贼缉获追赃给领。到道光二十年（1840年）九月缉获正贼况寿（系文生况皋分家二十余载之侄），将况寿杖责押候，文生况皋之子况镁当堂将白绸三件、当票一张领讫具结完案。在这个案件中，文生况皋因家屡次被窃而禀案。生员朱棌禀孙占彪盗窃柳玉堂等家衣物一案^[109]：咸丰十年（1860年）五月，监正柳玉堂家被窃，同月二十七日，捕役陈容、宋贵在坊巡查，见孙占彪形迹可疑，当即盘问，孙占彪自认行窃柳玉堂家，并供认窃生员朱採家赃物在校场调换。生员朱採帮他人禀案，却得到意外收获，缉获行窃自家的盗贼。

盗窃案件除了易发生在住宅以外，客栈是鱼龙混杂之地，客商行人来自各方，也是容易发生盗窃案件的场所。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南川县生员吴元亮等赴巴县应试^[110]，投宿刘悦盛店遭窃。八月廿八日，吴元亮等出去买货，说将钥匙交给店主刘悦盛，但之后发生被窃事件。案发后事主询问之下，火房祝胖子说房门未锁，是祝胖子代为将门锁上，祝胖子又称另有配新钥匙等语。但生员不甘被窃，于八月廿九日禀明巴县。巴县批示“候唤讯查缉”，之后虽然有开立缉票，但案情未有进展。直到九月廿四日，杨柳坊坐坊捕役白顺、邱贵禀明，事主吴元亮等因考毕回南川，虽奉牌查缉无法面问。案件至此便无下文。壁山县登里五甲武生魏联陞告店主杨太和匿吞其寄放财物一案^[111]：璧山武生魏联陞来渝考试，路过凉凤垭，住在杨太和店里。嘉庆十年（1805年）七月，武生魏联陞以“接物匿吞”控店主杨太和在案，八月传唤武生魏联陞时，魏联陞已私行逃回璧邑。因文书不完整，未知最后结果。这两个案件中，报案者皆为来巴县应试的考生，后因他们试后回籍，案件不了了之。

正里八甲武生刘人鹏禀其在陈人和店内被窃一案^[112]：道光十四年（1834年），武生刘人鹏赴省乡试归来，在陈人和栈住宿，第二日外出回来发现衣箱上铜锁被扭断，窃去衣物无数，值价银十余两，武生刘人鹏以“被窃难甘”禀案，经集讯断令：武生的衣物钱文并未点交店主陈人和们属实，不必追究。而店主不是每次都能以失主未将银两点交店主而脱责，湖南候补通判高培澍于同治六年（1867年）五月奉湖南军需局之命，解送黔捐饷银，行经巴县，住宿太平坊元泰店时遭到已开销的家人毕升窃去饷银，因此控告店主监生杜元泰。杜元泰称：“伊解饷银，未交生柜，未知伊解若干，亦未知有无搭解银两。”^[113]同样开设客店的冯春发、宁洪陞、周福泰、艾悦来等人也呈禀状称：“凡有往来客商投寓，银钱货物概交柜上。倘有失遗，惟店主是问。又客人在外买货送货，未交柜上，不与店主相涉。”^[114]希图为杜元泰撇清责任。但最后县批：“该店被窃饷银，非寻常客货可比，店家岂能卸责？毕升系高委员开销之人，该店主何以私自容留，致令失事？银虽未交柜，亦应为店主是问。”^[115]最后断令杜元泰先垫赔饷银给高培澍，等到捕获毕升之后，再由毕升偿还杜元泰所垫赔的银两。两个案子有相似之处，但最后县官的讯断却不一样，一个是维护了店主，令被窃者不予追究，一个是令店主先赔付。出现断令不相同的原因大概是因为被窃东西的价值、性质不同，同时，被窃者的身份地位不同。第二个案件中被盗的是饷银，被盗者系职官，被盗的银两数目巨大。在州县官自理词讼范围内，州县官的断案平衡了国法、事理和人情三要素，尽量让双方都能接受最后的结果而结案。嘉庆八年（1803年），长寿县生员胡敏中等告文童周际芳窃其衣物钱文一案中，经查讯“文童周际芳所获衣服为捡到当票赎取，不是偷盗所得。因店主周光述不能照守客物品以致白昼被窃，贼窃数日，坊差并不查禀，均属不合。断令店主周光述与坊差各垫缴钱一半，共钱五千八百八十文，俟获贼追还”^[116]。

