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加拿大经济、社会与政治成果

经济空前繁荣 经过战时繁荣的加拿大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跨入了另一个经济繁荣时代。但是，商界领袖并未从20世纪30年代放任主义的灾难中吸取教训，仍恢复自由企业制度；另一部分人则主张实行福利国家制度，即仍实行战时扩张起来的公共所有制。自由党政府将两者观点兼收并蓄，以自由企业制度作为福利国家制度的基础，而以福利国家制度缓和自由资本主义的矛盾。因此，加拿大政府提出“有序地解除管制”的重建口号。战时的生产总管C. D. 豪领导的“只拿法定最低薪水”的管理委员会，经过战争的锤炼，和平时期恢复为强大的政治网络，成为空前完整的行政管理班子。更重要的是，它制定了防止大萧条卷土重来的新经济政策。

1945年6月11日举行选举，威廉·莱昂·麦肯齐·金别具匠心，以保证自由党稳操胜券。6月底，家庭补助金支票便送到了母亲手中。战时已有足够储蓄的家庭，《全国住房条例》保证他们首批付款后得到抵押借款住房。没有哪个国家包括美国能够给复员军人提供加拿大一样的教育、培训和重找职业的机会。1941年几乎零失业时，正式实行失业保险，保证了从战时向和平时期转变，几乎没有发生痛苦就实现了和平过渡。养老金加上省基金奠定了完全没有先例的福利国家制度的基础，为盲人和单身母亲发放补贴。C.D.豪虽然仇视福利制度，但吸收“合作福利”（Corporate welfare）中的许多老传统，以实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分担重建计划。另外，对战时转向军工生产的私人企业给予的许多激励措施，现在则用来激励它们“转回”和平生产；将战时工厂“加倍折旧处理”，以低价格出售给接受重新开业条件的厂家；政府承担出口保险，鼓励企业外销产品。安大略霍普港埃尔多雷多核电厂、萨尼亚化学合成企业以及战前创建的泛加拿大航空公司均接受为政府企业；战时与美国合建的飞机制造工业照常生产，继续吸收美国的投资；以政府力量支持科技发展，等等。总之，加拿大政府通过大力干预，加快工业复苏，1945—1946年虽有短暂徘徊，但避免了战后萧条，并很快超过战时生产的高峰期，出现了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的长期繁荣，一举成为世界领先的工业国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繁荣促使对外贸易快速增长，加上工业化的持续，加拿大更加依赖国外的资本、专业技术、专门产品和原材料，相应地，世界也对加拿大产品提出了更多的要求，结果贸易以空前规模增长。为了扩大市场，加拿大给外国买主平均每笔20亿加元的贷款，比美国1948年援助欧洲经济复苏的马歇尔计划还要慷慨。不过，贷款计划局限不小，因战后贸易盈余小，徘徊在2.5亿—5亿加元之间。贷款销售必须使用美元，战后15亿美元现汇储备很快下降，到1949年仅剩5亿美元，并以每月1亿美元递减。财政部后来强行控制兑换，取消任何进口，而C.D.豪及商业部则认为实无必要，议会则没有作出决议。但危机很快过去，兑换问题尚未引起注意时，1947年2月13日帝国石油公司（Imperial Oil）134号钻井队在埃德蒙顿郊外找到了石油。这样，一个新的工业部门为阿尔伯塔省提供了出口财富，为加拿大进口账单砍掉了千百万加元。同时，冷战的突然到来，美元投资也接踵而至。作为马歇尔援助计划，1948年美国国会根据加美1941年《海德公园宣言》恢复与加拿大绝大多数的合作项目。随后，重新武装使1949年的轻度衰退戛然而止，工作机会和合同很快增多。但这样的变化也使经济完全依赖美国。萨斯喀彻温农场主的儿子、天才经济家约翰·多奇（John James Deutsch，1911—1976年）主张将自由贸易从理论变为实践，取消关税，得到几位自由党政府部长的认可。可是，威廉·莱昂·麦肯齐·金对1911年自由贸易谈判曾使自由党在当年大选中下台记忆犹新，处理比较谨慎，因而在1948年放弃权力前夕警告内阁同僚说：如果实行这个计划，就不退休，站出来发动反对本党的运动。

