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通史：自由主义的衰落及其经济后果

与其政治上有声有色的业绩相比，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的国家经济发展业绩却黯然失色。经济和行政管理并没有引起他多少兴趣，他将新设的地区经济开发部交给让·马尔尚管理，前股票交易所主席埃里克·基兰斯负责邮局自动化改革，尤金·惠伦（Eugene Whalen）管理商业贸易，其市场管理和补助计划激怒了农场主。本来应该帮助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实现“公正社会”诺言的税制改革，被首任财政部部长埃德加·本森篡改为使百万富翁和特许会计师发财。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执政一开始并没有能够践行自由主义的改革承诺。

经济衰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5年的持续繁荣中，一直是南安大略和魁北克的城镇繁荣，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上台后从70年代起情况发生了变化。能源繁荣把财富吸引到西部，阿尔伯塔夸耀平均收入全国最高，新斯科舍省和纽芬兰省的近海丰富资源储藏表明，它们将同阿尔伯塔一样富裕。与此同时，中央加拿大地区并没有受益，相反面临的是能源价格飙升、工业技术陈旧、外国竞争加剧、工厂企业关闭，以及成千上万个工作机会丧失。曾吞噬安大略镍矿和魁北克铁矿石的美国各州到处锈迹斑斑，荒凉沉寂，结果加拿大资源出口锐减。随着富裕的中央加拿大省份经济衰退而来的是财政日渐缩减，已经满足不了各省公众教育和健康的需求。这自然引起了人们的愤怒，首先是医生和教师。1972年春，20万魁北克公共部门工作人员发动加拿大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总罢工，安大略省医院职工继之而起，反对监禁工会领袖。1975年安大略百万工人走上街头示威，几乎将1943年后连续执政的省保守党政府赶下台。1974年通过宽裕的财政开支和补贴，联邦自由党才取得议会席位占多数的政府。

20世纪70年代前期社会动荡的原因是自1966年开始的通货膨胀失去控制。当时，货币主义学派经济学家认为通货膨胀根本上是货币问题，而油价的影响并不大，政府和银行不应干预石油价格，而应努力减少货币供应。他们还认为罪魁祸首是美元贬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各项稳定措施自70年代大都崩溃了，而将美元确定为基础货币而其他货币与其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首先崩溃。布雷顿森林体系实行了27年后，1973年华盛顿宣布美元贬值，金价上升（不再是每盎司35美元）。当1975年美国政府承认越南战争失败时，世界繁荣的消失首先从新英格兰地区开始，遗留下污染、贫困和领养老金者。美国废弃的工业由亚太地区接过来。罗马俱乐部因此预测世界绝大部分的资源将迅速耗尽。欧洲和北美的失业与通货膨胀很快结合为滞涨。这就否定了凯恩斯关于经济总能够“设法”平衡的信条，经济学家因此开始转向货币主义。

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采纳货币主义学派的主张，选择限制的政策。1975年成立反通货膨胀局（Anti-Inflation Board），对物价和工资实行管制，冻结工资和养老金，由政府支付上升的消费指数。停止工会谈判权3年。他本人1975年感恩节周末也宣布自我“节制”。根据反通货膨胀局的建议，在减低货币供应速度的同时，还严格控制财政支出。这一措施对各省十分奏效，财政状况得以改善，扭亏为盈，但联邦政府因承担义务较多，赤字越积越大，通货膨胀势头并未减弱。1974年财政部部长约翰·内皮尔·特纳（John Napier Turner，1929—）采用保守党的办法，按生活指数调整纳税，政府开支增长，但财政收入并未增加。经济民族主义者重提以外国分厂为基础的经济本身就存在依附性和无效率。左右两派的批评都要求采取新工业战略，可是找不到适合所有方面的政策。1978年夏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从联邦德国波恩参加7国首脑会议归来，准备对通货膨胀以及正在增长的财政赤字重新宣战，实行高利率，削减公共开支，降低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仍然很少有人满意。最终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在1979年暂时丢失政权，党内归罪于政府的货币紧缩政策。

显然，单纯的货币政策改革解决不了困难，问题的根子在于阿拉伯产油国利用石油武器对付美元贬值以及美国支持以色列发动的赎罪日战争。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阿拉伯人将原油每桶价格提高4倍，以减少美元贬值造成的损失。油价提升，随即引起了石油危机，震撼了世界经济，通货膨胀加剧，世界经济活动放缓。这就是1973—1975年世界经济危机。作为一个贸易25%以上依赖商品和服务出口，以及78%以上的资本投资来自国外的国家，加拿大很快就感受到了美元不稳、欧美保护主义以及过分依赖资源出口对经济的沉重打击，很快陷入衰退。因此，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在1980年重新上台后，在大力推进宪法改革的同时，也进行税费和“加拿大牌”能源政策的改革。财政部部长阿伦·J.麦凯琴（Allan Joseph Mac Eachen，1921—？）利用第一个财政预算案堵塞积久不治的逃税漏洞，但主要是接受乔·克拉克保守党短命政府取消政府所有的加拿大石油公司（Petro-Canada）的教训，重点进行能源政策改革。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加拿大成为产油大国，1947年原油仅为770万桶，不到30年（1976年）已达到5.26亿桶，1982年产量跃居世界第九位。理论上，加拿大应当能够应付这次石油危机。可是，石油产于西部，且82%集中在阿尔伯塔省，其余在萨斯喀切温省。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出任联邦总理之前，西部石油除供给当地外主要出口美国，而东部（以渥太华河为界）安大略和魁北克两省则从海湾地区进口石油。伊朗的石油在魁北克的到岸价每桶为2.5美元，加拿大西部的石油每桶为3美元。尽管如此，1973年之前不存在能源供应不够的问题，甚至还要为西部石油开拓市场。欧佩克提高油价对加拿大现行石油供求关系影响较大，造成东部企业的成本压力。这样，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政府在1973年9月冻结国内油价，实行双轨制油价，以保持油价在每桶4美元以下；加征西部石油出口税，补贴靠石油进口的东部。长期战略是扩大西部石油对魁北克的供应，保护东部用户不受阿拉伯和壳牌石油公司的剥削。然而，油价是冻而不结，到年底，联邦政府已无力补贴进口，便放开价格，东部用油随国际油价上升到每桶10美元。因此，西部限价也难以维持在4美元以下。随后，联邦政府与西部产油省达成妥协，国内油价随国际市场价格波动，但最高必须低于国际市场的最低价。例如，1979年波斯湾油价每桶上升到23美元，加拿大国内油价每桶为13美元。所以，油价改革基本上失败了。

若在10年以前，税制和能源两大改革都可能取得成功，然而当时正是西部地方主义兴起之时，两大改革都受到西部和商界攻击，政府随即解禁大多数税费漏洞，不再提税制改革。全国能源计划（National Energy Program）倒是坚定执行了，但遭到了产油省的顽强抵制。1975年创建加拿大石油公司，使用加拿大资本，由政府经营，主要促进储备，开发北极和近海的石油（从波弗特海到纽芬兰近海赫伯尼亚的边疆石油沉积层）、天然气以及阿尔伯塔省的油砂。到1979年，在这几个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接着在1981年年底宣布全国能源计划，以加拿大石油公司推动国有化和自给自足，以及取消对钱库充盈的石油公司让税等。然而，1979年石油价格上涨3倍之后，等待阿尔伯塔减价，迎来的却是两大油砂提炼工程被阿尔伯塔省政府关闭，东部的石油供应减少。当1982年秋与联邦政府妥协时，石油公司已将资本转投美国，石油繁荣时期诞生和发展起来的几百个石油公司或关闭，或移钻南方到美国开采。被西部石油繁荣吸引来的东部工人调头回家，留下的加入失业大军。1979年阿尔伯塔省曾吹嘘就业率达到96.3%，而1983年10个工人中就有一个要找工作。

