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部县这样较为偏远又缺乏上层士绅的宗族或村落，生员们自然而然地承担起教化地方、维护风化之责，当遇有族人犯奸犯盗时，乡里人也会很容易利用生员的身份替族邻等人办事。如咸丰七年（1857年）三月，文生马悛在“彭汝斌具告马宗遂等串嫁生妻”一案中，武举马全德、马鹏飞等禀请“覆讯严究李应国马彭氏等通奸诬控事”，原文指出：
生等族大人繁，男妇皆有家规，不许犯奸犯盗，惟马彭氏始于李应国通奸两次，继被李应国刁拐一回，均经生等劝息。玉良出有文约附捐，今正彭氏又犯奸情，玉良乃嘱宗绪修离，非敢无故卖休，既沭讯断，宗逊遵断领回，但淫妇奸夫未蒙惩治，恐其领回难以管束终烦金心，为此禀请复讯严究，以儆淫恶，而正伦风。[36]
马悛以维护本族名誉为由，企图介入到词讼中来，并请求县官覆讯此案。但由于县官怀疑该生呈词的真实性，因而并未同意复审。另一则更为典型的案例发生在道光五年（1825年）三月，杜作才胞妹四姑被夫家何世岱等人商议改嫁，未通报杜家知晓。杜作才堂兄弟、文生杜伯棠便以杜廷奇为抱告，具告何世岱等伙卖杜伯棠之堂妹，在其呈状中出现“伙卖生妻有乖风化”“婚姻人伦首重，一女两嫁，大玷家族”等语[37]，将该嫁卖案件变为事关本族风化的大事件，以博得杜氏在该案中的优势。案件最终也以杜氏被领回娘家，择户另嫁结案。[38]
生员作为宗族内有声望之人，若遇族产、坟界、风水树等纠纷时，族长便会协同生员一起呈控，以期对县官施压并推进纠纷的解决。光绪五年（1879年）正月，积下乡武生马骧不仅未经同意砍伐家族公共祖茔内柏树，且将前来劝阻的胞婶马严氏推倒受伤，此恶劣行为触怒贡生马悛、文生马鹏年等人，便将此事投族理说。马骧等人不但抗不到场，反而变本加厉再次砍伐茔内柏树并砸坏祖坟，马悛等人因而协同族长来案具首。后经王主审讯，因原被均系亲族，要求：
関共祖莹树株应宜培获风水，致马骧们身列膠庠，不应擅伐茔树，顶触婶母，殊干法纪，本应械责，有伤和好，从宽免究。断令马骧们所砍之树充入宗祠作为祭祖公用，凭族把茔边界畔理明清楚，茔内未砍柏树永远禁蓄，不准败伐，书立约据，以免日后妄兴讼端。[39]
后马骧等人不服再禀，经知县覆讯，仍遵前断。为避免以后再滋讼端而“伤一本之谊”，知县还要求两造在各坟界处填埋界石，各管其业。[40]
在清代，规模稍渐庞大的家族，族内往往会成立一些会社以集资或者管理族内财产。而这些会社的管理者大多为族内绅衿、耆老等德高望重之人。他们在管理族产过程中，也会因一些钱债、土地等纠纷，主动或者被动地牵涉案件中。如光绪十三年（1887），南部县鲜氏家族成立清明会管理族产，鲜（于）得（德）贤自认出银二百两作宗族祠祭，后来却违约抗审，鲜（于）云龙便将鲜（于）得（德）贤告到公堂。知县本着“息讼”的态度，要求此事“凭族众理交”。鲜（于）云龙遵断与清明会凭保正鲜洪都、文生鲜于煊等人集祠堂理问，鲜（于）得（德）贤却抗不认理，因而鲜（于）云龙等人再次禀恳，请求知县公断。[41]后经知县审断：
鲜得贤均属一脉，二比挟嫌讦讼，鲜于云龙等呈出宗祠祭扫银两约据，得贤亦呈有賶字，姑念一族，免究。将二比约据充破粘案，作为故纸。饬令鲜德（得）贤不得当堂恃符狡展，直呼李前县之名，其平日武断乡曲从可想，当于戒责，各回和好，毋有缠讼。[42](www.xing528.com)