自由贸易被搁置的一个重要原因也许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签订了关贸总协定。这是西方国家为克服贸易障碍、防止经济萧条而进行的尝试，结果从约翰·亚历山大·麦克唐纳到理查德·贝德福德·贝内特建立起来并引以为荣的关税体制迅速崩溃了。其实，即使没有关税壁垒，美国公司也能够很容易地进入加拿大市场，因为可以直接投资或设立分厂。两次世界大战耗尽了美国明尼苏达梅萨比山的红铁矿，而加拿大地理学家1894年勘探得知魁北克与拉布拉多内地山区红铁矿储藏丰富。但开发需要5亿美元，对于加拿大来说尚难负担。美国钢铁生产企业既有钱，也有开发心愿。于是，1951—1954年7 000人从圣劳伦斯河岸的七岛港向北修筑了576公里的铁路，直通魁北克—拉布拉多半岛中心新兴城镇谢弗维尔。这个铁矿的开采也实现了长期以来加美两国合修圣劳伦斯河深水航道的愿望。那时，拉布拉多铁矿的发现及战后繁荣增强了加拿大人的信心，1951年渥太华曾宣布要独立修建这条航道。美国的俄亥俄钢铁院外游说团急于得到拉布拉多的便宜矿石，排除铁路和大西洋海岸院外压力集团的阻挠，促使国会通过美加共同开发圣劳伦斯河航道和水力的议案。1954年美加签订合作协议，耗资10亿美元的圣劳伦斯河深水航道工程最终使远洋货轮上溯3 219公里，直达大湖终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加拿大经济繁荣最引人注目的是新能源的发现和开发。1947年2月发现阿尔伯塔油田不久，接着在萨斯喀彻温和不列颠哥伦比亚两省也发现了油田。不久又在安大略和萨斯喀彻温两省北部发现铀矿，储藏丰富，投资开发后核能及铀矿的出口世界领先，并成为美国战略铀矿最近、最安全的来源地。在劳雷尔政府推动工业化的初期，中心城市附近的水电资源已开发完毕。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美国出钱开发北方交通、进行无人区飞行，直升机和遥感技术开始了加拿大地盾资源开发的进程。另外，战后新输电技术以及其他发明也使偏远山区水电资源的开发变成现实，结果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哥伦比亚河、皮斯河、马尼托巴省的纳尔逊河、安大略省的渥太华河上先后建设了多处水电工程。其中，特别重要的是魁北克马尼夸根—奥塔德河以及拉布拉多丘吉尔河（Churchill River）瀑布巨量水力资源的开发。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加拿大的水力发电量增加了4倍，80年代魁北克詹姆斯湾大型水电工程一期结束后，发电量更是大规模地增长。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快速发展特别是资源开发，促使加拿大同美国关系日益密切，加上战后欧洲资本退出，结果加拿大对外贸易快速转向美国。美国的关税壁垒虽禁止绝大多数制造品入口，但新闻纸、纸浆、木材、镍以及萨斯喀彻温在20世纪50年代发现的钾碱（占世界储量40%）是美国迫切需要的。加拿大需要的工业品则主要从美国进口，到20世纪70年代，加拿大对美国贸易占70%，对英国贸易降为10%。这是资本高度依赖美国的后果，1945—1955年美国资本从49亿美元增加到103亿美元，直接投资增加了两倍，到70年代外资更是78%来自美国。美国投资不像英国为借贷资本，而是直接购买所有权。因此，加拿大50%以上的制造业、煤矿、炼钢、石油以及天然气为美资所控制；铝业、橡胶和汽车制造则100%为美资拥有。这样高度融合的标志是1965年《加美两国汽车协议》（Canada-United States Automotive Products Agreement）。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繁荣使各省对工业更加重视，也造成对繁荣中出现的问题的忽视。转向石油和天然气生产，致使阿尔伯塔和东西海岸的煤炭业逐渐衰落。欧洲农业复兴，减少从加拿大进口谷物和农副产品，致使东部农场主失去熏肉、苹果和奶酪市场，西部失去小麦市场，结果1952年大丰收的7亿蒲式耳小麦成为一场经济灾难。当时，世界绝大多数地区发生饥荒，加拿大大草原小麦却堆积如山，等待买主，室内滑冰场或社区会议厅也都用来储备小麦。农场主希望联邦政府像在战争期间那样给予储存小麦现金补贴，以等待下个收获季节出售，但渥太华拒绝提供帮助。草原经济祸不单行，养牛业也遭到1952年口蹄疫的沉重打击，农副产品出口减少。加上1948年关贸总协定签订，英联邦特惠制自动消失，传统的对英贸易急剧下降。因丧失受到保护的帝国市场，对汽车业打击最大。尽管因富裕国内市场扩大，减少了出口损失，但是自1952年后贸易盈余消失了。也应当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早期的局部问题难掩总体繁荣的辉煌。

