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完备的历史记载系统。从《史记》到《明史》的二十四史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明代数千年的历史，另外还有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为二十四史做了重要的补充，此外还有数不胜数的野史、笔记等，这一切共同构成了中国庞大的史书系统。中国人如此重视历史，其原因可以在《资治通鉴》的书名中找到。
“资治通鉴”这个名字是宋神宗起的，因为他认为这部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意思是史书以史为鉴，对后代帝王治理天下有重要的参考作用。古人相信“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所以从先秦开始，史官就是天子和诸侯朝廷不可缺少的言官，受到很大的重视，而中国士人的人生最高目标也就是“名垂青史”。
正因为如此，总结前朝历史的经验教训就成为后代帝王和大臣们不可缺少的一门功课。由此世间出现了大量的史论作品，而对六国及秦朝灭亡的讨论从汉代就开始了，以后历朝历代都没有停止过。这其中最著名的作品包括贾谊的《过秦论》、杜牧的《阿房宫赋》及苏洵的《六国论》。
但是这三篇文章的论点却各有不同。
贾谊的《过秦论》认为秦灭亡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施行仁政：“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杜牧的《阿房宫赋》则认为秦与六国灭亡的原因都是穷奢极欲：“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
苏洵的《六国论》则认为六国灭亡的原因是割地赂秦：“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并且他还提出了六国应对秦国的对策：“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
不难看出，三篇文章对同一个历史事件的分析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学完这三篇文章，可能很多老师和同学都会产生一个疑问：三篇文章论点各不相同，我们到底应该信谁的呢？
产生这种分歧的根本原因是，历史就像一面镜子，可以鉴古知今。史料也告诉我们：贾谊立论是劝谏汉文帝实行仁政，杜牧的目的是讽喻唐敬宗穷奢极欲，苏洵则是想借文章来抨击北宋贿赂契丹和西夏的不当之举。这种以历史为现实借鉴的史学观是很常见的，中外皆有，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就曾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现在讨论历史事件，目的大多也是以古鉴今。但是如果我们将历史纯粹作为理解现实的工具来使用，会不会导致我们对历史产生碎片化、片面性甚至扭曲性的理解呢？这是不得不引起人们注意的。
三篇文章的分析都颇有见地，但是也都各有其漏洞。
贾谊认为六国和秦灭亡都是因为没有实行仁政。但是，秦难道是凭借仁政灭六国的吗？虽然在《过秦论》里贾谊解释说秦国顺利灭六国是因为当时人们都希望有一个王，但是这个解释其实不太站得住脚，至少无法解释屈原为什么投江、荆轲为什么刺秦王。固然，汉文帝和汉景帝实行仁政，与民休息，创造了“文景之治”的盛世，但是君主专制下，君王赏赐的仁政随时可以被君王收回，汉武帝耗尽举国之力攻打匈奴，人口几乎减少一半，这种穷兵黩武显然不是仁政。(www.xing528.com)
杜牧认为六国和秦灭亡都是因为奢侈。首先起义反秦的陈胜难道不奢侈吗？《史记》记载，陈胜取得一些成功之后，马上过上了穷奢极欲的生活，连来看望他的乡亲都瞠目结舌说：“涉之为王沈沈者！”意思是陈胜这王做得排场太大了！陈胜后来固然失败了，但是取得最后成功的刘邦似乎也不是勤俭节约的皇帝。他一打进咸阳，就欣欣然蹩进秦王的宫殿迫不及待地享乐，直到樊哙把他从秦始皇的御榻上拽下来；刚刚即位，善解人意的萧何为他大修宫室，他明嗔暗喜，表面上责怪萧何，实际上还是迫不及待地享受起豪华的宫殿。
当然，我们不能苛求9世纪的杜牧明白“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的道理，但是不得不说，他关于腐败导致六国与秦朝灭亡的观点还是值得商榷的。
苏洵的观点漏洞则更多。在前文里已经写到，苏洵最大的问题是将结果作为原因来论述。首先，六国并不都是贿赂秦国的；其次，贿赂秦国是因为军事失利，军事失利的原因是政治落后。苏洵没有看到这一点，却把作为结果的赂秦当作原因来洋洋洒洒地论述。如果他的立论成立，要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不贿赂秦国（契丹、西夏）就可以了。但是，这就跟晚清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一样，难道拒绝割地赔款就可以富国强兵吗？相比之下，他的儿子苏辙的论述更加公允：三国割地不是因为他们喜欢割地，而是战败使然。跟秦国直接接壤的韩、魏、楚三国本来就不是迅速崛起的秦国的对手。六国要保存自己，根本的方法就是团结起来一致抗秦。但是六国各怀鬼胎，几乎每个诸侯国国君都有一个皇帝梦，加上其内部的明争暗斗一直没有停止过，被秦国各个击破也是必然的事情。
由此可见，三篇文章虽然都是千古名篇，但是也都存在各自的偏颇和见障。这种偏颇和见障存在的原因之一，大概就是这种将历史完全作为现实的注脚的史学观。这种史学观很容易让作者有意无意地忽视历史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而只专注于对现实有启发意义的部分，客观上造成了对历史的片面理解，甚至使历史研究成为盲人摸象，各执一端，争执不休。
由于历史的撰述者多为后代的人，因此他们对历史的描述可能带有很强的主观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历史就完全没有客观独立性。至少大事件发生的始末是任何人也篡改不了的。将历史完全作为现实的注脚甚至附庸，抹杀了历史的客观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历史的严肃性。
当然，三位作者的根本目的都不是研究历史。他们写作的过程基本上都是先发现现实的问题，然后从历史中去寻找依据，换句话说，他们所做的并不是纯粹的历史研究，而是主题先行的时政评论写作。但是即便如此，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根据自己的需求随意剪裁、偏解甚至曲解历史的做法其实是有害的。
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幾曾强调，史学家应该兼备史才、史学和史识，三者之中，史识最为重要。我理解的史识，其实就是正确理解和运用史料的眼光与手段。只有做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正确、充分地用好史料，学好历史。
回到最初的问题，对于同一个主题，贾谊、杜牧、苏洵的观点各不相同，我们到底应该信谁的？我的答案是：
一、谁的都不信。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是有感于所处社会的现状而把历史作为例证来写的文章，三篇文章都不是对历史深入全面的研究，而是主题先行，以历史为工具来论证现实。三个人分属三个朝代，所处的环境完全不一样，三个人的论点当然也就完全不一样。
二、谁的都信。站在现在的角度，我们也许会认为三个人的观点都有不完美之处，但只要是人，谁又能说自己的观点是绝对完美的呢？贾谊、杜牧和苏洵面对各自时代的痼疾，通过自己的思考提出了各自的解决方案。他们的解决方案也许并不是灵丹妙药，但是他们都提出了各自独立而精辟的见解，答案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恰恰是这种独立和思考，如帕斯卡尔所说：“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对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作者带着思考去阅读、分析、写作，这难道不就是最珍贵的“史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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