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通史：埃里奥特·特鲁多自由主义时代

加拿大在20世纪60—70年代之交随同西方国家进入自由主义时代。富裕的年轻一代对传统政治家所长期追求的平稳日益不满，要求开拓、变革和创新，追求自由，反映进入工业社会以后人民信心增强，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的政治风格正好适应这一时代要求，符合市民或年轻人的口味。在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离职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加拿大甚至仍沐浴在他所开创的自由主义之风中。因此，加拿大的自由主义时代应当冠以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的名称。

自由主义兴起 作为一位自由主义的政治家，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一直提倡和宣传公正社会的主张。在竞选演说或多次辩论中，他一再表示要消除社会不公，扩大社会福利，提高全民生活质量；消除种族歧视，实现民族平等。“加拿大必须统一，加拿大必须进步，加拿大必须是一个公正的社会”。这是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长留人间的名言，也是他的治国圭臬。他的私人生活也精彩纷呈，喜欢漂亮女人和豪华赛车，长期单身，随心所欲，结交女友大多是知名歌星和影星，有芭芭拉·史翠珊、马格特·基德和吉他手欧丽娜·博伊德等。他1971年52岁时同自己一位内阁部长辛克莱的女儿、21岁的玛格丽特结婚，而在有了3个儿子后，1984年突然离婚，轰动一时。

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上台后得以践行建立“公正社会”的竞选诺言，得益于加拿大取之不尽的自然资源保证国民生产总值每年以5.5%速度增长。1967年联邦政府的收入是1957年的两倍，保证了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开局顺利。虽然联邦政府所占国民生产总值份额下降，各省税收增长，但两级政府很快就福利分摊计划达成一致。1965年所有省份在联邦统一标准下实行养老计划，魁北克虽然未加入，但养老计划几乎与全国相同。1957—1968年约翰·乔治·迪芬贝克和莱斯特·B.皮尔逊先后取得各省同意，引进住院和医疗保险制度，联邦政府制定了统一标准，并提供一半费用，由省政府负责实施。全民医疗保险制度实行费用全免的全面保险。1962年萨斯喀彻温省平民合作联盟政府开创的这个制度，1967年已成为全国不可抗拒的要求。医生企图继续控制包括医疗价格在内的整个健康医疗，以“医药社会化”威吓选民，甚至罢医，然而病人的权利在自由主义时代比专业协会更受重视。

1968年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刚接任总理时，享受失业保险者仅包括年收入低于700加元者、季节工和沿海渔民。1969年联邦政府宣布福利制度改革，以失业保险为主要对象，并着重改善年轻人和中下层民众的生活。到1971年，与福利改革相关的法案全部在议会通过，新福利制度包括失业保险、低收入者补贴（中下层）和个人发展援助（针对年轻人），受惠面更广，几乎人人得利，且资助优厚，一般的失业补助每月700—800加元，是所有保障金中最慷慨的。另外，设立儿童抚育补贴，补贴费300加元，俗称牛奶费。虽然有人担心费用太过庞大，但在繁荣时期一切均可办到。到20世纪70年代初，联邦政府只剩200亿加元债务，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0%，而1977—1978年财政年度联邦预算用于保健和社会项目的开支高达116.6亿加元，占国家支出总额的27%。其中，失业保险金所占份额最大。到1981年，总共发放了48.28亿加元的失业补助金，失业者平均每周领取130加元。如此完备丰厚的社会福利制度，世界无双，而全民福利制度奠定了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自由主义社会的基础。其间，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经历4次大选胜利，任加拿大总理达16年之久，继约翰·亚历山大·麦克唐纳、威廉·莱昂·麦肯齐·金之后成为第三位任职最长的总理，政绩也堪与他们比肩。

繁荣使这一代人相信没有什么不能拥有，且代价较少。这一代人的双亲收入增加了一倍，保证生活轻松，对未来不必担忧。每个时代的年轻人都在寻求独立身份，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加拿大社会已由年轻人支配，从未有过这么多加拿大人达到成年，也从未这么富裕过。对于他们来说，长期繁荣像天上掉下馅饼，长辈们激动不已，他们却视若寻常。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进大学或学院，很多加拿大人都相信能够盼望想要得到的任何东西。教育家宣传教育比任何其他投资能够得到更好的回报，退休基金的资金大量投资于扩建新大学或新学院。两级政府出资支持从学生贷款到促进全民健身和业余体育等各类公共项目。

冬季休假或国外旅行成为中产阶级日常生活的内容。加拿大大学海外服务团（Canadian University Service Overseas）第一批志愿者于1961年前往国外，成为成百上千万青年的先锋。为了与美国人区分，他们将枫叶国旗缝在背包上。到越南去打仗的加拿大年轻人比在加拿大逃避兵役的美国青年还多。

