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阿图尔·罗森贝格的观点

阿图尔·罗森贝格出生于柏林一个犹太商人家庭，1907年起在柏林大学学习历史和古典语言学，1911年获得博士学位，1914年完成教授论文。在十一月革命的影响下，罗森贝格参与了政治斗争，先是成为独立社会民主党人，1920年又加入德国共产党，成为柏林市议员，进入德共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并参加了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会。1924年，罗森贝格被选为魏玛共和国国家议会议员，主要在负责外交事务的国会委员会和探讨德国在世界大战中战败原因的调查委员会中工作。

在德国共产党党内的路线斗争中，罗森贝格最终靠近了极左的反对派，但在看到革命潮流不可遏制地低落消退，德国共产党的革命口号蜕变为僵化呆滞的套语并为从外部接受来的意识形态进行辩护之后，他深感失望，遂在1927年4月宣布脱离德共，完全退出了政治活动。

不过，罗森贝格并没有因此而丧失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虽然未再加入任何政党或政治组织，但作为一位独立的社会主义者，他继续进行探索，致力于研究导致社会主义运动失败和法西斯运动兴起的原因。在希特勒和纳粹党夺取政权之后，他先是流亡苏黎世，后来又应邀到利物浦做客座教授，1938年在纽约布鲁克林学院获得了一个教职。此后，他定居美国，直到1943年2月7日逝世。^[28]

罗森贝格早年主要从事古罗马史研究，加入德国共产党后才开始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研究德国近现代史，出版了《1871—1918年德意志共和国的形成》（柏林1928）、《从马克思到目前的布尔什维主义史》（柏林1932）、《作为群众运动的法西斯主义——它的兴起和瓦解》（卡尔斯巴德1934）、《德意志共和国史》（卡尔斯巴德1935）和《民主与社会主义——关于近150年的政治史》（阿姆斯特丹1938）等重要著作，在国际上产生了较大影响。

罗森贝格把黑格尔-马克思的历史观称作他的和所有“富有成果的”历史编纂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但他反对把历史唯物主义系统化地编织成一种封闭的历史观的做法。在这一点上，他与其同样是极左派的党内朋友卡尔·柯尔施的意见完全一致。与把历史唯物主义“一元论”完全绝对化并把历史置于客观主义的强制性之下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派不同，罗森贝格以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实践观念”为出发点，认为历史无非是个人和团体按照需求和根据形势进行活动的结果。在这样的历史观念指导下，构造体系的历史哲学必然会退居到历史学之后；历史哲学着眼于历史的整体性，而历史学则强调经验和实证，它仅仅是借助于哲学来阐述一般化的理论并据此上升为一种普遍性科学而已。^[29]

罗森贝格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阐述的历史观看作是其历史研究的准则，这就是：“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态，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全部过程（因而也就能够描述这个过程的各个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了。”^[30]但他是在最一般的、把这一历史观看作是有关社会经济因素和政治意识形态因素的相互作用理论的层面上来理解的。他认为历史是全部历时的和同时的相互依赖的编织物，必须从“总体上”把握历史学，这就是说，要考虑到全部的社会关联。但在众多决定着历史进程的因素中人们又无法确定哪一个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历史进程也决不会屈从于经济的强制或者诸如此类的实体化结构。历史的主体只能是各种各样自主活动的人。他们也在相互依赖关系中处于核心地位。不过，罗森贝格并不抽象地把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看作某种由各种各样的、相互影响的因素构成的作用关系的联系点，而是把特定的社会团体视为在具体历史形势下产生的历史运动的主体。这个特定的社会团体是在与其他社会团体做出比较后才确定其地位的，也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确定其作用的。历史科学的真正研究对象是社会力量对比关系的实际变化。

对于罗森贝格来说，历史的一般概念仅仅是把握具体历史形势的一个调整模式，它们从来都不是某些决定性因素的被动产物，而是始终具有可选择的继续发展的可能性的。就其整个风格来说，罗森贝格的历史编纂完全是以下列意图为出发点的，这就是在享有特权的和不享有特权的社会团体的冲突中，揭示特定条件下可能出现的实际发展情况。只有对“巨大的实践维度”进行认真细致的深入研究，这样的研究计划才不会成为冒险的、从自己的意愿中产生出来的历史推测。在其现实主义地评估力量对抗的尝试中，罗森贝格既重视诸如掌握着军队的国家政权或者国家官僚机构等直接的强权因素，也重视经济利益集团或者政治斗争中的意识形态成分，因为在他看来，某个社会团体或阶级的行为绝不仅仅由直接的经济利益所决定，而是也受意识形态影响的，这种意识形态在捍卫某个社会团体或阶级的社会地位方面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31]