20世纪80年代初西部繁荣风光不再。除全国能源计划的人为因素，衰退是打断资源经济繁荣的祸首。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运气不佳，当政4年后遇上了经济危机。历史上形成的外向型经济一直严重依赖外资和国际市场，很容易受世界经济危机的拖累。加上新贸易集团的保护主义、第三世界贫困加重以及银行滥放贷款，这次经济危机更加严重。1981年随着高利率使通货膨胀达到22.5%的战后新高，倒闭和失业接踵而至，国家经济被彻底击垮。20世纪70年代初经济的高速增长突然中断，1975年国民生产增长率降为1.2%。失业人数逐年增加，1974年为52万人，1975年为69万人，1979年达到83.6万人，1982年平均每月有131.4万人失业，其中一半为25岁以下的年轻人。1981—1985年，加元兑换美元汇率从93美分急跌至70美分的历史新低，纽芬兰、新不伦瑞克和魁北克等省的租税增至最高。煤炭、木材和纸张的世界市场崩溃，不列颠哥伦比亚因此6个工人中就有一个失业。1982年，加拿大国民生产总值按固定美元价格计算猛降4%，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后的首次大倒退。

管理糟糕也加重了经济灾难，全国能源计划首当其冲。纽芬兰近海的“海洋游骑兵”号钻井平台连同工作人员在暴风雨中沉没。多姆石油公司（Dome Petroleum）承担的勘察波弗特海海底油气储藏是全国能源计划的体现，现在因费用上升和油价猛降而失败。西部农业也被波及，20世纪70年代后中苏两国均减少了加拿大小麦的购买。当1983年西部谷物运费补贴，这一给予草原谷物出口商的历史性政策被取消时，西部农场主愤怒到了极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加拿大经济一直呈现一种趋势，即景气时与美国经济进一步相融合，萧条时则离心倾向加强。由于战后加美经济融合的时段较长，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刚执政时制定了“第三种选择”的对外政策，其中包括扩大与欧洲和太平洋国家的贸易关系，就是为了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扶持传统的东西向贸易，限制所谓大陆主义。实际上，这也是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自由主义的主要内容之一。结果，日本取代英国乃至整个欧洲成为加拿大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日本的汽车、照相机、电视机、磁带收录机，以及韩国跑鞋和便裤等80年代消费主义的商品，取代了美国商品；歇业或破产的公司引进日本的机器人、微型集成电路或管理观念。不过，这种变动要得到美国公司总部或商会的批准。然而，美国分公司的生产计划主要依据美国母公司的总体计划而定，并不考虑加拿大的国内市场需求。它们利用加拿大相对便宜的劳动力、能源和资源大赚红利，加拿大则资本外流。加拿大政府要克服这些弊端却十分困难。

早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经济民族主义者就一再提醒各级政府注意美资控制加拿大经济的问题。不过，国内经济学界对此一直存在很大分歧，有人认为外资包括美资的投入对加拿大利大于弊。工商业者也不希望政府阻止使用外资，所以问题一直难以解决。皮尔逊政府的财政部部长沃尔特·L.戈登（Walter Lockhart，1906—1987年）因限制美资而几上几下，到20世纪70年代，美资控制的现象已十分严重。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是一个坚定的联邦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同处理对美外交关系一样，他决心也对加美两国的经济关系大动干戈。1970年成立一个由税务部部长郝伯·E.格雷（Herbert Eser Gray，1931—？）牵头的专门小组，开始调查外国特别是美国的投资问题。1972年提出的《外国在加拿大直接投资》报告（即《格雷报告》［Grey Report］）指出，外国所有权和控制程度在加拿大大大高于别的国家，提出联邦政府“对外资的直接投资进行直接干涉”，建议成立专门机构审批和监管外资企业的转手、投放和扩张，以及发放许可证。议会1973年就此通过《外资投资审查法》，规定银行、报纸、广播和通信等媒体机构不许外国投资；一定规模以上的外资投资或企业兼并必须经过严格审批手续方可实施。1974年成立外国投资审查局，负责此项规定，约1/3的投资申请被否。颁布《新能源法》，将石油等能源企业的外资所有权由原来占75%减为50%。此前，已按计划有选择地收购了一些可能影响国计民生的外资企业。1971年成立加拿大发展公司，收购英美控股的两家航空公司，实现航空业的国有化；1979年收购一家美资的跨国公司，夺回了阿尔伯塔省的石油开采权。虽然美国财团进行抗议，国内经济学家和商界也认为过分，但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坚持严格控制。他在最后一届政府任内于1980年将格雷提升为内阁阁员，由格雷领导外资审查局，以示严控美资的决心。

皮埃尔·特鲁多政府种种保护国家经济的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将航空、运输、金融、新闻广播和出版业等要害企业的所有权收归加拿大政府或私人资本所有，为加拿大人民树立了保护国家经济利益的意识。可是，由于历史上所形成的经济对外资的严重依赖，加上实行经济政策改革的时机不好，刚好处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阿拉伯国家运用石油武器而引发世界经济危机之时，不仅美国强烈抵制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的改革，加拿大国内反对力量也不小。1982年国家经济衰退低谷时，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任命一个皇家经济联合委员会，征召所有优秀经济学家参与研讨对美国的经济关系，但与其估计相反，学者大都赞成密切与美国的经济联系，甚至主张两国实行自由贸易。结果，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的改革大大地打了折扣，实际上失败了。甚至像“6—5计划”（工资增长6%或5%）尝试对工资和价格加以限制等对人民有利的举措也树敌颇多。皮埃尔·特鲁多是借助收回宪法和修宪的辉煌形势推进经济改革的，未曾料到经济危机不期而至（1983年失业率达到12%的历史新高），改革进程被彻底打乱了。失望的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便在1984年2月29日辞职，黯然离开了加拿大政坛。

自由主义蜕变为保守主义 20世纪70年代石油价格震荡引起的这次经济危机造成国家税收下降，而解决失业的费用则不断增大，政府陷入债务危机。由于整个70年代国家岁入没有增加，福利费用不断高涨，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同步增长，每年新增国债120亿—130亿加元。在70年代初，联邦政府债务仅占财政支出20%，轻微负债，此后逐年增长，1982—1984年联邦政府赤字由239.9亿加元增至357.9亿加元，人均世界最高。到80年代中期，加拿大债务即岁入和开支赤字成为政治问题。每年几十亿加元的赤字迅速增高国债，仅支付国债利息总额就要占税收的25%以上。现在政府再也没有财源来支撑福利国家的庞大开支，甚至连60年代建立的健康和教育机构也无力维持。

由于财政不堪重负，1974年选举许下制止通货膨胀的诺言无法兑现，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在第二个任期也放弃了“公平社会”的诺言。10月危机后，随着通货膨胀攀升，失业增加，绝大多数家庭追求的生活方式难以继续。针对穷人实施的社会救助计划改为灵活安排，目的在于取消家庭补贴，因为普遍计划现在变得十分棘手而不敢触及，引起普遍不满。更严重的是，自由主义社会出现了老年和单亲家庭的新问题，离异增多，单亲母亲家庭成为贫困的代名词。养老金和家庭法的修改要优先考虑这样的问题。政府将失业保险改为收入保障，纳税人因开支增大而唾骂“吃福利”大军。平民合作联盟的老战士大卫·刘易斯（David Lewis，1909—1981年）1971年接过新民主党的领导权，指责“合作福利游民”花去了几十亿加元税收，而这本来可以减轻低收入者的负担。大多数加拿大人责骂这种穷人，认为政府应让他们去工作而不该资助他们。1972—1973年，食物价格因苏联大批购买谷物而上涨，政府提供了面包和牛奶补贴，价格审查局及其附属机构新市场处对价格加以干预。从1978年年初起，加拿大人均实际收入开始下降，原先被家庭双职工收入掩盖的这个问题开始显现。

