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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合一与万能政府对比:五权宪法视角

时间:2023-08-1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依据“天人合一”、“圣王合一”的传统权力传递观念,权力在来源上只能自上而下地来源于“天道”的授予。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甚至对孙中山所设计的“五权宪法”也构成了很大的影响。这个政府被孙中山命名为“万能政府”。又由于行政院是由“总统”组成的,因此“行政集权”的“万能政府”最终会演变为“总统集权”。

天人合一与万能政府对比:五权宪法视角

依据“天人合一”、“圣王合一”的传统权力传递观念,权力在来源上只能自上而下地来源于“天道”的授予。“天道”本身的一元性以及“圣人”的唯一性,使得国家的权力集中在“圣人”——皇帝的手里,国家的权力朝着一元化的方向发展,国家的权力也因此就始终是表现为集权的。这种思维模式对近现代中国的宪政运动的影响无疑是十分巨大的。它使得在近现代中国,国家的权力始终是趋向于集权的。从清末仿行西方宪政开始,到民国建立时所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直至1948年国民党的所谓“行宪”,概莫能外。

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甚至对孙中山所设计的“五权宪法”也构成了很大的影响。“五权”政府的制度设计就深受传统“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五权宪法”中的“五权政府”,实际上就是一个被“天人合一”、“圣王合一”的传统文化所重构而形成的行政集权的政府。这个政府被孙中山命名为“万能政府”。在“五权宪法”的设计中,执掌国家最高权力之人为“先知先觉”者。“先知先觉”实际上就是传统文化中“圣王合一”的贤人政治观在“五权宪法”中的理论折射。在传统文化中,由于权力源自于不可实证的“天道”,故而没有必要限制国家最高权力的拥有者——王或皇帝的行动,而是应该对他们表示充分的信任。这种思想反映在孙中山的宪法思想中就成了: “应该把国家的大权托付他们 (指国民党人),不限制他们的行动,事事由他们自由去做。”[20]也正是因为这种设想,在孙中山先生的“五权宪法”思想中,始终强调治理社会的必须是一个强有力的、集权的“万能政府”来整合各种政治资源,从而迅速推进中华民族走向富强。[21]“五权宪法”中正是由于含有“天人合一”、“圣王合一”的理论预设,这种理论预设使得“五权宪法”在权力结构的设计中必然演化出行政集权的“万能政府”,而不可能是分权制衡的结构设计

孙中山认为,在制度设计上,组成政府的五个“治权”之间只能采取分工配合的关系,而不能采西方政府诸权之间相互制衡的制度,因为分权只会导致各权之间相互牵制而降低政府的工作效率。政府各权之间的关系就好像一窝之中的蜜蜂, “分职任事”,政府的“五权”之间做起事来,既不侵越权限,又严循职责分工去做。[22]这样政府五权之间就能够相互帮助,以形成群力,那么政府就可以发生无限的威力,[23]也只有这样,“政府才可望发展成为强有力的万能政府”,也就可以像“日本德国的进步,一日千里”。[24]由此可知,从“五权宪法”各权之间“分工配合”的结构设计来看,能“发生无限的威力”的“万能政府”就是趋向于强化政府权力的政府。要实现“一日千里”地提高政府的办事效率和整合资源的目标,由于五权之中最为重要的权力就是行政权,五权之间的分工配合关系在权力的实际运作过程中,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其余四权都要配合行政权力来整合资源,所以,“万能政府”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行政集权”。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五权宪法”的“治权”排列上,行政权始终是排在最前面的。我们只要留意一下孙中山在各种场合所发表的关于“五权宪法”的历次讲演,就能发现孙中山在论及政府的五个治权时,首先讲到的就是行政权。从这一点也就可以充分地体悟出孙中山设计“五权宪法”的一个“良苦用心”。又由于行政院是由“总统”组成的,因此“行政集权”的“万能政府”最终会演变为“总统集权”。

在这里,孙中山学习西方宪政的成果被深深地打上了“中国造”的烙印。他所设计的“五权宪法”在有意无意间被“天人合一”、“圣王合一”的传统文化所重构。“万能政府”的制度设计就不可避免地使宪法的“限权”和“分权”精神受到影响。这一点不仅在近现代中国,而且在当代中国的宪政建设中,都是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

[1] 参见胡铃芝、易顶强: 《天人合一与孙中山的五权宪法》,载《求索》2006年第10期。

[2] 李华英、李淑贤: 《天人合一思想析》,载《云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第32页。

[3] 《荀子·天论》。

[4] 《老子》第20章。

[5] 刘泽华: 《中国的王权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31页。

[6] 杨阳: 《内在超越与内圣外王》,载《管子学刊》1999年第1期。

[7] 《论语·里仁》。

[8] 李华英、李淑贤: 《天人合一思想析》,载《云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第32页。

[9] 朱岚: 《儒家内省外王之学论要》,载《齐鲁学刊》1997年第4期。

[10] 朱岚: 《儒家内省外王之学论要》,载《齐鲁学刊》1997年第4期。

[11] 杨阳: 《内在超越与内圣外王》,载《管子学刊》1999年第1期。(www.xing528.com)

[12] 《老子》第3章。

[13] 《论语·雍也》。

[14] 参见陈晓枫: 《中国法律文化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2—165页。

[15] 吴清一、王吉生: 《三权分立与五权宪法思想三大比较》,载《海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16]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31页。

[17]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70页。

[18] 邱恭志: 《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思想与三权分立学说》,载《华东船舶工业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19] 《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11页。

[20] 《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31页。

[21]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66页。

[22]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65页。

[23] 《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30页。

[24] 《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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