城市中产阶级决定了自由主义的时代风尚，在温哥华或蒙特利尔的闹市区，比在梅迪辛哈特、米西索加或拉瓦尔这些小城镇更能见到自由主义的生活方式。人们几乎要摆脱每一种传统的约束，衣着、语言和人际关系更能体现自由主义的时代风尚，这主要是受美国的影响。那些因为便宜、轻便而穿布拉几的人们向往和追求缓慢的生活节奏。妇女地位提高更加鲜明地显现了自由主义的时代风尚。早期的母性女权主义一直为保护或扩大妇女的传统养育角色而斗争。绝大多数加拿大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想要孩子，保持婚姻，而自由主义则意味着结束妇女以前所有固有的角色。社会学家说，如果妇女要改变受男性限制、社会地位低下的状况，妇女就必须摧毁这些陈规陋习，在商业、政府、教育和专业领域占有足够有权的地位。妇女特别要求自己控制生育，1960年发明了可靠安全的避孕药，为避孕提供了实际保障。加拿大的出生率，从1957年的29.2‰急降至1967年的18.2‰。在多子女的天主教区魁北克，下降甚至更为明显。家庭规模的改变主要不是因为节制生育，而是因为非婚生育。非婚生育1969年是1957年两倍。裸体、同性恋和婚前同居禁忌均已淡化。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当司法部部长期间于1967年修改堕胎、离婚和同性恋法，天主教主教没有反对，只担心堕胎妇女的健康。离婚平均每年6 000对夫妇，1967年后增加一倍，1974年每4对夫妇就有一对离婚，1990年又增加一倍。

种族问题等老旧问题也受到重视，加拿大曾激烈批评美国和南非的种族政策，20世纪60年代末却发现自己很多地方黑人和土著人命运同样悲惨。

富裕还促进了竞技体育的广泛普及。由于美加城市队竞争参赛权，6人国家冰球队被解散了，除得到天才球员和赛季外，还希望得到门票收入。由于美国球赛的大规模电视转播，几乎无人关心加拿大自己的比赛。20世纪70年代，两支美国篮球劲旅的竞赛完全吸引了蒙特利尔和多伦多的球迷。富裕还激发了人们热爱运动，喜欢慢跑的罗兰德·米切纳（Roland Michener，1900—1991年）总督引导一个好静而身体超重的民族注重运动和健康，并且很快在各个年龄段的人群中普及。从射击到网球，加拿大运动员都达到了世界水平。魁北克人斯泰韦·波德博尔斯基（Steve Podborski，1957—）赢得高山滑雪世界冠军，西尔维埃·贝尼埃（Sylvie Bernier）赢得奥运会高台跳水冠军。

城市街道治安相对安全，但色情和毒品使犯罪急增，成为进步中最丑恶、最悲哀的现象。1957—1974年被判吸食兴奋剂罪者从354人增至30 845人。警察阻止毒品交易时断时续，没有效果，因为得不到支持。政府试图降低人们饮酒年龄，考虑大麻合法化，以减少吸毒犯罪。出版检查退回到只做等级分类。为了维护传统道德，温哥华市长和多伦多警察企图关闭艺术馆和下流小报而遭到全国嘲笑。

自由主义也摧毁了很多曾支撑保守社会的制度。大学膨胀得超出注册标准，学生参与管理，甚至参与决定科研计划，奖学金实际作用提高。过去各级政府拒不承认政府雇员罢工和集体谈判权，但萨斯喀彻温省平民合作联盟打破了这个传统，1964—1968年各省和联邦政府雇员最终都赢得了谈判权，绝大多数雇员还有权罢工。教派分裂促成了泛基督教主义，20世纪50年代绝大多数人还去教堂，60年代减少一半。教堂座位空空如也，教士大讲境遇心理学，还在教堂地下室开咖啡厅。不过，健全的制度经受了自由主义的考验，摧毁的只是缺陷；当社会活跃分子离去而只留下信徒时，教会并没有受到削弱。工会由受过教育、有理想的会员管理，斗争性更强，也更民主。中学和大学渡过混乱时期，课程设置革新，帮助妇女、土著人和少数族，以及改善环境。社会科学促进了数据整理和分析，有助于商业和政府决策的准确性，有助于个人追求知识；自然科学和数学教学使受教育者认知水平提高，不过难逃行政管理和过分扩大的后遗症。自由主义时代最实际的进步是20世纪70年代开始重视保护环境，人们悲哀前几代人盲目开发资源和毁坏耕地而扩张郊区。现在保护土地、抵制农药、毛皮贸易和猎捕海豹已成为自由主义的重要内容。来自国外的环境保护主义、女权主义或反种族主义等自由主义流派，激起了加拿大人反美主义的呼唤乃至反越战的抗议运动。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1967年年底迫使议会接受对离婚、堕胎和同性恋的法律改革，更是开加拿大改革风气之先。他说：“国家没有干涉国民卧室的权力。”没有那句话比这句话更准确地表达自由主义的价值观。虽然存在吸食毒品和色情之类的丑恶现象，但从整体上看，加拿大更文明、更有创新性，成为最吸引移民居住的国家。

