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四川州县生员涉讼问题分析及上控动因解析

在有生员牵涉其中的上控案件中，有生员上控的、有上控告生员恃衿而骄的、有生员被无故牵涉案件中的。上控的理由多种多样：有的是为了维护集体的利益，有的因自身的原因，有的是以生员身份帮他人诉讼，等等。

1.事涉公共利益

清代国家官员的设置只到县级，州县长官统揽州县的钱粮刑谷所有事务。州县官及佐贰官是少数，少数人管多方事，势必依靠地方上的有名望、有影响力的群体—— 士绅阶层。生员是士绅阶层中较大的群体，他们通过科举考试获得了一定的功名，但还未能金榜题名，授予官职，是官和民中间的桥梁，他们充任监正、团正、局士等，积极参与地方社会的管理。在管理过程中，或者因以公肥私，或者因管理不善，或者因权力争斗牵涉一些案件中。比如：“璧山监生张涵益、张浩等因办驿站差务亏空银两互控一案。”^[22]道光九年（1829年），监生张浩入夫马局经管差务，报销不实，侵吞公项银二千文百余两，监生张涵益、李灼等将之告在璧邑，经审讯方知：道光九年（1829年）局务轮交王德钦、张浩等经管，张浩等因王德钦系属熟手，银钱出纳均由王德钦一人管理，王德钦管理期间，自行挪用局费八百六十一千六百九十六文又银百五十五两银钱，王德钦病故，张浩等接收经管，并未清查核算。至道光十一年（1831年），张浩等邀同绅耆清算账目，经张涵益等查对核算底簿不符，怀疑张浩等伙同侵吞，拿取硃册底簿四本，由府道上控，批县查讯。钱主讯明系王德钦一人侵用，张浩等并无伙同分吞，但因同在局内管事，却任意让王德钦侵用，王德钦又身故，钱主断令张浩、李茂青、汪天青、龙超江、刘思贵、傅大文六人分赔，共缴一千三百五十九串五百五十文，但他们违限不缴，监生张涵益们才赴藩宪衙门上控。璧山县是川东大道，往来差务需用夫马，费用均系藉民力按粮摊捐，由阖邑绅耆轮流经管，武生张浩入局经管后，出现侵吞公项银之事，侵犯了公共的利益，监生张涵益发现后，联合其他生监一起上控，维护夫马局的利益。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已革武生陈世传盗卖社谷案”：同治四年（1865年），革生陈世传随招上控，声称：“革生借发仓谷支给勇丁口食，系与首事们公同商议，在前县主呈禀有案，至按户派钱四百文另有团首经理，与革生无涉”。^[23]鉴于陈世传的翻供，府宪仍发文招解陈世传到府、提县卷来府查核、传社仓首事练茂絿等来府质讯。经过审讯查证，陈世传贿赂逯开时错号逯假二，顶逯廷耀之名上控，妄称练丁口食支销用尽，承认如数筹款填还，图保世传出监，为其开脱盗卖社谷之事。经练茂絿、张继凤、逯明伦、李文富来辕质讯，真相大白。社仓谷石实系革生陈世传盗卖肥己，并非因公支用，仍照原招勘转将其暂行收禁，随后逐程递解至铜梁县衙门收监。不管是夫马局银钱还是社谷均是公共利益，都是由地方自筹而来，涉及人数众多，侵吞夫马局银钱和盗卖社谷，均会引起地方社会的不安，生员作为地方社会中有影响力的人，其侵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必须严惩。两个案子中，不管是因为疏于管理导致的银钱流失还是故意盗卖肥私，均按照讯断赔偿。而下面的这个案子发生在局士和监正之间，双方都打着为公的旗号发生龃龉，闹上公堂。

