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大历七年(772年),诗圣杜甫已经去世两年了,诗仙李白也去世十年了。而中唐一位伟大的诗人在这一年降生,他就是白居易。
白居易出生在河南新郑,他家是书香门第。白居易曾说,自己六七个月的时候,乳母抱着自己指着屏风上的“之”“无”给他看,那时候白居易还不会说话,但是记住了这两个字。以后人们问到他这两个字,白居易都能应声指出。由此也出现了一个成语“略识之无”,就是略知一二的意思。
虽然白居易天生聪颖,但是他的成就还是来自后天苦读。他“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读书读得口舌生疮,手肘磨出了厚厚的茧子。
白居易十五六岁的时候,为了获得名士的推荐,去拜见当时的文坛大家、著作佐郎顾况,顾况看到递进来的名片上写着白居易三字,开玩笑说:“白居易,白居易,京城米价昂贵,想要白白居住恐怕不容易啊。”之后他开始看白居易的作品,一首诗让他眼前一亮: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这首诗让顾况叹赏不已,过了半天顾况才意识到白居易还在大门外等着,他马上亲自前往大门迎接。顾况高兴地说:“你有这样的才华,在京城白白居住也很容易啊!”接着又说:“我以为文学的传续到今天已经断绝了,没想到出现了你这样的年轻天才!”
有了顾况的扬名,白居易声名远播。贞元十六年(800年),白居易以第四名的成绩考中了进士,这一年,他二十九岁。
踏入仕途的白居易在担任了几任地方官之后,被调充进士考官,补集贤院校理,元和二年(807年)冬天,他担任翰林学士。
翰林学士之制始于太宗,李世民最有名的十八名大臣就号称“十八学士”,但是当时没有专门的机构名号。乾封之后,设立“北门学士”,开元元年(713年)改为“翰林待诏”,后来的宰相张说、张九龄等都出身于此。之后改为“翰林供奉”。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改为“翰林学士”,与集贤院学士分别掌管皇帝诏书。唐代的学士,弘文馆、集贤院也有设置,但是分别隶属于门下、中书二省,职位较轻。唯独翰林院独立无所隶属,直接由皇帝差遣,其升迁之迅速远非其他职位能比,当时人们称翰林学士为“内相”,目为“天子私人”。在宫廷宴饮时,翰林学士的位置仅次于宰相,可见其权势之大。
从7世纪开始以后的不多几年起,翰林院就变成了一个兼容并包的掌握各种学术和实际才能专家的集团,以备皇帝对各种专门问题的咨询。在唐玄宗时代,翰林院(从前称为翰林学士院)改变了它的性质,它摒弃了纯技术人员,而宠遇有卓越文才的人。在这同时,翰林学士则参与了起草国家重要文件的工作。根据约定俗成的办法,一般文件由中书舍人起草,或者由六部适当的秘书人选起草。但是从8世纪中叶起,翰林学士起草的东西就多了,其中有很多是皇帝的诏敕、高级官员的晋升令、对申诉的裁答,以及与外邦统治者的往来信件等。翰林学士无定额,虽然通常在一个时期内平均约为六人……(www.xing528.com)
有几位翰林学士有时竟能与宰相的权势相抗衡。例如,陆贽就被人称为“内相”。在德宗的孙子宪宗(805—820年在位)时代,被选入翰林院的青年人是出类拔萃的人,可能有一个锦绣的仕宦前程在望,中年的翰林学士可能有直接被任命为宰相的最佳机会。
不难看出,此时的白居易可谓春风得意,是名副其实的青年才俊。年轻的白居易发誓要尽心竭力地辅佐皇帝治理国家。之后他又被任命为左拾遗,仍然兼任翰林学士。左拾遗是谏官,白居易在这个官位上更是把直言极谏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在很多事情上勇于发表自己的见解。白居易的很多意见都被皇帝采纳了,但是他的直言极谏实在太多,牵涉面太广,牵涉的人中很多身居高位,因此连皇帝也开始对白居易有了意见。唐宪宗有一天对大臣李绛说:“白居易这小子!朕提拔他到现在的高位,他却屡次对朕无礼,我再也忍受不了他了!”好在李绛是个明白人,马上进言:“白居易之所以不怕得罪圣人,不怕被诛杀而事无巨细地畅言,恰恰是为了报答圣人对他的提拔,并不是轻率表态。圣人想广开纳谏之路,就不应该阻止白居易说话。”皇帝听了之后恍然大悟说:“你说得很对。”因此更加信任白居易,也对他更器重了。