重庆为三江汇流之地，水运发达，船是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之一，乘船者、水手、船户都来源复杂，滋生了船上盗案。“合州监生黄衡兴报其在船户刘文秀船内被贼窃去银钱一案”^[117]：嘉庆十九年（1814年）三月，监生黄衡兴叫船户刘文秀带二百五十两银子送渝还账，沿途并未停靠，到千厮门码头停泊后胡满带银登岸，次早刘文秀在船突言监生黄衡兴二百五十两银子被窃，报明巴县董主，饬捕稽查半月，毫无行影，监生黄衡兴坚持是船户刘文秀匿银妄报。经多次审讯，案件重要人物胡满病故，王容盛出外贸未回，最后断令船户刘应海、刘文秀叔侄赔缴押。后黄衡兴又呈控在案，王容盛回乡后亦上禀控刘文秀牵涉无辜。《大清律例》在关于店家、船户等行窃商民方面有规定：“凡店家、船户、脚夫、车夫有行窃商民，及纠合匪类窃赃朋分者，除分别首从计赃，照常人科断外，仍照捕役行窃例，各加枷号两个月。”^[118]在本案中，州县官并没有去追究是否船户行窃，只是在追捕无结果的情况下，令船户赔偿。因船户把船卖了也只能赔付三十余两，无法弥补失主损失，监生黄衡兴收银后继续上禀。

《大清律例》中有专门的“盗马牛畜产”条：“凡盗民间马、牛、驴、骡、猪、羊、鸡、犬、鹅、鸭者，并计（所值之）赃以窃盗论。”^[119]“凡盗牛一只，枷号一个月、杖八十。二只，枷号三十五日、杖九十……五只以上者，枷号四十日、杖一百、徒三年。十只以上，杖一百、流三千里。二十只以上，不计赃数多寡，拟绞监候。其虽再二十只以下，除计赃轻者，分别枷杖徒流外，如计赃至一百二十两以上者，仍照律拟绞监候。盗杀者，枷号一个月，发附近充军，俱照盗窃例刺字。其窝家知情分赃者，与盗同罪；知情不分赃者，杖一百。”^[120]由此可见，对盗窃马牛畜产处罚甚重，《巴县档案》中关于牛被窃的案件数量不少。

监生卢遵周报王珍盗窃耕牛一案：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二月，监生卢遵周因家耕牛被盗报案，报案后两月未见行缉，监生卢遵周以“索钱恳票恳饬差缉事”禀案，正贼无获，七月十八日夜里又被窃去黄牯牛一只，到八月二十日，缉得贼犯王珍供出行窃牛只事主。但从缉得贼犯王珍到追赃具领却也是一个曲折的过程，从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八月二十一日第一次审讯到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二月监生卢遵周领回全部赃物和赔偿，监生卢遵周共上禀八次，不断催促，州县官多次回应“毋渎候究追”，事主有凭据而立场稳固，缠讼二年，最终领回原赃。慈里三甲武生黄用和等具报屡遭窃牛一案^[121]：道光九年（1829年），武生黄用和被贼窃去肥猪二只、黄牯牛一只、水牯牛一双，后缉获盗贼王八。王八供认他与陈老四们偷窃牛只卖与张老五，得钱四千五百文。“张老五不应接买贼赃，断张老五缴赔钱四千文给黄超伦具领，把王八责惩押候另缉正贼追赃。”^[122](www.xing528.com)

