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舶来的宪政文化——以 “五权宪法”为视角

为寻求中华民族的富强振兴之道，孙中山曾游学欧美数十年，因此西方的宪政文化不可避免地对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譬如，早在民国初期，孙中山就力主仿照美国的民主共和政体来建设民国的宪政制度。孙中山是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待宪法的，他认为，美国是当时进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因此仿袭宪政体制首先当选择美国的宪法作为效法对象。1904年，他在进行革命宣传时就曾说: “必须普遍地向文明世界的人民、特别是美国的人民呼吁……我们要仿照你们的政府来缔造我们的新政府。”[53]然而，照搬西方的宪政体制并没有如孙中山所愿，将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引上类似于美国的富强之道，反而使得中国的政治更加黑暗和混乱。国会的议员没有任何职业道德，完全屈服于军阀势力。在袁世凯的武力淫威和曹锟、段祺瑞的金钱诱惑之下，毫无气节可言。对此，孙中山极为愤慨，将这些国会议员斥之为“有钱就卖身”的“猪仔议员”。民国早期的议会政治失败之后，孙中山开始发现，照搬西方的宪政体制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为了找到一条适合于中国的宪政之道，孙中山在结合西方的宪政文化以及中国传统儒家宗法文化的基础之上，设计了“五权宪法”。“五权宪法”充分体现了孙中山关于设计“中西合璧”式宪法的思想。从制度上看，“五权宪法”其实就是采择西方民主宪政体制中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以及中国传统的考试与监察二权，加以糅合而成的宪法。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五权宪法”的形成历史，还是从“五权宪法”的具体制度设计上看，“五权宪法”都充分体现了西方宪政文化对孙中山宪法思想的影响。甚至可以说，“五权宪法”就是在模拟西方“三权宪法”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而成的。既然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受到了中西两种异质文化的影响，那么，这两种异质文化在“五权宪法”制度中的地位如何? 中西文化究竟是如何对“五权宪法”发生影响的? 中国的传统文化为什么会对西方的宪政文化构成冲击? 如果不把这些问题弄清楚，那么，我们就会被“五权宪法”的许多奇怪现象所困惑。譬如，为何孙中山一方面强调民主、人权与法治，但是另一方面却又在其“五权宪法”之中设计了一个行政集权的“万能政府”? “五权宪法”究竟是民主的宪法还是集权的宪法?要解开这些看似十分矛盾的问题，就必须从文化结构的角度来展开深入分析。

文化学家庞朴认为，文化不是一个平面，而是一个立体，存在着复杂的结构。他说: “文化结构包含三个层面: 外层是物的部分，即马克思所说的第二自然，或对象化了的劳动; 中层是心物结合的部分，包括关于自然和社会的理论、社会组织制度等; 核心层是心的部分，即文化心理状态，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趣味、道德情操、宗教情绪、民族性格等。”[54]“这三个层面彼此相关，形成一个有机的系统。”[55]戚衍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政治文化应当包括三个层面的结构，即“一是以理论形态出现的政治思想、政治意识; 二是以情感、习俗等表现的政治心理; 三是在上述两方面作用下形成的政治价值及判断。这三方面是政治文化的基本内容，也是构造政治文化结构的基本要素”。[56]

从上述文化学的观点分析，对于被孙中山称颂为“中西合璧”的“五权宪法”而言，从整体上看也同样存在复杂的文化结构。关于“五权宪法”的文化结构，同样可以区分为外层、中层和深层结构。虽然“五权宪法”是在西方“三权宪法”之基础上模仿而成，制度设计也吸取了西方“三权宪法”的内容，例如立法、司法、行政三权，但是，西方的宪政文化在“五权宪法”之中仍处于“外层”结构，因为“五权宪法”是一个被工具化了的宪法，是孙中山用来推进民族振兴强大的重要武器，因此，从西方舶来的宪法制度就只能停留在文化结构的外层。真正处于核心层的文化结构，则仍然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五权宪法”的中层结构则为制度设计。无论是将“五权宪法”视为工具的实用主义心理，还是将“五权宪法”的目的规定为推进民族富强的集体主义价值判断，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对此，后文将会进行详细的论述，在此不做赘述。

正是由于传统文化处于“五权宪法”文化结构的核心层之中，而西方的宪政文化则处于外层结构，因此，真正对“五权宪法”发挥潜在性指令作用的，仍然是传统文化的价值判断和思维模式。这就是为什么孙中山会在“五权宪法”之中设置一个行政集权或者说是总统集权的“万能政府”，以至于“五权宪法”的权力结构设计复归于传统一元化模式的文化原因。也正是由于传统文化的指令作用，以至于“五权宪法”会出现“权”不仅不能治“能”，反而被“能”所控制等现象。

[1] 《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55页。

[2] 唐自斌: 《孙中山法律思想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5页。

[3]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96页。

[4] 《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51页。

[5] 唐自斌: 《孙中山法律思想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9页。

[6] 唐自斌: 《孙中山法律思想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9页。

[7] 唐自斌: 《孙中山法律思想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9页。

[8] 唐自斌: 《孙中山法律思想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9页。

[9] 《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65页。

[10] 《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9页。

[11]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6页。

[12] 参见《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5—11条。

[13] 《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56页。

[14] 《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56页。

[15] 参见谌来业、易顶强: 《孙中山五权宪法的民族主义精神新探》，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16] 《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4页。

[17]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18页。

[18] 《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4页。

[19]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3页。

[20]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00—801页。

[21]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7页。

[22] 《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19页。

[23] 《总理遗教建国大纲宣言》，转引自林炯如、傅绍吕: 《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66—168页。

[24]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91页。

[25]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93页。

[26]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00—801页。(www.xing528.com)

[27]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1条。

[28]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2条。

[29] 《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08页。

[30] 《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20页。

[31] 《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48页。

[32] 唐自斌: 《孙中山法律思想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页。

[33] ［台］高旭辉: 《宪法理论上的几个问题》，正中书局印行民国64年版，第26页。

[34] 《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48页。

[35] 《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68页。

[36] 《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40页。

[37] 唐自斌: 《孙中山法律思想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页。

[38] 《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00页。

[39]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88页。

[40] 《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43页。

[41] 《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00页。

[42]○10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71页。

[43]○1 《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21页。

[44] 夏新华: 《近代中国宪政历程: 史料荟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82页。

[45]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98页。

[46] 张晋藩: 《中国宪法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4页。

[47] 张晋藩: 《中国宪法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4页。

[48] 《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44页。

[49] 孙中山: 《斥保皇党的言论》，载《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44页。

[50] 《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85页。

[51] 《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85页。

[52] 《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85页。

[53]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9页。

[54] 庞朴: 《文化结构与赵全代中国》，载《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

[55] 庞朴: 《文化结构与赵全代中国》，载《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

[56] 戚衍: 《政治文化结构剖析》，载《政治学研究》198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