“直里一甲贡生梁安惠等以除害事上控余元恺”^[24]：余元恺是龙隐镇团练，经理渝城夫马、三费、积谷各局，廪生梁安惠、文生覃树猷、监生孙龙章为总理十团监正。同治六年（1867年），廪生梁安惠等告余元恺等藉官贩私。同治七年（1868年）正月十六日，余元恺以查算团账为借口，齐集贡生梁安惠等于万寿宫，打伤覃树猷等六人，贡生梁安惠以“统匪凶伤”控县，余元恺又以“私枭挟诬”控梁安惠等在案。正月二十一日，廪生梁安惠等又以“重伤垂危协恳作主事”控县，蒙批：“案已差唤，孰是孰非候集讯察究，毋庸烦渎。”正月二十三日，廪生梁安惠等又以“除害事”上控余元恺等。在这个案件中，双方互控对方贩私，一方说自己以诗书为业，并无不礼乡党之处；一方说自己素守忠朴，教读为业。双方因贩私事不断呈词互控，矛盾不断升级，牵涉人员众多，最后上控到府辕。府辕批道：“查前据该生等以藉官贩私等情来辕具控，当经批县录覆，迄今未据，覆到兹复，据呈余元恺挟忿统众凶殴致该生覃树猷等□□□伤是否属实，仰巴县迅即□□□按照先今控词逐层研讯明确，分别究拟具覆，毋稍□□徇延，致滋衅端，词发仍缴。”^[25]在这个案子中，互控双方均在地方上担任要职，都为地方的安定做出过贡献，是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因是否以权谋私、损公肥己而互控，表面上打着为公的旗号，实际上都是在维护或者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这个案子也反映出在地方上，生员们通过各种手段增强自身对地方事务的掌控来扩大自己的利益。

“长生场监生刘伯皋告职员李小山冒充里正侵吞公款诈骗银两一案”^[26]：光绪三十年（1904年）七月，因为设官平嫌疑起衅，长生场监生刘伯皋等以“势吞搕害”呈控府辕，告讼棍李小山冒充职官同伊弟矝棍李星门恃充里正，擅权揽公，横行乡里，藉势诈搕，吞蚀公款。李小山等以“恳质究传”禀县，九月初，经三里首士清算账簿，李星门等并无握吞情弊，李小山经手济米、积善各会未交出者亦当众算结认签，两造甘愿息讼敦好。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五月，监生刘伯皋等又以“鲸吞势搕恳提究追事”控府，经查证监生刘伯皋窃名上控，屡传不到。后张梅羹们十余人均赴案齐称被窃名，所控各节概不知情，画押备案，刘伯皋才回渝投质，蒙审讯：监生刘伯皋所控不实，李小山确系通判有执照可凭，李小山们实无侵吞款项事，监生刘伯皋名为官秤实挟忿而控。臬宪批示：“遵行，如伊自悔错误，认真求公正绅董挽回了结，定有格外从宽之处。”^[27]这个案子发生在清末新政时期，为了兴学校，长生场将铺平改为官平，以官平收银为兴学经费，监生刘伯皋因收益受损，上控职官李小山、里正李星门们侵吞公款，诈搕银两。

2.事关己身

清代对生员涉讼进行了严格的要求，雍正六年（1728年），“生员有切己之事，赴州、县告理者，先将呈词赴学挂号。该学用一戳记，州、县官验明收阅。倘有恃符健讼，重则斥革，轻则以劣行咨部”^[28]。乾隆元年（1736年），“生员事关切己，与包揽词讼不同。若必令赴学挂号，求用戳记，恐不肖教职挟嫌勒索，徇私容隐，徒滋弊窦。应将赴学挂号戳记之例停止”^[29]。虽乾隆元年取消了挂号戳记，但并不代表生员有切己之事就可以任意滋讼。在搜集的50余个关于生员上控的案件中，事关己事上控的占多数，这些案件发生在生员和民之间、生员和官之间、生员与生员之间。就案件类型来看，包括与人命相关的案件、盗案、经济纠纷案件、婚姻家庭纠纷案件、诈骗案件、斗殴案件等，下面分别举例加以说明。

