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琵琶行》：芳心瑰宝，杜甫与琵琶女的相逢揭秘

《琵琶行》是一首描写杜甫与琵琶女相遇，听琵琶女诉说过往生命辉煌的一首诗。这首诗大部分是在描写琵琶女的音乐，而描写音乐是文学最难以完成的任务，也是最费力不讨好的任务。

音乐和文学虽然都属于艺术，但是二者的艺术手段和表达途径是全然不同的。音乐以音高、音色、节奏为手段，通过听觉直接诉诸受众的感官，从艺术品到受众的途径简单直接，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文学则是以文字为手段，读者阅读文字符号，在大脑中对符号进行转码，转化成概念与形象，之后这些概念与形象再作用于受众，完成传播。由此可见，音乐比文学的传播更直接，附着物更少。这也就使音乐比文学有更大的空旷性和不确定性，因此音乐带给人的审美想象是最丰富的，也是其他任何艺术形式都无法相比的，包括文学。所以叔本华说：“叫音乐与文学联姻，就像叫王子与贫儿结婚。”也由于此，用音乐描写文学似乎很容易，有了音乐的加持，诗变而为歌，影响力倍增；但是用文学描写音乐难度就大多了。纵观整个中国古代诗歌史，描写音乐最成功的诗歌有三首：韩愈的《听颖师弹琴》、李贺的《李凭箜篌引》及白居易的《琵琶行》。

由于音乐与文学的艺术门类隔阂，文学当然无法完全复制出音乐的艺术感染力，因此必须用文学自己的方法来进行描写。而文学描写音乐的主要方法有三个：一是演奏之前，描写演奏者的排场；二是想象加比喻；三是通过描写听众感受，表现音乐的感染力。

前文说过，音乐是通过音色、音高和节奏来表达感情的，这些文学上都没有，当然不能用复述乐谱的方式描写音乐，因此文学最常见的手段就是用想象和比喻来描写音乐。更讲究一些的，是在描写演奏之前先写演奏者的排场。比如李白的《听蜀僧浚弹琴》开篇就描写了蜀僧豪华昂贵的装备和其不凡的来历：

蜀僧抱绿绮，西下峨眉峰。

绿绮传说是司马相如所用之琴，而这位蜀地来的和尚带着这样的琴，想必演奏技艺是十分之高的，加上他又来自仙山峨眉，更为蜀僧高妙的演奏做好进一步的铺垫。

晚清刘鹗的《老残游记》里，在写主角王小玉（白妞）出场前，竟然用了两个人作为铺垫：

到了十二点半钟，看那台上，从后台帘子里面，出来一个男人，穿了一件蓝布长衫，长长的脸儿，一脸疙瘩，仿佛风干福橘皮似的，甚为丑陋。但觉得那人气味倒还沉静，出得台来，并无一语，就往半桌后面左手一张椅子上坐下，慢慢地将三弦子取来，随便和了和弦，弹了一两个小调，人也不甚留神去听。后来弹了一支大调，也不知道叫什么牌子；只是到后来，全用轮指，那抑扬顿挫，入耳动心，恍若有几十根弦，几百个指头，在那里弹似的。这时台下叫好的声音不绝于耳，却也压不下那弦子去。这曲弹罢，就歇了手，旁边有人送上茶来。

停了数分钟时，帘子里面出来一个姑娘，有十六七岁，长长鸭蛋脸儿，梳了一个髽髻，戴了一副银耳环，穿了一件蓝布外褂儿，一条蓝布裤子，都是黑布镶滚的。虽是粗布衣裳，倒十分洁净。来到半桌后面右手椅子上坐下。那弹弦子的便取了弦子，铮铮 弹起。这姑娘便立起身来，左手取了梨花简，夹在指头缝里，便叮叮当当地敲，与那弦子声音相应；右手持了鼓槌子，凝神听那弦子的节奏。忽羯鼓一声，歌喉遽发，字字清脆，声声宛转，如新莺出谷，乳燕归巢。每句七字，每段数十句，或缓或急，忽高忽低；其中转腔换调之处，百变不穷，觉一切歌曲腔调俱出其下，以为观止矣。