罗森贝格认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就是对人类生活的所有表现形式进行辩证分析，它抨击现存的一切事物，并且认为所有现存的事物都不是先天就有的，也不会永恒地存在下去。从分析的角度来说，所有道德的、哲学的、宗教的或法律的观念都起源于变化无常的社会实际；从批判的角度来说，它包含了对某个特定社会团体或阶级的立场态度的评论。在罗森贝格看来，马克思主义承认任何认识都不可避免带有某种阶级性，所有历史编纂也都具有特定的“党派立场”。但采取何种原则来处理两者之间的辩证统一，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着争议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和历史方法的问题。罗森贝格并不把“党派立场”理解为使历史研究服从党的纪律行为。他也一再强调他本人是“在完全独立于政党或团体利益的情况下”进行写作的。然而，从一种极其广泛的意义上说，他的历史编纂无疑是“与阶级相联系的”。罗森贝格基本上是从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出发，也是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评判和论述历史的，但他既没有把无产阶级等同于某个特定政党，也没有从社会学上把无产阶级与工业社会密切联系起来，而是把无产阶级——即使并非毫无自相矛盾之处——理解为全体被统治的无特权社会阶层。他把人民区别为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和所谓的资产阶级两部分，在此，“资产阶级”系指除了工厂工人之外的所有人，是完全非马克思主义的。而马克思所认为的资产阶级只是人民当中的一小部分人，是由那些占有重要的社会生产工具的人构成的。^[32]罗森贝格的历史编纂就其作为科学分析和着眼于实践的启蒙批判的双重功能而言，是符合“人民”的解放利益的。罗森贝格研究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目的在于说明消除统治的条件，同时也是要对这些创造性行为产生影响。

罗森贝格在出版于1928年的《1871—1918年德意志共和国的形成》一书中，对德意志帝国的历史进行了批判分析，提出了一个在魏玛共和国末期引起巨大轰动的命题。罗森贝格认为，俾斯麦“自上面起” 建立的帝国是一个妥协的产物，妥协的双方一是德国占有财产的资产阶级，一是普鲁士军事贵族。俾斯麦成功地以“波拿巴主义的独裁统治形式”，在这两个既相互吸引又相互排斥的社会领导阶层之间搞平衡，而缺乏领导能力的德意志帝国末代皇帝威廉二世只知道依靠笼络政策把各派力量非常勉强地集中在一起。然而，直到世界大战将近结束之际，德国还未建立起完善的议会民主制，自由派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都没有真正执掌政权。由此可见，由世界大战引起的政治动荡必然导致德意志帝国完全毁灭的结局。在军事贵族的统治支柱倾倒后，国家政权几乎未经过战斗就落到了俾斯麦帝国的传统敌人、后来主张缔结和约的人们手中。1918年十一月革命的爆发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对此，只要对1890年的形势有所了解，对其所有可能的后果予以全盘考虑，就完全可以理解了。^[33]

1935年在卡尔斯巴德出版的《德意志共和国史》一书，是罗森贝格在流亡途中写成的，也是他的所有著作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在这部著作中，罗森贝格对所谓的“社会民主党与资产阶级政党的合作是德国革命的灾难”的观点提出了异议。在他看来，如果政府能够通过没收大地产和矿山以及经济民主化等果断的政策，“把中间阶层也拉到自己一边”，那么，即使在魏玛宪法的基础上，民主与社会主义也还是完全有可能在德国得到建立和巩固的。然而，社会民主党人不想放弃其原有的政策，其目标仅仅是，并且继续是社会政策和选举权。他们缺乏真正的权力意志，迷恋于把顾问委员会与布尔什维主义相互等同起来的思想，幻想同旧体制的官员和司法机构一起建设一个革命的国家，但这是根本不可能的。^[34]

罗森贝格关于魏玛共和国的著作首先在美国和英国引起了强烈反响，二战结束后也在德国受到了密切关注。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年青一代历史学家成长起来之后，罗森贝格所著的《1871—1918年德意志共和国的形成》和《德意志共和国史》被合并为一书，于1955年在德国出版发行，取名为《魏玛共和国的形成和历史》。同一时期，在联邦德国，反对在此之前一直受到普遍认可的关于革命的“悲剧”进程的观点的学术讨论正在兴起。罗森贝格的命题因为与资产阶级自由派的革命解说针锋相对，具有反权威的挑战性，所以不仅得到了新一代史学家的接受，也有力地推动了联邦德国史学的重新定向。

【注释】

[1]交战双方动员兵力共7340余万人，直接参战部队2900多万人，阵亡约1000万人，受伤约2000万人，经济损失约2700亿美元。

[2]Wolfgang J.Mommsen，Die Urkatastrophe Deutschlands：Der Erste Weltkrieg 1914—1918，Stuttgart：Klett-Cotta，2002，S.14.

[3]又称“社会主义国际”“社会党国际”。

[4]Klaus Kinner，Marxistische deutsche Geschichte 1917 bis 1933：Geschichte und Politik im Kampf der KPD，Berlin：Akad.-Verl.，1982，S.19.

[5]Klaus Kinner，Marxistische deutsche Geschichte 1917 bis 1933：Geschichte und Politik im Kampf der KPD，Berlin：Akad.-Verl.，1982，S.23.

[6]Klaus Kinner，Marxistische deutsche Geschichte 1917 bis 1933：Geschichte und Politik im Kampf der KPD，Berlin：Akad.-Verl.，1982，S.24.

