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文化和科学的繁荣-加拿大通史

工业化和城市化时代的到来，人们不仅对物质生活也对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富裕社会的实现，加拿大现代社会的阶级结构变化很大，加上政府重视，有条件从事科学和艺术事业的人员日益增多，科学、文化和文学艺术事业也进一步繁荣。这使加拿大人对国家更有信心，相应地，新老两代加拿大人也开始在科学和文学方面对国际社会作出贡献。与前一时期相比，各类科学研究或文艺作品，更突出现实主义，反映工业社会、自由主义和改革的现实。

大众文化兴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加拿大，文化相对贫乏，剧院虽有驻院管弦乐队的表演，但是绝大多数民众在影院或酒吧寻找乐趣。战后繁荣，民众收入增加，文化消费不断提高，带来的首先是大众文化的昌盛。这也是受美国文化的影响。卫星和盒式录像机的出现，更方便人们欣赏美国的大众娱乐文化，加拿大广播电视与卫星转播委员会的文化民族主义几乎荡然无存。演员或歌手主要靠加拿大广播公司的法语和英语广播网播放更多广播节目才能够维持创作和生活。节目虽然富有想象力，但是因征收小笔费用而不太受观众欢迎，结果不少文艺从业人员只好改行。颇受关注的节目有“加拿大冰球之夜”，英语观众关心多伦多枫叶球队。此外，还有广播连续剧、各类表演以及半小时从美国电视网购进的戏剧节目。语言障碍使魁北克加拿大人成为加拿大广播公司节目的忠实听众，但是在魁北克之外，很少有法裔加拿大人能够听懂。

1951年梅西—勒维克报告公布后，文化事业得到了政府扶植，状况开始改善。1949年温尼泊首先由政府资助建立了一个职业舞蹈团，多伦多和蒙特利尔的年轻芭蕾舞团也得到了政府资助。1951年，3个蒙特利尔人发起创建新世界剧院，在仓库演出莫里哀的戏剧。1953年，斯特拉特福德的安大略商人汤姆·帕特森（Tom Patterson，1920—2005年）创办莎士比亚节（Stratford Shakespeare Festival），由格斯里执导、格伊内斯主演的《理查三世》在一座马戏团帐篷里演出。这些传统的经典作品主要满足了保守听众的胃口。

最重要的文化事业开始于1952年9月，加拿大广播公司取下台标而进入电视时代，多伦多和蒙特利尔很快成为电视节目主要制作中心。加拿大电视广播公司和加拿大广播公司主要靠向听众收费维持节目制作，并开始竞争广告业务，包括与美国强大的无线电托拉斯、电视节目网竞争。广告和进口廉价节目质量低下。议会补贴逐渐增加，则损害文艺自主权，遭到文人反对，并且背离了梅西—勒维克委员会的宗旨。不过，富裕也创造了宽容精神。20世纪50年代民意测验和节目欢迎程度的测验，表明加拿大人满意高级文化的享受。随着国民收入增长的超预期，剧作家、作曲家甚至芭蕾舞演员受到资助，不再受苦。虽然一些政客为沉迷于淫秽或无聊诗句的诗人划定行为底线，但是宽容精神促进了文化的多样性和社会生活的安宁。