旁坐有两人，其一人低声问那人道：“此想必是白妞了罢？”其一人道：“不是。这人叫黑妞，是白妞的妹子。她的调门儿都是白妞教的，若比白妞，还不晓得差多远呢！她的好处人说得出，白妞的好处人说不出。她的好处人学得到，白妞的好处人学不到。”

让人怎么也压不下去的演奏，原来只是前戏；让人叹为观止的演唱，原来也只是序章。相信读者看到这里，肯定会好奇：白妞的演唱技艺到底有多高？作者又会用怎样的生花妙笔来描写呢？

我相信刘鹗一定读过《琵琶行》，他的写作方法，应该借鉴了白居易诗中琵琶女出场前的描写。

白居易首先描写江边送客，枫叶荻花，秋风瑟瑟，营造出一个感伤、凄凉的氛围。主客舟中举杯，却没有音乐，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这也为琵琶女的出场埋下伏笔。而就在这分别的凄凉时刻，突然临近的船里响起了琵琶声。作者在序里写道：“铮铮然有京都声。”这勾起了离京两年的白居易的回忆。于是“移船相近邀相见，添酒回灯重开宴”。但是神秘的琵琶女当然不会那么容易出来见客，最后“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好不容易，琵琶女的演奏就要开始了，别忙，行家都知道，琴在演奏之前还要调弦。调弦并不是演奏，但是这个琵琶女调弦的声音似乎都如乐曲一样动听。这一切的描写都不是直接描写乐曲本身，而是演奏之前的蓄势。有了这样的力量累积，乐曲真正演奏的时候能够深深打动人心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但是用文学直接描写音乐演奏本身是最难的，所以诗人们采用的方式大多是想象和比喻，比如韩愈的《听颖师弹琴》开始就用了一连串的比喻来描写音乐的强弱快慢：

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

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

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飞扬。

喧啾白鸟群，忽见孤凤凰。

诗鬼李贺的《李凭箜篌引》更是用了一连串怪异绚烂的比喻来描写乐师李凭演奏的箜篌乐音：

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

十二门前融冷光，二十三丝动紫皇。

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

《老残游记》则创新性地用登泰山做比，描写王小玉说书之妙：

几啭之后，又高一层，接连有三四叠，节节高起。恍如由傲来峰西面，攀登泰山的景象：初看傲来峰削壁千仞，以为上与天通；及至翻到傲来峰顶，才见扇子崖更在傲来峰上；及至翻到扇子崖，又见南天门更在扇子崖上：愈翻愈险，愈险愈奇！

那王小玉唱到极高的三四叠后，陡然一落，又极力骋其千回百折的精神，如一条飞蛇在黄山三十六峰半中腰里盘旋穿插……

用比喻的手法描写音乐，白居易也不例外，不过他先描写的是琵琶女乐声中饱含的感情：

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

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

而且，白居易很可能是几位用诗歌描写音乐的诗人中最懂音乐的，因为他还描写了琵琶女演奏的技法及她的曲目：

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

接着，白居易用了大量比喻描写不同的乐声，这些比喻后来也成为文学描写乐音的经典：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

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

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

而最经典的莫过于这几句：

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

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

这几句可谓绝唱！白居易不仅描写了乐音的美好，更描写了音乐暂停时造成的巨大留白，而这种留白给听众带来了巨大的震撼，这种震撼是很难描绘出来的，但是白居易一句“此时无声胜有声”干净漂亮地将其描摹出来，而这句从此也成为千古名句。

暂时的停歇之后，乐曲进入了最后的高潮。白居易将乐音比喻为突然破碎的银瓶和猛然冲出的铁甲骑兵：

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

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

到此，对音乐演奏本身的描述大获成功。

文学描写音乐的第三种手法是通过音乐带给人的心理影响来侧面描写音乐。

韩愈在《听颖师弹琴》里最后写道：

自闻颖师弹，起坐在一旁。

推手遽止之，湿衣泪滂滂。

颖乎尔诚能，无以冰炭置我肠！(www.xing528.com)

这里的意思是从颖师开始弹琴，我就坐在一旁聆听。到后来我终于无法忍受，推手阻止颖师演奏下去，此刻我的眼泪已经打湿了衣裳。我对颖师说：颖师啊！你演奏的技艺的确太高妙了！但是你别这样把冰和炭都同时放在我的五脏六腑啊！