社会日趋富裕公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复员军人以及战前军火厂的工人都找到了长期工作。由于战后工资有了保障，人们购买房屋、汽车、家具以及家居用品，甚至远远超出财力或提前15年透支。工会和集体谈判的合法性在战时已经获得枢密院的承认，工人大都加入工会，1949年几乎占工人总数的30%。1945年安大略温莎福特汽车发动机公司大罢工为义务登记费奠定了基础，从而保障了工会的财政安全，也保证了新会员分享战后繁荣的成果。这样，经济的繁荣和工会的积极作为确保了高工资、带薪休假以及许多以前几代人都不知道的利益。20世纪40年代以前，加拿大人受到季节性或周期性失业、家庭过大、作物歉收和老年贫困等困扰，绝大多数人十分贫苦，精打细算也得不到“最起码的体面生活”。战后充分就业，工人实际收入平均增加一倍，由1946—1948年1516加元增至1956年3 136加元。男工平均每小时1加元，女工1956年也达到这个数目。加拿大已迈入富裕而民主的社会。战后繁荣保证了政府有财力建设福利国家制度，强大的工会运动对此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实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二三十年代工业化的深入发展，敏锐的政治家已经意识到社会改革的必要性。威廉·莱昂·麦肯齐·金在1919年8月自由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以工业改革与社会福利”为纲领，继劳雷尔后当选为该党的新领袖。不过，由于20世纪20年代前半期是保守党执政，他没有机会实现自由党的新纲领。1926年自由党重新上台，可是，威廉·莱昂·麦肯齐·金仍没有机会实行自己的福利国家新纲领，因为上台后不久就遇到经济大萧条，所以社会改革拖延到三四十年代工业化基本实现时才开始。尽管如此，他在1927年仍制定了《养老金计划》，而在1940年促使各省同意修改《英属北美法案》相关条款，将对失业保障的权利给予联邦政府，在《养老金计划》中增添失业保险金的条款。在威廉·莱昂·麦肯齐·金奠定的基础上，战后两级政府继续摸索，以协调全国社会保障系统的实行办法。1945年有了家庭补贴和失业保险后，人民生活状况稍有改善，而真正的改变开始于战后经济繁荣时期，福利情况也日趋改善，最少5元的“婴儿补贴”等于每户每月多发一周薪水。1947年，道格拉斯领导的萨斯喀彻温省平民合作联盟首先进行社会立法改革试验，其他省虽比较传统，也不断增加财政开支修建高速公路、中学和医院以造福人民。渥太华是这些改革的支柱。到20世纪50年代经济繁荣的鼎盛时期，加拿大终于全面实行了福利国家制度。1957—1968年联邦和各省均同意引进医疗保险制度，联邦制定了全国统一的标准，并负担一半费用，由省政府具体实施。1965年各省都同意实行统一养老金计划，只有魁北克安排本省的计划，但与其他省也大体一致。1966年联邦政府又增加给各省的补助金，或支付福利项目的一半费用。所有这些成就的取得，多因美元投资使得加拿大具有偿付能力，加拿大人感受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富裕和舒适。

