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林承认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石，是“研究人类发展过程的科学方法”[1]。他援引马克思在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合作起草的《共产党宣言》以及恩格斯在1883年写作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比较准确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点。这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生产决定着所有历史事件的发生和发展，决定着阶级斗争规律的形式和特点；由社会生产所决定的历史事件和阶级斗争是一切分裂为阶级的社会的社会形态，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推翻依然存在着剥削的资本主义旧社会和建设摆脱了剥削的社会主义新社会；无产阶级革命是历史的必然，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是其社会解放的唯一道路；国家、法律和一切社会、政治、哲学、宗教和艺术的思想都具有阶级性。[2]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创立是一场伟大的思想革命，它第一次把历史学从神学婢女和唯心主义奴仆的地位中解放了出来，使之成为一种既具有求真的学术功能，又具有求解放的社会功能的真正的科学。马克思和恩格斯完全改变了以往用“神”“人”和“观念”说明社会发展的唯心史观，坚持把物质生产看作历史的源头，把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相互关系当作说明人的行为和一切社会现象的基本依据，破天荒地把对社会历史的认识奠定在科学的基础之上。社会科学只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创立后才真正成为一门科学。
然而，在梅林所处的时代，除了个别的例外，绝大多数资产阶级学者都极力蔑视和反对历史唯物主义，他们指摘历史唯物主义是“少数几个‘聪明的煽动家’所杜撰的‘幻想’”，胡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任意的历史结构”。对此，梅林予以坚决驳斥，他也在驳斥资产阶级学者这些“既愚蠢而又廉价的”说法过程中，以论战的方式阐述了唯物史观的主要思想和观点。[3]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创立的。如同一切意识形态的产生一样，它的创立是有其经济的、政治的、思想的条件和根据的。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形成和发展，为唯物史观的创立奠定了社会经济基础。而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一方面为唯物史观的创立提供了阶级基础；另一方面也使无产阶级从理论上说明自己的历史地位、使命和作用成为十分必要的了。
唯物史观的创立自然离不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观努力。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并非脱离社会生活实际偶然出现的“天才”或“英雄”。他们两人的政治立场和世界观都有一个转变和发展的过程，都经历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过程。如同他们创立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情形一样，他们创立唯物史观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批判继承人类思想的优秀成果、积极投身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坚决反对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历史理论的过程中，逐步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
对于历史唯物主义产生的经济社会条件和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观努力，梅林是十分清楚的。他说，历史唯物主义自身也服从于它自己所制定的那个历史规律。它不是人们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较早的时代，即使最有天才的人也难以充分认识人类历史的奥秘。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时代，至少在欧洲最先进的英国和法国中，作为现代历史发展动力的土地贵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或者说无产阶级这三大阶级的利益冲突和阶级斗争已经十分突出地表现出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不辞辛苦地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进行了长期而深入的研究工作，在他们的著作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资料。尽管如此，一些资产阶级学者仍信口雌黄地“说他们二位只是东鳞西爪地剽窃了一些历史知识来支撑他们所杜撰的历史理论”。梅林无不愤怒地痛斥这些言论“完全是资产阶级伪科学的鬼话”[4]。