“任何时代的自由，财富都是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0多年几乎不间断的经济繁荣造就了富裕社会，而继20世纪五六十年代长期繁荣之后，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执政初期，国家经济更是强劲发展，国民生产总值逐年增长，国民收入也大幅提高。按1970年价格计算，国民生产总值是856亿加元，国民收入300亿加元，到1980年分别增加到2 900亿加元和1 300亿加元。短短3年后的1983年，又分别达到4 000亿加元和3 400亿加元（均按1975年价格计算）。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经济增长率创战后最高速度，年平均为7%；中期之后虽有下降，仍高于英美两国，人均生产总值居世界第四位。70年代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5倍，而从生产和贸易的总体水平来衡量，国内生产总值排在资本主义国家第七位，人均国民收入排在第三位，而人口仅为其他6国的1/2—1/10。1978年加拿大“成为七大工业国集团的小兄弟”。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后续繁荣是由越南战争促成的，然而已是长期繁荣的最后阶段。越南战争中，加美两国在政治上分歧严重，同时在经济上也开始体面地分离。这也应了物极必反的说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加美两国经济空前融合，这引起了加拿大经济民族主义者的警觉。莱斯特·B.皮尔逊的财政部部长沃尔特·戈登由于1963年财政预算和1965年选举判断失误出丑，但仍受总理之托发起重新调查美国控制加拿大经济的情况。民族主义经济学家迈尔维尔·H.沃特金斯（Melville H.Watkins）起草了一个研究报告，其中关于公司美国化的统计数据既启发了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也使新民主党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在经济决策中限制美国资本。这在一定程度上使经济发展速度放慢，这也是过去保守历史学家的一个普遍认识。其实，在20世纪60—70年代之交，加拿大经济从峰巅下落有多种原因，不仅仅是因为限制美国资本。繁荣造成的通货膨胀，早在1966年已显迹象。1961—1965年消费价格指数上升约5%，经10年平衡，增加了17个百分点。有经济学家将此归因于工人工资增加两倍的过快增长，这是由于莱斯特·B.皮尔逊给予联邦雇员罢工权的改革所致，公共事业工会和政府工作人员也提高了偏低的工资。另外，从高投入的1967年蒙特利尔世界博览会到为越南战争提供资金借款，也加重了通货膨胀对国家经济的危害。同样，加拿大银行迅速采取紧缩货币措施也是原因之一。然而，主要原因都来自外部，且受害者不只是加拿大。结果，莱斯特·B.皮尔逊明显成为这次危机的替罪羊而让位于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

地方主义情绪高涨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的社会和政治动乱也成为自由主义时代的象征，首先是魁北克省的分离主义。20世纪60年代“平静革命”之前，法裔加拿大工人收入最低，甚至比其他省来自欧洲的新移民还要低，生活水平较全国平均水平低10%，比最富裕的安大略低20%。随着法裔加拿大人为赚取更高工资而移居其他省，魁北克人口不断减少。经过战后的持续繁荣，魁北克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和进步，若平衡一下全国的“穷省”与“富省”，魁北克省位居中间，既有安大略式的城市增长，又有大西洋海岸省的那种衰败，但已是富裕社会。“平静革命”的社会改革，使成千上万涌入新增学院或大学的魁北克年轻人学会的不只是进入公司的通行证—英语，也培育了民族主义，以及向联邦政府挑战的本领。到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自由主义时代，魁北克民族分离主义已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时，老一代的民族联盟领导人丹尼尔·约翰逊已经去世，新一代的继承人让—雅克·贝特朗（Jean-Jacques Bertrand，1916—1973年）治理无能，民族联盟陷入困境，主要失误是处理蒙特利尔意大利人社区语言骚乱的不得力。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蒙特利尔同多伦多一样涌入成千上万干粗活的南欧移民。由于发觉语言决定当地的经济收入，说英语的新移民平均收入甚至超过会说双语的法裔加拿大人，因此绝大多数家庭把子女送入英语学校，结果引起了新移民与法裔加拿大人之间的仇恨。1967年蒙特利尔世界博览会后的衰退，更是助长了这种对立情绪，最终酿成了蒙特利尔圣·莱昂纳郊区意大利移民发动语言骚乱。由于担心对魁北克传统的语言和教育多元化产生威胁，让—雅克·贝特朗采取让步处置措施。这就威胁了魁北克的传统和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的全国双语计划。这个事件加上洛雷多—邓顿双语和二元文化皇家委员会的调查，证实了语言不公平的状况，分离主义者趁机煽动不满情绪。民族联盟虽然因此遭到挫折，但勒内·勒维克领导的主权—联合运动协会（Mouvement Souveraineté-Association）却成为分离运动的主导力量。1968年10月，主权—联合运动进而改组为一个政党—魁北克人党（Parti Québécois），通过引诱机制将分离主义分子统一组织起来。