随之，乐观的自由主义情绪变为自私的保守主义。高出生时期的“大一代”逐渐变为自私的消费主义者，公众舆论转而反对吸烟，致使卷烟和烟草业主损失惨重；中年消费者转向饮葡萄酒，特别是进口名牌啤酒，醉酒驾驶成为一种公害；支持与反对堕胎者激烈争吵，互不相让；要求严格的学校课程和考试，争取高分的学生转向职业导向的课程选择；死刑恢复，后又被取消；女权主义分裂，色情和不健康的自由言论也成为争论的问题；“大政府”和“大工会”被视为敌人，“大商业”却一直受到支持。到20世纪80年代，六七十年代倡议的东西只有少数还存在，包括为资助奥运会而设立的制造百万富翁的六合彩，实际上这是“自愿税”，为省政府提供“零花钱”。战后的理想主义信念由于到处在玩6/49博彩而消失。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自由主义改革的失败。

然而，时间越是久远，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的一系列政治和社会改革措施，越是显示巨大潜力和伟大，人民衷心拥护。后来，加拿大人民十分眷恋这位非凡的政治家，怀念他的公平社会建设的理想，怀念自由主义时代。在2000年皮埃尔·特鲁多去世时，加拿大人民深情表达了对这位政治家的眷念之情。那一年本书作者正在渥太华，目睹了人们对他的那份真情。2000年9月28日公告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先生逝世的新闻发布后，在议会大厦前国会山广场“不灭之火”的水池边上，已摆上两三支红玫瑰，第二天一早，红玫瑰已被更多花束厚厚地盖在下面。10月1日，数以万计的加拿大人排队向他致以最后的敬意，官方不得不将遗容瞻仰时间延长。来自全国甚至外国的男女老幼，为了向加拿大这位伟大的政治家作最后告别，要排队等上数小时。在这些人中，有商人和官员，也有身穿牛仔装的年轻人。有一位从多伦多驱车300多公里赶来的男子说：“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是加拿大最好的总理。”

马丁·布赖恩·马尔罗尼

马尔罗尼保守党政府的大倒退 皮埃尔· 埃里奥特·特鲁多辞职的1984年正当大选之年，他离开不久便开始了选举。自由党临时推举约翰·内皮尔·特纳为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的接班人，跟马丁·布赖恩·马尔罗尼（Martin Brian Mulroney，1939—）领导的保守党争雄。前者10年前曾是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政府的第二任财政部长，而后者则是刚入政界不久的保守党成员，以前是蒙特利尔律师，竞选保守党领袖之前正担任加拿大铁矿公司（Iron Ore Company of Canada）董事长。所以，这次竞选不是政治明星之战，也不是执政纲领对决，而是纯粹以选举技巧定输赢。布赖恩·马尔罗尼竞选资金充足，组织有声有色，表现老练；约翰·内皮尔·特纳资金短缺，因多年活跃于商界已不谙政情，电视辩论结结巴巴。1984年9月4日，保守党以211∶40票的绝对多数获胜，堪与1958年约翰·乔治·迪芬贝克那次胜利相比。

马尔罗尼实际上是从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手中接过政权。在就职演说中，他表示要在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失败的地方获得成功，保证魁北克“体面而真诚”地回归修宪事业。实际上，凡是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成功或没有成功但着力推进的改革，布赖恩·马尔罗尼都在开倒车，首先是在宪法修改和处理魁北克分离主义问题上倒退。1987年4月30日和6月3日在渥太华附近的米彻湖与各省总理进行两次马拉松式的讨论，达成一个新宪法修改协议，将参议员和最高法院法官候选人交由各省举荐，而由联邦政府总理认定；联邦政府与各省共同对移民政策负责；为选择退出联邦统一计划的省份提供充足的补偿金，等等。最重要的是，承认魁北克为“独特”的社会。

《米彻湖宪法协议》（The Meech Lake Constitutional Accord）最受非议之处有三：1.加强省司法权，联邦政府权力被削弱（纽芬兰省便持这一观点）；2.忽略土著人的利益，马尼托巴土著人对此特别关心，而魁北克土著人则埋怨他们的要求尚未澄清就对魁北克省作出让步，这是他们担心自己控制的土地会归魁北克所有；3.容许魁北克具有自成体系的“独特社会”（a distinct society）地位。对此，民众担心这会使法语成为该省唯一的官方语言，英语将不受重视。女权主义者也担心“独特社会”条款会使魁北克妇女得不到权利宪章的保护；英裔加拿大人愤怒的是，罗伯特·布拉萨在民族主义分子的强大压力下，突然限制省内英语标牌的使用；安大略50个社区以罗伯特·布拉萨的《178法案》为借口，要求本省只使用英语。联邦主义者则认为马丁·布赖恩·马尔罗尼的根本错误是削弱联邦政府权力而提高各省政府的权力。米彻湖会议进行的当时，就有记者指出在参加会议的十几个人中，只有两人为捍卫联邦中央权威而战，而联邦总理马丁·布赖恩·马尔罗尼却不在其中。按1982年宪法规定，只有10省议会一致批准，一项宪法草案才能生效，各省批准的最后期限是1990年6月23日。而在最后期限内，马尼托巴和纽芬兰都没有批准《米彻湖宪法协议》。这意味着米彻湖修宪会议以失败告终，马丁·布赖恩·马尔罗尼给魁北克特殊地位的尝试也随之落空。

《米彻湖宪法协议》受挫带来了严重的政治后果。魁北克人民表达了政治上的强烈不满，认为此举有意将魁北克省排除在联邦修宪活动之外，支持独立的选民由40%迅速上升到70%，相信其他省会作出让步的人大为减少。他们认为在宪法谈判中已两次受辱，就不应该有第三次。罗伯特·布拉萨宣布，再也不会参加与各省的谈判了。而早在1990年2月，就已成立由两位最受尊重的财政专家米歇尔·贝朗热（Michel Belanger）和让·坎普奥（Jean Campeau）主持的一个17人委员会（Commission on the Political and Constitutional Future of Quebec，also known as the Bélanger-Campeau Commission），研究一旦协议失败所应采取的行动。这个委员会在1991年3月提出，加拿大必须在1992年10月之前拿出魁北克可以接受的条件由魁北克人抉择，否则10月26日就举行独立公决。这就将宪法危机推向最严重的关头。此时，听到最多的议论就是加拿大可能因魁北克独立而分裂，有些报刊甚至议论说，这一次魁北克要求独立绝非纸上谈兵，这是因为一群被称为Emergence的法裔年轻企业家在过去十几年中已经成长起来，他们许多人不讲英语，甚至根本不懂英语，但民族意识很强，经济实力也很强，精通经营之道，努力使魁北克追赶安大略而成为北美最富庶的地区之一。魁北克省每年的总产值已经超过155亿加元，产品35%运往美国销售，25%运到安大略市场，只从安大略输入10%的商品。不少人断言，加拿大现在需要魁北克的程度高于魁北克对加拿大的依赖，所以与20世纪60年代中产阶级独立运动相比，魁北克独立运动现在有了更雄厚的经济基础。如果这些企业家支持独立，将其利润依比例投入政治用途，魁北克独立就可能变为现实。

