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对自由的理解：从五权宪法看舶来的宪政文化

无论是在孙中山的“五权宪法”的理论构想中，还是武汉国民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所制定的实行五院制的宪法文本上，都规定了公民众多的权利和自由，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自由往往无法抵御“万能政府”的强权。“以党治国”、“以党训政”下国民政府的强权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对公民脆弱的自由予以禁止，从而导致“五权宪法”运行的结果却是公民自由的缺失。例如，孙中山就曾经认为，为了争取国家富强，使中国不再遭受外侮，唯一的办法就是要牺牲个人自由，把个人做成像堡垒似的团体，[1]即希望通过牺牲个人自由去组织强大的革命团体以建立一个独立强大的民族国家。

早在1906年，孙中山在讲到资产阶级共和革命的性质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等今日与前代殊，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虽纬经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故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2]此时，孙中山对自由是很认同的。然而，像近代其他知识分子一样，孙中山也是社会进化论的真诚信奉者。当孙中山论及民族的兴盛危亡时，他常常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为理论武器。这也是为何他曾经力主仿行美国的共和制宪法的一个关键性原因，因为美国在当时是最为富强的国家。也就是说，用进化论的理论来分析，美国就成了社会进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孙中山认为，中国要自强，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学习进化程度最高的美利坚合众国，首先是要学习美国的共和宪法，这样就可以少走很多的弯路，并使得中国迅速强大起来。这也就是孙中山为何表示在仿习西方宪法时要“从高处着手”[3]的一个最重要的缘故。这里所说的“高处”无疑就是指的美国的共和制宪法。孙中山甚至干脆直接地说，美国宪法为“第一之完全宪法”[4]。

孙中山坚信社会进化的原理，并依据进化论来选择中国的宪政之道。对此，王人博认为，进化原理之于中国，不仅欲求整个民族的团结合群与西方抗衡，而且也隐含着这样一种判断: 一个社会只有为每一个成员创造了条件，这个社会的成员才能释放出为国家、为民族出力的能量。也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西方的“自由”才会被孙中山这样的革命者看做中华民族的有用价值。[5]换言之，如果当自由无法为民族革命而服务时，进化论将会导引孙中山选择其他的理论以支持其革命行动。

果不其然，辛亥革命后，武人的捣乱，民众的麻木，革命队伍的涣散，使得孙中山的思想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孙中山开始怀疑自由价值对于革命的正面意义。当他认为西方的自由根本无助于中国革命时，他甚至开始驱逐自由。[6]孙中山说: “我们以往革命之失败，并不是被官僚武人打破的，完全是被平等、自由这两个思想打败的。”[7]孙中山常常把自由当成“离心力”、“一片散沙”、“放荡不羁”，视自由为民族和国家的最危险的敌人。[8](www.xing528.com)

孙中山断言: 中国正因为一贯“个个有自由和人人有自由，人人都把自己的自由扩充到很大，所以成了一片散沙。”[9]自由太多，便没有了团体精神，没有抵抗力，所以中华民族要遭受外侮。基于此，孙中山决然宣称: “中国用不着自由!”中国所需要的是国家的自由，而非个人的自由。为了使国家得到完全自由，个人的自由非但不能扩大，还须严格进行限制。[10]他说: “要大家牺牲自由。在今天的自由，如果用到个人，就成一片散沙; 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11]在孙中山看来，争取国家自由的最为有效的办法就是牺牲个人自由，把个人做成一个像堡垒似的团体。[12]

孙中山对于西方文化中的自由的理解是存在歧误的。自由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是指政府的权力应当有限，不应当侵犯本属于公民自己私人的生活空间。自由是西方理性主义的重要内涵，是依据“二元对立”的理性思维而逻辑性地形成的一个哲学范畴。在自由主义看来，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应当是“小政府、大社会”，两者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矛盾关系。为了构建自由的“大社会”，必须控制政府权力，使得政府成为“小政府”和有限政府。然而，孙中山却并非从这一层面来理解自由，而是从行为方式的角度来单纯地看待自由，因此，孙中山在理解自由这一范畴时，并非基于理性主义的文化基础。孙中山既没有考虑自由的实现需要限制政府权力，也没有分析自由的保障需要借助于宪法和法律。

实际上，孙中山对自由价值的接受并非根发于中国社会的内在需求，而是基于救亡图存的民族情怀。尽管孙中山较早地接受了西方的宪政文化，但是，传统文化对他仍有着持久的影响力。这表现在个人自由与国家富强、民族救亡等发生冲突时，他更多的是从国家富强和救亡图存的意义上去体认自由的价值，以至于强调要构建强权型的“万能政府”，从而扭曲了自由价值。“万能政府”显然不是西方宪政意义上的“小政府”。这种扭曲就表现为，自由在西方宪政文化中本属于价值信仰，而在近代中国则被扭曲成了工具手段。关于这一点，王人博说得很透彻: “在救亡高于一切的近代中国，在自由一开始就被当成救亡的手段而被接受的情形下，价值转化为手段时，价值必定会受到扭曲，这是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