一般情况下，在此类案件送入公门之前，首先会由族邻进行调解，而调解的场所，族人们一般会倾向于选择供奉祖先的祠堂。如江苏镇江王氏宗族所修的族谱内容涉及解决争端的规定：
族中言语小忿，及田产钱债等事，俱赴祠呈禀，处明和解。事有难处，方许控管究理。若不先呈族长，径自越告者，罚银五两，入祠公用。[43]
南部县许多家族在遇到族内纠纷时，两造亦会考虑“集祠理明”或者“集场理明”，但另一方经常会以“抗不拢场”的方式来抵触此类民间调解，从而将纠纷直接推进公门。县官在处理此类案件时，从息讼以及维护地方治安的角度，会再次将案件驳回族邻调处，若调处不成，再行公堂决断。而生员等人作为族内有话语权的群体，一旦作为两造代表对簿公堂，县官为维持地方治安的稳定，不得不对此类案件引起重视，一定程度上会引导或者直接参与促进纠纷的解决。虽然知县在对此类细故案件的判决上，一般会倾向于“从宽免究，令其和好”等决断，但在判词中也会写明解决纠纷的具体方法，一定程度上使得双方纠纷解决的方式变得更为正式，从而更加有利于推进争端的平息及邻族之间的和谐。
当然，我们也不得不考虑百姓窃用生监之名呈告的情况。如光绪十八年（1892年）闰六月，文生敬树槐具控敬尚履同妻蓝氏在案，知县“沭准唤讯”，然敬尚履夫妇自知情亏畏审，故意拖延，并于八月二十八，在保正、文生敬心源不知情的情况下窃其名“插词扛禀”，企图“偏袒骗赖”蒙混塞责。敬心源知晓后大骇，亲自到堂禀明实情。知县在其呈状中批示“既处亲身禀明该生之名系属窃列，着候集讯并究”。[44]此案由口角而起，知县为早日息讼，仅判“敬尚履出钱五串文在祠堂挂匾一道以了此案，亦同族不宜参商之意，各结完案”[45]，并未对敬尚履夫妇的窃名之事进行深究。与此相类似的案件还有宣统元年（1909年），马鞍塘保正谢宗科等具禀蒋作宾等私搕一案中，谢宗科、蒋作宾等控后“畏究”，便在文生王善福不知情的情况下，“窃捏”其名，“蒙禀注销”，王善福知晓后，“特遣子来辕恳查作主”。[46]
不仅是生员，其他上层绅士也会经常被百姓窃名。如道光九年（1829年），在监生马援具告何凤翔等阻砍业内树株一案中，何凤翔为抵塞控案，窃族弟武举何钟价之名，自己为抱告呈诉，知县识破其伎俩，并在批次中写道：
被告何凤麟、何钟伦均已远出，何凤翔又作抱告，独用案外之武举出名呈诉，而误武举，又不亲身到案，仍由抱告具禀，岂以为虚借武举出名，即可抵塞控案耶？殊不知经管集讯，当以事之有理无理为断，不论绅士与否也。何必饰渎！[47]
由此可见，由于士绅们在地方拥有优越的地位，百姓不仅以他们解决纠纷，有时为了推进案件向有利于自己一方的趋势发展，或者增加知县对该案件的重视程度，会将绅士特别是生员之名列入状纸名单之中，甚至是利用“窃名扛帮”等非法方式将他们牵扯进来。但就知县来说，百姓窃列绅士之名争控的做法是不被允许和推崇的，在他们看来，断案应以“事之有理无理为断”“乞词列一衿，即足制胜耶？”[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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