魁北克人党将坚持政治独立作为解决魁北克问题的唯一道路，但为了减少独立的阻力，则主张仍与加拿大维持经济联盟。这一主张成为魁北克独立运动的主流思想。作为魁北克人党的创立者和思想家，勒内·勒维克的策略是“主权—联盟—政治主权”。所以，他提出的主张比省内自由党倡导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所有改革都更激进。而且，由于勒内·勒维克在加拿大舆论界的长期影响，他的狂热的民族主义、激进政策或策略乃至个人魅力使魁北克人党成为一支可怕的政治力量。在1970年4月29日魁北克省选举中，争夺基本上是在罗伯特·布拉萨（Robert Bourassa，1933—1996年）领导的自由党与魁北克人党之间展开。魁北克人党要求选民赞成独立。罗伯特·布拉萨是个年轻而坚定的联邦主义和专家治国论者，并有联邦总理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为后盾，他采取迂回策略来对付魁北克人党的分离主义纲领，提出解决语言问题，允诺提供成千上万个新的工作机会，宣称联邦制度必将带来利益。魁北克人为工作而焦虑，对分离运动发动的没完没了的游行、示威、罢工乃至暴乱早已厌烦，因此罗伯特·布拉萨的承诺颇受欢迎。结果不投民族联盟的选票被社会信誉党和魁北克人党平分，自由党因此获胜，获得108个议席中的72席，魁北克人党仅得7席。

然而，获胜上台的自由党面临的是魁北克人党分离主义几年来折腾的烂摊子。魁北克债台高筑，许多企业只能依靠补贴或关税减免才勉强开工，成千上万的毕业生找不到大学学位所期许的工作。教师以往日崇信天主教的热情转向马克思主义，蒙特利尔街头骚乱一波接着一波，几乎成为革命的先兆。市长让·德雷波（Jean Drapeau，1916—1999年）发出恐怖主义的警告，而媒体讥讽他故意耸人听闻，以获得连任，但警告很快成为现实，魁北克一片混乱。魁北克人党却利用这一形势，攻击罗伯特·布拉萨的自由党政府，而魁北克人党的选举失败也驱使分离主义组织—魁北克解放阵线（Front de libération du Québec）走极端路线，乞灵于恐怖暴力。1970年10月5日，魁北克解放阵线绑架了英国驻蒙特利尔商务专员詹姆斯·科罗斯（James Cross），提出价值50万加元黄金的赎金、释放政治犯、警察停止逮捕、广播魁北克解放阵线宣言等要求。联邦和魁北克省政府为了解救詹姆斯·科罗斯，同意谈判解决危机，甚至答应他们最后一条要求，即广播魁北克解放阵线宣言。但10月10日，魁北克解放阵线的成员又将省政府劳工部部长皮埃尔·拉波特从他家前院的草坪上抓走，15日蒙特利尔大学和部分群众罢课、集会，以支持魁北克解放阵线。魁北克解放阵线派代表与罗伯特·布拉萨谈判，要求在魁北克组织联合政府，宣布魁北克省独立。勒内·勒维克与《责任报》瑞安以及其他著名的民族主义分子一起，吓唬罗伯特·布拉萨不要让皮埃尔·特鲁多卷进来，但为时已晚。这位一度动摇的省总理吓坏了，向渥太华求助，导致加拿大现代史上著名的十月危机（October Crisis）。

作为坚定的联邦主义者和来自魁北克省的政治家，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十分了解魁北克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并且一直认为独立的法兰西民族国家在北美历史上未能长期存在，当今更不可能。分离不能解决魁北克问题。他不认可联邦政府以往一再向魁北克民族分离主义分子妥协，认为莱斯特·B.皮尔逊政府时期对分离主义让步，甚至向省级政府交权，给魁北克特殊待遇，只能助长分离主义分子胃口大开，可能导致国家分裂。他的思路是，魁北克要加快经济和社会现代化进程，追赶先进的英裔省份，并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早在1968年2月莱斯特·B.皮尔逊主持的联邦—省际会议上，魁北克总理丹尼尔·约翰逊提出分离要求时，刚出任联邦司法部部长的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果断出面，维护联邦主义，抨击丹尼尔·约翰逊。他还经常鼓励魁北克年轻人离开祖先的棚屋，跟他一起管理包运船户祖先创建的这个国家。他坚持从语言和文化入手解决魁北克问题，加强法语教育，将法语提升为与英语同等的官方语言，以使法裔居民不再被看作是二等公民；只要法裔加拿大人觉得自己是平等的加拿大公民，就会忠于加拿大，魁北克问题就可以解决。执政后，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立即令洛雷多—邓顿双语和二元文化皇家委员会在上届莱斯特·皮尔逊政府调查的基础上，制定了《官方语言法》，确定法语的官方语言地位，官方文件和法令英法文字并用，联邦政府官员必须使用双语。因此，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决不允许魁北克解放阵线等极端分离主义分子破坏他的改革、葬送联邦制而分裂加拿大。除坚持迫使魁北克省政府拒绝魁北克解放阵线的要求外，1970年10月15日接到罗伯特·布拉萨求助的当天，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就调动1万名士兵进驻蒙特利尔、魁北克和渥太华。第二天黎明之前，宣布实施《战争处置法》，除将主要的公共人物和政府机构置于部队保护外，又迅速出动警察拘捕魁北克解放阵线成员。原计划逮捕70名主犯，实际逮捕了460人，显然有错抓的同情者，后来大部分被释放。包括杀害劳工部部长皮埃尔·拉波特、绑架英国外交官詹姆斯·科罗斯的20名重犯被判刑。

