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前我读高中的时候，韩愈的《师说》也是我们要学的课文，我当老师二十多年来，教材换了无数次，课文增删了无数遍，但是《师说》从来没有从教材中消失过，比鲁迅先生的文章还稳如磐石，由此可见，这篇文章在高中语文教材中的地位。
可是，很多年之前，我在第N次教这篇文章的时候突然产生了一个疑问：这篇文章真的是为高中学生写的吗？当然从某个角度上来讲，韩愈绝不是为高中生写的，因为唐朝没有高中。排除这一点，其实是文中的一段话一直让我产生疑惑：
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
也就是说，韩愈把少年儿童的基础性学习排除在这篇文章的论述范围之外了，而我们现代从小学到高中其实都是基础教育。那么从这个角度说，《师说》这篇文章针对的对象根本就不是中小学生，简直就是一篇“少儿不宜”的文章。
据学者考证，《师说》大约作于贞元十七年（801年）或者贞元十八年（802年），当时韩愈在京城担任国子监四门博士，这相当于今天清华、北大的教授。韩愈一直以儒家道统的传承人自居，他希望通过教育来振兴儒学，改革文坛，实现报国之志。可是他来到国子监之后却发现当时士子们普遍对科举失去信心，加上吏治腐败，士子们因而放松学业。而上层社会也看不起教师，出现了“耻学于师”的风潮，因此他写了这篇文章。
科举制度始于隋朝，正式实行于唐朝。从那以后，科举成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取士制度，一直沿用到清末。据说唐太宗在看到新科进士鱼贯进入大殿时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许多人凭此以为科举已经成为唐代最重要的取士制度。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很多人对于科举在唐朝的作用是不太了解甚至有些夸大的。
据《哈佛中国史3·世界性的帝国：唐朝》介绍：“首先，整个唐代，科举只是通往仕途的众多路径之一，而且不是每一个通过科举的人都能获得官职，只有10%的官员是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成为官员最主要的途径是世袭。”《剑桥中国隋唐史》中也指出：“（唐太宗对科举十分重视，）虽然如此，应试者的人数还是不多，中试者一年只十多人。”
过少的通过率使唐代读书人考上进士难如上青天，当时有“五十少进士”的说法，意思是考进士难度极大，五十岁考上都算年轻的。而且他们考上进士之后还不能马上就做官，必须要通过吏部的选官考试才能做官。韩愈考上进士后在吏部选官考试中三次落榜，最后无奈只好去给节度使当幕僚，以曲线救国的方式进入官场。
由于这个原因，士子们的学习积极性受到很大影响。寒窗苦读几十年，高中难于上青天，谁还会费心费力地努力学习去争取金榜题名呢？
唐代科举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传统，就是“行卷”和“温卷”。唐代考试是不糊名的。“在一些年中，科举及第者的名单甚至在考试开始之前就已经制定出来了。”（《哈佛中国史3·世界性的帝国：唐朝》）比如，大诗人王维就是通过岐王走了玉真公主的路子，考试之前就被定为了状元；晚唐的杜牧也是凭他的《阿房宫赋》打动了主考官崔郾，考试还没开始他就已经被录取了。但是这样做的弊端也是很明显的：“随着每年递交的文章数量越来越多，家族或赞助人的关系成了选择科举及第者的关键因素。……科举过程中强烈的社会因素总是优惠士族的子孙，尤其是身处首都的那些。”（《哈佛中国史3·世界性的帝国：唐朝》）由此可见，唐代的科举本质上还是“拼爹”，要想金榜题名，家族因素往往比学习成绩的优异重要得多，而下层老百姓的子弟想要通过科举跻身上流社会可以说难上加难。唐末的士子黄巢就是多次科举落第之后对现状产生了极度的不满，“这使他对科举出身的精英的轻蔑最终变为了憎恨”（《哈佛中国史3·世界性的帝国：唐朝》），最后发动了黄巢起义。
由于上述这些原因，唐代科举在选拔人才时起到的作用其实是相当有限的，这也就造成当时国家最高学府的学生们的学习动力明显不足。后来韩愈担任国子监四门博士的时候，上任第一天清晨召集学生们发表讲话，告诫他们“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结果遭到了学生们的嘲笑。由此可见，当时师道之荒废已经到了何种程度。也正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只有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
由此可见，韩愈的《师说》针对的对象是当时国子监的学生和当时的士大夫，古今教育体制不同，当时国子监的学生很多都是成年人，不乏已经成家生子者，士大夫更是如此，因此，说《师说》“少儿不宜”大概也不算完全没有道理的。
难道《师说》不适合今天的高中生吗？当然不是。这篇文章虽然主要是针对成年人写的，但是里面提出的从师学习的道理对任何年龄段的人都是成立的。
韩愈开篇就提出了教师的使命——“传道受业解惑”。韩愈将“传道”放在第一位，显然在他心目中真正的教师并不是仅仅传授学业的“经师”，而是传授价值观的“人师”。这个观点即使到一千多年后的21世纪也没有过时。我们经常说，真正的教师并不是只教授知识的教书匠，而是能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的教育专家，真正的教师不仅要教知识，更要教做人。(www.xing528.com)
紧接着，韩愈提出了一个远远超越他那个时代的观点：
