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权宪法揭示宗法文化的权力结构

中国自原始社会开始就是以血缘为基础而结成的宗法社会。宗子和大宗在祖宗崇拜的名义下，以各宗对大宗的顺服为原则，实行对全族的统领和管理。由于自然经济基础没有发生本质性改变，中国原始社会的氏族组织，以完整的宗法制形态径直进入奴隶制时代，因此，宗法关系直接成了奴隶制国家建构的组织原则。天子和邦国国君的关系，就是氏族组织内大小宗的关系。[28]国家的产生，并非以氏族组织的瓦解为代价，而是保留了原有的血缘关系，并把氏族内部的亲属关系直接转化成政治国家的组织方式，从而将旧的氏族组织与新的国家形态熔铸于一。与此相应，它划分居民的标准依然是氏族的而非地域的。对于这种国家来说，旧的氏族组织并非可有可无的外在形式，而是它作为唯一选择承受下来的内在本质，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是它可能采取的最自然最有效的统治方式。[29]

在“亲亲、尊尊”这一观念的指导下，从奴隶制社会开始，中国即实行“权统于一尊”的权力分配方式。封建国家建构的形式，是分封赐命，授民授疆土，将政治经济权力分割和下赐给各级奴隶主。自王开始，每一级奴隶主根据与王的血缘亲疏关系，而被赐予一定的等级特权。这种由“亲贵合一”而派生的无上君权，从一个权力中心发源、由上而下的权力传递，形成了权力传递的中国模式。[30]中央政权以下，同样实行诸权归一的结构方式。地方长官“观风俗，劝农桑，听讼狱”，兼理经济、行政、司法，集诸权于一身。各地方政权，每一级组织，从天子到乡邑大夫，都是一个独立的权力单位。整个国家形成一级叠一级的专制权力结构，从而使得权力走向一元化。自此以降，这种一元化的权力模式形成了传统中国权力结构的基本特质。[31]

关于传统一元权力的合法性，陈晓枫教授从文化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指出，从权力的产生来看，君权来自天授，即“天降大命”。君权被视为源自“天”，源自“道”。而“天”、“道”在原理上又不可实证，因此君权的来源不可能获得具体法律形式表现，于是“天”“道”这种先验法则就与“民”相联系。它形成的基本命题“君民如舟水”，是以民众之安来表明君权的正当。只要君主保持了社会秩序的基本安定，自上而下的权力传递分配系统就正常运转。反之，则由“民”的行为，即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来实现革“命”的任务。在权力体系的内部，则没有限制、分割一元权力源的任何可能。[32]

[1] 参见朱海波: 《论现代立宪主义的文化基础——理性主义与自然法哲学》，武汉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第5页。

[2] ［英］爱德华·泰勒: 《原始文化》，连树声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3] ［德］郭米特·库巴斯: 《文化与民族》，大野俊译，河山书房1970年版，第3页，转引自陈晓枫: 《文化的概念: 成果观与规则观辨》，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4] ［美］莱斯利·怀特: 《象征》，顾晓明译，载《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6—247页。

[5] ［美］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24—25页。

[6] 庞朴: 《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版，第57页。

[7] 陈晓枫: 《法律文化的概念: 成果观与规则观辨》，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8] 张践: 《中国古代社会的宗法性和政教关系的历史演进》，载《零陵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

[9] 白钢: 《中国政治制度史》 (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2页。

[10] 白钢: 《中国政治制度史》 (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2页。

[11] 费孝通: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页。

[12] 张践: 《中国古代社会的宗法性和政教关系的历史演进》，载《零陵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

[13] 张践: 《中国古代社会的宗法性和政教关系的历史演进》，载《零陵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

[14] 梁治平: 《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修订版，第14页。

[15] 参见陈晓枫: 《中国法律文化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2—165页。(www.xing528.com)

[16] 参见陈晓枫: 《中国法律文化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2—165页。

[17] 参见陈晓枫: 《略论易象与中国法文化》，载《法学评论》2003年第6期。

[18] 《老子》第20章。

[19] 武树臣: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26页。

[20] 武树臣: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24—725页。

[21] 《左传》隐公十一年。

[22] 陈晓枫: 《中国法律文化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7页。

[23] 武树臣: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22页。

[24] 陈晓枫: 《中国法律文化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7页。

[25] 高军、龙一平: 《传统工具主义法律观的现代影响及其克服》，载《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6期。

[26] 周永坤: 《法律工具主义及其对司法的影响》，载《学习论坛》2006年第7期。

[27] 周永坤: 《法律工具主义及其对司法的影响》，载《学习论坛》2006年第7期。

[28] 梁治平: 《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修订版，第14页。

[29] 梁治平: 《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修订版，第14页。

[30] 陈晓枫: 《中国法律文化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页。

[31] 陈晓枫: 《中国法律文化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页。

[32] 陈晓枫: 《中国法律文化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