20世纪50年代之后，由于富裕，年轻人越来越有活力，新兴的流行娱乐方式主要由他们或为他们创作。同时，新娱乐方式首先来自国外，有利物浦披头士爵士乐队、伯克利自由演说运动，以及孟菲斯或底特律在烟雾腾腾咖啡馆里演唱的乡村黑人音乐。在20世纪40年代，他们的父辈曾为弗兰克·塞那特拉所神魂颠倒，对儿孙辈为披头士爵士乐队或其他摇滚歌星到访而尖声大叫感到不安。也有加拿大人自己的摇滚乐队，如“盖世虎”（The Guess Who）乐队，或歌手莫尼克·莱拉克，等等。在这一时期，加拿大也出现了影响世界歌坛的音乐家—爵士乐钢琴家和作曲家奥斯卡·彼德森15岁就在电台表演。他自20世纪50年代一直统治世界爵士乐坛，著名作品包括《加拿大套曲》《非洲套曲》，等等。格伦·古尔德（Glenn Herbert Gould，1932—1982年）1982年 在50岁 去世时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巴赫钢琴曲演奏家、电子音乐天才，1964年他改革了电子音域技巧，走出录音室同样有音乐演奏效果。进入六七十年代，娱乐性音乐对传统音乐发起了革命性挑战。默里·谢弗（1933—）提出新音乐理念，试图挑战传统的音乐和声演奏曲谱。1970年，由巴·菲·尼科尔（Barry P. Nichol，1944—）、斯蒂夫·麦卡弗里、拉斐尔·巴雷托—里韦拉、保尔·达顿4人组成的“四骑手组合”，创作“表演诗歌”形式，很具有革命性。道格·巴伯（Doug Barbour）创造的“声音诗”否定了常规“意义”，让听者相信当代社会的荒谬性。

然而，随着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自由主义时代经济和社会改革的挫折，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90年代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加拿大大众文化的变革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国文化的巨大影响，卫星、盒式录像机以及其他现代音响设备方便了大众文化的传播，结果加拿大的大众文化也日益融入世界文化的当代新潮流。

年轻的格伦·古尔德

建筑和绘画艺术 加拿大大城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经改观，到处都是以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水电大厦和多伦多自治领中心为代表的混凝土砖结构的楼群，上翻玻璃，枯燥乏味。自20世纪60年代中叶有迹象表明出现风格反叛，要丢弃这种苍白的国际性功利主义的建筑风格，开始回归传统和人性理念。第一座有顶盖的购物中心就考虑了加拿大极端的气候条件。哈利法克斯人保护他们的历史风景线不受千篇一律的办公大楼损害。联邦和各省政府都修建了历史公园，尽管有发展旅游业的功利动机。一般民众也很重视装饰，流行斯堪的纳维亚风格，设计古朴，颇为奢侈。

在20世纪50年代富裕时代的早期，形成了与二三十年代表现自然风光的“七人画派”艺术风格迥异的“十一人画派”。这个画派包括亚里山德拉·卢克（Alexandra Luke，1901—1967年）、汤姆·霍奇森（Tom Hodgson）、哈罗得·汤（Harold Town，1924—1990年）、卡佐·纳卡姆拉（Kazuo Nakamura，1926—2002年）、乔克·麦克唐纳（Jock Macdonald，1897—1960年）、沃尔特·亚伍德（Walter Yarwood）、霍坦斯·戈登（Hortense Mattice Gordon，1886—1961年）、雷·米德（Ray Mead，1921—1998年）等人，他们推崇欧洲的抽象派艺术。作为魁北克平静革命代言人的保尔—埃米尔·博尔迪亚，在四五十年代还不能为加拿大或魁北克的主流艺术所接受，要到法国或欧洲展示其天才。可是，一些先锋派画家在国内逐渐开辟出活动空间，六七十年代便兴起与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自由主义相匹配的视觉艺术的自由派，以形象体现效果。格雷格·科诺（Gregory Richard Curnoe，1936—）、伊夫林·罗思、杰克·伦纳德·莎博尔特（Jack Leonard Shadbolt，1909—）等画家用色彩、纹理和形式表现画意；约翰·汉密尔顿·布什（John Hamilton [Jack杰克] Bush，1909—1977年）、吉多·莫利纳里（1933—）则以纯抽象的色块挑战形式图案；麦克尔·斯诺（1929—）创作雕塑、拼贴画和全息照片等动态艺术，以全新模式对“普遍性”概念提出质疑。1975年，马丁·沃恩—詹姆士（1943—）的画集《笼子》的一组画，以视觉符号代替文字叙述；B.P.尼科尔的诗歌《船长组诗》以连环画形式表达思想。