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如果了解古代的门生制度，我们就会明白韩愈这个观点在当时简直是惊世骇俗的。在唐代，士子们如果得到主考官的青睐而高中，主考官就成为他们的座主，相当于老师，士子就成为座主的门生。“作品的递交和座主门生关系的建立以科举及第为顶点。科举成功后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仪式，这些仪式在主考官和他的门生之间及同年门生之间建立其终身联系的纽带。”（《哈佛中国史3·世界性的帝国：唐朝》）也就是说，唐代科举中士子与座主的关系其实是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如果座主去世，门生是必须参照父母去世的礼节为其服丧的。而韩愈竟然提出成为自己老师的不仅可以是比自己年长的人，还可以是比自己年轻的人，这就将这种依附关系打得粉碎，士子们终身追寻的不是老师，而是“道”，这种观点与亚里士多德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倒是有异曲同工之妙。而这种观点在当时的士大夫中间激起了轩然大波也就在意料之中了。联系后面的“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更是进一步否定了座主门生制度，这怎能不让当时的人一片哗然，并引来一些人对他的切齿痛恨呢？
柳宗元就说，韩愈写了《师说》之后，当时的人们果然聚在一起大惊小怪谩骂韩愈，对他指指点点使眼色，相互拉拉扯扯示意，而且大肆渲染地编造谣言来攻击他。韩愈因此得到了“狂人”的名声，他住在长安，煮饭都来不及煮熟，又因外放而匆匆忙忙地向东奔去，像这样的情况有好几次了。（“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指责韩愈的那些人，其实就是阻碍师道复兴的那些人，他们自己不愿学习，还把从师学习当作耻辱。韩愈对此痛心疾首。前文说过，韩愈认为真正的老师应该是传授“道”的人师，而不是只教授知识的经师。因此他特别指出：
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
每当我讲到这一节的时候，我总是会想起我们今天的很多家长，他们为了孩子的教育，拼了命为孩子择校、选班，又为孩子报各种补习班、兴趣班，许多孩子的假期都奔波于各种班之间。但是“于其身也，则耻师焉”，韩愈的文字简直就是这些家长的写照！在这些家长眼里，学习只是孩子的事，自己的任务就是给钱和接送。殊不知，家长在学习方面不能有好的表率，孩子怎么能够得到书香的浸染，又怎么能真正热爱学习呢？韩愈对这种做法的评论是“小学而大遗”，意思是学到了小的东西而遗漏了重要的东西，那么，韩愈说的重要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的专家们编写了一份报告，指出了关于实现教育革新的一些策略和途径及最终走向学习化社会的道路的问题，这就是著名的《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在这份报告里，专家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终身学习。报告认为，唯有全面的终身教育才能够培养完善的人，而这种需要正随着使个人分裂的日益严重的紧张状态而逐渐增加。我们再也不能刻苦地一劳永逸地获取知识了，而需要终身学习如何去建立一个不断演进的知识体系——“学会生存”。
传统的学习观念是以学习获取谋生技能，或者以获取文凭作为晋升阶梯。所以古人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试想如果读书人真的通过读书获取了“黄金屋”和“颜如玉”，由“人下人”成了“人上人”，那么，还有读书的必要吗？传统的东亚基础教育设置大量的课程和频繁的考试。大部分学生在这种情况下几乎完全是被动地学习，他们被告知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以优异成绩通过高考，进入顶尖的大学，最后获得报酬丰厚的工作。由于基础教育的这一情况，相当一部分学生并没有培养起自主学习的能力。这种情况在中小学教育阶段还不太显露。一旦到了大学，相对宽松的环境和充裕的时间会使这种情况暴露无遗，造成相当一部分学生上了大学之后丧失学习动力，由此沉迷于玩乐，“男生打四年游戏，女生看四年韩剧”，最后荒废学业，悔之莫及。大学相对宽松的环境是有利于学生进行更多的思考和创新的，但部分学生将其浪费在玩乐上，这种损失是巨大的。
另一种学习观念则是将求知作为目的本身。人类最伟大的特质之一就是好奇心，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未知与真理的不断追寻。这种学习观念打破了年龄和学段的限制，将学习作为终身的快乐和目的，真正达成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报告所说的“终身学习”的目的。而这种观点也正是韩愈在《师说》里所坚持的，也是刘向所说的“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
原来韩愈所说的“大遗”就是人们失去了终身学习的观念和欲望！从这个角度说，韩愈的《师说》不仅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更是划时代的。
了解了这些之后，我每次上课讲到《师说》，总是会对学生们说：“这篇文章是‘少儿不宜’的，因为它本来不是为这个年龄的你们写的，但是它却是为未来的你们写的，而且它能启发和指导你们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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