（1）与人命和盗窃相关的上控案件

命盗案件系重案，需要上报。从上报的时间来看，清末《调查川省诉讼习惯报告书》记载：“命盗案，呈报期间以三日内为原则，但被害者路途遥远，与有其它之障害时，虽逾限呈报，仍与未逾限者有同一之效力。”^[30]即通常情况下，以三天为限。呈报的主体中必须要有约邻、地保。在实践过程中，并不是所有的命盗案件都会到府宪、臬宪或者藩宪，有的命盗案就在州县范围内结案，此处所列举的是上控的命盗案件。命盗案出现在上控案件中，一定会被重视，认真对待。“长寿县监生孔元卿上控谭金谟越界伐生树木勒毙生妻一案”^[31]：嘉庆九年（1804年）二月，监生孔元卿的弟弟孔俊卿向他索借银两，监生孔元卿以不务正业不允周给。孔俊卿就到山上将其母坟山内蓄培大青杠树三根砍伐出卖，监生孔元卿理斥并控案于长主，孔俊卿因素与涪州厅差役认识，越署控于涪厅，且孔俊卿又到监生孔元卿家，与孔元卿的妻子高氏发生口角，致使高氏怄气自缢。监生孔元卿随捏情妄控于川东道大人辕下，想控准拖累。在这个案件中，孔高氏是因为发生口角怄气自缢身亡，属于假命案，监生孔元卿想借此上控来到达惩罚其弟的目的。除了妄控外，也有因置疑命案审讯结果而上控的，比如：“直里五甲武生张棠告刘天锡等屈毙其女一案”。^[32]同治五年（1866年）三月，武生张棠告刘天锡们嫌其女贱、言辞侮辱、毒殴妻女，致使其女身亡。“……生女因为天锡招婿万百三与女刘氏同居共棼，遂至将生女嫌贱难堪，毒殴夺词，凭场叠理均剖，刘氏不应唆嫌搬迁寝事，无如刘氏挟忿转深，怂母刘程氏愈为嫌刻致酿命件。”^[33]经查验审讯，张棠之女刘张氏系疯疾发作自缢身亡。张棠发现其女前头颅左肋有伤痕，不服审讯结果，以“屈毙事”上控府辕。还有指认自己怀疑的凶手对象而上控的。“直里九甲武生邓辅清告陈二耗子（即陈国勋）等掠杀冤沉”^[34]：咸丰十年（1860年）腊月，张逆窜境，武生邓辅清同子邓正发、孙邓光瀛逃往合州三汇坝避乱，其三子邓三阳同孙邓光涵在高店子被杀，银钱衣物被掠，坐宅被拆毁。同治元年（1862年）贼退，武生邓辅清归来，知晓掠杀弛放搂物瓜分事，呈词控县，均未准，同治三年（1864年），贼匪减尽，军务成平，又以“掠杀冤沉”由府上控至臬宪，涉案人员达30多人，经多人呈词，多次审讯，武生邓辅清之子邓三阳、孙邓光涵“因同朱爵三起意从贼，在寨山坪私开铁坟，剃左眉为号，摇惑人心，被团众格杀”^[35]。“武生邓辅清不应捏词上控，希图拖累，念其年老且不知子孙从匪徒情事，控书痛子情切，从宽免究。”^[36]同治五年（1866年）八月，武生邓辅清又以“乘机冒掠毁”上控韩至诚周祥等于督宪，七次呈词，均未审讯，直到同治八年（1869年）双方立息讼文约，同治十二年（1873年）销案。

盗案同命案一样均是重件，《巴县档案》中盗案数量较多，其中与生员有关的也不少，他们或者被盗，或者是因他人被盗而上报，或者是监正、团正等牵连其中。下面两例均是生员被窃，因日久赃悬贼不获，多次呈控无结而上控的。“合州监生黄衡兴报其在船户刘文秀船内被贼窃去银钱一案”^[37]：嘉庆十九年（1814年）三月十九日，监生黄衡兴拿银一包共计二百五十两托船户刘文秀带去渝城，船天黑到达渝城，停靠千厮门，第二天早上，船户刘文秀查看公舱内麻布口袋，发现不见这二百五十两银子，即投鸣案下并告知监生黄衡兴，监生黄衡兴跟报在县。巴主并未严审被窃情形，并且故意拖延，监生黄衡兴气忿于四月初八以“窃害赃悬事”，二十八日，以“不缉弊延事”，六月十八日，以“赃贼弊悬事”，三叩祖宪。经巴县县衙审理，谕令刘文秀赔还，刘文秀船只变卖价银三十两，九月八日，交监生黄衡兴具领，九月十三日，监生又以“藐法贿悬”上控，告刘文秀匿银假报、捕头皮陞藐视法律，收受贿赂，把持重案。同类型案件还有发生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到道光二十年（1840年）的“文生况皋告朱正伦在其家行窃一案”^[38]：文生况皋家在三年里连遭被窃六次，因日久赃贼未获，况皋恐捕役林陞等舞弊不查，以“纵贼叠窃”上控捕役林陞等。经过审讯，“况皋因日久赃贼无获，辙架词上渎，实属不合，姑念到案□□□究，始终诬执者有间，应请从宽面议。刘天爵并无窝贼等情，朱正伦亦无行窃情事，徐长寿系属另案正贼，并无行窃况皋家，差役林陞、朱奇、黄元并无纵贼弊塌情事均毋庸议，无干省释，除取备案，并饬差严缉此案正贼，务□究追。”^[39]