在许多资产阶级学者的著作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个概念经常被附加上一层道德含义。唯物主义被“理解为贪吃、酗酒、娱目、肉欲、虚荣、爱财、吝啬、贪婪、牟利、投机”等等“龌龊行为”，而唯心主义则被说成是“对美德、普遍的人类爱的信仰”。针对这种区别，梅林指出：“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是对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精神与自然界哪一个是本源的这一哲学上重大的基本问题的互相敌对的答案。它们本身原是与道德理想没有丝毫关系的。”[5]而在梅林所处的时代，由于占统治地位的反动势力的普遍敌视和压制，坚持历史唯物主义需要有高度的责任心和自我牺牲精神。因此，梅林深有感触地指出：“今天要信仰历史唯物主义，就得有一种高度道德的唯心主义，因为它必定会带来贫困、迫害、毁谤；同时，历史唯心主义则是每一个追求飞黄腾达的人的事，因为它最能帮助人获得现世的好运、肥厚的挂名职位，各种各样的勋章、头衔、地位。”[6]
还有的人把历史唯物主义与自然科学唯物主义混淆起来，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等同于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对于这种错误认识，梅林进行了耐心辨析，指出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局限性和历史唯物主义与自然科学唯物主义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他说，历史唯物主义包含自然科学唯物主义，但自然科学唯物主义不包含历史唯物主义。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只把人当作“自然产物”看待，没有注意到人不只生活在自然之中，而且也生活在社会之中这一事实。它也不知道除了自然科学之外还有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唯物主义承认人是有意识的，但它没有考察，人的意识在人类社会中是由什么决定的。一旦进入历史领域，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就必然会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转化为唯心主义。它相信“伟大人物”拥有创造历史的精神魔力，认为人类社会中存在着一种观念的推动力。因此，“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由于追求表面的最大彻底性，反而获致了实际上最大的不彻底性。它一方面把人简单地视为有意识地行动着的动物，另一方面把人类历史看作一场观念的动机和目的的乱七八糟、毫无意义的活动；由于把有意识地行动着的人当作自然界里孤立的生物这种错误前提，它获得了一种唯心主义的人类历史的幻象，人类历史好象是透过永恒的整个自然界中的唯物关系而呈现出来的一场狂乱的影子舞蹈表演。与此相反，历史唯物主义则从自然科学的事实出发，认为人不只是动物，而是一种社会动物，他只在社会集团（游牧群、氏族、阶级）的共同生活中才获致意识，在这些社会集团中他才能作为有意识的生物而生活，因此，这些社会集团的物质基础决定着他的思想意识，这些基础的进步发展则是人类向上运动的规律。”[7]
资产阶级学者指责历史唯物主义“把异常多样化的人类生活硬塞在一个死板的公式里”，说它“否认一切观念力量”，“把人说成为机械发展的无生命的玩具”，“否认一切道德尺度”。与之相反，梅林一再肯定地说，历史唯物主义所主张的只是对人类发展过程进行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研究，从经济结构到精神观念的研究。历史唯物主义从人不只是生活在自然界里而且也生活在社会里这一事实出发，强调观念是社会生产过程的产物。在历史唯物主义者看来，与世隔绝的人是从来也没有过的，任何人如果偶然脱离了人类社会就都会很快地衰亡。人只有处身在社会组织中才能够获得意识、有意识地思维和行动。以人为成员的社会组织唤醒并支配着人的精神力量，而每一个社会组织的基础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因此决定精神生活过程多种多样表现形式的最终因素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人的精神并不超乎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而是就在其中；人的精神是从物质生产中产生的，它也随着物质生产一起成长。某种观念愈是精确地反映了这个物质生产过程，就愈有力量。必须等到物质生产从极其复杂的原始状态发展到出现一些简单而巨大的对立物时，人的精神才能认识它的全部关系。必须等到这种最后的对立死灭或被排除以后，人的精神才能掌握社会生产的统治权。人才能完全有意识地创造他们的历史。[8]由此可见，要理解个人的思想或行为，必须从分析社会开始。
在梅林看来，强调观念来源于社会的经济生活，决不意味着否定观念在历史中的作用；相反，历史唯物主义是最承认广义的观念力量的。它充分认识到“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9]。人的历史是由人自己创造的。然而关键在于：人是怎样创造他们的历史的？人的意图、目的和行为是如何产生的？观念的力量究竟来自哪里？对于这些问题，唯心主义者和自然科学唯物主义者基本上都置若罔闻。他们没有也不能够对此作出科学的回答。而历史唯物主义者则对此作出了最正确的阐释。
至于历史唯物主义摈弃一切道德标准的问题，梅林回答道，在一定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是否定道德标准的。因为历史研究者的课题根本不涉及道德标准问题。历史学家的任务仅仅是根据客观的科学研究说明事物的实在情况。另外，“道德标准”也是不断变化的，现今的人们如果想用自己的道德标准去指责、批评过去的世代，就像用流沙去衡量坚固的沙丘一样荒谬。梅林还指出，诸如弗里德里希·施洛塞尔（Friedrich Schlosser）、格奥尔格·盖尔维努斯（Georg Gervinus）和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等受人推崇的著名历史学家，都是有自己的一套道德标准的，都有自己的特殊阶级道德；从他们的著作中，人们看到的并不是他们所描述的历史实际，而是他们所代表的阶级。同样，无产阶级的历史研究者，如果用本阶级的价值观念评判以前的时代，也是无法揭示历史真相的。[10]就此而言，在历史研究中必须摈弃一切道德标准，因为道德标准阻碍着任何科学的历史研究。然而，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历史唯物主义根本否认道德推动力在历史中的影响作用。恰恰相反，历史唯物主义不但不否认道德力量，甚至还最先对道德力量作出科学解释。历史唯物主义以“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11]为唯一可靠的标准来研究道德观时而较慢、时而较快的改变。按照历史唯物主义，道德观本身归根结底也是生产方式的产物。这就从根本上揭示了伟大人物创造历史的奥秘，也澄清了各种各样为党派爱憎心所迷惑的对于历史人物摇摆不定的描述。历史唯物主义公平地对待每一个历史人物，因为它懂得怎样去认识那些决定着历史人物的行为的推动力量，能够细致地、有差别地描写历史人物的行为的道德性。[12]
