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希腊文化是西方社会演进的基础。古希腊社会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得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从事商品贸易，从而获得物质生存资料。以商品经济为基础，从希腊时代开始，个人与国家、政府与社会开始发生了疏离。整个社会不像东方氏族公社那样是一个放大的家庭，而是打破了血缘氏族关系的商业社会。[9]“作为政治动物，作为城邦国家或自治国家一分子的人已经与亚里士多德一道完结了，但作为一个个人的人则是同亚历山大一道开始的。”[10]人们不得不学会过他们从未经历过的单独生活，而且“还不得不学会以一种新的社会联合体的形式生活在一起”。[11]正是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以个体为组成分子的公民社会得以发展和形成。从商品等价交换的活动规则中，逐渐引发出了亨利·梅因所谓的“从身份到契约”的社会革命。
在近代，出现了宗教权威江河日下，王权增长扩张，商业快速发展和城市公民社会向近代公民社会的转型。“3R运动”[12]带来了巨大思想解放、个人权利追求和法律意识的显著增强，新贵族及君王和市民阶层则由同盟转化为对立，致使公民社会与国家日益发生分离并相互抗衡，[13]从而使得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二元对立的格局得以成型。以此为基础，近代思想家以自然法学说为思想武器，宣扬每个人都拥有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并提出了“人民主权”的宪法理论。
由此可知，宪政文化得以生成的社会基础就是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公民社会。肖北庚教授认为，“宪政法律秩序的实现离不开公民社会的发展壮大。稳定的宪政法律秩序的形成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国家权力对社会的干预相对减弱、社会权利不断壮大的过程。社会权利以及作为社会权利重要载体的公民社会的壮大，是法治实现的重要前提和基础”。[14]由此，要在中国推行宪政，培育宪政文化，实现传统文化的转型，就必须构筑宪政文化得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公民社会，而要培育出良好的公民社会，就必须真正还权于民。
[1] 齐延平: 《人权与法治》，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16页。
[2] 参见“五四”宪法第85条。
[3] 参见“五四”宪法第86、87、97条。
[4] 《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5页。
[5] 《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6页。
[6] 《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0页。(www.xing528.com)
[7]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84页。
[8] 《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3—34页。
[9] 公丕祥: 《法律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国近现代法制与西方法律文化的关联考察》，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36页。
[10] 徐大同: 《西方政治思想史》，天津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8页。
[11] ［美］乔治·霍兰·萨拜因: 《政治学说史》(上)，盛葵阳等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3页。
[12] “3R运动”指的是15、16世纪末向近代转化时期出现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罗马法振兴的总称。因英文首字母都以R开头而得名。“3R”其英文是Renaissance; Revial of the Rome Law; Religion Reformation.
[13] 马长山: 《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8页。
[14] 肖北庚: 《宪政法律秩序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0—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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