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府尤为注意的唆讼对象以生员和监生为主。生员很多时候不仅自己作为涉案两造参与到案件中去，还经常为人代写词状，架词挑唆挑战官府权威，而被官方视作健讼之徒。因而林乾与日本学者夫马进均认为，清代讼师很大部分来源于科场失意的贡监生员。[70]在光绪十一年（1885年）《保宁府衙为钞录提督学院酌定条教数端宣示告诫》一文中，明确提出：
川省刁生劣监武断乡曲，往往暗地唆讼，当堂扛帮，遇有上控案件，尤喜出头承办，广募讼费，借此为生，甚或交结吏，胥尤为可鄙。今与壬子约，各宜安分讲读，痛自前雪，如仍蹈恶习，由该学详禀，暨被人控告者，随时注劣褫黜，决不宽贷。[71]
在四川任职的官员亦会有“川省士习情形甚是刁健，亟应整饬以挽颓风”的印象。[72]由于四川省籍生员大多平素与本学教官较为疏离，督抚学政查访时一般不能过问所管书院主讲。曾任四川学政（1862—1854）的何绍基在其文集中亦提道：
川省大吏于士习文风视犹隔膜，致各府县书院主讲，止为应酬上司人情，学政不能过问。臣于所过地方随时查访，或久不到馆，或空领束修，即有到馆者，人品学问多属不堪，其为士论所服者，十不一二。[73]
地方生员长期得不到严格的约束，有机会以各种方式参与到诉讼中，久而久之，这一群体便成为官府眼中的“刁狡”之徒。
【注释】
[1]邓建鹏：《帝国司法的时间、空间和参与者》，《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2]“近年学校生员，听令纳马纳牛纳草纳米入监，殊非教养本意。且前代虽有纳果补官之法令，而不用以补士子，为士子者知财利可以进身，则无所往而不谋利，或买卖，或举放，或取之官府，或取之乡里。”（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十四。）
[3]霍存福：《宋明清“告不干己事”法及其对生员助讼的影响》，《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4]孙岚：《论士人干讼与清代州县官的司法裁断—— 以〈刑案汇编三编〉、〈樊山政书〉、〈樊山判牍〉为例》，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2年。
[5]《南部档案》4-103-5-c6p265，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初一日；《南部档案》4-103-5-c6p274，道光二十一年五月初四日。
[6]《南部档案》7-807-2-c42p345，光绪二年九月十六日。
[7]《南部档案》7-807-12-c42p362，光绪五年二月。类似案件还有，光绪二十年（1894）乡试之期，文生何正心家寒，无由路费。家族筹商，在清明会内抽钱十两帮给盘费。后因资金方面出现问题而酿成讼案。参见：《南部县档案》12-420-7-c144p314，光绪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六。
[8]《南部档案》5-264-1-c17p233，咸丰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9]（清）素尔讷等纂修，霍有明、郭海文校注：《钦定学政全书校注》，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4页。
[10]《南部档案》11-314-1-c104p285-286，光绪十八年十二月。
[11]《南部档案》16-179-4-c196p119，光绪二十九年七月二十九日。
[12]《南部档案》18-551-4-c237p164，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初七日。
[13]《南部档案》11-153-3-c101p419，光绪十六年六月十五日。
[14]《南部档案》11-52-4-c111p105，光绪十九年正月二十八日；《南部档案》13-129-2-c139p135，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十六日；《南部档案》16-212-6-c196p373，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十二日。
[15]《南部档案》15-18-2-c172p216，光绪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16]《南部档案》22-670-3-c296p49，宣统三年七月十八日。
[17]《南部档案》22-670-7-c296p54，宣统三年八月。
[18]如宣统二年（1910年），监生赵光藻充当戒烟会长，借公图搕，守捐钱十串，被赵天仁所告，后经知县审讯，将其械责，罚钱五十串，后以缴钱二十串结案。参见：《南部档案》21-353-10-c275p439，宣统二年十月十七日；宣统三年（1911年），武生汪镇川借充当学董，侵吞温武辉钱款六百串，而被汪沛然等人具控在案。参见：《南部档案》22-13-5-c287p380，宣统三年三月十八日。
[19]《南部档案》22-766-8-c297p162，宣统三年三月十八日；《南部档案》22-766-9-c297p164，宣统三年四月初八日；《南部档案》22-266-11-c197p166，宣统三年四月二十一日；《南部档案》22-266-12-c297p167，宣统三年四月二十三日。
[20]《南部档案》15-1049-1-c190p414，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十六日。（张均在请求代其父亲张鸿猷质询时，知县在其禀状后批示“生员例不准代质”）而该案涉及私煎、盐厘等事务，知县并未同意其代质请求。由此可见，知县在处理与生监相关的案件时，可能会带有很大的主观意愿。
[21]《南部档案》8-291-1-c57p309，光绪九年六月三十日。
[22]《南部档案》9-454-3-c71p159，光绪十二年十一月初五日。类似案件还有：《南部档案》10-29-3-c81p229，光绪十四年五月二十日；《南部档案》4-811-3-c96p37，光绪十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南部档案》11-103-1-c101p46，光绪十七年二月十二日。《南部档案》17-721-2-c223p487，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23]类似案件：《南部档案》13-751-2-c150p120，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十四日；《南部档案》14-270-13-c160p248；《南部档案》13-710-2-c149p165，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二日。
[24]金良年：《孟子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66页。