这一时期东部大西洋沿岸省区最有影响的画家是追求一种古朴意境的、被看成当代加拿大最有代表性的古典主义的画家夫妇即约翰·克里斯托夫·普拉特（John Christopher Pratt，1935—）和玛丽·普拉特（Marry Pratt，1935—）。约翰·克里斯托夫·普拉特还从事建筑设计创作。

文学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繁荣富裕，加拿大文学进入了繁花似锦的春天。“由于加拿大文学的历史十分短暂，面临工业社会环境的迅猛变化，作家、艺术家人数按几何级数增长，从1960—1985年25年期间，涌现了约400位严肃文学的作家……”虽然文化和科学政策严格限制任何粗俗和贪图私利的表达方式，但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自由主义主导的艺术、音乐和文学属于年轻一代艺术家，显露了平庸和纵欲的倾向，反映了那个时代自由而浮躁的特征。这或许属于工业社会的流行病。

伟大的自由主义时代不乏后起之秀的天才，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Eleanor Atwood，1939—）便是加拿大当代年轻作家的优秀代表，品格卓越，语言精练，作品往往紧扣时代主题，人性描写成为她的代表性创作风格。例如，她的代表作《苏珊娜·穆迪日记》（The Journals of Susanna Moodie），是一部极为优秀的散文集，借用19世纪妇女解放先驱者穆迪夫人的话，表达工业化社会中妇女的要求。在刻画穆迪夫人时，主要试图说明加拿大英语社会习惯势力强大，通过剥夺妇女言论的权利规定了她们低下的社会地位。而她的诗歌《在魁北克码头上了岸》则道出了加拿大妇女20世纪70年代对传统的不满和抗争：

起伏山冈、沼泽、不毛的沙滩、

投在枯骨般浮水上的

阳光、冬季征兆

以及白昼般异样的月亮

都一望而知地

拒我于千里之外。

别人都在欢跃高呼：“自由！”

而我却无法从淙淙的河水望见自己的身影。

我成了陌生语言中

一个陌生的字眼。

诗歌以艺术方式表达了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时代最具自由主义特征的女权主义思想。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年轻一代最受尊敬的作家，一直被认为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有力竞争者。然而，在2013年最先为加拿大捧得这一奖项的却是与她齐名而长她8岁的另一位优秀女作家爱丽丝·门罗（Alice Munro，1931—）。她1931年7月10日出生于安大略省西南部温厄姆，十几岁就开始练习写作，1950年在西安大略大学英语专业读一年级时，发表处女作《影子的尺寸》。1951年12月19日与詹姆士·阿姆斯特朗·门罗结婚。婚后育有三女，次女夭折，为了躲丧女之痛，1963年举家西迁至加拿大最西端的维多利亚岛。在那里，她一边创作，一边帮助丈夫打理自家书店，生意兴隆。可是，不久爱丽丝·门罗再遭不幸，1972年与丈夫离婚，之后回迁安大略，1976年与第二任丈夫结婚。2013年10月，爱丽丝·门罗因病封笔。此前，她出版了14部短篇小说集，以及《女孩与女人们》《你以为你是谁》《爱的进程》等几部中长篇小说。

爱丽丝·门罗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快乐影子之舞》（Dance of the Happy Shades）用了15年写完，经过细心打磨在1968年她37岁时出版，当年获得了第一个加拿大总督奖。后两部中长篇小说也分别在1978年和1986年第二、第三次获得加拿大总督奖。2013年12月10日，她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词写道：“门罗的作品以情节细腻见长，文风透彻，带有心理现实主义的特色。”爱丽丝·门罗的小说常常表现青春女孩，写她们在青春躁动时进退维谷的境遇，特别注重人物思想感情的细腻心理描写。她的作品大都以自己的故乡休伦县为背景，有人认为她的小说带有自传性，她自己也曾说《女孩与女人们》就是以她本人生活的经历为蓝本。她对一片风景、一条街道乃至一个房间，都写得非常逼真，细节一一呈现。这是她独到的艺术手法。有人批评说，这是“照相机式”的纪实，缺乏个人判断。爱丽丝·门罗回复说：细节的描写不是“照搬”，而是真实的。