在10月危机中，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的自由主义象征的形象受到破坏，但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辩解说，政府采取行动，“是要让绑架者、革命恐怖分子和凶手明白，这个国家的法律是由加拿大绝大多数人选出的代表制定和执行的，不是由一小撮自己选出的暴徒执行的”。绝大多数加拿大人认可这个理由。实施《战争处置法》后，魁北克解放阵线的同情者很快销声匿迹，也结束了对民选的罗伯特·布拉萨自由党省政府的危害。十月危机实际上提高了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自由党联邦政府的威信。不过，鼓吹充分公民权的人从未原谅过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坚持认为他的行动与自由主义时代相背离。

在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自由主义时代，除魁北克人党的分离主义高涨外，西部草原3省与东西海岸各省的地方主义也在日渐抬头，尤其是西部草原3省的地方主义产生的背景也与魁北克分离主义一样，是现代化滋长的地方主义。

从整体上看，西部草原省份的经济发展一直比较落后，工业化水平在很长时期内甚至还跟不上东西沿海地区，经济部门单一，长期以小麦经济为主，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增加了资源工业。随着20世纪60年代国家工业化的深化，西部经济才随之进步，基本的产业部门—农业出现革新，实现了机械化，将家庭所有制的农场变革为上千乃至几千英亩的大产业，完全依靠科学技术、财政措施和合作经营方式。虽然仍是实行以小麦为主的大宗产品生产，但农场主也实行生产多样化，种植油菜和亚麻，气候和灌溉允许的地方也栽种蔬菜。巨型农场意味着农业人口减少，战后草原地区有75万人离开农场。马拉犁时代的基本面貌—村庄、铁路线和升降机谷仓已成为历史。从1933年至1978年，西部的5 758个升降机谷仓几乎消失一半；15英里一个粮车装运站以及一犋马拉犁的风景线也已消失。1940—1980年农业人口从60%减 为30%。(www.xing528.com)

西部更大的进步是工业化速度加快，到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时代，工商业已取代农业成为草原主要产业部门，实现了经济多样化的变革。但是，西部工业化不同于东部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化过程，而是以资源开发和加工为导向。1947年发现勒杜克油田，引来了跨国石油公司几十亿美元的投资，提供国内10%的石油和天然气。20世纪60年代在接近魁北克市场以麦克堡及麦克穆雷堡为中心的阿尔伯塔北部面积相当于英格兰的地区，发现了储量可开采200年的丰富油砂矿，可提炼出年产35亿加元的石油，仅次于沙特阿拉伯，处于世界第二位。萨斯喀彻温和马尼托巴省走的也是同样的工业化道路。萨斯卡通号称世界钾碱之都，里贾纳有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可以满足西部石油管道的需求。汤普森和林莱克的镍矿也促进了马尼托巴省经济发展的多样化。西部自19世纪末以来一直以小麦经济或木材贸易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宣告结束。由于西部的发展，太平洋铁路公司也在20世纪90年代初从蒙特利尔搬到卡尔加里，以逃避魁北克民族主义的干扰，东部的银行和股票交易所在西部都设立了分支机构。在这一时期，温尼伯、里贾纳和萨斯卡通都变为工商业都市，人口增加两倍，卡尔加里和埃德蒙顿增至7—8万人，1981年双双超过温尼伯而成为地区都市，草原的发展也使最西端的温哥华成为超过百万人口的大都市。这些都被西部看作是本地区经济现代化的象征。

同魁北克一样，经济现代化也给西部带来政治动荡和变革要求。联邦总理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与西部省份矛盾不断，首先因石油而起。作为经济民族主义的领袖，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认为加拿大国内有足够的石油，全国应当从石油自给政策中获益，摆脱欧佩克的剥削；边疆石油开采以及加拿大国有石油公司也应当使加拿大东西不同地区同样获益，阿尔伯塔省不应当期盼国际高油价。1973年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政府开始干预石油价格的波动，对出口美国的石油课税，以资助依赖欧佩克的东部消费者。阿尔伯塔等石油省感到不公。令西部工商界愤怒的是，东部安大略和魁北克两省生产的汽车、外销煤炭等各类产品可以以国际市场价格出售，渥太华从未进行干预以救助西部。当1979年西部与渥太华就油价就要达成妥协时，欧佩克新油价最终升高了3倍。这一年是选举年份。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政府的反应同1973年一样，继续牺牲阿尔伯塔省并资助进口石油的东部各省。问题是如此尖锐，不但导致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自由党政府下台，而且继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之后上台、出生于阿尔伯塔的查尔斯·约瑟夫·克拉克（Charles Joseph Clark，1939—）领导的保守党政府也十分短命。