李白的《听蜀僧浚弹琴》后半部分也写道：

客心洗流水，馀响入霜钟。

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

意思是说听了这样的琴声，灵魂仿佛是在清泉里洗净了，琴声的余韵悠悠，融入了秋日的晚钟声中。听浚的弹奏太过入神，忘记了时间，现在才意识到整个白天已经过去了，暮色四起，秋云也浮起在这重山之中。

刘鹗的《老残游记》描写王小玉说书结束时，写道：“忽听霍然一声，人弦俱寂。这时台下叫好之声，轰然雷动。”可能作者觉得这样写还不够味，于是在后面还安排了一个观众的评论：

停了一会，闹声稍定，只听那台下正座上，有一个少年人，不到三十岁光景，是湖南口音，说道：“当年读书，见古人形容歌声的好处，有那‘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话，我总不懂。空中设想，余音怎样会得绕梁呢？又怎会三日不绝呢？及至听了小玉先生说书，才知古人措辞之妙。每次听他说书之后，总有好几天耳朵里无非都是他的书，无论做什么事，总不入神，反觉得‘三日不绝’，这‘三日’二字下得太少，还是孔子‘三月不知肉味’，‘三月’二字形容得透彻些！”旁边人都说道：“梦湘先生论得透辟极了！‘于我心有戚戚焉’！”

个人以为，刘鹗在这里有些用力过猛，以至于有狗尾续貂之嫌。而白居易则写得干净利落得多：

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

真正的震撼，往往是无法言传的，因此，只能用沉默来表达。

有趣的是，《琵琶行》对音乐的描写非常成功，这首诗也成为中国诗歌史上描写音乐最成功的三首诗之一。可是它真正的目的却不是描写音乐，而是描写音乐背后，琵琶女的身世及作者与她的共鸣。

在小序里作者已经写过琵琶女的弹奏“铮铮然有京都声”，这一方面暗示了琵琶女的技艺师承，另一方面也说明被贬江州两年的白居易并不像他表面上显示出来的那样淡泊从容。“京都”这个词一直埋藏在他心底，而在这个夜晚，竟然被琵琶女的琴声激活了。

按理说来，白居易是士大夫、朝廷命官，琵琶女只是个歌妓，两者地位悬殊，应该很难有心灵的交流，可是为什么此时白居易却不仅想听琵琶女的演奏，甚至关心起她的身世呢？原因就在于中国古代文人的臣妾视角。

君主专制时代，皇帝、国君掌控一切，地位尊贵，大臣的本分是忠心为君王服务，这与古代要求女子对男子忠贞在本质上没太大的区别。再者古代男尊女卑，以色事人的女性年老色衰之后很自然会面临被抛弃的命运，这与大臣被君王疏远甚至被贬谪处死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古代文人经常以男女之情比喻君臣之义，而以女子被抛弃比喻大臣被疏远。

最早这样比喻的应该是屈原。他在《离骚》里多次把自己比作美丽贤淑的女子，而把君王比作自己的夫君：

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

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

（你曾经跟我山盟海誓，可是后来你却另有所爱。我并不悲伤与你分别，只是悲伤你如此的朝三暮四。）

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

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

（那些女子嫉妒我美丽的容貌，造谣说我品德败坏。世间俗人的确崇尚投机取巧，违背老规矩，竟要修改圣王的法度。）

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

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

（世道溷浊，嫉妒贤能，喜欢遮蔽美好，称颂邪恶。闺中深远无从窥测，伟大的君王却又不醒悟。）

如果不说这些诗句出自《离骚》，很多人可能会认为这是被抛弃的女子自诉身世之作。从屈原之后，这种将自己比为女子的臣妾视角文学开始在中国流行，并且在古代诗歌中占据了很大一部分比重。例如，张籍的《节妇吟》、朱庆馀的《近试上张水部》都属于此类，不过最著名的大概还是《琵琶行》。

白居易跟琵琶女产生共鸣，大概也因为两人的经历太相似了。

白居易少年得志，名震京城；琵琶女“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

白居易的诗歌曾经让前辈顾况深为叹赏；琵琶女“曲罢曾教善才服，妆成每被秋娘妒”。

白居易三十多岁就担任翰林学士，深得皇帝宠信，风光无限；琵琶女“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