加拿大之所以能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快实现福利国家制度，除战后经济空前繁荣这个基本因素外，是因为加拿大政府还采取了一些推动措施。1963年成立了加拿大经济委员会（Economic Council of Canada），专门协调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以使丰富的自然资源发挥造福于民的作用。这一时期，国民生产总值每年以5.5%的速度持续增长，使人民普遍感到生活幸福。当然，仍存在土著人和老年人贫困，内地传统产业的从业者仍挣扎在贫困边缘，但这些例外情况只经过10年就大都解决了。富裕似乎成为社会问题的副产品，缺少房屋、医院、学校或市政服务都是以前战争和萧条时期的欠账。人们希望有房舍、土地以及防备水灾的积蓄。这些需求在城市郊区找到了解决办法，每个城市外围广阔的泥泞地带都迅速建造了成排的楼宇，许多乡村市政当局答应增设自来水、排污设施、学校以及改善道路。乡村农民也发现他们的生活改善了，有了电气、抽水马桶以及容易到达大城市商店或卫生服务中心的硬面道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加拿大教育事业的发展也十分突出。全国公立小学统一使用黄色校车接送儿童上下学。年轻人大都受到更多的教育，学习各种技能，毕业后进入城市工作；留在乡村的，也逐渐实行科学经营农场，使用新的化肥和育种技术，开创生态革命，增加了产量。而且，绝大多数加拿大人相信接受中高等教育会得到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更高的收入报酬。1945年后复员军人被接受进入大学，可在学校学习同服役一样长的年限。1949年复员军人进入大学注册增至战前的3倍。然而，教授收入低，地位不高，影响了教学质量。教育的发展也存在一定的障碍，主要是人口向郊区迁徙和高出生率，造成校舍和教师的不足，教师因人员缺少而过度工作。1917—1947年平均每年约25万年轻人达到进入中学年龄，此后迅速增加到50万人。1945—1961年初级中学、高中注册的学生和教师增加1倍以上，教师工资增加3倍，教学费用增加7倍，人均开支增加10倍。但是，20世纪50年代的教育仍比较保守和教条，学科设置简单，课程内容陈旧，缺少革新。

移居郊区是战后人们生活富裕最突出的表现之一，而没有汽车这是不可能的。购买二手车是许多家庭逃避拥挤嘈杂的城市的最初做法。1945—1952年，加拿大私人汽车登记增加了1倍，到1962年再增加1倍。铺面道路里程从3.96万公里（2.46万英里）增加到1960年的112 700公里（7万英里），走高速公路穿越加拿大不再是什么新鲜事。人们生活富裕的另一个表现是，绝大多数加拿大人可以享受带薪假日，战前人们对假期的奢望现在变成每年定期的期望。加拿大地盾边缘、东西海岸以及落基山变为别墅区，旅游成为加拿大人的新嗜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加拿大人的这种生活方式也是受到美国的影响。美国人首先迁往郊区居住，接受中高等教育，喜欢平和宁静的生活，追求物质享受。最晚到1950年，多伦多与费城郊区的主要区别是缺少电视天线林立的景象。加拿大人大家庭多于邻国，忠诚于宗教信仰的也多于邻国。1945年后加拿大人收入提高，几代以来第一次一个人的工资就能够支撑一个家庭。家庭规模也随之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1951年以前是出生率降低并抵制移民的年代，1941年5岁以下的儿童占人口9.1%，1951年占12%。战争结束后复员军人回家是出生率迅速提高的原因之一，生育高峰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成为以中年人为主的国家。

路易·斯蒂芬·圣洛朗

从自由党到进步保守党短暂执政的转换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部分时间里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直由威廉·莱昂·麦肯齐·金领导的自由党执政，加拿大人对自由党政府十分满意，自由党支持力很高。麦肯齐·金1948年退休后，由路易·斯蒂芬·圣洛朗（Louis Stephen St. Laurent，1882— 1973年）领导自由党，并开创自治领联邦政府以来的最大多数政府的先例。自由党取得了193席一边倒的选举胜利，保守党为41席，平民合作联盟为13席，社会信誉党只剩10席。战后繁荣吸引了穷困的纽芬兰在1949年加入联邦，拖延80多年的这个问题终于得到解决。自由党继续执政4年后，由于冷战和重新武装，经济继续保持繁荣。繁荣使自由党政府似乎立于永远不败之地，1953年选举自由党仅丢失20席，路易·圣洛朗连续执政。

路易·圣洛朗出生于魁北克东部城镇一个法国—爱尔兰裔的店主家庭。作为魁北克律师界的领袖，他1941年开始参政，继威廉·莱昂·麦肯齐·金的知己、已故的欧内斯特·拉普安特（Ernest Lapointe，1876—1941年）后担任联邦政府司法部部长。1942年帮助威廉·莱昂·麦肯齐·金顶住再度分裂英裔和法裔加拿大人的征兵问题，维护了国家和政府的团结，胜利度过了战争年代。他战后接管最重要的外交事务，自然成为威廉·莱昂·麦肯齐·金的唯一继承人。1948年8月7日他在自由党代表大会上被推举为新党魁，出任联邦政府总理，尽管威廉·莱昂·麦肯齐·金拖延到11月才退休，让他坐等了3个月。