在盗案中生员为被告的较少，从收集到的几个例子来看，生员为被告也并非盗窃，而只是原告以窃案之名义，提出诉讼，争取自身权利，或者是生员吞赃的原因。在这几起案件中，最接近于有盗窃行为的案件就是“本城罗凤鳌报武生王廷珍盗窃财物一案”：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武生王廷珍在渝城应试的住在罗凤鳌站坊，寄住时遭窃。但站坊主人罗凤鳌，也反诉王廷珍使用坊内物品未归还。案件最后不了了之。“本城监生陈立端告监生陈捷三窝藏盗匪一案”：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监生陈立端以“被窃查实人赃两匿”上控理民府，告监生陈捷三窝藏贼匪刘邦彦等。经讯明原被两方实际是因田地买卖纠纷愤而牵马。“刘邦彦、刘肇修胆敢无故生非，擅拉陈立端马匹，殊属不法，各重责惩十板，以□仍将刘邦彦押候，差押刘肇修牵缴原马给陈立端具领，监生陈捷三支使滋事，例应法究，既据供称情愿罚银四十两充公，避免责惩，率即取具限，准如数呈缴，免其责惩。”^[123]仁里七甲文生颜泽九告姜正顺等诬控其意图行窃一案：道光十九年（1839），文生颜泽九在学宫后边教书，听闻附近居易店内有正顺隆、凝顺敬、西天顺们在唱戏敬神。文生颜泽九恐怕学生们在内看戏，就进他们店内寻找，走到他三重门内柜房前，因文生没带衣帽，穿的是寻常衣服，正顺隆们号伙不能认识文生，就向文生阻滞口角，双方互控在案。经审讯“文生实系没有穿常衣帽走进他的柜房，致相滋闹，均从宽免究，谕令文生谨守卧碑，训教子弟，毋再涉讼”^[124]。这个案件中文生因进入姜正顺们店内柜房，被姜正顺们诬控其意图行窃。而“智里二甲邱黄氏以被贼窃谷掣获得赃被监正要去吞赃延搕之情控张声之”一案中，监生张声之是因为“吞赃纵搕”被控：光绪八年（1882年）孀妇邱黄氏家被窃租谷，后缉获盗贼刘三、杨刀疤，搜获赃谷十石零，监正张声之、团首张合亭等将贼赃要去，吞赃后欲放盗贼，孀妇邱黄氏以“纵贼吞赃事”禀控在案。正龙团团职员李玉山、保正黄松亭等亦以“池鱼受害事”禀控监正张声之等，禀呈中称：“声之等养贼害良，暗地分肥，实属大干法纪……刘三偷窃邱黄氏食谷，声之等胆敢吞赃纵搕。”^[125]

2.不干己

按照清政府对生监的约束，不干己事，不得上控。无故多事出身作证或作伪证都要受到相应的处罚。《钦定学政全书》中规定：“至于生、监为人作证，如系他人妄行牵连，许本生自行辩明，免其开注。若系无故多事，出身作证，即属不守学规。地方官详明学臣，分别戒饬、褫革，照例办理。”^[126]因为“况生、监等既为凡民之秀，果其读书自爱，自当优以礼貌。若乃干犯教令，甘蹈罪网，则其情视蚩蚩者为更重，又岂得专委之司教，而不力为振刷耶”^[127]。生监是出类拔萃之人，应读书自爱，为万民之表率，不可干犯教令，武断乡曲。但从《巴县档案》中可以看到，生员因免累、帮他人上报，被窃名，或者获利等涉及与子无干的命盗案中。