梅林还以大量历史事件为例说明了经济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性，发表了许多相当精辟的见解。他说：在人类历史早期，造成野蛮人之间进行“复仇”战争的并不是什么意识形态的原因，而是一种从一定的经济形式中产生的司法形式。同样，社会之所以分化为阶级也完全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在中世纪，基督教盛极一时，而基督教会恰恰是一个具有“一定经济社会形态的政治组织”。封建主义没落的主要根源在于城市以及建立在城市之上的君主政体的兴起，因为自然经济为货币工业经济所推翻，封建贵族必然被城市和君主所排挤。经济也是决定了地理大发现的最终因素；并非商业跟随发现，而是发现发生于商业之后。16世纪的经济变革在德国产生了非常特殊的作用，它把广大人民群众推入了贫困的深渊，使之宁愿忘记尘世的事务，比其他地方乐观主义的天主教徒更关心上帝与魔鬼、天堂幸福和地狱痛苦等问题。因此宗教改革也是经济运动的一个反映。梅林还说，从表面上看，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里，精神生活似乎完全脱离了它的经济基础，然而这只是一种骗人的假象。虽然说文明的发生，氏族制度的消失，家庭、私有制、国家的产生，进一步的分工，社会分化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阶级等等，使精神发展对经济发展的依赖关系变得越来越不明显、越来越复杂了，但这种依赖关系并未消失。只有思想肤浅的人才看不到精神发展对经济发展的深层次依赖关系。[13](www.xing528.com)
梅林也比较紧密地把政治、经济、社会和宗教-意识形态诸方面相互联系了起来分析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综合命题。他认为，社会的政治经济条件改变以后，军队的组织、结构，甚至战略战术都要出现相应的变革。在封建社会晚期，新兴的经济势力为自己制定了与当时的经济形式相适应的战争形式：他们用金钱招募由于封建制度灭亡而流离失所的无产阶级来组成军队；他们运用工业生产技术制造武器，而这种武器之优于封建主的武器，一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优于封建主义生产方式一样。[14]同样，在拿破仑战争时期，普鲁士军队墨守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FriedrichⅡ，1712—1786）那套陈旧作战方法的做法也与社会经济条件有着深刻的联系。普鲁士旧军队是建立在农奴制的基础之上的。梅林写道：“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战略战术是同农民的那种世袭的依附关系密不可分的。这种依附关系不废除，那套战略战术也不可能废除。在这种世袭的依附关系下，地主是用鞭笞统治雇工的，只要那些在家里习惯于挨鞭打的新兵加入军队，人们又怎能在军队里废除这种鞭笞办法呢？另一方面，谁能指望市民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弟会参加用皮鞭和军刀来维持军纪的军队呢？只要这种鞭笞管理方式还存在，怎么有可能取消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刻板的线式战术，而让每个士兵离开密集的队形作为散兵单独作战呢？人们又怎能不担心一旦废除那套规定的极其严密的仓库给养制度，采取征用军需品办法而不使一切纪律的约束松弛呢？”[15]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主要推动力就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内部，而不是它的外部。在阶级社会里，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构成了社会的基本矛盾，只有通过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社会矛盾才能得到解决，社会发展才能得到实现。从原始社会瓦解以来的人类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
梅林同样把历史当作阶级斗争来理解，认为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推动力。他说：“从古代氏族社会的简单道德水平，降落到统治着近代社会的最卑下的利害关系的这种堕落有多深，那末从还与自然状态群居社会连着一根脐带的氏族，发展到具有极大生产力的现代社会的精神进步也就有多大。但是，这一进步不论有多大，人类精神不论成为多么精密、灵活、有力的工具，一天比一天更其不可抗拒地制服着自然，它的发条和推动力始终还是几个阶级间的经济斗争。”[16]全部宗教改革运动以及与之有关的、从13世纪到17世纪在宗教的名义下进行的斗争，从理论上讲不外是市民等级、城市平民以及与这两种人联合起来的起义农民，企图使古老的神学世界观适应于改变了的经济条件和这些新阶级的生活状况的反复尝试而已。历史的推动力量不是大人物或思想，而是从当时生产方式条件中产生出来的阶级的行动。[17]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莱比锡大学教授保尔·巴尔特因为根本不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所以把先在英国，后来在其他“文明”国家建立的保护工人的立法说成是“与经济势力的自由活动相对抗的某些法律观念和政治原则”的结果。针对这种说法，梅林援引马克思的《资本论》指出，英国工厂立法是贵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极其激烈的长期阶级斗争的结果，因此它具有经济根源，而不具有道德的或政治的根源。就是俾斯麦的社会立法也主要是德国工人斗争的结果。[18]