元和五年(810年),白居易担任左拾遗两年后,按照惯例应该升官了。皇帝对崔群说:“白居易官职低微、俸禄微薄,但是他太年轻,资历太浅,没办法破格升他的官。这样吧,你问问他想当什么官,上奏给我。”由此可见,白居易竟然被皇帝信任到了可以自己选官做的地步。
但是,白居易长期以来的直言极谏得罪了很多人,其中很多人是权倾一时的大臣、藩镇节度使等,比如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河东节度使王锷、成德节度使王承宗等。白居易的直言敢谏屡次打破了他们的如意算盘,他们对白居易恨得咬牙切齿,一直在等待一个机会整垮他。这个机会终于被他们等到了,就是武元衡被刺案件。
武元衡是唐宪宗时期的宰相,坚决主张削弱藩镇势力,维护朝廷威权,也为节度使们切齿痛恨。元和十年(815年)六月三日拂晓,武元衡在上朝的路上被李师道派遣的刺客暗杀,还被割下了头颅,同路的御史中丞裴度也身负重伤,侥幸逃得一命。
大唐宰相光天化日之下竟在京城被刺杀,这件事情震惊了朝野。当时白居易已经不再担任谏官,而是任太子左赞善大夫。可是心中从未减少的正义感促使白居易直言进谏,要求捉拿凶手。而这个最正常不过的诉求却给白居易惹来了滔天大祸。
白居易奏章发出后,权臣十分不满,但是从他的奏章内容上又挑不出什么毛病,只好在“程序正义”上做文章,给白居易安了一个“越职言事”的罪名,意思是你现在已经不是谏官了,不应该给朝廷提意见。大概构陷者自己也觉得这个罪名太不痛不痒了,于是绞尽脑汁,又为白居易寻找新的罪名。白居易的母亲有精神病,因为看花落井而死。于是大臣们说,白居易在母亲死后还写了《新井》《赏花》这样的诗,简直是大不孝。
在古代,不孝这样的罪名是可以置人于死地的。魏晋时,嵇康就因为这样的罪名被杀害在东市。这时候的白居易,可以说有性命之虞了。好在皇帝并没有要处死白居易的意思。唐宪宗下诏将白居易贬为江表刺史。这样的处置显然是不能让白居易的仇人满意的。果然,诏书刚刚出来,中书舍人王涯就上书说:“白居易所犯的罪行太大,不宜作为地方官掌管州郡。”于是皇帝重新下诏,贬白居易为江州司马。
据《旧唐书·白居易传》记载,白居易除了儒家经典,还精通佛教经典。佛家讲究看淡外物,不让欲望扰乱内心。所以白居易刚到江州的时候其实是颇为潇洒豁达的。他在庐山遗爱寺边建造了一所房子,经常和几位要好的禅师游山玩水,极林泉之幽邃,一次出游,短则几天,长则一个多月。因为白居易也曾当过朝廷高官,所以郡守也不责备他,任由他逍遥自在。
如果不是在那个秋天的晚上遇见那个琵琶女,白居易也许会一直这样逍遥自在下去。这样的放旷自由其实是他给自己开了一剂麻醉剂,让他熬过了被贬初期那段最艰难的时光。但是到江州两年以后,麻醉剂的药性渐渐减弱,白居易终于开始回到现实,回到自己陷于困境的生命场景中。
这是一次极为痛苦的体验,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品尝。但是这种痛苦对诗人来说却是必需的。因为只有经过这种痛苦的冲击,诗人才能逃出温柔乡和理想国,直面惨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鲜血,而这才是最伟大的诗篇诞生的前提。白居易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痛苦的体验,才写出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诗篇之一——《琵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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