魁北克发出最后通牒后，加拿大真正面临分裂的威胁。然而，经过两次尝试的失败，马丁·布赖恩·马尔罗尼这时也无计可施。为了挽救国家统一，渥太华联合一些省倡导“加拿大圆桌会议”—所有党派和团体都参加辩论宪法改革的一种民主方式，例如组织公开论坛、民意测验或听证会，将创立三E（平等、选举和效率）参议院到保健、教育、环境和集体谈判等与宪法权利相关的一系列问题提到桌面上公开讨论。土著人也参加了辩论，提出“建立自治政府的固有权利”，要求一切与他们相关的任何宪法修正案都要同他们协商。这样，经过一年多的协商，《米彻湖宪法协议》方案被大大地修改，就土著人自治政府、有限的社会宪章、参议院代表平等选举产生等项条款大体取得一致。但是，未来参议院的形式和魁北克的宪法否决权等争议依然较大。此后，经过联邦总理与各省总理会议以及土著人首领会议反复协商，最后采取萨斯喀彻温省的一个折衷办法，即如果魁北克在两院议员人数变为或仍为总数1/4（出生率下降使所占议员人数可能下降），它应当接受每省在参议院都有6名议员的安排。安大略省同意减少本省众议员人数而让与魁北克省，魁北克要放弃对土著人在自己土地上建立自治政府的抵制；联邦政府放弃主导建房、移民、地区发展、人力培训、森林和城市事务等方面过去所充当的角色。这样，宪法改革似乎又现曙光。联邦政府趁热打铁，1992年8月24—28日，联邦总理马丁·布赖恩·马尔罗尼同10省总理、两个地区的领导人以及第一民族、梅蒂斯人、因纽特人领袖聚会于夏洛特敦，达成了《夏洛特敦协议》（Charlottetown Accord）。这一协议有5条：1. 参议院改革，实行人口较少的地区也应有较大的发言权；2. 承认土著人的自治权；3. 联邦政府下放若干权力给省政府；4. 加强各省经济合作；5. 承认以法语为主的魁北克省享有独特社会地位。在两年多辩论中最棘手的参议院改革问题也达成了妥协：议员由原来的104名减少为62名，各省平均都是6名，两个地区各1名，实现了参议院议员各省平等的原则；原来因人口多参议院议员人数也多的安大略和魁北克两省（各24名）减少的名额，由增加众议员到18名而找回平衡；参议员由原来总理任命改为人民选举，享有否决众议院议案的权力。

由于《夏洛特敦协议》继续保留魁北克省独特社会的规定，前总理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特别不满，他在10月1日发表讲话，称魁北克领导人在勒索，《夏洛特敦协议》将会创建民族等级制度，法裔加拿大人高踞等级之巅，土著人处于等级低下地位，而其他少数族又在土著人之下。西部几省不满的是，尽管设立三E参议院，中央加拿大省仍享有否决权。魁北克党团和魁北克人党对此最不满意，因为他们的目标是魁北克独立。

马丁·布赖恩·马尔罗尼总理在1991年6月使联邦议会通过一个提案，要就这个宪法改革方案举行一次公决。公决日定在1992年10月26日，与魁北克准备独立公决的日子为同一天。安大略以71%的高票表示支持，而魁北克则“最严厉地否定”（7 ∶ 5），尽管满足了它的绝大部分要求。马丁·布赖恩·马尔罗尼未曾料到，主权独立论者宣称让步不够，而其余各省则认为走得太远。尽管马丁·布赖恩·马尔罗尼大幅让步，也未能挽回宪法改革的失败。在公决结果公布后，他无可奈何地说：“《夏洛特敦协议》已成为历史，加拿大仍是个伟大而美丽的国家。”

对于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努力推进但最终失败的经济领域改革，马丁·布赖恩·马尔罗尼更是背道而驰，全力倒退：不仅停止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时期限制美国资本的各类举措，而且以签订美加自由贸易协定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与其在野时曾抵制自由贸易是180度转弯（那时马丁·布赖恩·马尔罗尼常提醒人们记住1911年互惠贸易的教训）。这是迎合加拿大商界的愿望。在这一时期，加拿大主要的公司都拥护美加自由贸易，例如以罗伯特·坎普奥为首的企业家热衷于投资美国的高风险公司，商界大把花钱给媒体鼓吹自由贸易。西部农业各省因向美国销售谷物而具有自由贸易的传统信念，坚持保护主义的魁北克甚至也转变了态度。罗伯特·布拉萨领导的魁北克自由党省政府，准备向美国出售魁北克省的水电。尽管科学和文化界的民族主义者反对美加自由贸易的声音也很强，但他们没有多少选票，政客并不予以理会。工会和左派政党的反对呼声反而促使工商界支持的立场加强。10个省的总理中只有3个反对。

这一时期加拿大对美加自由贸易的要求绝非偶然。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20世纪80年代初大力推进经济民族主义改革，当他组织皇家经济联合委员会的经济学家研讨摆脱美资控制对策时，令他失望的是，他们却赞成更加密切与美国的经济联系，甚至实行自由贸易。这就可以理解了。正如加拿大一位历史学家所说，经济繁荣时，加拿大就会要求摆脱美国的轨道；萧条时，就追求经济大陆主义。马丁·布赖恩·马尔罗尼上台时，加拿大经济还没有走出1982年的低谷。由于加拿大各界对加美自由贸易要求十分强烈，加拿大讨价还价的力量受到了削弱，马丁·布赖恩·马尔罗尼本人也拼命为自由贸易叫好，谈判就更没有回旋的余地。1965年主持谈判《加美汽车贸易协定》的西蒙·赖斯曼出任加方谈判代表。加拿大人普遍认为，这次自由贸易谈判远不如100年前的“自由互惠协定”，而那次几乎被加拿大选民拒绝，马丁·布赖恩·马尔罗尼这是弄巧成拙。在1987年谈判过程中，保守党的民意测验支持率再次降低。几个月谈判之后，西蒙·赖斯曼面对的是美国拒绝考虑有约束力的争议条款机制（加方的条件），并将医疗保健和重新就业等补助金项目列为不公平补贴。为了取消已经很少的关税以促进非关税壁垒谈判，加拿大同意与美国分享它的自然资源，允许美资自由进入加拿大银行、财政和其他服务业；如果政府进行干涉，就要全部给予补偿。酿造业和文化产业倒是受到了保护，但葡萄酒除外，其他所有的行业几乎都要“商业开放”。西蒙·赖斯曼难以承受巨大的责任，只好在1987年9月27日走人，而10月4日在与里根总统会晤之后，两位内阁部长在华盛顿签署了协定草案，约定存在的主要问题要妥协解决，或推迟几年再谈；一旦协定被议会拒绝，将提前6个月通知对方。

对于这个协定，加拿大人分裂了。以罗伯特·坎普奥为首的企业家热衷于投资美国高风险公司；魁北克分离主义者和联邦主义者都转而拥护自由贸易，他们给批评者扣上背叛魁北克的帽子；西蒙·赖斯曼给约翰·N·特纳贴上卖国贼的标签，而民族主义的卡通画家也给马尔罗尼冠以同样头衔。在华盛顿，国会一边倒，批准协定草案；在渥太华，马丁·布赖恩·马尔罗尼必须利用在众议院的多数，强行结束辩论。自由党抓住自由贸易问题攻击保守党政府，人气上升，以其控制参议院，威胁要进行一次选举。马丁·布赖恩·马尔罗尼满足了自由党的要求，加拿大在1988年11月21日举行了一次最不愉快、最分裂的选举。自由党和新民主党分别取得83个和43个席位，选票较上次大为增加，反映了有很大一部分选民对自由贸易持保留态度。保守党取得了自1891年以来一个最大多数的胜利，继续当政，反映了加拿大人民基本上支持美加自由贸易。1989年1月2日，马丁·布赖恩·马尔罗尼及其内阁同事全都到场，郑重地宣布加拿大批准《自由贸易协定》。同日，里根总统在加利福尼亚自家的牧场里在协定上签了字。