加拿大老一代的作家梅维斯·加兰特、休·胡德、玛格丽特·劳伦斯、雅克·费隆、米歇尔·特朗布莱等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长起来的，本着服务于民众的价值观，作品紧扣现实主义的主题。休·胡德以《新时代》为总标题，陆续出版了《花园里的秋千》等12部文学巨著。作者以本人在南安大略的阅历为底本，通过一个叫马斯戈德里奇的人物的叙述，从城市犯罪、城郊礼仪到社会运动，探索个人、家族同社会的相互关系，讽喻1880年到20世纪末加拿大工业化社会早期的现实。玛格丽特·劳伦斯（Margaret Laurence，1926—1987年）出生于马尼托巴省尼帕沃镇，晚年居住在安大略省的莱克菲尔德，但是基本上属于描述草原生活的西部作家。他的代表作是马纳沃卡丛书，共包括《石头安琪尔》（1964年）、《上帝的玩笑》（1966年）、《生活在火里的人》（1969年）以及《占卜者》（1974年）等4部长篇小说，还有一部短篇小说集《屋中之鸟》（1970年）。无论是长篇小说中的4位主人公黑格·希谱利、中学教师雷切尔与她的中产阶级的姐姐或莫拉格·冈，还是短篇小说中的范尼莎·麦克劳德，都是那个时代妇女形象的典型，她们不屈不挠，为争取女权而战。在这些作品中，玛格丽特·劳伦斯以安大略省西部到西海岸的加拿大的广阔西部为社会背景，实际上写了三代妇女争取独立和改变社会舆论对妇女看法的持续斗争。此外，这些小说也从西部的视角探讨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加拿大另一尖锐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即以魁北克分离主义为突出代表的英语与法语文化冲突。她认为民族和社会关系涉及性别、阶级或阶级歧视等细微问题，应当以和解方式加以解决，所以作品中追溯了英格兰人与苏格兰裔、爱尔兰裔、英裔加拿大人以及乌克兰移民、欧洲人或亚洲移民之间的关系，以及逐步和解的社会变革。这无疑为解决当代加拿大特有的政治难题提供了一个选择、一条线索或一种可能性，也表明玛格丽特·劳伦斯的作品永远服务于现实需要。

说到反映魁北克问题或文化冲突的文学作品，无论是英语文学，还是法语作品，书目众多，题材十分丰富。在众多作家和作品中，比较突出的是加布里艾尔·罗瓦（Gabrielle Roy，1909—1983年）。她生长在马尼托巴，能够超然地描述法裔加拿大人艰辛的生活，并且能够为英裔加拿大人中的读者所接受，或许是因为她生活在英裔加拿大人的环境中，了解他们所思所想。“甚至当她的著作在描述离愁和孤独时，也产生出希望”。英语作家中还有一位能够与时俱进的老一代作家，他就是休·麦克兰南（Hugh MacLennan，1907—1990年）。在20世纪60年代“魁北克平静革命”中英语与法语文化冲突加剧后，他承接了1945年《两种孤独》的创作思想，于1967年创作了《斯芬克斯归来》，再度探讨了解决这种冲突的办法。他将魁北克分裂主义的暴力行动归结为对父权和教权传统的反抗，主张推动社会变革，彻底解决这一历史问题。然而，联邦政府历次消弭冲突的失败使休·麦克兰南十分失望。这些都表明休·麦克兰南确实不愧为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敢于接触重大的社会历史题材。(www.xing528.com)