1980年3月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再次就任联邦总理后，西部与渥太华的争端最终白热化。西部资源各省一致指责联邦政府说：开采资源压低（石油）价格是抢夺后代的钱财，已探明的资源也过了高峰开采期，资源收入的节余应不断注入阿尔伯塔和萨斯喀彻温省的遗产基金。可是，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政府却一直在牺牲西部的利益，例如，企图对萨斯喀彻温新民主党政府实现钾碱工业国有化的计划釜底抽薪，加以破坏，结果萨斯喀彻温与阿尔伯塔结成了统一阵线。当铺设马更些河谷石油管（Mackenzie Valley Pipeline）将北极天然气和石油输送到阿尔伯塔的计划遭到破坏时，贾斯庭斯·托马斯·伯杰（Justice Thomas Berger，1933—）领导的皇家委员会保证支持北方土著人部落的要求，促使他们加入南方草原各省反对渥太华的政治同盟，要求拥有自己的资源。于是，因纽特人和戴奈人（北方土著人部落的新称呼）以北方开发为工具，迫使联邦政府对其政治和领土权要求让步。

查尔斯·约瑟夫·克拉克

西部各省与渥太华的争端也因传统产业问题而加剧。小麦经济繁荣过去之后，西部农场主与联邦政府冲突不断，20世纪70年代晚期草原各省经历了历史上少有的几个大丰收年，但陈旧而过度紧张的运输系统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农场主竭力维护1897年《西部谷物运输协议》所确定的小麦“运费率”，将其视为神圣的地方象征，但铁路公司强烈反对而实行高运费，还冠冕堂皇地说可促使谷物在当地出售以繁荣畜牧业。草原各省希望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政府同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约翰·乔治·迪芬贝克政府一样帮助他们，而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则质问愤怒的西部农场主：“我为什么要替你们销售小麦呢？”这句话说明他对西部非常冷漠，忘记了小麦局是联邦政府的代理机构。渥太华不再管小麦销售，但又鼓励压缩小麦种植面积，听话的农场主后来损失惨重，因为中加粮食贸易和加苏粮食贸易使谷物价格很快攀升。虽然草原各省政府予以价格补贴，但农场主依然十分不满，将怒火发向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的自由党联邦政府。苏必利尔湖以西农业地区的选票对1968年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上台发挥了重要作用，但20世纪70年代后期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在西部的威信迅速下降。

自由主义时代西部的政治变动与经济发展战略息息相关。1969年马尼托巴保守党被新民主党打败，是因为吸引外资出了问题。1977年资源辩论使新民主党败北，也是保守党在1982年恢复执政的原因。长期执政的萨斯喀彻温平民合作联盟因农业人口减少而于1964年下台，便决心控制钾碱工业，又在1971年夺回政权。同样，石油和天然气繁荣消失后，阿尔伯塔的进步保守党在这一年提出长远发展计划参加竞选，打败了执政36年的社会信誉党。特别重要的是，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西部各省要求得到与他们经济力量相一致的权利。在石油价格、铁路运费率和商业投资上跟联邦政府长期的利益之争，使他们对联邦国家的观念有所削弱。不过，西部各省绝大多数民众并非像魁北克法裔加拿大人那样要求退出联邦，只是认为自己的正当利益受到了忽视。1971年宪法改革方案只把否决权给予了安大略和魁北克两省，这被西部各省视为陈旧的政治秩序。阿尔伯塔坚持要求同等的否决权，其他西部各省也普遍支持。许多存在语言和文化矛盾的地区大都认为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的双语和二元文化观念对他们造成了危害。

大西洋海岸各省与渥太华的矛盾相对较少。大西洋海岸各省是穷困省份，要依赖联邦政府再分配的施舍。1970年之后，大西洋海岸各省执政党派虽然名称各异，但都是新民主党政府，他们彼此合作，或与保守党敌人合作，与自由党联邦政府的关系基本良好。纽芬兰和新斯科舍向来因在财政上依赖联邦政府资助而较为顺从，但在这一时期也加入了西部同盟，跟联邦政府争夺近海石油储藏的所有权。纽芬兰省还向阿尔伯塔遗产基金借钱，以加强反对联邦政府的斗争，要求拥有海洋大陆架权利。太平洋沿岸的不列颠哥伦比亚也要求拥有天然气和近海资源。

从整体上看，加拿大的地区问题，除魁北克民族主义的要求是政治上的，东西部各省与联邦政府的矛盾皆围绕资源所有权而展开，尤其是以阿尔伯塔和萨斯喀彻温省的石油价格之争最为尖锐。东西部各省都决心控制本省的经济命脉，从地区利益出发一般倾向于经济大陆主义，他们认为自己的利益在纽约或休斯敦要比在渥太华或多伦多更安全。