可是风云突变，白居易因为武元衡案被贬，从云端跌到地上；琵琶女“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

白居易在江州，内心深怀凄苦；琵琶女“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

…………

极其类似的经历和中国文人古已有之的臣妾视角让白居易与琵琶女消除了阶层的隔阂，达成了情感的共鸣，也因此白居易写出了传诵千古的名句：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的确，人在顺境的时候是很难有同理心的，因此很难领会其他受难者的苦痛与悲凉。司马迁因为李陵案下蚕室，受腐刑。这时候他的朋友任安正活得风生水起，写信给司马迁教导他如何做人。司马迁知道任安无法理解自己，因此拒不回信。后来任安因为戾太子案得罪汉武帝，被判处腰斩。这时候司马迁才觉得任安能理解自己，于是给任安回了一封信，就是流传千古的《报任安书》。杜甫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自己的身世坎坷、生活潦倒，才对更多的受难百姓有更深的同情，于是写出了“三吏”“三别”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不朽的作品。从这个角度说，白居易应该感谢自己的江州之贬，正是由于这命运中突发的风暴，吹去了曾蒙在他眼前绚烂却虚假的云霞，让他看到了命运的残酷与悲凉，而与琵琶女的相似经历，让他写出了这首流传千古的《琵琶行》。

会昌六年（846年），七十五岁的白居易去世了。当时的皇帝唐宣宗写诗悼念他：

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

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

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

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白居易已逝，但是其诗名却万古不朽。很多艺术家都是生前穷困潦倒，死后名震四方，但是白居易却是少有的例外，他生前就享有盛名。

白居易在世时，他的诗歌就已经传遍大江南北了。白居易到通州（今四川达州）的时候，经常看见旅舍柱上题有自己的诗句，到底是谁题写的，他也不知道。他过江南的时候，正好遇上有人召集朋友宴饮。宴席上，白居易的出现引起了不小的骚动，歌妓们纷纷指着白居易悄悄说：“这个人就是《秦中吟》《长恨歌》的作者啊！”古人虽然没有现在年轻人追星的疯狂，但是在当时这也让白居易过了一把当明星的瘾。从长安到江西，凡是学校、佛寺、旅店、行舟之内，经常可以看到随处题写的白居易诗句，士人、庶民、妇女也经常吟咏白居易的诗歌。当时有一个军使高霞寓，想买一个歌妓，出价之后歌妓却说：“我能背诵白学士的《长恨歌》，怎么能够跟其他的歌妓一个价钱呢？”高霞寓无奈之下只好增加价钱才得以如愿。

白居易的诗歌不但在国内产生了巨大影响，还获得了很大的国际名声，赢得了众多的国外读者。日本、新罗（今韩国）、日南（今越南）都传写过他的诗歌。据《白居易传》记载，鸡林国（即新罗）宰相十分喜欢白居易的诗，于是往来两国的小贩经常把白居易的诗以一篇一百金的高价卖给他。而且宰相鉴赏白居易诗歌的水平极高，如果用赝品去哄他，他一眼就能辨别出来，令人惊叹。日本国史记载，醍醐天皇称：“毕生所爱，《白氏文集》七十五卷是也！”嵯峨天皇也曾手抄白居易的诗歌，藏之宫廷，甚至以之考试臣民。日本文化显彰会在白居易墓前立石云：“伟大的诗人白居易先生，您是日本文化的恩人，您是日本举国敬仰的文学家，您对日本文化之贡献恩重如山、万古流芳！”契丹国王也曾经将白居易的诗翻译成契丹文字，诏大臣阅读。

在出版业不发达，更谈不上现代传播工具的一千多年前，一个诗人能拥有这样的声名，只能说是一个奇迹，用唐宣宗悼白居易的诗“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形容，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只是唐宣宗未必能想到，一千多年后的现在，白居易依然是世界级文化名人。在西方，白居易与乐圣贝多芬齐名。

李白被称为“诗仙”，杜甫被称为“诗圣”，李贺被称为“诗鬼”，刘禹锡被称为“诗豪”，而白居易则被称为“诗王”。一千多年过去了，白居易的诗仍然是唐诗宝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的诗歌也深深扎根在这块大地上，所以，称他为“大地诗王”，大概是不过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