加布里艾尔·罗瓦

同样敢于接触重大的社会历史题材，在当代法语文学中与休·麦克兰南齐名的作家还有雅克·费隆（Jacques Ferron，1921—1985年）。到20世纪70年代，雅克·费隆已出版30多部散文集，对英裔与法裔文化冲突或魁北克省的问题多有触及，表达的是两难态度，既欲争取政治独立，又对政治意义表示怀疑。在“平静革命”中出版的《一个不确定的国土上的故事》（1962年）、《英裔故事及其他》和《从未发表的故事》（1968年）这3部作品中，雅克·费隆运用讽刺性的寓言和童话表达对独立事业的向往，批评休·麦克兰南的《两种孤独》以及其他英语作家所主张的所谓文化规划。他在短篇小说《梅利与公牛》（1962年）中使用滑稽语言描写了象征魁北克省的文学的母牛生下一头牛犊，牛犊长成为一头英国公牛后，竟将魁北克省的乡村的民间传说践踏得一干二净。显然，这一借谕旨在讽刺英裔加拿大人否定魁北克省的自由而期望两族结成永久联邦的主张。所以，这个时代无论是英语文学，还是法语文学，都非常关注加拿大国内的政治冲突特别是英裔与法裔的文化冲突这一重大主题，充满了时代现实感。

着重关注当代重大社会问题的现实主义文学运动是1963—1968年在蒙特利尔兴起的“决意运动”。决意运动是一个典型的分离主义组织，参加的有诗人、剧作家和小说家。创作的最著名的文学作品是《背叛者历史》的三部曲〔《稻草人》（1974年）、《疫病》（1975年）和《幸存者》（1976年）〕，反映的是勒内·勒维克1968年成立魁北克人党推动分离运动的政治现实。这一主题思想明确地表达在决意运动杂志《决意》的口号中：在魁北克省建立一个“自由、世俗与加拿大分离”的社会。1976年，勒内·勒维克获得省内选举胜利，建立魁北克人党的省政府，诗人热拉尔·戈丹（Gèrald Godin，1938—）出任移民与文化部部长，创办决意出版社，提倡用法语俚语写作，出版了20多部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潦倒人》（1964年）和散文集《美国白人与黑人》（1968年）。前者哀叹“魁北克省在文化上沦为何等败落贫乏的地步”，后者则论证“魁北克省是加拿大的殖民地，魁北克人是二等公民”。决意文学运动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十分兴盛，以后随着1980年、1985年独立公决的失败以及勒内·勒维克离开政坛逐渐走向衰落，1995年独立公决最终失败后，则几乎烟消云散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持续经济繁荣的末期，最具自由主义时代特征的文学艺术现象莫过于改写传统和重塑历史人物。在剧本《1837年农民起义》中，里克·萨拉丁（Rick Salutin，1942—）并未将威廉·莱昂·麦肯齐按官方的传统定论写成叛逆者，而是将他塑造为社会改革家和民主派，起而造反是为英国殖民当局的暴行所逼。对加拿大历史上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路易·瑞尔，有更多的作品将其历史角色改写，在卡罗尔·博尔特（Carol Bolt，1941—）的剧本《加布》（1973年）、鲁迪·威布（Rudy Wiebe，1934—）的小说《森林遭毁后的人们》（1972年）以及约翰·纽洛夫（John Newlove，1938—）的诗歌等作品中，路易·瑞尔不再是往昔的反叛者。乔治·伍德科克在为1885年路易·瑞尔起义的副手撰写传记《加布里埃尔·迪蒙》（1975年）时说，历史人物有持续感染力的是失败者（指路易·瑞尔）而不是成功者（指加布里埃尔·迪蒙）。约翰·纽洛夫的反传统之作是为早期毛皮贸易中著名的英国毛皮商人萨缪尔·郝恩写了一部赞歌《萨缪尔·郝恩在冬天》。在这部诗歌集中，一个冒险家、欺凌土著人的毛皮贩子被歌颂为英雄：