然而，加美自由贸易对加拿大的不利之处很快显现出来，引起了企业兼并潮。在向自由贸易过渡期间，政府只含含糊糊地承诺保护加拿大人和企业，但法人企业在鼎盛时期已转向残酷兼并，自由贸易促进了这一趋势。巨大的莫尔森公司吞掉了它的酿造业对手卡林·奥克菲，濒临倒闭的沃达尔国际有限公司，像加拿大太平洋航空公司一样，落入西太平洋航空有限公司之手，无人救助唐纳德·考尔密埃资本集团及其6.7万个信托投资者。1988年，罗伯特·坎普奥成为自由贸易的英雄，兼并了美国巨型零售商而成就自己的商业帝国梦想。然而，两年后他就成为输家，他自己的企业帝国也崩溃了，连他的靠山—里奇蒙家族，不久也在英国陷入麻烦而被伦敦金丝雀码头吃掉。随着兼并潮而来的是失业，其后的两年，仅安大略省就有10万个工作岗位消失。由于当地和外国拖网船过度捕捞，鳕鱼濒临灭绝，大西洋渔业受到沉重打击，沿海地区各项事业也陷入凋零。1992年，加拿大政府不得不宣布鳕鱼保护措施，禁止渔民出海捕鱼，渔民由政府发放补贴，或转营其他行业以维持生活。1989年夏天炎热，加上贪婪采伐，遇到了几十年来最严重的森林大火。欧洲和美国对作物栽种者实行补贴，加拿大西部农场主的小麦几乎一钱不值，自由贸易明显加重了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害。对于接二连三的灾难，马丁·布赖恩·马尔罗尼政府基本上袖手旁观，仅以149亿加元补助金作为抵押金，救助多元文化报纸等，尽管此前他曾含糊地承诺在向美加自由贸易过渡期间保护加拿大人的利益。(www.xing528.com)

马丁·布赖恩·马尔罗尼大概将1988年的选举胜利不仅视为对美加《自由贸易协定》的授权，而且是对其在1984年竞选中提出的其他保守的财政和税收政策的授权，因而对其他经济政策也逆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的改革方向而动。第一个预算案就将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国有化的主要成就即对加拿大广播公司、加拿大邮局和加拿大铁路有限公司这些民族企业实行的国有化改革措施予以取消；关闭社区邮局，业务转让给任何认为有钱可赚的店主。最遭人恨的是征收商品和服务税，即不按收入而按消费收税，实际上取消了对企业的直接征税。这是将部分企业税转嫁给消费者而有利于企业主或富人的税收政策，比起欧洲式的追加值税减收得还多，税值明显很高，原为9%，后减至7%。

上台的第二年，马丁·布赖恩·马尔罗尼就对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最得人心的福利国家制度开刀，到1986年又将养老金计划改为不随价格指数变动，遭到老年人攻击而被迫停止，并且实行老人收入超过5万加元就要退出养老金项目。当然，削减福利的责任不应完全归罪于马丁·布赖恩·马尔罗尼，自20世纪60年代末实行福利国家制度以来，加拿大联邦政府开支逐年增加，早已入不敷出，债务长期居高不下，到1993年让·克雷蒂安（Jean Chrétien，1934—）领导自由党打败保守党再度上台时，已是债台高筑。各省也是如此。加拿大的债务总和达到了7 500亿加元，占国民生产总值99.6%。这表明费用十分昂贵的福利制度已无法维持下去。总之，马丁·布赖恩·马尔罗尼两任总理期间，虽仍属于自由主义时代，不过已至尾声。加拿大开始进入保守主义。

让·克雷蒂安

让·克雷蒂安自由党政府的政策回调 如果加拿大人在商品和服务税、福利制度以及自由贸易问题上对马尔罗尼政府没有什么办法，那么在宪法改革和魁北克独立的问题上却能够给他颜色看。1992年10月26日全民公决这一天，加拿大人否定了马丁·布赖恩·马尔罗尼花了5年心血精心导演的《夏洛特敦协议》。马丁·布赖恩·马尔罗尼政府的宪法改革，最终归于失败，也结束了马丁·布赖恩·马尔罗尼的政治生涯。1993年6月24日，马丁·布赖恩·马尔罗尼将总理职位交给来自温哥华的吉姆·坎贝尔（Kim Campbell，1947—）。她成为加拿大第一位女总理，但很快便在10月联邦大选中失败而丢失宝座。她和所有保守党候选人都丢掉了选票，创出了保守党也是加拿大宪政史上的奇迹。有一位加拿大历史学家将保守党这次失败归罪于她本人的“坏脾气及缺少经验”，但实际上责任还在马丁·布赖恩·马尔罗尼。这次大选选民抛弃的是保守党，原因是加美自由贸易和宪法改革，而最遭选民痛恨的恐怕就是商品和服务税了。

联邦政府权柄重归自由党，接班的是让·克雷蒂安。他是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的门生，也来自魁北克省。他在1980年、1982年和1990年《米彻湖宪法协议》争端期间，多次充当枪手，因此也同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一样，在家乡魁北克省遭到人们特别是那里的政治精英的痛恨。然而，在其他省，让·克雷蒂安却威信倍增，被视为诚实的政治家。这正是让·克雷蒂安被视为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的学生、能够接手自由党以及这次取得选战胜利的原因。

让·克雷蒂安看到了马丁·布赖恩·马尔罗尼政府败在特权、回扣、密室和黑金交易的弊端上，一上台即宣布旧家具对他在萨赛克斯大道的官邸已经足够，又将新内阁班子减员至23位，每位部长的助手不得超过6个，而马丁·布赖恩·马尔罗尼有38—40位部长，每位部长有一排助手。马丁·布赖恩·马尔罗尼许给富豪朋友的好处即为海军购买直升机和出售多伦多机场的“两笔买卖”也被他砍掉，只此两项，就减轻了纳税人很大的负担。不过，调整马丁·布赖恩·马尔罗尼时期的财政和社会政策才是让·克雷蒂安政府优先考虑的目标，当务之急是减少自1974年以来已增至420亿加元的财政赤字，以及已达5 000亿加元的国债。财政改革势在必行。

自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建立西方国家最完备的福利国家制度以来，联邦政府的财政负担与年俱增，早已不堪重负，所以这次财政改革实际上也是社会改革。好在让·克雷蒂安上台的时机对改革较为有利。20世纪9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已经使加拿大人相信减少“公共利益”的信念。1994年的预算案首先堵塞税收漏洞，冻结联邦税收，限制失业保险，强行减少防务和补贴加拿大广播公司的主要或特别开支。1995年再砍23亿加元的商业补贴，从加拿大石油公司到加拿大国家铁路、航空运输的公共投资转为社会融资；取消已实行98年的西部运费补贴，一次性补偿草原农场主16亿加元，停运非盈利的铁路支线，节省23亿加元的补贴。其他改革还有裁减联邦政府4.5万名文官，也减轻不少财政负担，这或许又被看作是对保守党政府人浮于事的纠正；公共机场等建筑转让给当地经营者，由用户而非纳税人为空中交通管制付账；印第安人事务转交村落社负责。1995年拨给马尼托巴8.4万印第安人480万加元启动基金，帮助他们实现自治。甚至一张永久选民新的登记表就省去了花在首席选举官的费用，以及降低会议费用，都节省了政府开支。