（2）家庭纠纷

在巴县档案中，家庭婚姻方面的档案较多，关于家庭关系、婚姻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如张晓霞《清代巴县档案中的“休妻”与“嫁卖生妻”》等系列论文，苏成捷（Matthew H.Sommer）著、林文凯译《清代县衙的卖妻案件审判：以272件巴县、南部、宝坻县案子为例证》，李清瑞《乾隆年间四川拐卖妇女案件的社会分析—— 以巴县档案为中心的研究（1752—1795）》，等等。^[40]在此不一一赘述，以下列举的是与生员相关的家庭婚姻纠纷方面的上控案件。

“监生熊锦春告熊坤元违犯难容一案”^[41]是父因子忤逆不孝，不听约束而上控。道光十三年（1833年），监生熊锦春以违犯难容上控其子熊坤元、熊嘉元等。事缘因分家，监生熊锦春不遵判将妾室邱氏另嫁，并欲售卖产业，携邱氏回籍，子媳劝阻，监生熊锦春不依，反将子媳一并逐出，其子熊坤元商与族叔熊道源赴杨主案下呈控，批委八府妥议禀覆，熊道源邀集黄万春、傅经国、姬贵、唐敏功等人商议分家，经杨主审讯，谕令监生熊锦春缴银二千两给与两媳两子资用，俟回原籍分家。监生熊锦春不甘分家缴银而上控。“孝里三甲生员张国垣告陈金义等自伤诬告一案”：生员张国垣于嘉庆十一年（1806年）来六月，用银五十两娶陈王氏之女长姑为妾，因长姑性悍，王氏（长姑的母亲）性妒，先后以“刁女滋泼”“卷逃无踪”“拐露缢骗”“唆悍虿骗”控案。嘉庆十四年（1804年），厅讯断：“劝生属迂儒，难敌妒妇，判生给伊银三十两离异，姑归宁另户，硃照离异。”^[42]后遭王氏之侄陈金义并讼棍牟银仕等唆王氏母女翻控府辕，拨回讯断“生员张国垣领回长姑王氏”。王氏母女不断缠害，嘉庆十六年（1811年）三月，陈金义（即陈际虞）以“伤发命危”控监生张炳和张国垣父子，后经约邻牟庆元、张惠川、王树山剖具结。“张国垣再给陈王氏之女陈长姑奁资银四十四两作长姑另行择户赔嫁之资，自此以后陈长姑另户，国垣不得异言阻滞，长姑不即另嫁，王氏亦不得复行翻累。”

^[43]两个案件都是因为家庭问题而上控，都经历了约邻、族长等的调节，在清代巴县社会，约邻、族长等在地方社会纠纷的解决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www.xing528.com)

（3）经济纠纷

巴县到乾隆初期，已是“商贾云集，百物萃聚”商业经济发达，吸引了大批各地的商业移民，因商业而产生的借贷、钱债、租佃等方面的纠纷也较多。例如：“客民王集兴等上控夹江县监生王必华等欠其买棉花钱款不还一案”，此案始于嘉庆十六年（1811年），生员王必华因为做棉花生意，欠客民王集兴等棉花银四千三百六十余两。经过官府查证“王必华王文楚负欠属实，当即札发该县严行比追”，复又叠次移催夹江县关提王必华之子王福宁变产缴还，到嘉庆十九年（1814年）十月二十七日，王必华等均抗不呈缴，再次严催。“尔屡限屡违，分厘不缴，安心延骗，情殊可恶，姑限至八月望前措齐清缴再延严比不贷。”^[44]到临限王必华又施计商串禁卒捏病朦禀，到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不断提讯，掌责，王必华缴一千两，王文楚分文未缴。在这个案子中，监生王必华和王文楚通过不断拖延的方式迟迟不缴欠款。