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贡献就在于第一次阐明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不是少数英雄人物创造的，而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
对于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梅林也有相当深刻的认识。他指出，在战争过程中，广大士兵的实践具有重大意义；广大士兵的实践对于新形势、新情况的适应，要比军事家的理论思考快得多，因此，军官首先要向广大士兵的这种实践学习。[19]梅林一再强调说，没有一位军事奇才能“发明”一种新战略，他只有通过对来源于实践的好经验加以概括和加工，才能创立卓越的理论。拿破仑占领军的残酷压迫和野蛮洗劫激发了普鲁士各省和德国北部人民群众的战斗情绪，尤其是后备军中的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表现出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而为后来历史学家所称颂的“创造了历史” 的贵族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是在人民群众反抗外来统治的民族起义日趋广泛和斗争意志日益高涨的基础上才能有所作为。但也恰恰因为市民阶级还软弱，还缺乏自信，还不能站在一个强大的革命运动的前头，所以德意志民族奋起反抗外来敌人的战斗既没有导致内部的解放，也没有导致摆脱封建专制的桎梏。[20]
梅林撕破了意识形态的面纱，坚决反对当时流行的那种把政治和学术割裂开来的伪科学，反对普鲁士“宫廷历史学家”所标榜的“历史学的客观性”。他清楚地看到了制约历史研究者的阶级性和“党派立场”（Parteilichkeit），强调历史学家的阶级地位和与之相应的意识结构对于历史编纂的影响。梅林指出，资产阶级史学家聚贝尔和特赖奇克等人尽管口头上声称中立，实际上却从不错过机会证明其立场观点的阶级属性。他们所谓的客观性实际上反映了一种非反思的、支持财产占有者的党派立场。他们的“客观的”历史著作的“皇家语言”充满了对普鲁士国王的阿谀奉承和对人民群众的诽谤诋毁。[21]与之相反，梅林认为，任何历史著作的写作都是有目的性的，也就是说要承担某种“义务”。只有公开自己的写作动机，诚实坦白自己的义务，才能使自己的著作赢得“客观性”。[22]
梅林表示，要想撰写现代的社会史，不是从占有财产者阶级的立场观点出发，就是从劳动者阶级的立场观点出发：“谁若想以‘超然者’的历史学家身份漂浮于这种对立之上，谁就或者是一个傻瓜或者是一个骗子。如果人们想要在这个领域尊重历史编纂的严肃性，那么就不能用某种‘超然’胡扯什么‘客观性’，而是只有通过下列方式来实现，这就是人们从一开始就公开声明，从什么样的立场观点出发来考察事物。”[23]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梅林始终如一地把他自己的立场观点与工人阶级和工人阶级政党的利益密切结合起来，明确强调历史科学的社会功能。对于他来说历史科学并不仅仅是认识过去的工具，而且还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工具。他声称“借助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工具创造的历史唯物主义革命的辩证法，不仅可以认识资本主义社会，而且也可以对它加以改造”[24]。
然而，梅林也反对把历史唯物主义当作模板来滥用，主张不断发展和改进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他明确指出：“我们可以说，历史唯物主义已经有了一个坚固而不会动摇的基础了；但这样说，既不就是说，它迄今为止所赢得的一切结果都是无疵可摘的，也不是说，它不必再求改进了。……只要把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当作模版来滥用……它就会象一切历史观的模版一样导致到同样的颠倒是非，而且，就是把它正确地作为方法来使用，也会随着使用者的才能和学力的不同，或是随着他们所处理的材料来源的种类和方面的不同，而导致许多见解上的差异。”[25]在梅林看来，这本来就是自明之理，因为在历史科学的领域里，根本不可能像数学那样精确地证明。谁要是相信可以通过某种“互相矛盾”来驳难历史研究的唯物主义方法，那么他不是浅薄之辈，就是无聊之徒。凡是具备理性思考的人，更多地会由于这种“互相矛盾”而进行认真考察，仔细辨别在众多意见不一的研究者当中，哪一位的研究较缜密、较有根据。恰恰是从一些“互相矛盾” 的立场观点中提炼出来的方法，才能在其运用上和实际结果上变得更为明确可靠。
对于梅林来说，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研究方法的有效性只能够在具体实践中得到证明。[26]梅林指出：“不言而喻，马克思也只是从他的实践中创建起他的理论的，并且——就单个人而言，即使他是一个最伟大的天才，也根本无法完全掌握难以估量的众多历史资料——起初只可以在最一般的基本特点方面发展这一理论。到目前为止，这一理论通过了每一次实践的检验，但是要发展它，要使之更加精确和更加深刻，尚需做大量的实际工作，倘若这一工作无人去做，仅仅依靠固守马克思已经总结出来的第一批基本路线的苦思冥想是不能引导我们继续前进的。”[27]因此，梅林不仅积极宣传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而且还自觉地把它们运用于历史编纂，写作了大量论述普鲁士的形成史和一般德国历史，特别是德国工人运动史的著作，从多个方面论证和创造性地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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