在社会制度方面的改革，仍然延续马丁·布赖恩·马尔罗尼已开始的势头。具体措施是，将联邦政府转拨各省用于健康、福利和职业教育的费用大大地减少，并且合并为单一的“加拿大社会转拨款”。财政部部长保罗·马丁（Paul Martin，1938—）1996年承诺到1998年务必消灭财政赤字，新的领取养老金者要缴纳较高的保险费而拿较低的抚恤金。人力资源部部长劳埃德·阿克斯沃希（LIoyd Axworthy，1939—）将失业保险更名为雇佣保险，重新找到工作者不再享受生活补贴、抚恤金和相应的权利。要求公司实行强制性的再培训计划，为此安排了几十亿加元的“工作岗位创造基金”。仅此一项改革就砍去78亿加元的财政赤字，而且还将雇佣保险费变为盈利项目，使之成为联邦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财政由负转正。大学教育曾是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福利制度的主要受惠方面，而这次也进行了改革，帮助各省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大学和学院的资助改为鼓励银行对学生发放贷款。除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魁北克省以外，大学提高了收费。学生举债是他们双亲未曾经历过的，没有收入即已负债，还美其名曰：“收入应急预付。”这与以前的教育思想大相径庭。但是，在1996年年底民意测验时，自由党声称支持率达到了63%。

让·克雷蒂安这次调整显然是一次保守性改革，幅度很小，实际上是承袭了马丁·布赖恩·马尔罗尼保守党政府的倒退举措。他在竞选中虽然曾承诺取消商品和服务税、重新谈判或取消1989年《自由贸易协定》，但并未兑现。因此，让·克雷蒂安虽是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自由主义的门生，但他执政的10年仍属于马丁·布赖恩·马尔罗尼开始的保守主义时代。

让·克雷蒂安的改革能够顺利进行并获得成功，要归因于20世纪最后一次即90年代的经济萧条。工厂、矿山关闭，公司压缩，大量解雇，以至于年轻人与工作无缘，而年纪太老的人已无人再雇，因此1991年失业率正好上升到两位数。财政收入降低，政府赤字加大，而缩减赤字又常常导致经济衰退加剧。当受自由贸易协定保护的工业减少1/10时，安大略受打击最重，因为实际上是渥太华向富省转嫁损失。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因与亚洲联系而保持了繁荣，但在90年代后期亚洲金融风暴中成为附带受害者，木材、煤炭和渔业市场大幅萎缩。由于全球性的生态恶化，太平洋大马哈鱼消失了；大西洋海岸更加糟糕，纽芬兰的古老鳕鱼业由于过度捕捞而陷入灭顶之灾，为了资助被摧毁的渔民家庭已花了几十亿加元。林业也受到热带速生林竞争的影响，再生林面积缩减。小麦价格暴跌，谷物农场主改为饲养生猪，发生了饮水污染问题，安大略小镇沃克顿在2000年春天发生大肠杆菌感染，几千人病倒，7人死亡。

随着经济衰退加深，各省政府也纷纷削减财政开支。前卡尔加里市市长拉尔夫·克勒恩以缩减政府开支、铲除福利游民以及与犯罪顽强斗争等平民主义的诺言在1993年6月当上阿尔伯塔省总理。他受新西兰政府总理罗杰·道格拉小政府信念的影响，劝说选民接受减少健康、教育和福利的公共开支，威信反而上升，尽管大学、中学和医院对降低预算不满。不久，安大略省保守党领袖麦克·哈里斯（Mike Harris）也步其后尘。有东西两个重要省份保守性社会改革的先例，让·克雷蒂安的联邦政府改革的政治风险就大大降低了。虽然经济从1993年开始复苏，自由党政府仍严格规范雇佣保险规定，工人必须接受没有退休金、安全保证和加班费的最低工资，工会的谈判权也被削弱。10年经济自由主义以及普遍的富裕正在消失，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贫富鸿沟造成了对现行制度和价值的信心丧失，这一趋势在90年代仍在继续。第一民族、单身妈妈、失业者日益成为无家可归者，甚至一些全日制工人，也难以依靠微薄的工资找到住处。让·克雷蒂安不仅没有停止执行1989年《自由贸易协定》，而且随后同意扩大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加元只相当于美元的2/3，加拿大的商品和服务出口增加，对美国市场乃至经济的依赖性不断加大。从麦克米伦—布洛德尔、伊顿到西格拉姆等历史悠久的公司，或破产，或变为跨国公司沃尔玛、盖普等的分公司，名号丧失。加拿大四大特许银行兼并计划，由于最初没有取得财政部部长保罗·马丁同意和公众抗议，才得以停止。

在这10年中，虽说存在以上种种弊端，加拿大经济却日益趋向进步和技术升级，从资源工业和制造业转向信息服务。原来发展很好的电话系统已经成为世界性传真输送和计算机网络的中枢，网络发展越来越新，高密盘等信息新技术不断更新。或许，这正是让·克雷蒂安比马丁·布赖恩·马尔罗尼威望更高的原因，从而能够连续10年执政，尽管他延续了马丁·布赖恩·马尔罗尼的保守性改革。

1995年魁北克全民公决 如果说让·克雷蒂安政府在财政政策和社会制度方面承袭了保守党马尔罗尼政府的倒退举措，那么在宪法改革和魁北克独立的问题上则并未顺应其路线，而是继续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的方针，维护国家统一，有效地防止了国家的分裂。1992年10月全民公决否定了马丁·布赖恩·马尔罗尼满足魁北克“特殊社会”要求的《夏洛特敦协议》，魁北克人感到英语省份有意要排斥他们，对此十分不满，似乎一下子又勾起他们对Je me souveiens这个刻在魁北克省徽上箴言的记忆（这句箴言在魁北克的车牌号下面常可见到，意思是“我记得”。箴言源自一首法文名诗：“我记得在法国的百合花下诞生，在英国的玫瑰花下成长。”百合花是魁北克省省花；玫瑰花是英国国花。全句的含义是：魁北克人虽然生长在魁北克省，却处在英国人的包围之中。箴言显示了魁北克人强烈的民族主义），支持独立的人数迅速增加。结果，在1994年9月5 日魁北克省的选举中，抛弃了反独立的自由党丹尼尔·约翰逊（Daniel Johnson， Jr.，1944—）政府，而将魁北克人党推上台。极端独立派的领袖人物雅克·帕里佐（Jacques Parizeau，1930—）出任省长。

在选举中，雅克·帕里佐曾承诺尽早举行全省公决，实现独立，但魁北克人党的战略家不像他那么鲁莽而主张温和路线，以“主权”代替“独立”，支持者慢慢就减少了。1995年6月，在吕西安·布夏尔（Lucien Bouchard，1938—）的压力下，雅克·帕里佐妥协，同意同时就“主权独立”和“与加拿大的伙伴关系”进行投票表决。雅克·帕里佐欺骗魁北克人说，取得主权后仍可使用加拿大货币和护照。支持者上升了，于是在9月发起公决运动，提出表决的问题是：“你是否同意在有关魁北克未来的法案以及1995年6月12日签署的协议的框架之内，向加拿大正式提出新的经济与政治伙伴关系之后，魁北克成为主权国家？”

