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孙中山在游学欧美期间，深知中国之落后，在于中国缺乏欧美发达国家的民主宪政体制，因此，孙中山力主仿效欧美政体，在中国推行共和制度。然而孙中山在晚年却改变了这一主张。孙中山认为，西方的民主政体已经出现了很多严重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缺乏独立的考试权与监察权。西方的民主共和政体照搬到中国之后，问题则更加严重。例如，由于没有独立的考试权，民国早年议会中的那些“猪仔议员”，没有任何政治操守，“有钱就卖身”。为此，孙中山主张借鉴中国古代的考试与监察制度，以形成“五权宪法”之考试与监察二权。他说: “外国人从前只有三权分立，我们现在为什么要五权分立呢? 其余两个权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 这两个权是中国固有的东西。中国古时举行考试和监察的独立制度，也有很好的成绩。”[12]“中国从前的考试权和弹劾权，都是很好的制度，宪法里头是绝不可少的。”[13]
关于考试权，孙中山认为西方通过选举而产生的官吏由于没有经过考试，往往并无真才实学。他说: “美国官吏，有由选举得来的，有由委任得来的。无论是选举还是委任，都有很大的流弊。就选举上说，那些略有口才的人，便去巴结国民，运动选举; 那些学问思想高尚的人，反都因讷于口才，没人去物色他。”[14]对于此类政治之弊端，孙中山做了深刻的思考。“在共和时代考试则不可少。于是兄弟想加一个考试权。”[15]“将来中华民国宪法，必需设独立机关，专掌考选权。大小官吏必须考试，定了他的资格，无论那官吏是选举的，抑或由委任的，必须是合格的人，方得有效。”[16]“没有考试，虽有奇才之士，具有飞天的本领，我们亦无法可以晓得，正不知天下埋没了多少人才呢? 因为没有考试的缘故，一班并不懂政治的人，他也想去做官，弄得乌烟瘴气，人民怨恨。”[17]
孙中山认为，需要借鉴中国古代的考试制度。孙中山阐述说:“我们中国有个古法，那个古法就是考试。在中国，从前凡经过考试出身底人算是正途，不是考试出身的不算正途。讲到这个古法，在中国从前专制底时代，用的时候尚少。因为那君主即在吃饭睡觉底时候亦心心念念，留心全国的人才，谁的人才好，叫谁去做官。君主以用人为专责，他就可以搜罗天下底人才。”[18]“考试本是中国一个很好底制度，亦是很严重底一件事，从前各省举行考试的时候，将门都关上，认真得很，关节通不来，人情讲不来，看看何等郑重。”[19]
关于监察权，孙中山认为西方的监察权由于不独立而归属于立法权，因而常常造成议会专制，生出不少的流弊。他说: “至于纠察制度，是除了要监督议会外，还要专门监督国家政治，以纠正其所犯错误，并解决今天共和政治的不足处，而无论是任何国家，只要是立宪国家，纠察权归议会掌握，但其权限也因国家不同而有强弱之别，由此产生出无数弊端。”[20]譬如，“美国纠察权归议会掌握，往往擅用此权，挟制行政机关，使他不得不俯首听命，因此常常成为议会专制，除非有雄才大略的大总统，如林肯、罗斯福等，才能达行政独立之目的”。[21]为了消除上述监察权不独立且归属于立法权的流弊，孙中山认为，需要借鉴中国传统监察权独立的制度设计，以形成“五权宪法”之独立的监察权。
孙中山认为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为世界进化之先觉”，[22]存在诸多优良之处。孙中山说: “像满清的御史，唐朝的谏议大夫，都是很好的监察制度。”[23]“汉重御史大夫之制，唐重分司御史之职，宋有御史中丞，殿中丞，明清两代御史，官品虽小而权重内外，上自君相，下及微职，警惕惶恐，不敢犯法，御史自有特权，受廷杖，受谴责，在所不计，何等风节，何等气魄。”[24]因此在“五权宪法”中，为了更好地监督政府，孙中山主张参照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他指出: “如我中国，本历史习惯弹劾鼎立之权为五权之监察院，代表人民国家之正气。”[25]
总而言之，就孙中山的“五权宪法”的外在结构形式分析，其实就是采借西方三权分立政体之“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同时将中国传统的考试权与监察权借鉴过来，融入其宪法的构想之中，合为“五权”。对此，孙中山亦承认: “我们现在要集合中外的精华，防止一切的流弊，便要采取外国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加入中国的考试权和监察权，连成一个良好的完璧，连成一个五权分立的政府。”[26]吸收传统的考试与监察制度，其目的就是为了消除西方政体之政府盲从滥举，以及由于“权能不分”以至于“人民无权”和“政府无能”等重大流弊。由此可知，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对于孙中山的“五权宪法”理论思想与制度设计，都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1] 《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23页。
[2] 《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23页。
[3] 《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23页。
[4] 庞朴: 《中国儒学》，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241页。
[5] 《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9页。
[6] 《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08页。
[7] 《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9页。
[8] 张学仁、陈宁生: 《二十世纪之中国宪政》，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2页。
[9] 刘蕾: 《孙中山训政理论与中国宪政》，载《常州工学院学报 (社科版)》2012年第4期，第99页。
[10] 段云章、倪俊明编: 《陈炯明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5页。
[11] 王永祥、王兆刚: 《论孙中山对训政时期的政治设计》，载《史学月刊》2000年第1期，第70页。(www.xing528.com)
[12]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9页。
[13]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9页。
[14]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0页。
[15]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2页。
[16]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0页。
[17]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98页。
[18]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9页。
[19]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9页。
[20]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1页。
[21]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1页。
[22]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35页。
[23]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89页。
[24]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89页。
[25]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35页。
[26]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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