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县档案》是我国现存时间最长、最完整的一部地方历史档案，约11.3万卷，上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下讫宣统三年（1911年），包括巴县县衙、重庆府、川东道等各级政权来往的政务文件、司法律例、清册以及民刑、民事诉讼等案卷，反映了清代巴县各个时期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情况。在《巴县档案》中可以查找到许多生员涉讼的案件，他们或者自构词讼，或者为别人讼，或者自为证人，或者被牵为证。他们既涉及户婚、田债等民间细故中，也牵涉命案、盗案等重情案件中。本章主要围绕生员参与的上控案件和命盗案件而展开，以《巴县档案》为中心，通过具体的案例分析，描述生员参与上控案件和命盗案件的实际情况，从而考察生员如何利用自身的特殊地位和诉讼策略游走于司法领域，地方官吏对生员涉讼案件的应对，以及生员的社会生活实态。
巴县除了有巴县县衙，也是重庆府府治、川东道署、重庆镇署所在地。县城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城外环绕嘉陵江与岷江。《巴县志》中描述道：“其地东至鱼复，西至□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又云郡治江州，巴县地势刚险，重屋累居，承三江之会，又云江州以东，滨江山险。”[1]同时，巴县“惟渝城会三江，冲五路，鞭长四百三十余里，俯瞰夔门，声息瞬应，而西玉垒，北边剑阁，南邛崃、戕牁，左挟右带，控驭便捷，故渝州能守，可俾锦官风雨坐安和会矣”[2]。从巴县的地理位置来看，巴县处于三江汇流之地，毗连云贵陕湖，是滇铜黔铅京运的必经之地，是四川物产（川米、川盐）水运外销的起点，水陆交通便利，商业经济繁荣，湖广江西等地移民广布。乾隆初期，重庆已是“商贾云集，百物萃聚”，“或贩至剑南、川西、藏卫之地，或运自滇、黔、秦、楚、吴、越、闽、豫、两粤间，水牵运转，万里贸迁”。[3]重庆凭借其优越的地理条件，集四方之物于一地，贩进卖出，促进了其城市商业的兴旺，吸引了大量的商业性移民。
本章关注的是清代重庆生员的涉讼问题，所以有必要对重庆府及下辖各县生员的学额和额进情况做简单介绍。重庆府府学廪膳生员四十名，以岁科二试优等生员拔补，岁取资深者充，岁贡生一名额给饩粮银三两二钱，遇闰加银二钱六分；增广生员四十名，亦以岁高等科拔补，岁试取进文生员二十名，科试亦如之；武生员岁试取进二十名。县学廪膳生二十名，其拔补食饩与府学同，开二岁取资深者充岁贡生，增广生员二十名，岁试取进文生员十二名，科试亦如之，武生员岁试取进十二名。[4]重庆府学，额进二十名，廪生四十名，增生四十名，一年一贡。巴县学、江津县学，各额进十二名，廪生二十名，增生二十名，二年一贡。长寿县学、大足县学、永川县学、荣昌县学、綦江县学、南川县学、璧山县学、定远县学、铜梁县学、安居县学（安居县先经裁汰，其学未裁，后归铜梁县管属），各额进八名，廪生二十名，增生二十名，二年一贡。合州学、涪州学，各额进十二名，廪生三十名，增生三十名，三年两贡。[5]从府学、县学录取名额来看，生员的晋升空间较小。随着时间的推移，生员的总人数会不断增加。
因为生员的身份特殊，清政府对生员涉讼有严格的规定：“凡贡、监出入衙门，逐一填造。每月申报督、抚、学政，严加查核。”“生员有切己之事，赴州、县告理折，先将呈词赴学挂号。该学用一戳记，州、县官验明收阅。倘有恃符健讼，重则斥革，轻则以劣行咨部。”[6]严禁生员恃符健讼、包揽词讼、武断乡曲。但从《巴县档案》中可以看到，许多生员成了诉讼的主体。究其原因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生员人数多，晋升渠道狭窄，能通过科考入仕的很少。清代顾炎武在《生员论》中对此有论述：“合天下之生员，县以三百计，不下五十万人……可为天子用者，数千人不得一也。”由此可知，清代士人群体膨胀，但最后能做官的士人是少之又少的。论比例，数千个士人当中或许能有一个当官的。士人自幼读经诵史，把做官作为唯一的人生目标和理想，除了知识以外，别无它技。士人如果不能做官的话，不仅意味着前途暗淡，还很有可能因为没有经济收入而影响生计。刘大鹏说：“当此之时，四民失业者多，士为四民之首，现在穷困者十之七八，故凡聪慧子弟悉为商贾，不令读书。古今来读书为人生第一要务，乃视为畏途。人情风俗，不知迁流伊于胡底耳。”