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使加拿大通货膨胀每年达10%，平民合作联盟要求控制价格，而路易·斯蒂芬·圣洛朗政府虽接受凯恩斯经济学思想，利用财政手段和货币杠杆刺激经济，但一直实行谨慎的财政调控政策；加拿大银行新总裁詹姆斯·埃利奥特·科伊恩（James Elliott Coyne，1910—2012年）提高了利率，要加拿大人过节俭生活；两者都触怒了农场主、商人和依赖低息的借贷者。自由党政府为此付出了代价，先是在各省丢失阵地，到1956年只在4省执政；1958年又在马尼托巴省丢失权力，汤米·道格拉斯领导的平民合作联盟政府继续在萨斯喀彻温省掌权，并且最后影响了联邦自由党政府的稳定。已是老人的C.D.豪在1956年石油管道辩论中，蛮横地使用终止辩论的手法强行通过“贯加拿大天然气管议案”，自由党威信再度受损。战后西部小麦积压，严重损害了农场主的利益，加上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伤害了与英国的关系，这些皆被保守党利用。在1957年6月10日大选中，自由党严重失利，仅得107席。路易·斯蒂芬·圣洛朗本来可以组成联合内阁继续执政，但他已75岁，疲惫不堪，豪无信心，便宣布退休，将自由党交由莱斯特·皮尔逊执掌。在这次大选中，赢得议会112席的保守党（平民合作联盟25席、社会信誉党19席）组成联合政府执政，自大萧条中丢掉政权的22年后重返联邦执政。

上台仅几周，约翰·乔治·迪芬贝克（John George Diefenbaker，1895—1979年）政府就把老年人保险从40加元提高到56加元；给小麦农场主发放补贴；对大西洋能源开发给予资助。他是为了进一步赢得选民支持，以建立一个稳定的多数派政府。约翰·乔治·迪芬贝克如愿以偿，1958年3月31日提前大选，保守党取得了空前的208席，是自约翰·亚历山大·麦克唐纳下台以来的第一次大胜。自由党只剩49席，平民合作联盟为8席，其他小党派被摧毁。魁北克杜普莱西斯将魁北克75席中的50席让给保守党，对约翰·迪芬贝克这次大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www.xing528.com)

表面上看，自由党这次失利的原因是财政政策失误以及西部小麦的积压，但实际上是战后繁荣中过分依赖美国的后果。战后美加经济高度融合，美资控制性参与加拿大企业。保守党或社会主义政党很快都警觉起来，不断警告“美元外交”的危害，到20世纪50年代，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这一警告。平民合作联盟举出美国“后院”中的美洲为例，管理混乱，严重贫困，指出“合作”帝国主义的危害。保守党在战后依然主张保持帝国关系，极端派认为美国的投资会严重削弱这一关系。1956年C.D.豪提出由美国得克萨斯的承包商承包贯加拿大天然气管道工程，更是火上浇油，部分自由党人甚至也参与抵制。无人怀疑修筑这条管道的必要性，也赞成吸收国外资本是加快工程的办法，但自由党政府只考虑效益，对经济民族主义不感兴趣。C.D.豪这样的政客则将经济快速增长视为选票的孵化器，工人看到的是美国雇主比国内雇主开的工资高。就这样，从萨斯喀彻温博斯陶尔至蒙特利尔长3 700公里的天然气管道于1958年10月顺利完工，但留下了严重的政治后遗症。保守党这次大胜正是利用了自由党这类政策失误。当然，也有保守党选战的策略因素。约翰·乔治·迪芬贝克是来自萨斯喀彻温的保守党新领袖、一位浸礼派律师，以一种老式的政治热情，言辞激昂，显得更有生气，具有煽动性。反观自由党方面，路易·斯蒂芬·圣洛朗疲惫不堪，心神不定，两者的影响效果大为不同。

