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员在未“出贡”前，其言行均受地方儒学管教，一般无切己之事，不得擅入公门。若“事关切己”赴州县呈告，生员所递呈词亦需先到儒学挂号。清初沿用明朝之法，要求生员将呈状先交由本管教官收阅，再由教官用官防封送至州县官处。[4]雍正六年（1728年）议准：
生员有切己之事，赴州、县告理者，先将呈词赴学挂号，该学用一戳记，州、县官验明收阅。倘有恃符健讼，重则斥革，轻则以劣行咨部。[5]
但由于生员赴学挂号求用戳记可能会招致地方不肖教职员工“挟嫌勒索”，乾隆元年（1736年）又将该例停止。[6]
盖用戳记之例在制度方面虽被废除，但翻检《南部档案》发现，南部县生员所投的部分呈状，依然盖有“儒学验记”。同治十二年（1873年）闰六月十二日，南部县文生敬璋呈递给县官“为认还宽限，以全功名事”的恳状，是现存《南部档案》中，最早一件加盖有“儒学验记”的呈状。[7]那么，除了生员外究竟哪些群体所递呈状需要盖“儒学验记”？这些盖有“儒学验记”的文书又属于哪类文种？笔者将《南部档案》中盖有“儒学验记”的135件呈状，列于表2.1。
表2.1 《南部档案》中盖有“儒学验记”的状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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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编：《清代四川南部县衙档案》（全308册），合肥：黄山书社，2015年。(www.xing528.com)
生员递入公堂的呈词，大多事关切己，在这136件呈状中，有告状81件、诉状21件、禀状24件、恳状8件、首状2件。涉案生员共139人，其中文生52人、武生36人、监生38人、廪生5人、贡生4人，职员3人、增生1人。[8]若生员所呈词状未能加盖“儒学验记”，州县官则会在批词中直接对其加以申斥或者“不准”所请。光绪七年（1881年），在武生周洪福所呈的“为具禀粥芝柱等逞刁改诬，霸伐祖茔树株，毁冢伤碑事”的呈词，因未加盖“儒学验记”，而被县官在批词中指出：
应否查勘添唤，候集讯察夺，来词未盖儒学验记，实属故违，功令合并申饬。[9]
同年，在另一则案件中，捐员宋荣海“为具禀宋中湖欺藐凶撇事”的呈词中无“儒学验记”，知县批曰：
查捐贡尚在生员之列，投递呈词应仍赴学盖印戳记，该生词内未盖儒学验记，殊与定案不符，□即遵照另呈核夺。[10]
又如，光绪七年（1881年）三月武生何国保“为具诉何保田等窃名诬控事”呈词盖有“儒学验记”，且知县已“准理候集讯察夺”。[11]然而，到四月十三日，何国保以平民身份第二次呈恳状时，知县批曰：
该呈何国保□□□内□□□生且盖有儒学验记，何以现在称民？殊不可能，着即明白，另呈核夺。十三[12]
何国宝遵批另呈，在呈状中恢复使用武生身份并加盖儒学验记，同时解释前次失误：
生等□□受累，现值试期，又届农忙，恐误农事，呈恳情急，未将武生填出，盖印儒学验记，沭批着即明白另禀核夺……[13]
由此可见，来县呈词盖“儒学验记”戳记与否，是知县判断告呈者是生员还是平民的标志之一。同时，生员加盖戳记需要到儒学衙门挂号，儒学衙门由此而掌握生员的诉讼动向，“倘有恃符健讼，重则斥革，轻则以劣行咨部”[14]，从而加强了对生员诉讼行为的监督和约束。如果生员以平民身份出头告状的话，其行为则很难受到儒学及县衙约束，因此，此类案件一旦被州县官发觉，便会将其驳回，要求“遵式另呈”。
自雍正五年（1727年）后，监生也由州县儒学约束，其呈词亦须加盖“儒学验记”。光绪十年（1884年），监生李峥嵘在“具告李在堂假冒吞公事”一案中，由于其呈词未加盖“儒学验记”，被知县驳回。批曰：
而李峥嵘□系监生，何以不遵督宪通饬盖用儒学验记，将来设有假冒真伪，意兹区别。不阅。[15]
但在实际上，有很大部分生员和监生在衙门告理时，即便其所呈词状并未加盖“儒学验记”，州县官也会受理。其原因到底为何，由于材料的缺乏，笔者不敢妄下论断。但从以上资料我们可查知，在南部县，一般情况下，文生、武生、监生、廪生、贡生、职员、增生、捐贡等功名之人在进入州县告理时，都会携呈词到儒学衙门挂号并盖用戳记，由州县官验明后方才收阅。而盖用此“戳记”，一方面是出于加强州县及儒学衙门对生员的约束；而另一方面，由于律例规定生员也在优遇和豁免的行列，生员呈告盖用戳记，也有防止普通民众冒充利用的“意兹区别”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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