舶来宪政文化：探寻五权宪法

商品经济是萌生宪法秩序的物质基础。西方商品经济的发展破坏了宗法组织对社会的控制。基于对价交易而产生的平等意识，使社会成员要求打破贵族垄断政权的局面，于是发展出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二元对立。[14]这种二元对立发展到近代变得异常尖锐。在英国，这种二元对立又由于资产阶级不满英王的横征暴敛，强烈要求分割并限制英王的权力。他们以国会为基础，迫使英王接受《权利法案》、《人身保护法》等法案，以保护自己对峙于王权的权利和自由。自此，二元分化的结果在法律上产生出以限权为特征的宪法，宪法秩序得以逐渐确立。

自由精神对西方文化进行了整合，其整合的结果就是与二元对立的理性思维模式融为一体。[15]所谓理性，其主要特征曾被叶秀山总结为“对象性思维方式”。[16]这种对象性的思维模式，其最为主要的特征就是强调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二元对立”。通过这种主——客二分的思维，并由于思维的个体性，一个自立、自由的原子式主体诞生了，而社会则成了个人以契约为媒介而建立的聚合体。[17]正如同诺贝特·埃利亚斯所言，理性思维促成了个体主义的出现。[18]凭借着理性的指引，人成为了自己的主宰。以此为基础延伸开来的观念谱系就是自由、正义、平等、民主、自治等宪政思潮，具体而言就是人的权利、人民主权、限制公共权力等宪政主张。[19]

西方立宪主义的发展脉络在思维模式上始终以理性主义为框架。古希腊哲学认为世界与人二元对立，客观世界的“基本规律”也支配着人类社会。[20]该法则被亚里士多德理性地演变成城邦生活中的“法治”—— “基本规律”的统率演变为良法之治; 宇宙元素之间的平等则演变为政治生活中的人人平等。理性在斯多葛学派那里发展成被神化了的理性法——自然法。在自然法与人定法的二元关系中，人定法由于来源于理性的自然法，因而具有权威性。[21]在古罗马，理性重新从神性回到了人类理性。总之，不论理性以何面目出现，基于理性而产生的自然法都为人定法提供了一个包括正义、平等在内的价值评判标准。理性在中世纪被基督教奉为上帝理性。托马斯·阿奎那通过建立四级宇宙秩序: 永恒法、神法、自然法和人法，为世俗国家的政治秩序建立起“高级法”和“低级法”二元秩序结构。[22]“高级法”——自然法由于源于上帝理性，具有至上权威。“低级法”——人法应当服从自然法。理性存在于所有信仰者的心中。这种理论不但引申出了世俗国家的统治权力应当受到限制的观念，还引申出人们基于自主理性的自然权利和自由精神。(www.xing528.com)

近代启蒙运动所宣扬的理性，已是脱离了上帝理性的人性化了的普遍理性。理性及其涵盖下的自然权利、自由意志等观念在17～18世纪被启蒙思想家发扬光大。他们借助理性的致思作用，通过对自然状态和社会契约的假想，以理性对抗神性，以人权对抗神权，捍卫了个人自由，并形成以社会契约、自然权利和人民主权等为核心内容的自然法哲学。[23]在对象性理性思维的主导下，理性主义指导的西方人在思考国家的建构时，首先把国家从社会中分离出来，对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进行二元划分。为了防止公共权力被滥用从而侵犯公民权利，二元理性促使人们廓清权力的边界，权力应当受到制约并且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行使，而不能逾越被设定的界限。理性思维首先在代表人民主权的立法权与政府权力之间二元划分，其次对政府权力再进行行政权和司法权的二元划分，从而催生了三权分立。启蒙思想家主张经由理性思考来合理地界分权力和权利、实现权力分立和相互制衡，能够建立起维系自由、正义的国家，从而直接催生了宪法，其实施规则形成了宪法秩序。以二元思维为基础的理性，被亨廷顿归结为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基督教——近代西方国家文化体系的主要特征。[24]这一文化体系通过理性思维模式所反映的更基础的价值判断，把秩序的功用视为维护自由与正义价值，并将这种功用直视为秩序本身的价值。这正是不同于这一文化体系的国家所难以仿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