约翰·迪芬贝克

这次政治变动首先是因自由党政府威信下降，而保守党打出“新国家政策”的发展计划，确实诱人，吸引选民。1957年选举以前，保守党就已提出以政府为主体、“以资源开发为引擎，推动国家走向全民公正的社会”的选举纲领。保守党在1957年6月以微弱多数上台后，又在1958年提前大选中，将“新国家政策”具体落实为开发北方资源、成立国家能源局（National Energy Board）、修建通往能源地区的道路、修改税收体系以及农场主公平享有繁荣成果等五大目标。以开发北方打头的“新国家政策”又被称为“新边疆政策”或“新国家资源政策”。后来，约翰·乔治·迪芬贝克甚至说美国总统肯尼迪1960年提出的“新边疆政策”就是受他这个政策的影响。正是“新边疆政策”创造了保守党这次史无前例的选战大胜，毕竟在富裕时代加拿大人更欢迎创新。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加拿大全面实现国家现代化，也将落后地区尤其是西部草原地区纳入国家工业化的轨道。以20世纪40年代发现石油为开端，西部地区已步入追赶中央加拿大的工业化历程，只是所走的道路不同而已。东部地区以制造业为主，而西部则以石油和矿产开发为动力。约翰·乔治·迪芬贝克领导的进步保守党提出资源开发的“新国家政策”，正是为了适应西部工业化的现实需要。西部地区以及大西洋海岸各省向来落后，并未同中部地区一样自20世纪50年代享受战后繁荣，长期对自由党各届政府不满。正是针对这一状况，约翰·乔治·迪芬贝克又将“新国家政策”解释为“一个加拿大”的纲领，许诺执政后将“保证我国人民人人有份，享受我们建立的繁荣以及繁荣带来的利益，帮助这片土地上各个地区都参与国家发展，帮助国家所有企业尽可能有效率地生产”，为每个地区、每个加拿大人造福，而“建立一个统一的加拿大”。他退休写回忆录时又说，“一个加拿大”是“考虑到每个工人和农场主，注意小商人而不只是大公司，要对我们的老人、复员军人、盲残人的利益采取行动”，为他们寻求公民身份、机会和福利，以实现基本平等，以求个人的改善。“我的梦想是在加拿大没有任何基于种族、信仰、性别及经济状况的二等公民的任何歧视”。广大选民因“一个加拿大”的美好设想而看好约翰·乔治·迪芬贝克政府，给予了最大的信任投票，选出了加拿大选举史上少有的一次绝大多数人拥护的政府。

“一个加拿大”的发展目标不仅追求整个加拿大不分地区、部门、集团、阶级和个人的经济平等和社会公正，而且更强调对社会弱势群体实行国家帮助，特别是把西部草原省农业居民和农场主作为重点扶助对象之一。这是因为农业居民“一般总被认为是国家的支柱，但过去几年从未得到过（经济）安全的保障”。农业是没有分享到战后繁荣的唯一部门。在1957年当选后，约翰·迪芬贝克政府立即采取4项措施帮助农场主：颁布《草原谷物预支条例》，帮助农场主处理20世纪50年代的剩余谷物；颁布《农业稳定条例》，设立2.5亿加元政府周转资金，为谷物以外的农产品进行补贴；成立粮食价格限制皇家委员会，稳定谷物价格；为了降低谷物运输费用，成立谷物运输车辆分配委员会，补助太平洋铁路公司2 000万加元。这些救农措施使农场主成为推动保守党上台的主要力量。为了感激农场主，1958年提前大选时，约翰·迪芬贝克又许下更多的诺言，诸如提供作物保险、改善农场贷款等，特别重要的是，对种植小麦、燕麦和大麦的农场主实行差额补贴。这样的诺言使进步保守党在选举中席卷了全国所有农业区的议席。

约翰·乔治·迪芬贝克政府特别关注西部草原农场主的利益并不是偶然的，它的主要成员、核心政治家大都来自西部地区，进步保守党基本上代表了草原农场主的利益。约翰·乔治·迪芬贝克总理本人和农业部部长法兰西斯·阿尔文·乔治·汉密尔顿（Francis Alvin George Hamilton，1912—2004年）则是西部草原在政府内的代言人，前者少年时期生活在草原的一个农场里，青年时期在萨斯喀切温大学上学，1942年成为萨斯喀切温省的联邦议员，是典型的西部精英，有强烈的西部情结。法兰西斯·阿尔文·乔治·汉密尔顿出生于金斯顿附近一个“效忠派”传统农场主的家庭，年轻时很长一段时间在萨斯喀彻温姑父的农场里打工，此后成为那里技术学院的教员，与西部农场主长期接触，了解和同情西部农场主。

