舶来的宪政文化：保障公民权利

对于权利，起初只是自然法学者们基于理性从“正义”价值的道德层面进行阐述。斯多葛自然法学派的奠基人芝诺认为，所谓自然法，就是支配性的原则。这种支配性的原则在本质上不但具有一种理性的品格，而且正义。[7]斯多葛派哲学家深信，人在本质上是平等的，因性别、阶级、种族或国籍不同而对人进行歧视的做法是不正义的，是与自然法背道而驰的。由此，斯多葛的自然法思想实际上就涵括了公民的权利，因为正义要求在权利上实现人人平等。对此，博登海默认为，正义的本质就是公民权利的理性分配，正义不仅需要关注如何将权利和权力理性地分配给一个社会或群体的成员的问题，同时也需要关注权利之间的理性分配。[8]由此可知，权利是以理性为其文化基础，并以正义为价值内核的。

1. 权利的正义性要求保障公民权利

据上文分析，权利是以正义为其价值内核。无论是权利的产生，还是其价值追求，都是以理性为其文化基础。权利的英文名为“right”，德文中为“recht”，法文中为“droit”，拉丁文中为“jus”。这些语词中无不包含着“正当、正义、应该”等含义。由于“权利”含有“正义”的价值内涵，每项正当的个人行为规则都会创生一项相应的个人权利，而且在捍卫这项权利的过程中，个人还会得到其同胞的同情和支持。

权利的正义性使得保障权利获得了价值层面的支持。关于权利保障，可从两个层面来进行理解: 一是人民作为一个整体相对于政府而言的权利; 二是公民作为个体相对于其他个体所拥有的权利。[9]这两个方面都应当获得保障。先就第一个方面的问题而言，17世纪的洛克在其《政府论》中理性地肯定了政府的权力从根本上说来自于人民的授权。此时，相对于政府的公权力而言，人民作为一个整体所拥有的权利就是“主权”。这实际上已经确立了“人民主权”的宪法原则。由于权利本身的正义属性与理性品格，使得人民的“主权”同样具有此类品格，从而应当获得保障。再就第二个方面而言，“社会契约”其实就是一份界定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协议。由于人民授予给政府的权力仅仅为其自然权利中的一部分，而剩下的权利表现在宪法上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由于这些权利在本质上来说仍然源自于自然状态中的“自然权利”，因此公民的基本权利无疑具有理性与正义的价值特质，应当获得保障。

2. 权利的法定性要求保障公民权利(www.xing528.com)

通过这种主——客二分的理性思维，以及思维的个体性，一个自立、自由的原子式主体诞生了，而社会则成了个人以契约为媒介建立的聚合体。[10]依据“社会契约”，公民固有的自然权利中除了授予给政府那部分的“公共权力”，其余的权利在“社会契约”——宪法上就表现为基本权利。英国于1679年通过的《人身保护法》、1688年通过的《权利法案》，都明确地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 美国的《独立宣言》被马克思称为“第一个人权宣言”; 1791年的法国宪法干脆把人权宣言作为宪法的序言。[11]世界上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即1918年的《苏俄宪法》同样将《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列为第一篇。列宁则明确将宪法概括为: “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

这些被宪法所确认的基本权利，起初多被称为自由，主要是人身自由、经济自由和精神自由，即为近代宪法所确认的三大权利，概称为三大自由权。除了三大自由权之外，近代宪法还确定了公民的平等权。除此之外，近代宪法还在一定范围内认可了本国公民的政治权利，但极为有限，故而在德国和日本的传统宪法学中被称为“参政权”。以上这些近代宪法上的权利，其核心就是自由权。此后，随着权利观念和权力类型的不断发展，各国的宪法中相继出现了许多新型的基本权利。在进入现代以后，生存权、劳动保护权等公民的经济和社会性的权利也开始得到确认。这些权利在英美国家被称为“经济性的和社会性的权利”，而在德国、日本，则被称为“社会权”。现代宪法不仅未在确认“社会权”的同时抛弃传统的自由权，甚至仍将自由权置于整个权利体系的重要地位。[12]

由此可知，基本权利是为实在的宪法所确认的公民至为重要的权利。基本权利从终极意义上说是人本身所固有的，同时又为宪法所确认的，为其自然固有性和宪法规定性的统一。[13]从基本权利的固有性与法定性中，可以推导出一个必然性的结论，即公民的基本权利无疑是不可侵犯的，应当受到政府公共权力的保障。因此，基于西方宪法的文化基础——理性主义而产生的对保障公民权利、实现人民主权的价值观，实际上也是西方文化的重要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