[25]黄修明：《论儒家‘孝治’司法实践中‘孝’与‘法’的矛盾冲突》，《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26]（清）丁曰健辑：《治台必告录》卷五《斯未信齐文集·论郊行商贾》，清乾隆刻知足园刻本，第219页。
[27]《南部档案》5-380-2-c87p305，光绪十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28][美]萧公权著，张皓、张升译：《中国乡村—— 论19世纪的帝国控制》，台北：联经出版社，2014年，第389页。
[29]《南部档案》5-212-10-c16p208，咸丰十一年九月十四日。
[30]《南部档案》11-145-1-c101p394，光绪十七年五月十二日。
[31]《南部档案》11-145-1-c101p394，光绪十七年五月十二日。
[32]《南部档案》5-195-1-c16p3，咸丰八年正月十七日；《南部档案》5-195-8-c16p24，咸丰八年二月二十四日。
[33]《南部档案》12-807-12-c132p564，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十八日。
[34]《南部档案》20-391-7-c260p478，宣统元年闰二月二十九日。类似案件还有，光绪十八年（1892年），文生敬树槐树具控敬尚履同妻蓝氏一案中，敬尚履夫妇自知情亏畏审，窃保正、文生敬心源之名“插词扛禀”，企图“偏袒骗赖”。参见《南部档案》11-493-8-c108p70，光绪十八年九月初一日；《南部档案》11-493-8-c108p70，光绪十八年九月初一日。(www.xing528.com)
[35]《南部档案》6-499-11-c25p132，道光十四年二月二十六日。
[36]《南部档案》5-187-11-c15p441，咸丰七年三月十六日。
[37]《南部档案》4-260-1-c9p330，道光五年三月初二日。
[38]《南部档案》4-260-4-c9p336，道光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39]《南部档案》7-721-6-c40p492，光绪五年三月初一日。
[40]《南部档案》7-721-10-c40p503，光绪五年闰三月初六日。
[41]《南部档案》9-899-1-c79p352，光绪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南部档案》9-899-2-c79p356，光绪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42]《南部档案》9-899-7-c79p368，光绪十三年六月。
[43]王振泽纂修编：《苦竹王氏宗谱》卷一《祠规》，民国二年铅印本，第1a-b页。
[44]《南部档案》11-493-8-c108p70，光绪十八年九月初一日。
[45]《南部档案》11-493-10-c108p76，光绪十八年九月初六日。
[46]《南部档案》20-391-7-c260p478，宣统元年闰二月二十九日。
[47]《南部档案》4-127-6-c7p55，道光九年二月三十日。
[48]《南部档案》6-499-11-c25p132，道光十四年二月二十六日。
[49]王先明：《近代绅士—— 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1页。
[50]《南部档案》22-405-1-c292p396，宣统三年七月二十六日。
[51]（清）朱寿鹏：《光绪朝东华录》，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1369页。
[52]《南部档案》21-143-2-2-c273p11，宣统二年；《南部档案》21-143-1-c273p8，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南部档案》21-391-21-c277p128，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53]瞿同祖著，范忠信等译：《清代地方政府》，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283页。
[54]《南部档案》4-310-1-c11p1，道光六年十二月初十日。
[55]李典蓉：《清朝京控制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83-195页。
[56]《南部档案》11-145-1-c101p394，光绪十七年五月十二日。
[57]《南部档案》10-227-3-c84p467，光绪十四年三月十六日。
[58]《南部档案》5-380-2-c87p306，光绪十五年五月二十四日；《南部档案》10-380-7-c87p320，光绪十五年九月初八日；《南部档案》10-380-9-c87p323，光绪十五年九月十六日。
[60]（清）顾炎武：《亭林诗文集》卷一，《生员论》，四部丛刊景清康熙本，第96页。
[61]（清）吴宏：《纸上经纶》，康熙六十年吴氏自刻本，录于《明清公牍秘本五种》，第174页。
[62]蒋铁初：《清代刑事人证的制度与实践》，《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
[63]陈慧萍：《从南部县档案看清代地方的生员中证》，《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
[64]《南部档案》11-145-1-c101p394，光绪十七年五月十二日。
[65]《南部档案》4-198-6-c8p25，道光二十九年九月十八日；《南部档案》4-262-2-c9p365，道光六年六月二十七日；《南部档案》5-62-1-c13p199，咸丰七年九月十一日；《南部档案》10-394-1-c88p1，光绪十五年八月初七日；《南部档案》11-76-2-c100p357，光绪十七年六月二十九日。
[66]《南部档案》5-74-1-c13p318，咸丰三年七月初三日。
[67]《南部档案》5-74-2-c13p321，咸丰三年七月初六日。
[68]《南部档案》5-74-5-c13p331，咸丰三年七月二十三日。
[69]《南部档案》5-74-4-c13p238，咸丰三年契约二十八日。
[70]林乾：《讼师对法律秩序的冲击与清朝严治讼师立法》，《清史研究》2005年第3期；[日]夫马进：《明清时代的讼师与诉讼制度》，收录于[日]滋贺秀三等编：《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413页。
[71]《南部档案》9-488-2-c72p39，光绪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72]《南部档案》9-500-1-c72p130，光绪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73]（清）何绍基：《东洲草堂文钞》卷二《使蜀奏藁》，清光绪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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