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最主要的指导思想。即便到宋代儒释道三家合流，儒家在其中也是占主导作用的。所以，说古代中国是由儒家文化主导的国家应该是没有错的，但是也有例外，这个例外就是魏晋时期。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军阀割据，民不聊生。战乱中，儒家的伦理道德被踩在脚下，儒家尊奉的礼仪规则被完全打破，知识分子们第一次开始对孔孟思想产生了怀疑。曹丕用阴谋手段篡夺了汉朝帝位，没多久，司马氏又用同样的方式夺取了曹氏的天下。这时忠君爱国成了一个笑话，于是这个时期的文人们开始渐渐地与儒家思想疏离，而向道家和佛家靠近。
道家由先秦的老子和庄子创立，是一种消极厌世的哲学。比如，老子认为：“无”比“有”好，“无用”比“有用”好。而庄子在老子思想的基础上又进了一步，他认为：天下万物其实是没有区别的。他说：“天下最大的就是秋天鸟兽新长的细毛的尖端，而泰山其实是小的；最长寿的其实是夭折的孩子，活了几百岁的彭祖其实是短命的。”（“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庄子·齐物论》）老庄哲学雄奇瑰丽，想象奇特，观点新颖，用现在的话说，是一种很“烧脑”的哲学，深受当时士人们的追捧。
佛教在西汉末年传入中国，整个东汉时期，佛教都处在缓慢发展的过程中，而到魏晋南北朝时，佛教迎来了发展的第一个高潮。佛教认为人生的痛苦根源就是欲望，而由欲望产生的贪嗔痴怨等情绪成为人类痛苦的表现。佛教认为外物的引诱都可以叫作“色”，而“色”的本质是“空”，所以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心经》）。人要达到超脱的境界，必须抵挡住外界欲望的诱惑，破除执着，方能成大道。
当然，文士们并没有完全抛开儒学，他们提出了一个新的观念——玄学。玄学主要有三本经典著作：道家的《老子》《庄子》和儒家的《周易》，这三本书被称为“三玄”。当时的文士们流行喝酒、服五石散（一种矿物混合的药）、流连山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时尚就是清谈，也叫谈玄，这些被称为“名士风度”。没有这些风度，是无法进入名士之列的。
而在魏晋的名士当中，王羲之的名声极盛。
王羲之出身琅琊王氏，在注重家族门第的魏晋，这个家族是豪门大族的首席。王羲之的曾祖父王览就是一个名人。王览的生母朱氏很厌恶他的异母哥哥王祥，经常虐待王祥，王览则多次劝谏母亲。有一次母亲想用毒酒毒死王祥，王览知道之后直接过去要喝毒酒，王祥也怀疑酒里有毒，与王览争抢，朱氏害怕阴谋败露，急忙把酒抢过来倒掉。这个故事就是“王览争鸩”，后来被收入“二十四悌”故事中。
西晋由于“八王之乱”灭亡之后，琅琊王司马睿在大臣王导、谢安的辅佐下建立了东晋王朝。王氏家族的势力之大，以至于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甚至到后代，“王谢”也成为豪门大族的代名词，比如中唐刘禹锡的《乌衣巷》里就有“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句子。而王导就是王羲之的堂伯父。王羲之的父亲是王旷，曾担任淮南太守。在这样的家族长大的王羲之，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其成就最高的是书法，王羲之被后人称为“书圣”，他与儿子王献之一起被称为“二王”。
据说有一次皇帝要去北郊祭祀，让王羲之写祝词。王羲之把祝词写在木板上，之后工人来雕刻，工人将木板削了一层又一层，发现王羲之的墨迹一直印到了木板里面。这就是成语“入木三分”的由来。
太尉郗鉴有个女儿到了嫁人的年龄，于是他向王导提亲。王导说：“我家子弟甚多，您可以到我家里选，看上谁我都同意。”郗鉴命令管家带上重礼来到王家，王家子弟听说郗太尉来选女婿，全都把自己打扮成风流倜傥的公子出来见客。管家看来看去，只见东边床上一个年轻人在坦腹仰卧看书，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管家回去之后向郗鉴汇报，郗鉴大喜说：“这个年轻人就是我要选的女婿！”郗鉴打听这个年轻人是谁，原来他是王羲之。这就是“东床快婿”的由来。
从“东床快婿”的故事可以看出，王羲之是很有名士风度的，估计他平时也经常和朋友一起饮酒赋诗，谈一些“空”与“无”的话题，对佛老之道是津津乐道的。不过，这种贵空崇无的观念却在一次聚会中受到了挑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兰亭雅集”。
永和九年（353年）三月初三，按照习俗，人们都要到郊外踏青、洗濯、袚除晦气和祈福。这就是“禊事”。这一年，王羲之是和谢安等三十多位社会名流一起去的。他们来到会稽山北边的兰亭，把溪水引出来，做成流觞曲水，然后坐在水边，等酒杯顺流而下，酒杯停在谁面前谁就赋诗，如果写不出来，就满饮一大杯。大家玩得不亦乐乎。