阿尔文·汉密尔顿

战后加拿大西部农业的主要困难是生产成本上升，谷物价格大幅下跌。1947年后的10年，农场主的耕作成本上升50%以上；小麦、大麦和燕麦平均价格分别下降21%、27%和37%。到1961年，约翰·乔治·迪芬贝克执政4年后，低收入家庭甚至仍有25%。有一位农场主写给法兰西斯·阿尔文·乔治·汉密尔顿的信就道出了他们的苦难和造成这种苦难的原因：“按今天的（谷物）价格，我不可能支出我的土地、税收、机器、食品和修理的费用。”另一封信又说：“自1925年耕种这同一块土地的25年之后特别是最近5年，我发现处境比倒霉的30年代还要糟糕。我已挣下价值2万加元的640英亩的一块土地、1万加元机器、1万加元房舍，另有1万蒲式耳小麦尚储存在农场里。提前估算出1959—1960作物年度的谷物收入，去掉成本后，发现只有88加元收入用来打发生计。”农场主要求像1935年那样由联邦小麦局实行稳定价格或包销政策，特别是要求实行“差额补贴”，即补贴当年谷物价格与前几年平均价格之差。约翰·乔治·迪芬贝克政府也承认，这是谷物价格支持体系的最好措施，但财政部部长唐纳德·麦攸恩·佛莱明（Donald Methuen Fleming，1905—1986年）代表东部城镇利益，不愿为差额补贴拿出3亿加元，只同意以4 100万加元按每英亩补助1加元，最多补到200加元。至此，进步保守党政府的五大农业救济措施只剩国外粮食市场的文章可做了。这样一来，追求经济平等和社会公正的“一个加拿大”就大打折扣，西部农场主特别是大农场主十分不满。1959年年初，十几个农场主联合组织发起30万人的请愿签名运动，进而发展成千人乘牛车进军渥太华的行动，要求与联邦总理直接谈判，走到里贾纳被挡。因此，农场主发誓3年后要将保守党赶下台。1960年春天，保守党在草原的支持率应声下降。只是由于新任农业部部长法兰西斯·阿尔文·乔治·汉密尔顿这一年打开了中国谷物市场推销剩余小麦，才暂时解救了约翰·乔治·迪芬贝克政府的危机。

1959—1962年，中国面临了3年困难时期。1960年10月，中国政府派员赴蒙特利尔试探购买小麦的可能性。在法兰西斯·阿尔文·乔治·汉密尔顿主持下，约翰·乔治·迪芬贝克政府不顾美国反对，开创了整整10年的中加小麦贸易，仅头3年（1961—1963年），2.5亿吨剩余小麦全部销售一空。加上苏联和东欧也购买，以致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谷物有点供不应求了。法兰西斯·阿尔文·乔治·汉密尔顿曾说，中加小麦贸易造就了20世纪20年代以来农场主仅有的好时光，收入增加了3倍，从平均每年2 000加元增至6 000加元。1962年西部农业就恢复正常了。

约翰·乔治·迪芬贝克当政期间，成就确实不少，除解决谷物剩余外，还完成了“新国家政策”的许多开发项目，例如建成南萨斯喀彻温河大坝与迪芬贝克湖两项伟大的水利工程；成立新国家能源局，将渥太华河以西的所有地区变为阿尔伯塔省的石油市场。这几个项目确实为西部崛起奠定了基础。此外，援助大西洋海岸各省；完成的属于全国性的计划有任命皇家委员会、推进税务改革、完善医疗保险制度以及重组武装部队，等等。

可是，约翰·乔治·迪芬贝克优柔寡断，辜负了选民的巨大信任，加上反对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即利用在野地位在议会辩论中使用妨碍议程的手法，致使约翰·乔治·迪芬贝克的“新国家政策”中的开发北部、各地和各个集团或族群平等这一主要目标基本失败。更不幸的是，保守党1958年实现多数派政府后就遭遇经济萧条，失业严重，结果经济政策漏洞百出。财政部部长唐纳德·佛莱明控制日益增长赤字的措施无力；面对经济衰退，加拿大银行行长詹姆斯·科伊恩却实行货币紧缩政策。约翰·乔治·迪芬贝克在企业家的压力下要求他辞职，这位行长拒不服从，宣布免职也被众议院拒绝。1961年詹姆斯·科伊恩自动退职后，约翰·乔治·迪芬贝克不是批评他的货币政策失误造成经济困难，而是攻击他的退休金制度主张，结果民众反倒指责约翰·乔治·迪芬贝克。