[7]为了生计，生员们或者为师，或者从商，或者为医，或者出入公门包揽词讼等。“士子廉耻之不惜，或由于饿寒之迫，其身而痒序仁让之未兴，皆因夫困穷之屈其性，使无以鼓舞其志气而簿书之庭有士矣。”[8]生员能读会写，熟悉律例和官府办案程序，加之有身份优势，包揽词讼如手到擒来，且收益颇高。《清稗类钞》记载：“周屠……其父尝为某省太守，恃其戚为京都权要，因恣为不法，民不堪命，讼之省者屡矣。大吏不能庇……讽令辞职。既归，则包揽词讼，武断乡曲，所入与作吏时略等。周喜曰：‘吾今而后知绅之足以致富也，何必官？’”[9]士绅们“凭借门第，倚恃护符，包揽钱粮，起灭词讼，出入衙门”的真正原因在于“士一采芹香便寻荤饭，结纳胥吏之欢，引同心于刀笔滑稽厮之伍，因而出于衙门，包揽词讼，武断乡曲，侵蚀钱粮，利之所在，群趋若鹜，稍不如意，即一呼百吠，蜚语流言足翟无忌”。[10](www.xing528.com)
第二，生员群体内良莠不齐，有的生员确系恃符生事，武断乡曲，为害百姓。在与己相干之事中，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不断缠讼，或者进行诬告，牵连报复；在不干己事时，唆讼。有的生员在地方为所欲为，比如：武生金凤书，素不安分，惯以敲搕为事，人多畏其凶横不敢与较。“光绪四年正月，金凤书掣骗璧山县监生傅均平烟土银二百五十余两、光绪五年八月金凤书拦路凶夺陈定珊银九两零、光绪十年七月二十六日下午金凤书因李受山收有谭姓佃钱，估借不允，将其打伤。”[11]同时，地方官员在司法案件审理方面并不是求事件的真相，而是通过审理满足双方的利益基础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维持地方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因此，他们在对诬告、越控等行为的处理并没有严格按照律例，同时，清代司法审判并没有终审制度，只要案件当事人对审理结果不满意，就可以继续诉讼，这也是造成缠讼出现的原因。这些均为生员教唆词讼提供了理由和借口。如长生场监生刘伯皋为削官平私忿控府控臬合计三次。在长生场总监正胡从云等的恳状中禀称：“……伯皋为渝南著名讼棍，无贸集案，遇事生波，扛帮作诬，一□□□为文周、文彬、士彬、利宾、永清、武成、廷宣等名预为藏身地步，虽经戒责，怙恶不悛，案积如鳞，何可胜数，□就十余年来，伯皋谋唆离欺玷搕害十六款。”[12]所列刘伯皋恶行清单，桩桩件件，有据可查，记录了十余年来监生刘伯皋在乡唆讼、诈搕等行为。
第三，生员被人利用，无端被牵连案件中。因生员的身份特殊，清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约束生监的规定。县官亦是生员出生，在对地方事务的管理中亦要依靠生员们，所以他们在对待有生员涉讼的案子会更注意，更容易受理。“概仅告凶人，则明知凶之不缉。控生员则传之而至，可以困辱之；传之不至，可以革其衣顶。”[13]清代田文镜、李卫的《州县事宜》中也有关于如何对待士人的描述：“绅为一邑之望，士为四民之首。在绅士与州县，既不若农工商贾，势分悬殊，不敢往来。而州县与绅士，亦不若院道司府，体统尊严，不轻晋接……地方利弊，可以采访；政事得失，可以咨询……事非切已，毋令干预以滋弊；法不容情，毋为袒护以长奸……如此则轻重得宜，礼法兼备。而于待绅士之道，其庶几矣。”[14]所以，一些民众，为了使案件能被受理，在诉状中列生员之名。此外，很多生员参与到了地方事务的管理中，或为监正，或为团正等，当地方发生命盗案之时，有上报之责，当地方出现赌博、私设烟馆、宿娼等有碍风化或秩序等事务时而禀控在案。
综上，清政府虽严禁生员涉讼，但现实社会中，还是有很多生员或者因利益受损而控，或者因为生计而控，或者恃符而骄在乡唆讼，或者被他人牵连涉讼。“今秀才实有穷者，不悦诗书不务讲求则其学穷；不饬廉隅不羞苟得则其行穷；只一贫字，终日戚器戚戚则其志穷，百无一能则其术穷。四者皆备可谓真穷也。”[15]生监在没有国家法律严格制约、保护及社会较高认同的前提下，其内心“无讼”的自觉与自律会随之降低，再加上经济状况的拮据，都可能促使其进行诉讼。因此，难免州县官会发出这样的感叹：“乡愚之讼，大半由生监怂成。”[16]下面以《巴县档案》为中心考察上控案件和命盗案中的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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