人们说你是有意装作豪侠，

又仿佛你是为写一本书

才出没那无人之境的荒野—

其实你还是你，萨缪尔，

想了解西部，想干一番事业。

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时代是自由主义的时代，革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加拿大诞生了蜚声世界的文学批评家、著名《圣经》研究学者、杰出的道德学家和多伦多大学教授诺斯罗普·弗莱（Herman Northrop Frye，1912—1991年）。同乔治伍德科克一样，他为世界文学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986年出版的《论莎士比亚》，为诺斯罗普·弗莱赢得了国际声誉。

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进步 加拿大的大学一向是科学研究中心，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成就卓著。新老两代科学人才开始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为国际社会作出贡献。在20世纪早期已经取得成果的基础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加拿大的自然科学研究又有了长足的发展，科学研究创新成果不断。最能够说明这一进步的是继1923年因为发现胰岛素而首次获得诺贝尔医学奖之后，加拿大又分别在1971年和1986年有了另外两位诺贝尔奖得主，分别是杰拉尔德·赫茨伯格（Gerhard Herzberg，1904—1999年）创立分子光谱学和约翰·查尔斯·波拉尼（John Charles Polanyi，1929—）在化学和医学领域的创新性贡献。

诺斯罗普·弗莱

哈洛德·英尼斯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变革似乎更具革命性。由于加拿大从英法殖民地时代直到自治领早期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作为欧洲后来又作为美国的原料产地，向它们出口自然产品，从它们那里购买制造用品，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以哈洛德·英尼斯（Harold Adams Innis，1894—1952年）为首的大宗产品论经济史学派。哈洛德·英尼斯在1923年出版的《加拿大的毛皮》一书中说：“一直支配加拿大经济史的突出特点是，作为西方文明中心的边缘而存在着发展差距，使生产活动集中于原材料产品的开发，给宗主国提供原材料，促进其产品以及殖民地所需要产品的制造。这种趋势且越来越强。”鳕鱼、海狸皮、木材、木材制品（纸浆和纸）、小麦和矿产在历史上依次成为大宗出口的天然产品（原材料）。哈洛德·英尼斯学派甚至主张加拿大在1931年获得主权独立后仍继续殖民地时期的大宗产品经济。按哈洛德·英尼斯的观点，加拿大有永久成为生产资源附属国的趋势。晚至1952年，经济学家麦克托什仍认为加拿大这样新独立的国家要快速发展，“首先要依赖发现和开发出口世界市场的低廉原材料，并购买这一发展阶段它还不能生产的产品”，只是不再主张一味地开发原材料，而是要依赖工业国家发展本国工业。另外两位经济学家W.T.伊斯特布鲁克和H.艾特肯在他们编写的一部影响广泛的经济史教材《加拿大经济史》（1956年、1965年、1988年）中，仍将哈洛德·英尼斯的理论奉为经典，还说加拿大“不适合发展工业”。

哈洛德·英尼斯学派统治加拿大理论界长达近40年，对人文科学的各个学科皆有广泛的影响。例如，从我国国内早年仅有的两部加拿大史的译著即唐纳德·克莱顿的《加拿大百年史》和格莱兹布鲁克的《加拿大简史》来看，历史研究明显受到这一学派理论的影响。唐纳德·克莱顿（Donald Grant Creighton，1902—1979年）是哈洛德·英尼斯在多伦多大学的同事，当过历史系主任，是20世纪加拿大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在他这部《加拿大百年史》中，哈洛德·英尼斯的观点俯拾即是，特别是否认加拿大在20世纪以前发生过工业革命，认为“事实上直到19世纪末，加拿大人基本上把国外当作主要产品的市场以及工业制品、资本和人口的来源”。20世纪开始后，加拿大“仍是一个生产原料的国家，向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大量出口原料”。虽然作为“国家政策”在1879年颁布保护关税，意在促进工业化，但是此后20多年的时间里制造业只是“小规模的、分散的”，根本不能够成其为“化”，直至 20世纪头10年才出现“新兴工业”。唐纳德·克莱顿20世纪50年代的早期著作《青年麦克唐纳传》和《北方自治领》在哈洛德·英尼斯的理论基础上创造了所谓圣劳伦斯命题，即关于都会与内地经济关系的历史理论体系。按这一理论，在欧洲人征服加拿大的早期，蒙特利尔既然控制着毛皮贸易，就是加拿大的都会中心，但是后来多伦多在上游崛起，切断了蒙特利尔与内地的联系，夺取了蒙特利尔地区中心的地位，一跃而成为新的大都会。实际上，这个理论体系为后来英裔与法裔加拿大人长期的文化冲突提供了理论根据。唐纳德·克莱顿的历史理论体系甚至还影响了一些作家的文学创作。例如，休·麦克兰南的代表作《两种孤独》（1945年）就是运用圣劳伦斯命题来展示英裔与法裔加拿大人文化分歧的；艾德温·约翰·普拉特和阿特伍德等重要作家的创作多少也受到这一理论的影响。不过，也有历史学家并不认可唐纳德·克莱顿的理论体系，例如马尼托巴的历史学家W.C.莫顿在《加拿大的特征》一书中反驳了圣劳伦斯命题。