与之同类的还有“监生周永顺以串衿诬搕等情上控涂式廷等一案”：同治九年（1870年）命妇涂骆氏以“套哄撞骗”控周炳垣、牟炳三等在案，经审讯，谕令“周炳垣缴银四百两、牟炳三缴银三百两并租谷四十石，因周炳垣违限未缴，多次比讯，将其掌责仍行收押，吩谕夏荣显张吉祥们出外，酌议把他房屋当卖缴还”^[45]。周炳垣的父亲监生周永顺以“串衿诬搕”等情上控。词称：“涂骆氏朦供诬控，被蠹张祥、周魁、石玉等叠搕……原中尚有七人收银，炳三现在何得生子一人独赔四百之理，同罪异罚，心岂能恢。”^[46]经审讯，监生周永顺同儿子周炳垣应缴银四百两，仍将周炳垣收押，俟监生周永顺取具人银妥保，限两月内缴楚，给涂骆氏具领。

“监生李恒丰告余道才等抗逼命悬一案”：同治九年（1870年），合州杨义盛、杨义方控余道才叔侄于道宪，余道才等央保在店，后该欠监生李恒丰银二百两余立有约，延至同治十一年（1872年）未还，监生李恒丰于同治十一年七月、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分别以“抗逼命悬就恳提究”事和“藐责纵再叩更提事”控州，但“批虽森严，蠹弊愈塌，生叠鸣冤，藐视如故”。^[47]同治十三年（1874年）二月，以“蠹弊藐塌”控余道才、邓清华于府辕。后又以“藐塌银悬禀恳各关事”“塌骗难生叩恳关唤事”续禀。

（4）搕索、凶殴类上控案件

在《巴县档案》中搕索、凶殴这两类案件较多：嘉庆朝凶殴类694件；道光朝欺诈类案件2 224件，凶殴类案件1 848件；咸丰朝欺诈类案件1 674件，凶殴类案件829件；同治朝欺诈类案件2 570件，凶殴类案件1 350件；光绪朝欺诈类案件5 190件，凶殴类案件1 898件。这中间多为民间细故，通过约邻调解结案，当然也有很多上控案件。“武生段安邦告僧道轩等藉案诬搕一案”：同治元年（1862年）二月间，僧道轩将佃与武生段安邦母舅何恺耕种的寺业收回自种，武生段安邦等驱逐僧道轩出寺，僧道轩不从，段安邦等挟忿将僧道轩捆缚送案，经讯断“武生段安邦缴银三十两给僧道轩，培修庙宇，俟秋收后再行出庙”^[48]。段安邦不遵讯断，同年七月，又将僧道轩捆绑灌粪，并用井水抹擦两目，致使僧道轩两目成瞽，僧道轩俗父段佐伟知骇，以“吊灌殴逐”禀厅，段安邦等给银三十两，另寻居住。不料道轩目瞽伤发成废，八月二十八日，僧道轩以“被毒难生”禀厅未准，闰八月十四日，僧龙华以“目瞽伤发”具呈厅主，因前后供词互异，维持原判，僧道轩见冤抑莫伸，始以“霸害成废”呈控府祖，批回厅讯。同治二年（1864年）二月，段安邦以“唆控诬霸”等情控府，批回讯覆核批：“据江北厅详请褫革武生段安邦衣顶，将段安邦卡押，提集全案人证，验明僧道轩已未双目成瞽，是否实系该武生所致，究竟因何起衅。”^[49]经当堂查验，僧道轩左目成瞽，右目视弱，仍将段安邦押店听候详覆。同治二年（1864年）六月十三日，段安邦又以“藉案诬搕”呈控。本案双方因租佃问题发生凶殴事件，发生在生员和平民之间。下面两个案子均发生在生员与职官之间。