阳春三月，草长莺飞，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天地无穷，万物丰茂。这样的景色，怎能不让人心旷神怡、兴致勃勃呢？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良辰、美景、赏心、乐事，这就是唐代王勃所说的“四美”，而贤主、嘉宾则是他说的“二难”。此时“四美具，二难并”，兰亭雅集毫不逊色于王勃的滕王阁之会，这样的欢乐，人一辈子是遇不到几次的，所以王羲之发自心底地感慨：“信可乐也。”
但是，按照佛家的说法，外界的一切诱惑其实都属于“色”，是虚空而无意义的，由于这些美好而引起的快乐也是虚妄的；按照庄子的说法，世间万物都是没有区别的，秋毫之末与泰山之大等同，彭祖之寿与殇子之夭无异，庄周梦里化为蝴蝶，却搞不清楚是自己梦里化蝶，还是蝴蝶化为自己，因为此时庄子已经与外物没有区别，跟万物合而为一了。可是，王羲之此时却流连于山水之乐，贪婪于朋友之交，似乎太不“名士”了。
李宗盛有一首歌《凡人歌》，第一句就是：“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魏晋时候的风尚是趋向神仙的，他们和宋朝的苏轼做着同样的“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的梦，但是他们又清楚地知道，自己只是凡人，摆脱不了凡人的七情六欲、生老病死，更摆脱不了情的困扰，最后只能“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www.xing528.com)
《世说新语·伤逝》记载，名士王戎的孩子夭折，朋友山简去慰问他，王戎悲不自胜。山简安慰他说：“何必这样悲伤呢？”王戎说：“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我辈，其实就是这些徘徊、寂寞于神灵和人世之间的人们。
哲学让人向形而上飞升，但是人却始终摆脱不了肉体和情感的羁绊。
王羲之感慨道：人生在世，有的人喜欢安静，有的人喜欢奔放。每个人爱好不同，取向不同，但是对自己所爱的事情，却都抱着最大限度的情感。即便时间流逝，爱好变化，看到以前所爱的东西，仍然会勾起无限的感慨。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
人能欣赏、享受这些美好，是因为生命的存在。虽然每个人到最后都会走向生命的尽头，但是活得长一点儿，享受的美好当然就会多一点儿。从这个角度说，生与死的区别还是很大的啊！
王羲之的这个观点其实与当时流行的观点是相反的。庄子认为生与死并没有绝对的界限，死亡只是回到自然。
庄子的妻子去世时，庄子没有表现出悲伤，却鼓盆而歌。庄子有一次在野外看见一个百年骷髅，他对骷髅说：“只有我和你知道，你不曾死亡，也不曾生存。你果真是愁苦的吗？我果真是快乐的吗？”
庄子“齐万物”“等生死”的观点固然让人心驰神往，可是作为普通的凡人，在面对生命中无数的悲喜交集，还是会感慨：生命的长短其实还是人最在乎的东西！
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死生亦大矣”是《庄子·德充符》中引用孔子的话。庄子眼里的孔子多多少少是其批驳的对象，这时候引用他的话，其实也代表了王羲之对老庄虚无思想的怀疑。
这种怀疑是很多人都有的。所以王羲之说古人的感慨在自己看来合若符契，以至于自己经常看着文章发出感叹，却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天的聚会终于让他明白了，庄子的观点虽然博大精深、令人目眩，但是对于自己这种凡人来说其实是很难接受的：庄子眼里万物无别，但是我们却不能无视春花秋月、夏荷冬雪；庄子笔下生死无异，我们却不能不为生而雀跃，为死而哀痛；庄子是藐姑射山上的神人，“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庄子·逍遥游》），而我们只是“情之所钟”的凡人，为美而活，为欲望而活，为人生的悲欢离合而活。
想到这里，王羲之终于发现了自己与古人相通的原因：虽然名士们每天清谈“有”“无”，却最终还是没有逃脱作为人的执着。
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
这是对佛老的大胆否定，也是作为一个人倔强的坚持。也许我不智慧、不觉解，也许我只是哲人们怜悯的庸庸碌碌的可怜虫，也许我永远也无法大彻大悟，但是，就这样吧！就这样做一个凡人，保有这微不足道的小确幸，珍视生命中每一分每一秒的获得与失去，接纳每一场欣喜和每一场悲痛，咀嚼每一次狂喜和每一次悲凉。
毕竟，我们只是凡人。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