1910年蒙特利尔的景色

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哈洛德·英尼斯学派内部开始分化，分离出新古典主义，引进凯恩斯加快增值率模式，对哈洛德·英尼斯理论提出质疑，特别是到60年代出现了新经济史学派，更是大胆否定这一理论体系。1966年，钱伯斯和高登在加拿大《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初级产品与经济增长：一项实际测定》，可以作为新经济史学挑战哈洛德·英尼斯理论的代表，用计量经济学方法，推翻了哈洛德·英尼斯许多“传统观点”，特别是否定学派的理论基石—小麦经济在加拿大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按哈洛德·英尼斯学派，小麦产出占国民总产值的23.6%以上，而他们确定则贡献不到8.4%，小麦不是“加拿大经济集中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这样，哈洛德·英尼斯理论本身发生了动摇。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新经济史学从货币政策、工资、收入、财富分配、国内金融市场乃至国际货币流通、关税政策等方面，论证了加拿大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历史。戴尔斯教授则推翻了基于该理论的对国家政策的传统解释。

西方社会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动荡进一步促进了国际学术的交流，加拿大也出现了年轻一代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如H.C.潘特兰、S.B.赖尔森等学者从英国引进E.P.汤普森（E.P.Thompson）、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经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西欧引进法国年鉴学派以及德国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经济社会史学的分析方法，“用新方法研究加拿大社会和劳工”等问题，纠正因受哈洛德·英尼斯学派影响而忽视的对资本主义和工人阶级问题的研究，以C.吉莱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劳工史学派，重视研究工业革命的社会后果和工人阶级的形成。鲍姆夫莱特1993年出版《加拿大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指出：“有个广为人知的错误观念，认为加拿大是一个发达的国家，但是不是工业化国家，它所拥有的财富只依赖于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大草原的小麦、矿产和林木，而且北方的水电开发计划也不能弥补地理上太过集中的制造业部门的重要性。然而，在加拿大国民生产总值中，工业产品占2/5，即使矿产、建筑和能源不计算在内，制造业部门在国民生产总产值中所占比重就超过25%，雇佣的劳动力几乎占25%。这在世界上也属最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加拿大按人均的制造业产值，仅次于美国，位列世界第二。”这样，加拿大作为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就有了定论。

人文社会科学新学派在20世纪60年代初加拿大经济繁荣顶峰时期出现，显然是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自由主义的产物。历史学领域也是如此。重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著作纷纷出现，布朗教授主编的《插图本加拿大史》（1987年、2005年、2011年），高度关注工业化和工业社会的叙述。还有研究工业社会的专著，如玛格丽特·康拉德和阿尔文·芬克尔编写的《加拿大人民史》（1998年）对社会和文化展开了充分讨论，是一部优秀的加拿大社会史专著。劳工和妇女运动史也成为社会史的一个重要领域，格雷格·海罗的《加拿大劳工运动简史》（1989年）、德斯蒙德·莫顿的《劳动人民：插图本加拿大工人史》（2000年）、阿里森·伯林蒂瑟的《加拿大妇女史》等，都是这些领域的最新著作。