“武生陈照东（即陈正泰）告吴光銮（即吴德余）等案”：武生陈照东，璧山县人，在渝城开鹿茸铺，内有张天成开客栈，共门出入。同治八年（1870年）六月十一日，綦江县吴光銮在张天成客栈居住，宴请贵州局缘候补同知汤世辑、候补通判许松年、暨候补主事王怀珍，更深未散，往来多人均由正泰铺内出入，正泰嘱徒朱志明将门暂闭，王主事官轿不得出，双方发生冲突，王主事家丁胡成、吴光銮家丁陈贵、陈照东徒弟朱志明等均被伤，损毁丢失多物，事后武生陈照东以“纵毁凶搂”禀验唤，后又以“恃勒损塌”续禀，经审讯，“陈贵、胡成与朱志明均受伤，所失衣物两不究追，但高火房未能到案，将朱志明责惩，日后铺门照旧出入”^[50]。对此结果武生陈照东不满，以“凶搂毙屈叩提究”上控。冲突过程中，武生陈照东的损失如下：“南茸一架、西茸一一架、票银一定重九两六钱二分、红钱三千六百文、蓝绸单衫一件、蓝洋布单衫一件、葵蒲扇一把、檀木算盘一架、白洋布洋衣一件、天平砝码一副。”^[51]而“监生邓树勲告墙东山等串娼捆剥一案”^[52]系因欺诈而引起：同治十二年（1873年）七月，监生邓树勋告墙东山（实系墙东山的堂弟墙二）假冒职官，擅戴红顶，串游娼李杨氏，将其捆绑搕索钱物，共计四百余两。经过审讯，将墙东山笞责枷示，后因在押患病沉重，保释出外医调。同治十三年（1874年），参将墙明德因其弟受罚怀忿以李升为抱告，以“贪赃枉法”上控监生邓树勋，并质疑王前县非刑，萧贵等并搕赃。两个案件一个最后不了了之，一个最后查明事实维持原判，但对职官的诬告行为不予追究。

除了上面提到的四种以外，还有其它类的上控案件。例如：“职员顾辅家和生员刘善潮互控一案”^[53]，两造因坟界而引发上控。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职员顾涉川即顾辅家将父亲葬于真武山刘姓古墓上，并捐出银三百两修理真武庙月台。到嘉庆十年（1805年）三月，生员刘善潮们清理祖坟界址，知晓坟地被占，请凭亲邻理迁，顾涉川不允，后蒙查勘，顾涉川自知有错，把坟起迁，但矿未拆，想借此让寺僧海润还修月台捐项三百两。马县主令其拆矿，顾涉川不遵上控，生员刘善潮等也以“压葬弊脱恳提律究事”赴臬宪具呈。最后在绅约南国彦和赵协祥们理劝下息讼，具结销案。着令顾涉川把矿拆去，迁地仍归真武庙管业，捐修月台银子算了。

3.以生员的身份帮他人而成讼

清政府对生监的约束极为严格，防止生监恃符生事。《大清律例通考》卷三十《刑律·诉讼》：“文、武生员，除事关切己及未分家之父兄，许其出名告理外，如代人具控、作证者，令地方官申详学臣，褫革之后，始行审理曲直。”^[54]“生员代人抗帮作证，审属虚诬，该地方官立行详请褫革衣顶，照教唆词讼本罪上各加一等治罪；如计赃重于本罪者，以枉法从重论。其讯明事属有因，并非捏词妄证者，亦将该生严加戒饬。倘罔知悛改、复蹈前辙，该教官查明再犯案据，开报劣行，申详学政黜革。”^[55]这两段引文道出了对文、武生员代人具控、作证的，将面临着褫革衣顶或黜革的惩罚。法文虽严格，但实践中，生员代人诉讼的案例不少，以下这三个案例，生员都是代堂弟、侄儿具控。第一个案例是生员串其堂弟捏控，因理亏反被人上控至府厅。“永川县武朝惠告武生马国鼎毁其母坟反将其诬告一案”^[56]：武朝惠先年佃马国辅的父亲马锡权田地耕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其母亲病故，向马锡权讨地安埋。到嘉庆十八年（1813年），马国辅胞弟马国猷将业卖给武朝惠，凭中在其母坟前摘留阴地一穴，并窖下界址，议明价钱七百二十千文立契成交，文约是马国鼎亲笔，并恳马国鼎代为赴县城投税，交过钱十五千文，延不报税，后武朝惠自行投税后向马国鼎讨取包契税十五千文。嘉庆二十年（1815年），武生马国鼎串马国辅以摘留阴地问题捏讼，马国辅又串文生马国藩、张文渊等妄禀武朝惠弟兄违例立碑，经永川厅厅主查勘讯断，武朝惠并无违禁立碑情事，马国辅弟兄摘留阴地在朝惠之母坟前仍照原界，马国鼎缴还武朝惠包税钱十五千文。武朝惠被马国鼎们妄禀拖累，怄气不过，以“谋骗刁害叩并拘究事”具控马国辅等，捏造马国鼎们串差搕索。在这个案件中，武生马国鼎串其堂弟马国辅诉讼，最后被人以“劣诬蠹搕”“串差搕索”上控至府厅。