1995年10月初，当双方迎接公投的造势刚开始时，各次民意测验均显示联邦派占优势，一直超过独立派。可是，自10月6日开始，形势逆转。统独之争的权威民意测验机构Leger & Leger的统计显示，反独立派（联邦派）开始从52.8%下滑，而独立派则开始从47.2%上升，10月8—12日反独立派下滑至50.8%，独立派上升至49.2%。临近公投前几天，独立派一般以1%左右略胜反独立派。这时，加元兑换美元也重新下挫，公决前夕已经跌到1加元兑换71—72美分。联邦派情绪十分低落，他们估计独立派会以51%对49%胜出，加拿大分裂。媒体甚至开始谈论魁北克独立后应当承担联邦政府多大比例的债务问题。10月6日形势逆转，是独立派宣传运动领导人更换所致。一年前由于细菌感染失去了一条腿的吕西安·布夏尔此时露面，以其特有魔力、真诚和激情激励了主权独立运动的高涨。他宣称，投赞成票就会像挥舞魔杖一样，可以实现“魁北克联合为一个国家的民族自尊和独特性”，甚至能够迫使英语加拿大请求与魁北克建立新的伙伴关系。

除了吕西安·布夏尔个人魅力的作用外，独立派势力暂时领先还有另外3个主客观原因：首先，魁北克人党利用魁北克人在《夏洛特敦协议》遭到否决后对英裔加拿大人的不满情绪，加大鼓吹分离力度，争取到相当一部分中间派的民众。其次，是魁北克人党的模糊宣传策略，即独立后仍可以与加拿大“保持伙伴关系”或“经济关系”，甚至说仍可使用加拿大护照和加元，这一策略被渥太华《市民报》的一位专栏作家称为“混淆战略”。“混淆战略”对那些原来在独立问题上摇摆不定的魁北克民众产生了迷惑或欺骗性影响，以至于错误认为魁北克省独立后自己仍是加拿大公民而糊里糊涂地站到魁北克独立派的一边，而他们实际上仍然眷恋加拿大。再次，联邦派尤其是联邦总理让·克雷蒂安本人轻视了独立派的力量。他们认为1980年那次魁北克公决以60%对40%战胜独立派，估计这次最坏也会以55%对45%取胜。1995年10月14日，让·克雷蒂安为了在蒙特利尔招待到访的中国总理提前回到自己的选区沙维尼根，以联邦总理的身份为省内联邦派（主要是1994年在魁北克省选举中下台的自由党）鼓劲，仍未意识到形势严峻，以致在家乡父老的集会上仍信心十足地挥手高呼：“我们必胜！”一位联邦派理论宣传家在公投的前一天吹牛说：“他们不论可能多么强大，但也强大不到足以使魁北克分离运动在这次全民公决中赢得大多数。”虽然预言最终未错，但反映了反独立派对独立派力量迅速增长估计不足，几乎断送国家统一。正因为联邦派上层小视了分离派运动力量及其“混淆战略”的危害，尤其是总理本人，对魁北克独立派年初就已抛出的“保持伙伴关系”、“经济关系”、“使用加元和护照”等似是而非的口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未予以公开拒绝。直到公决前夕，联邦派才意识到问题严重并公开表示：如果魁北克独立，加拿大既不与它保持什么伙伴关系，也没有经济关系。10月25日，让·克雷蒂安到蒙特利尔宣布：“处于危急关头的是我们的国家，要么离去，要么留下，这才是全民公决的问题。”并且与保守党新领导人让·夏尔一起承诺维护魁北克的“独特社会”、魁北克有宪法否决权，而原先他们是拒绝的。这才安抚了魁北克省人民的中间派。声明虽迟，但已经足以使中间派丢掉既想独立又能继续当加拿大公民的幻想。正是这部分人在投票日明确了反独立立场，使联邦派得以以微弱优势险胜，最终决定了魁北克省留在加拿大联邦体内。

为了挽救不利局势并给魁北克联邦派鼓劲和支持，10月27日在加拿大大厦前的广场上举行了“蒙特利尔全国团结大会”（The Montreal Union Rally），紧急声援反独立派（N0派），全国各地成千上万民众乘坐小汽车、公共汽车、火车和飞机涌入蒙特利尔。本书作者有幸目睹加拿大人民维护国家统一的这一壮举。当时，本书作者受中加政府学者交换项目支持，正在卡尔顿大学作访问学者。作为研究加拿大的一位中国学者，也时刻关心这次公投，不希望这个好端端的国家因200多万人要独立而被分裂。全国团结大会头天晚上，从电视报道中得知安大略省将开公车去蒙特利尔声援反独立派，也参加了渥太华联邦派的这次声援行动。他们声援魁北克省联邦派的热情万分高涨，渥太华原计划开80辆公车去5 000人，最后增至190辆，运去1万人。我们一进入蒙特利尔，就感受到了魁北克省内外加拿大人十分高昂的政治热情，蒙特利尔市内建筑皆挂出各色旗帜，以表示公司或机构的立场，仔细观察，加拿大枫叶国旗多于缀着三瓣百合花图案的魁北克省省旗。车子缓缓行驶在市区，人们向安大略车队欢呼，并以各种姿势表明支持或反对独立的立场，有的向上打出V型手势，有人则大拇指倒竖。进入广场更觉察到加拿大人的爱国热情，虽然下雨，人们毫无退意，一面巨幅的加拿大国旗在人群的头顶上传递，联邦派士气大增。

联邦政府内阁要员也大部分出席了这一天的集会，让·克雷蒂安总理发表演说，代表全国加拿大各族人民对魁北克省人民表达了真诚挽留之意，并重申对魁北克公决的明确立场：“只要加拿大的统一得以维持，魁北克人民作为民族整体的民族性是会得到承认和照顾的。”公决举行的前一天晚上，他又在温哥华发表电视讲话，饱含深情说：魁北克若独立，不仅使魁北克人，也会使他们的后代不能再分享加拿大美丽的风光。让·克雷蒂安这是诉诸“永久的加拿大情结”，进一步唤醒中间派。10月30日，93%的魁北克省合法选民投了票，结果，2 308 028票赞成独立，2 361 526票反对独立，即44.44%对51.56%；选票差额仅为62 498票，废票约86 676张。

正式公投以前，绝对支持与绝对反对魁北克省独立的人数大体相等。在各次民意测验中，大约13%的民众尚未表明立场，他们就是中间派。独立派和反独立派都在争取这部分民众。联邦派最后关头揭穿“混淆战略”和诉诸“加拿大情结”的策略起了作用，得以险胜。中间派既不满英语省份否定《米彻湖宪法协议》而“排斥”魁北克的立场，又不愿抛弃他们世代已生活两三个世纪的加拿大。他们的祖先毕竟是加拿大这片沃土近代“最早”的发现者和开拓者，在加拿大联邦体内已与英裔加拿大人和其他少数族共同生活了128年，为创立和发展加拿大的民主制度作出了巨大贡献，对这片美丽的国土，有着难以割舍的眷恋之情。因此，中间派一旦明白魁北克省独立后仍可保持加拿大公民身份是个骗局，就放弃对独力派的支持。在10月30日的正式公投中，正是这13%的中间派最终决定了魁北克省的去留。30日早晨投票开始时，雅克·帕里佐信心十足，发誓如果渥太华敢于限制魁北克自由，就单方宣布独立，可是到了夜里随着计票进展就泄气了，说相差很小的失败是“少数族和钱”的过错。第二天雅克·帕里佐就宣布辞职，由魁北克独立策略派吕西安·布夏尔接任魁北克人党党魁和省总理之职。