圣洛朗政府重视文化建设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富裕时代促进了加拿大科学和文学艺术事业的繁荣，但是加拿大政府实行积极的文化扶持政策也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战后初期，圣洛朗政府就将培养文化精英作为文化建设的主要任务，1949年4月成立的前驻英高级专员文森特·梅西（Vincent Massey，1887—1967年）和拉瓦尔大学年轻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乔治—亨利·勒维克（Georges-Henri Lévesque，1903—2000年）神父为两主席的皇家委员会，主持全国艺术、文学和科学的发展事业。在对主要文化机构调查的基础上，1951年提出了《调查报告》，称为《梅西—勒维克报告》（Massey-Lévesque Report）。这次调查表明，对大众文化及其支持者美国的粗俗文化的影响，加拿大文化精英倍感忧虑，因而建议鼓励表现民族感情、促进共同了解，以及发展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事业。同时，提出一些重要措施：即由联邦政府开支维持大学、加拿大广播公司控制的电视媒体、国家图书馆；设立全国捐赠基金，资助演员、作家、剧院和管弦乐队；建立不受党派或政府控制的加拿大文化委员会（Canada Council for the Arts），负责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资助和奖励。

《梅西—勒维克报告》很快被接受，并付诸实施，但是对采用税收资助芭蕾舞演员，圣洛朗担心选民会反对。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加拿大文化人一直渴望得到政府支持，联邦政府现在开始做了。1951年拨款800万加元资助大学科学研究，1956年增加拨款，但是政府资助毕竟受到财政的限制。直到1957年因3位百万富翁去世而得到继承税的意外收益，梅西委员会的目标才得以实现。其后，设立亿元捐赠基金资助艺术和学术，一半用作大学研究基金，一半作为文学艺术奖励基金。此后，文化委员会又得到大量增加的捐赠，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成百上千万加元拨入艺术机构、大学、管弦乐团或出版社，有效地推动了文化事业的发展。仅为1967年建国的世纪庆典的文化活动，就提供了几百万加元。从70年代以后，在公共基金充足的基础上，还创立了强大的文化企业，成千上万名男女演员、诗人和剧作家依靠国家资金养活，尽管不怎么富裕，但是生活和创作有了保障。

文森特·梅西（右）

同联邦政府一样，大多数省份也很重视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成立与国家文化委员会相当的省级文化机构，鼓励艺术、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研究。例如，安大略省艺术委员会便是在1967年建国百年纪念后为响应民族文化运动而成立的。在自由主义时代精神熏陶下，发掘当地文化遗产优势，来对抗大都市的传统地位，结果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将文化事业推向了远离大都市中心的地方。文化民族精英还强烈要求采取保护性措施，抵制美国粗俗大众文化的入侵，政府及其基金捐赠机构都采取了积极措施。

在历届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不仅造就了群星璀璨的文学艺术家队伍，而且推动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进步，文化事业出现了大繁荣。当然，这也要归功于战后的教育改革。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繁荣高峰期间，加拿大人对自己国家的地位信心倍增，为了培养经济建设所急需的人才，首先重视发展各类教育事业特别是高等教育。1945—1961年，中学注册的学生和教师数目增加一倍。高等教育发展最快，除扩大原有规模和设施外，又新建19所院校。在战后初期，高等院校注册学生是战前的3倍，1961—1971年学生从12.9万人增加到32万人，1990年达到51.44万人。据加拿大高等院校联合会编制的《1991年加拿大大学手册》，截至1990年，加拿大大学共89所，专职教师3.67万人。

【注释】

[1]罗·博斯韦尔： 《加拿大史》2012年版，第4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