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习惯上将从《史记》到《明史》一共二十四部史书称为“二十四史”，其中，《史记》无疑是“二十四史”的开山鼻祖，也是整个正史系统的渊源。《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其实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史学家。一般人认为史学家应该是客观冷静的，不应该在史书中表露太多自己的好恶，但是司马迁恰恰相反，他几乎是把史书当成抒情诗来写的。对不喜欢的人，哪怕是皇帝，司马迁也不隐晦自己的厌恶，比如他在《高祖本纪》里就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刘邦地痞流氓的真面目。而对喜欢的人，他更是毫不吝惜自己的赞美，哪怕这个人在现实中其实是个“失败者”。比如他写跟刘邦争夺天下的项羽，笔触间处处都有对项羽的赞赏和同情；对仕途不顺，最后含恨自杀的李广，更是以崇拜的口吻处处称他为“李将军”；对李广的孙子，后来兵败被迫投降匈奴的李陵也不乏理解与同情；不过最得司马迁青睐的，大概还是贾谊。
司马迁赞赏贾谊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的三闾大夫，贾谊是汉代的大臣，照理说两个人是没有交集的，可是司马迁却将两人并列，作《屈原贾生列传》。在他的眼里，贾谊的才华显然是不输于屈原的，更重要的是，两个人的命运是有共同点的。
第二，司马迁直接称贾谊为“贾生”。
司马迁对赞赏的人，往往不会直接称名道姓，而是使用尊称。比如，称李广“李将军”，称屈平为屈原（屈原，名平，字原。古人称对方的字表示尊敬），而干脆称贾谊“贾生”，这称呼类似于现在的“小贾”。其实贾谊比司马迁大五十多岁，相当于司马迁的爷爷辈，把一个爷爷辈的人称为“小贾”，当然不是司马迁看不起贾谊，这恰恰表示司马迁对贾谊的认可；也许还有一个原因：在司马迁心里，贾谊永远停留在了三十三岁，这是贾谊去世时的年纪。
贾谊是不折不扣的神童，年少时就以博学而闻名，被河南郡守吴公推荐给朝廷，汉文帝就招贾谊为博士。博士就是朝廷的顾问，当时贾谊才二十出头，在博士中年纪最轻。但是每次皇帝要大家商讨国家大事的时候，各位老先生往往无言答对，而贾谊总是答得很完满，人人感到贾谊所讲的，正是自己所要说的。因此，汉文帝对贾谊十分欣赏，一年之内就提拔他为太中大夫，这已经是朝廷的高级官员了。后来因贾谊提的一些对策，汉文帝还打算继续提拔他，让他担任公卿。
当时汉文帝刚刚即位。汉文帝原来是代王，本来是没有资格继承皇位的。刘邦去世之后，吕后专权，大肆杀戮宗室子弟，汉王朝岌岌可危。吕后去世之后，周勃、灌婴等老臣发动政变，诛杀吕氏子弟，还政刘氏，拥立了汉文帝。朝廷好不容易在诸位功臣的努力下拨乱反正，帝国上下无不欢欣鼓舞，可是贾谊却上书说，当今世事“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然后说朝廷内政、地方诸侯、北方异族到处都是问题，别人眼里花团锦簇、欣欣向荣的大汉王朝在他口中简直是盲人瞎马，危在旦夕，这让冒着生命危险诛杀诸吕、挽救帝国的老臣们的脸往哪儿搁？于是一群老臣上书皇帝说，这个雒阳（今河南洛阳）来的小子狂妄无比，诽谤朝政，混乱朝纲。按他们的想法，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应该被诛杀才能解心头之恨。好在汉文帝很欣赏贾谊，但是还是碍于老臣们的面子，将贾谊贬官为长沙王的老师。
一千多年后，刘克庄曾经写诗说：
寄声谢绛灌，勿毁洛阳人。
岁晚治安策，谆谆礼大臣。(www.xing528.com)
贾谊被赶出了权力核心，他的仕途前程基本上也就宣告了终结。虽然在他担任长沙王太傅期间也有过一次似乎能东山再起的机会，但是后来证明这只不过是一个幻觉。
那是在他担任长沙王太傅一年多以后，汉文帝有一次很思念贾谊，征召他入宫，在宣室殿与他谈话。这次谈话似乎很成功，皇帝跟贾谊谈到半夜，多次把自己坐的席子往前移。可是，汉文帝询问的并不是国家苍生大事，而是巫鬼神怪一类的八卦。晚唐诗人李商隐的《贾生》写的就是这件事：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贾谊担任长沙王太傅的地方是屈原的故乡，湘水是屈原自沉之处。此时的贾谊年纪也就三十岁上下，但是他却分明感觉到了自己与屈原的共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在这里，贾谊写下了《吊屈原赋》，他指责朝廷黑白颠倒，忠奸不明，将干将、镆铘这样的宝剑认作钝刀，而把真正的钝刀捧为宝剑。此时的他似乎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生命不会长久了。
有一天，贾谊的房子里飞进来一只鵩鸟。鵩鸟长得很像猫头鹰，被认为是不祥之鸟。贾谊心生感慨，写下了著名的《鵩鸟赋》。在这篇赋作里，他与鵩鸟对话，再次表达了自己无辜被贬的凄凉与悲伤。
几年后，贾谊又被任命为梁王太傅。可是不久梁王坠马摔死了，作为老师的贾谊很悲伤，认为自己没有尽到做老师的责任，一年以后也郁郁而终，年仅三十三岁。
贾谊年少时以神童闻名，这让人误以为他只是才华过人，其实贾谊真正了不起的地方是他有远超当时人的政治远见和高度。
贾谊在《论积贮疏》里提出了节约用度，积蓄粮食、财物对朝廷的重要性。他提倡节俭，重视发展农业，这种观点即便到现在都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汉文帝刘恒也是历史上出了名的节俭皇帝。据说有一次他想建造一个露台，后来看预算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的资产，于是马上取消了建造计划。他在诏书里也说“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反对铺张浪费和奢侈之风。汉文帝的节俭也有可能受贾谊的影响。
在《治安策》里，贾谊提出了当时国事“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的问题，特别是他指出当时诸侯王封地太广，势力太大，必将成为朝廷巨大的隐患。难能可贵的是，贾谊并不是只会指指点点，他更善于在发现问题的同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比如，针对这个问题他就提出了一个天才的解决方案：按照以前的规定，诸侯王死后，其爵位、封地由世子继承，其他的子孙酌情分点财产就各自散了，这样诸侯国一代代传下去，一般封地就不会减少。而贾谊建议：规定以后诸侯王去世之后，他的儿子都有权利继承国土，以诸侯王有五个儿子计算，一代之后国家一分为五，两代之后分为二十五，土地越少，实力越弱，必然无法与中央王朝抗衡。如果汉文帝采纳了贾谊的建议，那么之后的七国之乱肯定不会爆发。而汉武帝时期，丞相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其核心思想正是贾谊提出的这一方案。推恩令的颁布，让汉王廷得以在最小的阻力之下削弱各诸侯国的势力，巩固了中央王朝的权力。
《过秦论》有上、中、下三篇，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上篇。这篇文章最早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篇末，后来褚少孙补《史记》，将它放在《陈涉世家》的末尾。《汉书》《昭明文选》也收录了这篇文章，另外后人辑录的贾谊的《新书》也收入了此文。同一篇文章在《史记》《汉书》《昭明文选》《新书》中都被收录了，可见其名气之大。而从明清到当代，几乎所有的古文文选书都选入了这篇文章，它也是高中语文课本古文的保留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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