确实如雅克·帕里佐所说，票数相差非常微小，比起1980年那次公投魁北克独立派以40%比60%的失败，15年后这次公投他们确实进展巨大。因此，主权分离分子感到虽败犹荣，比以前任何时候更自信。计票刚一结束，尚未宣布辞职的雅克·帕里佐喜形于色，宣称：“看下一次吧！”这次魁北克人党换班，是分裂派为尽快举行下一次独立公投而使用的策略手段。按加拿大法律规定，同一任政府任期之内，不能举行内容相同的两次全民公决，换班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在两三年内再次举行独立公投。1996年1月吕西安·布夏尔就职后宣布，还要举行另一次全民公决，他要使用所有手段、威望和机会创造制胜条件。出于策略考虑，组阁时将雅克·帕里佐等强硬主权派换成温和派，旨在争取中间力量支持独立运动，并宣布将解决魁北克绝望的经济问题作为第一优先考虑。

在这次加拿大的全民公决中，美国的立场也有利于联邦派战胜独立派。让·克雷蒂安1993年上台后，虽然曾表示疏远白宫，但在这次关乎加拿大命运的公投中，美国并没有落井下石。克林顿总统2月23日出访渥太华前两天，议会魁北克党团领袖、温和独立派代表人物吕西安·布夏尔病愈返回议会上班。独立派分子自然盼望克林顿总统跟吕西安·布夏尔会晤，以给独立派带来有利影响，起码可以使克林顿总统认识到独立的魁北克对美国利益没有损害。然而，克林顿在到访后的公开演说中，字里行间没有任何这样的暗示，相反表态遵循美国对魁北克分离运动的传统立场，即希望与一个统一的加拿大相处。他说：“世界因种族冲突变得黑暗，不少国家因此瓦解，加拿大却树立了一个榜样，向世人显示不同种族和文化背景的人如何共同和平相处、工作和生活。”23日晚在与渥太华一河之隔的霍尔的文明博物馆举行的国宴上，克林顿举杯祝“加拿大万岁”！这与法国总统戴高乐1967年高呼“魁北克万岁”形成了鲜明对比。1967年那次政治事件后，魁北克接连发生动乱，最终酿成1970年的10月危机，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总理还动用了武力。

无论怎么说，在这次全民公决中，联邦派只是险胜。笔者当时有一篇文章曾说，让·克雷蒂安大意险些失“荆州”，联邦派只是险胜。公投后，无论是独立派，或是联邦政府，还是魁北克省以外的加拿大人，都高兴不起来。经历10月30日的震撼，强硬的联邦派反对给魁北克任何特殊让步，公决非常接近的结果使他们相信魁北克独立不可避免，到20世纪末就可能实现。因此，他们有的希望甩掉魁北克问题，轻松前进；有的则坚持必须运用法律或武力维护国家的统一。自由党联邦政府准备了A、B两个方案，转向两手策略。方案A主张寻求妥协，使魁北克归顺；方案B主张一旦再次面临分离威胁，采取强硬策略。让·克雷蒂安倾向于方案A。公投过后不到一个月，11月27日，他使自由党控制的议会通过议案，承认魁北克为“独特社会”，明显地表达了妥协解决的姿态，尽一切可能劝说魁北克留在联邦内。让·克雷蒂安政府确定不再通过修改宪法解决与魁北克和各省的分歧，打算改革联邦制度，分散联邦中央的权力，扩大省权。为此，联邦政府进行了相应的经济和社会改革，稳定经济和社会。1996年1月借联邦内阁改组之机，成立了一个“团结内阁”：24名阁员中有6名来自魁北克。让·克雷蒂安政府的新路线是要淡化宪法争端，集中致力于经济发展。

至于方案B，主张“以分裂对分裂”，魁北克分裂加拿大，加拿大也能够分裂魁北克。这是魁北克麦吉尔大学年轻的政治学教授、新任联邦新闻部部长斯特凡·迪翁（Stephane Dion，1955—）的主意。到任不久，他即提出：“既然加拿大可以分裂，魁北克为什么不能呢？”一旦妥协行不通，魁北克省仍坚持独立，联邦政府有权接受魁北克境内不愿脱离加拿大的人民和土地，使他们从魁北克省分离出来。

魁北克省北部地区占全省面积2/3，千百年以来一直由因纽特人和印第安人居住；而在渥太华河北岸以北及蒙特利尔以西的魁北克省西部则以英裔居民居多。早在公投期间，这两个地区就已表示，不愿脱离加拿大联邦。魁北克省独立公投后，联邦政府也准备立法，规定分离之类的重大问题必须由60%以上多数票决定，不能像魁北克前两次公投那样由50%加1的简单多数决定，有人提出75%至少66%的公决多数才能确定分离问题。而且，魁北克省的去留不能仅由该省公决，而应当由加拿大全民公决来确定；提出的公决问题也不应由独立派单方拟定，而应由两派协商，还需经过联邦政府同意。渥太华《市民报》刊登的一篇文章《要告诉魁北克离开加拿大的真正条件》，除以上条件外，还提出如果魁北克省分裂出去，应当在其领土东部划出一条走廊，由联邦控制，以使大西洋海岸4省仍能与西部省区相连，因为魁北克南面与美国接壤，独立后将会使中央加拿大与大西洋海岸的领土分割开来。此外，魁北克分离后，也应当承担联邦债务，须按人口分摊；军队、海军以及海港设施也应事先按比例分割清楚，由联邦政府对外宣布，等等。联邦派以分裂对分裂的策略，给魁北克独立派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自公决后，联邦派也开始采取行动教训魁北克独立派，太平洋铁路公司1995年11月宣布将总部迁往卡尔加里；蒙特利尔及其他一些城市纷纷成立反分离的组织，如加拿大团结特别委员会，等等。魁北克省印第安人和因纽特人组织在1995年年底写信给魁北克省新总理吕西安·布夏尔，提出警告：如果魁北克脱离加拿大联邦，要允许他们继续留在加拿大联邦体内。事态的这一新发展似乎是魁北克独立派所不曾想到的，他们也乱了阵脚。对联邦派应对分裂的新举措，吕西安·布夏尔宣称：加拿大国内有两个民族，是两个国家，两片领土，可以分裂；魁北克是一个单一民族、单一语言的国家。这明显是强词夺理。让·克雷蒂安立即公开驳斥：魁北克本身也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多元社会，如果加拿大可以分裂，魁北克当然也可以分裂。面对这些难以突破的障碍，独立派感到不仅独立，就是公投都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不免有点知难而退。不仅吕西安·布夏尔这样的策略派，就是雅克·帕里佐那样的强硬独立派，也态度缓和了。倾向于妥协解决的联邦派更是适时让步，即使提出“以分裂对分裂”的斯特凡·迪翁本人，也主张把重点放在调解上，能不采用就不采用强硬措施，也不赞成通过修宪制止魁北克独立，认为那样只会扩大宪法争端。自由党政府准备采取“灵活而现实的联邦—省际协商会议”方式来解决魁北克问题。

本着继承自英国善于妥协的政治传统，其他英语省份也积极加入调解魁北克省与联邦政府的矛盾。1996年2月3日在麦吉尔大学加拿大研究所召开了政治问题学术讨论会，阿尔伯塔省总理拉尔夫·克莱因（Ralph Phillip Klein，1942—2013年）专程赴会拜见吕西安·布夏尔，实际上是借机调解矛盾，以缓和一年前独立公决造成的他与联邦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据拉尔夫·克莱因说，魁北克有意放弃永不与加拿大联系的誓言，准备参加下一次的联邦—省际总理协商会议，还表示要放弃公决，专心于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