[7]〔德〕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书信集》，殷叙彝、傅惟慈、郭颐顿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8]同上书，第10页。

[9]Klaus Kinner，Marxistische deutsche Geschichte 1917 bis 1933：Geschichte und Politik im Kampf der KPD，Berlin：Akad.-Verl.，1982，S.25—26.

[10]也称“第三国际”。

[11]Klaus Kinner，Marxistische deutsche Geschichte 1917 bis 1933：Geschichte und Politik im Kampf der KPD，Berlin：Akad.-Verl.，1982，S.27—30.

[12]Klaus Kinner，Marxistische deutsche Geschichte 1917 bis 1933：Geschichte und Politik im Kampf der KPD，Berlin：Akad.-Verl.，1982，S.194.(www.xing528.com)

[13]Klaus Kinner，Marxistische deutsche Geschichte 1917 bis 1933：Geschichte und Politik im Kampf der KPD，Berlin：Akad.-Verl.，1982，S.199.

[14]Klaus Kinner，Marxistische deutsche Geschichte 1917 bis 1933：Geschichte und Politik im Kampf der KPD，Berlin：Akad.-Verl.，1982，S.200.

[15]同上书，第201页。

[16]Klaus Kinner，Marxistische deutsche Geschichte 1917 bis 1933：Geschichte und Politik im Kampf der KPD，Berlin：Akad.-Verl.，1982，S.405.

[17]Klaus Kinner，Marxistische deutsche Geschichte 1917 bis 1933：Geschichte und Politik im Kampf der KPD，Berlin：Akad.-Verl.，1982，S.405—406.

[18]参见Max Beer，Allgemein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sozialen Kämpfe，Teil 1.Altertum，Berlin：Verl.für Sozialwiss.，1919，1921，1922；Teil 2.Mittelalter，Berlin：Verl.f ü r Sozialwiss.，1921，1922；Teil 3.Neuere Zeit vom 14.bis 18.Jahrhundert，Berlin：Verl.f ü r Sozialwiss.，1921，1922；Teil 4.Die Zeit 1770—1860，Berlin：Verl.f ü r Sozialwiss.，1922，1923；Teil 5.Die neueste Zeit bis 1920，Berlin：Verl.f ü r Sozialwiss.，1923。

[19]参见Max Beer， Allgemein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sozialen Kämpfe ， 5 . Auflag in einem Band， Berlin： Verl. f ü r Sozialwiss. ， 1924； 6 . Aufl . ， Berlin： Neuer Dt. Verl. ， 1929； 7 . und . 8. Aufl . ， Berlin： Neuer Dt.Verl. ， 1932 。.

[20]Klaus Kinner，Marxistische deutsche Geschichte 1917 bis 1933：Geschichte und Politik im Kampf der KPD，Berlin：Akad.-Verl.，1982，S.33.

[21]参见《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英译本导言，载〔德〕卡尔·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荣新海译，张峰校，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8—24页。

[22]参见《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英译本导言，载〔德〕卡尔·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荣新海译，张峰校，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8—24页。

[23]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编：《马克思主义史》第三卷《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胜利中发展》，梁树发主编，陈先奎副主编，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0—221页。

[24]同上书，第222页。

[25]参见《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英译本导言，载〔德〕卡尔·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荣新海译，张峰校，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8—24页。

[26]参见《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英译本导言，载〔德〕卡尔·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荣新海译，张峰校，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8—24页。

[27]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编：《马克思主义史》第三卷《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胜利中发展》，梁树发主编，陈先奎副主编，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6—227页。

[28]关于罗森贝格的生平，参见Helmut Berding，Arthur Rosenberg，in：Hans-Ulrich Wehler（Hrsg.），Deutsche Historiker，5 Bänden，Göttingen：Vandenhoeck ＆ Ruprecht，1973，S.457—472，hier S.457—459。

[29]Helmut Berding，Arthur Rosenberg，in：Hans-Ulrich Wehler（Hrsg.），Deutsche Historiker，5 Bänden，Göttingen：Vandenhoeck ＆ Ruprecht，1973，S.457—472，hier S.460.

[30]〔德〕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版，第42—43页。

[31]Helmut Berding，Arthur Rosenberg，in：Hans-Ulrich Wehler（Hrsg.），Deutsche Historiker，5 Bänden，Göttingen：Vandenhoeck ＆ Ruprecht，1973，S.457—472，hier S.461—462.

[32]Helmut Berding，Arthur Rosenberg，in：Hans-Ulrich Wehler（Hrsg.），Deutsche Historiker，5 Bänden，Göttingen：Vandenhoeck ＆ Ruprecht，1973，S.457—472，hier S.463.

[33]Helmut Berding，Arthur Rosenberg，in：Hans-Ulrich Wehler（Hrsg.），Deutsche Historiker，5 Bänden，Göttingen：Vandenhoeck ＆ Ruprecht，1973，S.457—472，hier S.467.

[34]Helmut Berding，Arthur Rosenberg，in：Hans-Ulrich Wehler（Hrsg.），Deutsche Historiker，5 Bänden，Göttingen：Vandenhoeck ＆ Ruprecht，1973，S.457—472，hier S.467—4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