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舶来宪政文化:五权宪法的结构复归

时间:2023-08-1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中国人在仿袭西方宪政过程中,虽然在宪法文本上仿制了西方的宪政体制,但是在立宪的理论思想上以及行宪的具体实施中,却又皈依于传统,因此,权力结构又复归于传统一元化的模式构造。所谓权力重构,简要言之,就是指权力结构模式的重新构建。影响权力重构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进行法律移植的国家的文化传统。“五权宪法”中,政府的五个“治权”列为首位的就是“行政权”。

舶来宪政文化:五权宪法的结构复归

如果从文化学的角度来分析,客观地讲,孙中山看到了文化之间的相容性,却忽略了不同类型的文化之间其实还存在相互冲突的一面。如果从矛盾的斗争性与同一性原理来分析,则异质文化之间的冲突才是绝对的,和谐相容才是相对的。对此,美国著名的文化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曾有过十分深入的研究。亨廷顿对全球文明进行考察后认为,中华文明、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是全球最为重要的文明。文明的共性能促进人们之间的合作与凝聚力,而文明的差异却加剧分裂和冲突。[8]由于亨廷顿把文明视为放大了的文化,[9]因此他所说的文明在范畴上指的就是文化。

中西方两种文化属于截然不同的异质文化。原本各自有着不同的生存领域,然而自中日甲午战争后为救亡图存中国人被迫学习西方宪法。中西方文化从此在中国宪法领域中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冲突的结果是西方宪法传入中国后被传统文化所重构。中国人在仿袭西方宪政过程中,虽然在宪法文本上仿制了西方的宪政体制,但是在立宪的理论思想上以及行宪的具体实施中,却又皈依于传统,因此,权力结构又复归于传统一元化的模式构造。透过整个近现代中国立宪史可知,虽然在宪法文本上近现代中国最大可能地仿袭了西方,在国家权力的机构设置上也仿制了西方,但由于传统文化中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所发生的支配作用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使得宪法权力被重构并始终朝着一元化的集权方向发展,从而违背了权力分立和制衡的宪政精神,并导致近现代中国宪政运动最后失败。“有宪法无宪政”成为传统文化重构舶入宪法的精确评定。

所谓权力重构,简要言之,就是指权力结构模式的重新构建。影响权力重构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进行法律移植的国家的文化传统。在近现代中国,虽然为救亡图存中国被迫仿袭了西方的宪法,但是西方宪法在舶来中国时,其三权分立的权力结构设计却被中国的传统文化重构成一元化的集权模式。这种重构作用或表现在观念上,或是制度文本上,抑或是在宪法的实施过程中。譬如,传统文化就对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制度设计上,都同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五权宪法”在形式上择采了西方宪政体系中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权的名称,“五权”之间也并列相称形同“分立”,但“五权”之间的关系实际为分工配合,构成了以总统为权力核心的行政集权。

具体来说,孙中山在其“五权宪法”之中设计了一个以行政集权为重要特征的“万能政府”。 “五权宪法”中,政府的五个“治权”列为首位的就是“行政权”。这与西方宪法中突出立法权从而强调宪法的逻辑起点是“人民主权”有重大差异。“五权宪法”突出的是行政集权,这也凸显了孙中山的良苦用心。中华民族的积贫积弱使得中华民族屡遭列强欺侮,这种状况使得孙中山先生十分焦虑。为了改变这种中华民族落后挨打的状况,提升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的政治地位,孙中山希望通过“五权宪法”打造一个强有力的“万能政府”,以便能够高效率地整合各种政治资源,从而迅速地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强盛,使得“中国驾乎欧美之上”,把中华民族“改造成世界上最新、最进步的国家”。[10]

然而这种突出行政集权的“万能政府”设计在孙中山的宪法思想中本是用来推动民族富强的,但却存在复归于传统专制政治和压抑人民自由的反宪政的高风险。这也被此后的历史所证明。以蒋介石为首的军阀们通过继承孙中山的遗教等借口,对“五权宪法”加以利用和篡改,变成了一个纯粹用于推进国民党集权和玩弄权术的工具,导致中华民族重新陷入军阀专制的黑暗政治之中。他们打着维护孙中山“五权宪法”的幌子,其真实目的却始终是维护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而并非真正希望通过宪法来“还权于民”实现宪政。譬如,孙中山先生“建国三时期”说本为希望通过“训政”阶段来使民众真正了解民主权利,为最终能够在中国实现宪政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而且训政时期只有六年。通过为期六年的训政,使得民众能够真正实现自治。然而,国民党在“以党训政”的幌子下,顽固地将“集权于党”的“训政”体制推行了足足20年,从来就没有打算遵循孙中山所主张的“还政于民”的遗教。

[1] 《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31页。

[2] 《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2页。

[3]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6页。(www.xing528.com)

[4]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6页。

[5]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6页。

[6]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1页。

[7] 《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22页。

[8] [美]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00页。

[9] [美]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4—25页。

[10]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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