《1982年加拿大宪法法案》 西部地方主义的出现，暴露了《英属北美法案》所确立的联邦政府与各省关系极不适应加拿大实现现代化后的政治现实。例如，阿尔伯塔特别不满1971年宪法改革方案只将否决权给予安大略和魁北克两省。这就促使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决心通过修改宪法，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因此，十月危机后，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1971年年初便在维多利亚与各省总理商讨收回并修改《英属北美法案》。40年前，安大略和魁北克两省因未得到未来修宪的否决权，曾联手破坏了收回宪法的安排。这次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给了魁北克和安大略这样的权力，并满足魁北克绝大部分的要求，出席会议的魁北克省自由党总理罗伯特·布拉萨非常满意。然而，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不可能满足各色分离主义者的要求，《责任报》主编克劳德·瑞安（Cloude Ryan，1925—？）就进一步煽动民族主义。魁北克立法议会也没有批准《维多利亚宪章》，是对这次修宪的沉重打击。由于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与各省总理事先有约定：只要有一个省不批准《维多利亚宪章》，这个宪章就不能生效。魁北克立法议会的否决，宣告了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第一次修宪尝试的失败。

维多利亚修宪会议的失败被魁北克民族分离主义者利用，使尚未解决的语言争端与当时的经济困难交织在一起。魁北克民族分离主义者声称，商业通用英语是造成失业多的原因，为了缓和分离主义者的情绪，罗伯特·布拉萨颁布了《第二十二号法案》。可是，由于这个法案规定对6岁的孩子接受英语教育进行考试，引起说英语家长的愤怒。民族主义者借机坚持魁北克只使用一种语言。1976年春，渥太华宣布法语和英语同为魁北克官方空中交通管制语言，遭到说英语的飞行员、地勤管理人员以及政客的抗议，只好推延一年实施。1976年11月15日，魁北克省立法议会选举，魁北克人党的席位从7个增到71个，占41%，自由党只剩28个席位。这样，在勒内·勒维克离开自由党而组织分离势力的9年之后，独立派第一次在魁北克省取得了执政权。魁北克人党这次选举胜利并非偶然，十月危机后魁北克解放阵线虽被取缔，但魁北克人党始终没有偃旗息鼓，采取和平方式继续鼓吹独立。

1976年11月魁北克独立派上台执政，对于分离主义者来说，似乎离实现独立的目标不远了，加拿大面临国家分裂的威胁，全国震惊。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迅速采取应对措施，在1977年2月一次中期选举中提出：“我向你们保证我能够控制局面，加拿大的统一不会被破坏。”半数加拿大选民投了他的票。勒内·勒维克上台后见形势不利，也推迟了独立公决，并取消对刚会走路孩子考试的愚蠢做法，加拿大人民这才松了一口气。不过，勒内·勒维克并未放慢独立的步伐，不久就颁布了第一个分离主义的法规—《101法案》，规定法语成为魁北克唯一的合法语言，从政府表格到广告牌、饭馆菜单只能使用法语。这意味着英裔魁北克人要留下来，无论是在股票交易所，还是在工厂装配线，都必须说法语。新来的儿童要用法语听课。1979年大选前后的政局空前动荡。5月2日魁北克反对魁北克独立的选民仍坚定地忠于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但其他地区因经济衰退、失业和收入降低而不再投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的票。保守党以136席胜出，仅差8席即成为多数派。然而，乔·克拉克保守党政府对魁北克即将公决也束手无策，又发生伊朗油价冲击，利率从15%增至20%。乔·克拉克犹豫不决，预算方案表面紧而实际松，试图牺牲安大略用户而迎合西部石油富翁。保守党支持率猛跌，自由党受民意测验鼓舞，联合新民主党在预算方案上为难保守党政府，结果在加拿大历史上举行了少有的一次隆冬中期选举。在安大略、魁北克和大西洋海岸省的支持下， 1980年2月18日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以多数票获胜，重返渥太华。

毫无疑问，魁北克危机仍是联邦政府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勒内·勒维克计划在1980年5月2日就“主权—联盟”议题进行全省公决，一旦通过，再就独立进行第二次公投。由克劳德·瑞安领导的“反对派”，是一个从事地方分权联邦制研究的松散团体，实际上也是分离派。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的对策是，派让·克雷蒂安这位颇有人缘的部长、来自魁北克“沙维尼根的小子”去鼓动反勒内·勒维克的运动。《101法案》虽已减缓魁北克人对生存的忧虑，但勒内·勒维克不断犯错误，令支持者厌烦、反对派羞辱、中间派犯愁。最后，反独立派获胜，勒内·勒维克首次公投以40%∶60%大败收场。

