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士满肚子都是不合时宜-夏昆带你学习古诗文

元丰五年（1082年）三月，苏轼因患病求医，与名医庞安结为好友。两人结伴游览蕲水清泉寺时，苏轼写下了著名的《浣溪沙》，其中有这样三句：“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苏轼虽遭贬谪之祸，但天性豁达乐观的他并不认为这就是自己人生的终结，他相信，只要勇往直前，流水都能向西流去，人生哪里不能回到青年时光呢？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三月，苏轼命运的拐点出现了。他接到诏令，由黄州团练副使转为汝州团练副使。虽然官阶并无改变，但是汝州离京师较近，生活也较为舒适，这其实是朝廷想要重新任用他的信号。

苏轼从黄州启程前去汝州赴任，到达常州时，突然传来神宗驾崩的消息。当时的皇太子哲宗刚十岁，于是由宣仁太后垂帘听政，旧党领袖司马光被任命为宰相（门下侍郎），王安石的新党遭到重大打压，而因反对王安石而被贬官的苏轼也因此得以骤迁。

苏轼的这次升迁让人眼花缭乱：先是担任登州知府，到任才五天，元丰八年（1085年）腊月又以礼部郎中召还京师，迁起居舍人，元祐元年（1086年），迁中书舍人，寻除翰林学士，知制诰，即掌管皇帝诏命。

苏轼在短短八个月内被擢升三次，由七品到六品，再跳过五品到四品，最后到翰林学士、知制诰（三品）。知制诰永远是名气最高的学者担任，往往是担任宰相的前奏。在宋代，最高品衔一品几乎从未颁授过，宰相是二品，此时的苏轼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只有一步之遥了。

可是，苏轼却并没有像当权者希望的那样“顺应潮流，响应时变”。

司马光上台之后，对王安石变法的措施、主张无论好坏一律废除，而苏轼在贬谪经历中，看到了新法中某些措施给百姓带来的好处，因此主张有选择地“较量利害，参用所长”。王安石因其个性执拗而被称为“拗相公”，司马光的执拗一点也不亚于王安石，苏轼与司马光私交甚好，但是在与之争辩“免役法”的兴废时，双方意见不一，气得苏轼回家痛骂“司马牛！司马牛！”，乃至于司马光“忿然”要驱逐苏轼。以反对变法而被贬谪的苏轼，在新党失败之后，又遭到了自己“同党”的嫉恨。(www.xing528.com)

苏轼并不明白，在很多人眼里，政治就是一笔笔股票投机交易。与股票唯一的一点不同是，股票投机是低价时买进，高价时抛出，而政治投机则是低价时抛弃，高价时趋附，不折不扣地追涨杀跌。政坛上永远不缺少这种见风使舵、趋炎附势者，新党专权的时候，他们大唱赞歌，旧党执政的时候，他们又马上改头换面。为了博得新主子的喜爱和信任，献媚和告密就是他们最重要的晋升之阶。因此，当苏轼与司马光的矛盾公开化之后，一群“希合光意，以求进用”的投机分子看到了机会，纷纷上疏对苏轼进行诬陷和攻击，苏轼难以在京师立足，无奈之下，多次上疏“补外”。

元祐四年（1089年）三月，苏轼奉命以龙图阁学士担任杭州知府，这是苏轼第二次到杭州任职。对他来说，如同十八年前离开京师到杭州任通判一样，能离开京师那个是非之地是他最大的愿望。

但是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苏轼担任的是杭州的最高行政长官，手中权力更大，因此他有更好的条件为百姓做些实事了。苏轼到任不久，适逢大旱，饥荒瘟疫并作。苏轼上表朝廷要求减免赋税，又施舍灾民，建造病坊，配置良药，为百姓治病。饥荒过后，苏轼勘查西湖，发现湖中蔓草横生，于是设计开河浚湖，兴修水利。四个月后，工程竣工，但是如何处理堆积如山的蔓草和淤泥呢？苏轼计上心来，用这些废物建造了一座长堤，从此游人们可漫步长堤，往来南北，堤上遍种花木，这就是有名的“苏堤”。

政治斗争中失势的苏轼在百姓中重新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对自己在政治上的“弱智”，苏轼是十分明白的。据说，有一次苏轼退朝回家，摸着大肚子对侍女们说：“你们看我肚子里是什么？”有人说都是文章，有人说都是见识，苏轼都不以为然，只有朝云笑道：“学士满肚子都是不合时宜。”苏轼捧腹大笑，为之绝倒。

在这个天真可爱的诗人眼里，真正的时宜只是自己的良心、百姓的冷暖，而不是潮起潮落的权力变更，更不是随着权力变更而改变的自己的操守。于是，苏轼在纷纷扰扰的权力集团之外，独立为一棵树，一棵不随着风向摇摆的树，但是，独立的代价，必定是被排挤和陷害。在“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政坛，他这种坚守无异于自寻死路。

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一直在暗中支持苏轼的太皇太后高氏去世，哲宗亲政，起用章惇为相。章惇在历史上以两点闻名：第一，他是苏轼年轻时的好友；第二，他是宋代奸诈、卑鄙的小人之一。因此，他注定成为苏轼后半生的仇敌，并以这种方式把自己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