（1）应责上报

生员因有地主之责、地方之责、雇佣之责上报命盗案。“节里九甲汤明远具报伊父被张应明推至水中淹毙一案”^[128]：嘉庆十二年（1807年）三月初五日，汤明远父亲汤昌衡实系淹毙，但张应明等不应与之生非，将张应明应将等责惩押候，张应统措办银八两，监生熊光宗帮给银四两，共银十二两，作为汤昌衡安葬之费。在这个案件中，监生熊光宗因地界内出现人命，有地主之责上报命案，因怜念死者穷苦，出银给安葬。“正里三甲何杨氏禀其夫不知被何人戳伤身死一案”^[129]：光绪十一年（1885年）六月，何杨氏报其夫何兴奎不知被何人打毙，监生邓国恩、监正胡洪三、郑祥云等上报，经验明何兴奎周身无伤，系遇邪吊毙。正全兴等悯念杨氏贫穷无力安葬，挽劝监生邓国恩帮助棺衾，杨氏同抱何兴发出约领埋。在这个案子中，因尸身在监生邓国恩业界内，监生投监保胡洪三等看明并上报，并出银安葬。“忠里七甲吴正伦监生何增庸为借贷款互控各情一案”：道光二十年（1840年）十一月，吴正伦妻携子吴新年到葛均廷家讨要钱文，葛均廷不还，又不给饭食。在回家路上，其子吴新年病饿死于葛陞品宅后阳沟路边，陞品看见私行移尸至监生何增庸界内，监生何增庸看见尸孩投鸣约邻，看明无故，掩埋。后吴正伦回家方知，投鸣约邻袁万先、刘世兴、监生何增庸，将葛均廷、葛陞品等禀控案下。经审讯谕令，“葛均廷缴还吴正伦一千文，与监生何增庸出立讨约，仍将骇尸掩埋在监生何增庸业内，葛陞品听信葛应荣、葛应富们移尸属实，将其掌责”^[130]。在这个案件中，监生何增庸是被牵涉案件中，因人将尸体移入其业内而诉。

“文生龚春年具报李茂修服毒身死一案”^[131]：咸丰九年（1859年）十二月，文生龚春年报其药铺掌柜外出不知是何遇邪自服洋烟毒发身死。文生龚春年有雇佣之责，上报命案。“节里六甲文生雷玠等告潘武玉自缢毙命一案”^[132]：同治三年（1864年）十月，潘武玉之妻陈氏投团报潘武玉于九月二十九夜在家自缢毙命。文生雷玠等随同去察看，因有地方之责，不散解索擅埋，遂上报。“文生吕调元等告李兴龙拦夺凶殴毒毙一案”^[133]：文生吕调元等为“禀明免累协恳事”禀兴隆场李兴龙开栈窝痞害良，私和命案。

王朝德告陈登亮等人盗窃谷物一案^[134]：贡生余圣元因邻里被窃而上禀，在禀状中控告差役蒋顺、谢荣、谭荣等来乡搕索事主钱财，且遇贼不拿。直里七甲监生程万清告吴志龙串多人护庇私纵窃贼一案：道光二十年（1840年）腊月，熊在朝被窃去耕牯牛一只，第二天在白玉寺拿获牛只并窃贼吴正芳，二十五日，经凭乡约梁绍馨、梁绍堂邀集吴正芳之父吴志龙来团理说，志龙情亏，自愿协同乡约梁绍堂将吴正芳送案，但乡约梁绍堂和吴志龙私行纵放，监生程万清恐吴正芳以后再酿祸端，受其隐匿之咎，以“护庇私纵”禀案。从此处看监生程万清是因有地方之责，为免累而上禀。而接下来吴志龙和熊在朝的禀状反映出了不同的内容，吴志龙以“窃名捏累事”控邱正发、余国珍、余国志、程万清、程万顺、冯泽河、全大兴在案，禀称：“前月二十邱正发、余国珍、余国志串通程万清、程万顺、冯泽河、全大兴等架以“护庇私纵”禀蚁在案，遵唤诉明应不烦渎，但查邱正发素非善类，私宰为生，去年腊月二十五，藉守牛只为由，搕蚁外孙熊在朝钱三千五百文，今正复索不遂，以致捏控，票差来乡，蚁约约邻向程万清、万顺、冯泽河等讲理，伊等吐称事无干涉，并未出名呈控，实系正发窃名捏累，希图赫诈。”^[135]熊在朝也以“藉索”旁控邱正发在案，禀称：“吴正龙牵其水牛系为账项，谊属舅甥，非窃盗可比，正芳交蚁外祖吴志龙，自行送究，正发等称请人用费，索钱三千五百文，凭梁绍堂等过交，始行还牛。今年正月，正发复向熊在朝吐称帮获牛只，不敷用费，尚要补伊钱三千，熊在朝不给，正发逞刁健讼，串程万清等出名，随以“护庇私纵”具禀志龙等在案”。^[136]一个说监生程万清是被邱正发窃名，一个说监生程万清是邱正发串讼。三个人对同一件事，讲述了三个不同版本的故事，因文书不全，无监生程万清的呈词，无从知晓事情的真相。