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政府之所以能够击败勒内·勒维克的魁北克独立派，是因为在公决之前利用魁北克人担忧独立后经济困难，不断发表演说，号召反对就“主权—联盟”举行公决。他向魁北克人民许诺：“如果选民反对公决，他就努力改善魁北克在加拿大的地位”，并且表示制定一个新宪法方案来实现这一许诺。虽然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知道宪法改革会引发各种问题，包括会使英语省份特别是西部资源各省的地方主义升温，但仍坚持收回和修改宪法，为宪法增添《权利与自由宪章》。实际上，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自1967年出任皮尔逊政府司法部部长后就已将收回宪法当作自己的任务。他以《民主宣言》为题发表演讲，声称加拿大急需一个权利法案，包括语言权利在内的广泛的公民权利应当在加拿大新宪法中占据牢固而显著的位置，联邦或任何省政府都无权违反这项条款。《权利与自由宪章》应当是加拿大主义的基石，成为凝聚力量。实际上，这个《民主宣言》标志着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自由主义时代已经开始。1987年他已退休，仍出来抨击布莱恩·马尔罗尼当年制定的《米彻湖宪法协议》，捍卫《1982年加拿大宪法法案》，夸口说它“将存活一千年”。他显然是指《权利与自由宪章》的永恒意义，尽管这个宪章曾引起争议，左派认为分量不够，而右派则嫌走得远。

加拿大全国对魁北克公决这个结局满意，也认为宪法仍须在英国修改不正常，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确信修宪改革的目标会实现。在1980年夏天，他派让·克雷蒂安（Joseph — Jacques — Jean Chretien，1934—）和萨斯喀彻温总检察长罗伊·罗曼诺跑遍加拿大，推介宪法一揽子计划。1980年9月，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与各省总理在渥太华开会，但除安大略和新不伦瑞克总理赞同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的优先考虑外，各省总理的立场都没有改变。内阁估计，各省选民可能要求搁置修宪程序直至地区和个人的主要要求得到满足。修宪似乎陷入僵局，勒内·勒维克暗自高兴，但他错误估计了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10月初，他便独自行动，对拖了半个世纪的宪法问题来个了断，从伦敦收回《英属北美法案》，在加拿大独立修改宪法，并增加《权利与自由宪章》。按事前约定，安大略和新不伦瑞克很快表示赞同，新民主党要求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保证增加保护西部资源权利的条款后也同意了。勒内·勒维克、阿尔伯塔的拉菲德和其他大部分省总理都不认同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认为他行动鲁莽。

收回和修改宪法得到了加拿大人民的支持，这是一项全民的事业。在议会开会期间，乔·克拉克利用这个问题统一保守党的认识。律师和一大批专家也积极参加争论。政府、反对派乃至英国下院议员则互相攻击。绝大多数普通加拿大人感到与己无关，也弄不懂宪法晦涩难懂的条文。各省都将问题放到法院立案。天主教教士、女权主义者、土著人领袖、残疾人以及诸多社团，纷纷要求修改后的宪法能够保护他们各自的利益。在温哥华举行的各省总理的修宪会议上，意见分歧严重，各方就综合修改方案讨价还价。由于相信“温哥华宪章”毫无用途，勒内·勒维克甚至也“同意”了这部宪法草案。渥太华的宪法辩论已使议会瘫痪。1981年9月，加拿大最高法院就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行动的合法性进行裁决，绝大多数法官同意政府做法合法，但是违背了惯例。大法官博拉·拉斯金（Bora Laskin，1912—1984年）则认为收回宪法没有先例，也没有惯例可循。这个裁决没有意义。不过，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必须按裁决再次召开联邦和省总理会议，以求达成统一。1981年11月5日深夜，克雷蒂安、罗曼诺与安大略总检察长罗伊·麦克莫特里（Roy McMurtry，1932—）拼凑了一个妥协案，将权利宪章与温哥华修正案兼收并蓄，唤醒各省总理（在霍尔熟睡的勒内·勒维克除外）到现为渥太华联邦会议中心的旧火车站签字。勒内·勒维克到后，签字已结束。

1981年11月5日寅夜妥协案，添加了各省控制资源和财政分摊等条款，其余争端也作了些微变动，形成一个临时宪法文件，但妇女和土著人通过斗争得来的许多条款被取消了。后来经过反复游说，性别平等和土著人权利的一些模糊承诺又被写了上去，但魁北克的否决权仍未被采纳。最大的输家是勒内·勒维克，由于对温哥华宪章的轻视，在这个新宪法文件中，魁北克历史性的特权被取消了。这意味着魁北克的特殊地位丧失了宪法保障。

1982年4月17日，一个寒冷的雨天，约5万人参加了在渥太华的历史性庆典。伊丽莎白女王签署了《1982年加拿大宪法法案》，标志着加拿大宪法终于回归，最终结束了修宪要经过英国议会的尴尬，加拿大这一最大的殖民地痕迹最后得到消除，完整主权得到保障。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在庆典上庄严宣布：“加拿大宪法已经回归祖国，现在用不着请示英国议会就可以修改自己的最基本的法律了。”“加拿大今天终于获得了全面而完整的主权”。遗憾的是，这并非举国同庆的盛典，4月17日盛典下午，勒内·勒维克在蒙特利尔领导了大规模示威游行，反对这部宪法。

签署宪法庆典后不久，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便告别加拿大政坛，但魁北克独立公决的失败和《1982年加拿大宪法法案》确立了他在加拿大历史上的地位。宪法的收回和修改是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政治事业的顶峰，16年执政业绩中最耀眼的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