无独有偶，生员唆人诉讼的情况还有下面这个案例。“武生黄会川告欧俸冤死屈生一案”：道光三年（1823年）腊月初一，黄显庸纵妻罗氏与差役欧俸通奸，向欧俸借钞四千文不遂，将欧俸、罗氏一并送案，讯明黄显庸纵奸情真，分别责惩。把差役欧俸枷示，断令罗氏离异归宗，由堂兄罗长春、罗长吉领回另嫁。腊月十七，黄显庸去黄家要妻，罗家兄长赴县覆禀。到十八日，黄显庸不知何故在刘太然地界死了。刘太然向黄显庸的弟弟黄显祥告知，武生黄会川的父亲黄金枝同王兴江同叫黄显祥不领尸，呈词供县和控府，翻控前案，以便向欧俸们搕索烧埋钞文。不料被县主查知，将黄金枝杖责究办，武生黄会川弟弟武生黄兰芳到承发房探听消息，被县主查知，将其武生褫革，一并押班究办。武生黄会川不甘，以“冤死屈生”上控欧俸，并添控门丁吴二、差役刘伦、刘陞、余伦等枉法诈搕。六月二十一日，武生黄会川呈悔状具结：“生父与生弟兰芳及被告欧俸等并申解来渝取保候质，生父子弟兄在店商议所控欧俸等朦官屈毙显庸及枉法锻炼，丁役诈搕各情，尽属子虚。已沐发宪示审生父子弟兄，午夜思量，与其讯后坐诬，不如仁恩于未审之先，情甘具结悔案，日后永远不得翻控滋事。”^[57]在这个案件中，武生黄会川的堂弟黄显庸纵妻卖娼被责惩后病死，事关伦常，有玷族亲，武生黄会川之父代作词稿，企图唆使翻控前案并搕索烧埋钞文，被县主查知后，武生黄会川以“冤死屈生事”上控欧俸并添控余伦等“朦官屈毙，枉法锻炼”。实属不关己事，私下唆控。

同样，也有借生员身份代诉的情况。在下面这个案例中，监生郑余亭是郑海清的叔叔，武生但春元是但氏的叔叔，虽是近亲，但不在干己事范围。“合州监生郑余亭告武生但春元等忿藐谋害一案”^[58]：同治十年（1871年），监生郑余亭的胞侄郑海清的妻子但氏因患喉痛病症，医治不愈身死，但氏之叔叔武生但春元等要求郑家厚葬，郑家未能遵从，草草了事，因之发生吵闹打毁之事，武生但元春等联名赴州控告，经陈牧审断令郑余亭再为超度修坟结案。后但春元等又勒要郑余亭出银三百两自行包坟超度，郑余亭不服辄以“忿藐奸害等情”上控。

除了因公共利益上控、事关己事上控和代他人诉外，也有生员被牵连到民与民之间的上控案件中的，比如“江津县孀妇苏朱氏上控刘三等借案搕诈银钱一案”“孀妇曹陈氏告曹礼中等人捏控屈断一案”“南川县民谢裕洪告邱明等刑征搕佔一案”等。^[59]或者是民因生员的身份特殊，故意牵连他们到案件中，或者是生员确系与案件有关系，或者生员在案件中调节过双方的矛盾等等，因篇幅原因，此处不一一赘述，待另文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