（2）帮他人上禀

生员在社会上具有特殊地位，这种身份是可以在案件中被利用的，因此，生员因系族亲，帮他人上报命盗案。“慈里二甲监生程铭鼎具报李会陞自缢身死一案”：嘉庆十三年（1808年），因租佃银问题，李会陞来监生程铭鼎侄儿程之珣家讨要，程之珣求缓，并无口角，李会陞自缢于程之珣槽门挑枋上，监生程铭鼎上报。“李会陞弟李魁元不忍尸身暴露情愿拦验，以欠项无偿无钱使用轻生自缢身死并无别故具结。”^[137]此案中，监生程铭鼎是因为侄儿事上报命案。

“何国相等与监生周文榜因周廷贤家被窃互控一案”^[138]：道光九年（1829年）二月，监生周文榜的侄儿周廷贤家被窃，在何国相等家里起获原赃，并将唐朝书之子唐长及何盛相送州。何国进等以“诬良统抄事”控府，复以“纠窃诬陷事”越控臬宪，监生周文榜亦呈状控何国相等在案。“千厮坊监生王进忠告李辉亭裴润年藐纵赃悬一案”：同治六年（1867年）二月，监生王进忠的叔叔王福兴叫雇工张大顺带银一百零五两至渝买花，在龙隐镇赶船，上船后将银子交板主李辉亭，同船夫裴润年收放舱内，等船到渝城，张大顺问裴润年取要银，发现银两被盗，王福兴当即禀报巴县霍主，霍令准理差缉并传集人证查讯。最后霍主断令“李辉亭暂赔王福兴银二十两完案，另缉正贼，获日追赃给领”^[139]。因监生王进忠对审断结果不满，以窃银等事赴府宪上控。霍令复差传人证盗案，查讯各供与前情无异，因李辉亭久抗不缴银，监生王进忠再次上控，霍主复将李辉亭勒限押追，李辉亭于同治七年（1868年）七月十二日遵断措银二十两呈缴，屡传王福兴等抗不承领，监生王进忠不断赴案禀催，要求缉赃贼，直到同治八年（1869年）十一月，仍无获，王福兴于同治八年十一月三十日承领李辉亭缴赔的二十两银子。在禀状中呈称：“李辉亭等奸狡藐断，贿差私释，逍遥事外，拖抗不赔；李辉亭、裴润年追赃贿差，王太、吴彪等弊请委主审讯辉亭窃银，以实为虚；沐批虽严，奈捕等受贿并不拘讯，案塌至今。”^[140]这两个案例均是生员帮自己的族亲诉讼的案件，是希望在诉讼中利用生员这种特殊的身份达到缉贼追赃的目的。

（3）希图借机获利

有的生员希图藉命案获利。“节里一甲监生王玉树具报其堂兄王金榜为何身死一案”^[141]：嘉庆十三年（1808年）十月，监生王玉树上报，其堂兄王金榜在陆和生地界否何毙命，陆和生等并未报案，私自掩埋。陆和生以“冒认搕索”诉明在卷：“……有王炮久年在蚁境内乞丐，并无亲族，不□王炮于本月十九在蚁业内水下旁边病饿毙命，时有牟仲才视见，□□□蚁子美福当投鸣约邻罗光显、牟伯瑚、牟仲才、张光教、吴金榜、周廷扬、并坐水卡差役朱姓集看，认识系王炮尸身，实系病饿毙命并无别故，蚁当报案，约客地邻等俱云王炮久年在境乞丐并无亲族，经众看明实系病饿身故，与人无尤，不必报案，系吴金榜、牟伯瑚捨板掩埋，殊遣惯搕乡愚监生王玉树闻风冒认尸亲，向蚁子美福勒要银一百两，蚁知不允，架以报明事，将王炮更为王金榜，称系伊堂兄否何在蚁地界毙命，诬蚁私埋等谎在案，差唤合诉，切王炮在境乞丐多年并无亲族，地方共知，病饿身故，经众看明掩埋，若果系王树堂兄，伊乃堂堂监生，存日因何并不提携，任听沿门乞食之理，”^[142]经约邻调节，双方自愿备结息案；“玉树亦念陆和生父子一时出于无知，既费于前，不累于后，不劳宪讯，日后不得藉案滋非，至和生诉称玉树诈搕之言，毫无说口实迹，悉属伪妄。”^[143]按照《大清律例》，地界内有死人，要上报官司检验，在本案中，陆和生投鸣邻约和卡差集看，因认定王炮系病饿毙命并无别故，又王炮久年在境乞丐并无亲族，就没上报。监生王玉树知晓此事，称王炮系伊堂兄，报明此事。一方面，监生上报亦为依律行事，有助于监督地方命案避免私和。另一方面，王炮病饿毙命非监生王玉树甘己之事，监生王玉树非地方里长、地邻、乡约或者监正，不承担上报之责，其上报，属轻涉讼案，有希图从中获利和冒认尸亲之嫌，按规定“文、武生员，倘事非切己，或代亲族具控作证，或冒认失主、尸亲者，饬令地方官即行申详学臣，褫革之后，始审其是非曲直”^[144]。本案最后经调节息讼，并未追究是否冒认尸亲。“节里五甲监生梁明菴告李华堂等忿咬移害吴顺怀身死一案”：同治十年（1871年）十月，吴顺怀赶双洞场回家，走至打渡口河边跌扑落水淹毙，吴甘氏和子吴景怀拢看明情形，实系遇邪淹毙与人无尤，并无伤痕，领尸回家安葬。至十二月，差役吴陞更名吴正发听信乡约监生梁明菴唆使，以“逼毙冤埋”具报吴顺还身死一案，株甘仁信、甘仁惠在案，搕钱二十七钏。经审讯，“吴正发不应假报，将吴正发笞责枷示，将乡约监生梁明菴示革”^[145]。监生梁明菴以“忿咬移害”禀李华堂挟忿乘其未案诬陷其串控。后州同戴祥齐、武生戴□堂、监生周国陞、王雪杨同恳，允举明菴仍充乡约。县批示：“梁明菴业经本县示革应即遵照毋庸复渎。”

（4）被窃名牵连其中

有的生员被窃名牵连到命盗案中。“太平坊刘双合租张金山房居住外出贩桔控告张金山与弟欺调妻子捏诬玷妻服毒自杀一案”^[146]：光绪九年（1883年）刘双合以“欺逼捏诬事”告张金山等欺调其妻子刘晏氏，并流言污玷，致使刘晏氏含羞服毒毙命。列证人总监正张崑山、散监正周显明。当时，总监正张崑山和散监正周显明在辕投烟户清册未归，所以，在此案中总监正监生张坤三、散监正周显明是被窃名为证而牵涉案件中的。后来两人因有公务在身，此案又有约邻等质讯，禀恳免赴。在文童杨春亭一案中，监生李春圃被窃名株连在案。监生李春圃系南川县人，世居南邑，与邱泽农居远无往来，与杨春亭父子素不相识，却被拖在案。三月被人窃名存案，后又被杨春亭株连在案，张祝封等又窃名公禀。“孝里二甲职员牟锦华等告僧自然等窝移盗吞一案”^[147]：职员牟锦华窃文生胡炳墀、场约江恒盛告僧自然窝留痞徒梅七，屡盗客货，同治十一年（1872年），将其寄放草纸一百六十捆，值钱八十余盗卖。文生胡炳墀知晓后立即上禀免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