加拿大人担心经济，在这方面，约翰·乔治·迪芬贝克政府可谓时运不济。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战后加拿大经济繁荣暂时结束，日本和欧洲复兴，1957年德国超过加拿大成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加拿大经济却波动加大，1959—1961年失业率达到11.2%—11.3%。政府的应对措施是运用凯恩斯经济理论，加大财政赤字，引起银行和企业严重不满，商人怀念自由党时期C. D. 豪的有序管理，工人指责约翰·乔治·迪芬贝克造成了战后第一次长期失业，中产阶级嘲笑“酋长”为西部乡巴佬，新移民将他与失业、歧视复活或移民限制相提并论。

约翰·乔治·迪芬贝克处理与防御政策相关的对外政策也模棱两可，没有定见。约翰·乔治·迪芬贝克1957年上台的下一个月从英国觐见女王归来即宣布，将15%的贸易由美国转向英国，企图恢复传统的依赖英联邦特惠制的贸易模式，这显然激怒了美国，而正准备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英国也不领情。更何况，约翰·迪芬贝克1957年以冷战勇士上台，几周之内就签署了北美空防协定，将空防交给美国控制，花了近10亿加元购买依赖核弹头的新式武器。再如阿维托箭式飞机争端，约翰·乔治·迪芬贝克对这项计划犹豫不决，当1959年2月决定取消阿维托工程时，公司很快解雇14 000名员工，又说箭式飞机是最好的超音速飞机，故意将职工的不满引向针对约翰·乔治·迪芬贝克政府。自由党有意利用约翰·乔治·迪芬贝克在防务和对美关系上的出尔反尔，指责制造这种轰炸机费用昂贵。约翰·乔治·迪芬贝克不去指出飞机的缺陷和公司无能，只称火箭使人手操纵的轰炸机过时。几个月来，加拿大在为购买美国的二手巫师型F101战机讨价还价，并准备装备攻击轰炸机的“宝马B”型导弹，所有这些都被看作是约翰·乔治·迪芬贝克政府的反复无常。

其实，约翰·乔治·迪芬贝克政府这些行动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在调整自由党的亲美政策。保守党历来亲英反美，且与历届政府不同，这届政府的阁员主要来自西部，代表农场主的利益，因农产品贸易争端而强烈反美。总理约翰·迪芬贝克本人属于亲英反美派。他出身于西部一个有德国血统的农场主家庭，“把加拿大传统效忠派和强烈民族主义的许多特征结合了起来”，“反对战后美国在加拿大经济、文化和军事上日益增长的影响”。先任北方事务与国家资源部部长、后改任农业部部长的阿尔文·汉密尔顿，则被美国人视为国家主义的“嚣张”代表。一次访问西北地区美国控制的远程早期预警雷达站时，一个傲慢无知的美国上校拒绝他入内，法兰西斯·阿尔文·乔治·汉密尔顿气愤之极，后来对人说：“看到美国国旗在基地上飘扬而没有加拿大国旗，我感到震惊。”他下令美国人“降下那面旗帜，要么我把它拉下来。这不是佐治亚”。约翰·乔治·迪芬贝克的重要的阁员，只有工商界的“代言人”财政部部长唐纳德·麦攸恩·佛莱明和外交部部长、原多伦多大学校长希德尼·E.斯密斯（Sidney Earle Smith，1897—1959年）来自东部。后者1959年去世后的接替者霍华德·查尔斯·格林（Howard Charles Green，1895—1989年），来自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更具有反美情绪。1962—1963年加美关系因核武装争端而极度恶化时，正是霍华德·查尔斯·格林坚持加拿大无核化。

1961年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策划“猪湾入侵”后，美加双边关系更坏，因为加拿大人担心毁灭性的热核武器，自由党提出把加拿大变为无核国家，新民主党（New Democratic Party）也响应。约翰·乔治·迪芬贝克收到了大量来自和平团体和个人的信件或请愿书，便改口说他们没有在北约和北美空防协定中承担核义务，将继续为世界树立裁军榜样。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后，国内和国外的形势发生了改变。约翰·肯尼迪迫使苏联从古巴撤出导弹，世界濒临战争边缘。10月下旬，华盛顿北约盟国包括加拿大“完全履行盟国义务，实行核武装”。民意测验显示，加拿大人转而支持响应美国。约翰·乔治·迪芬贝克对霍华德·查尔斯·格林外长抱有反核信念言听计从，在核问题上仍犹豫不决，没有立即合作。约翰·乔治·迪芬贝克还在议会提议由联合国组织一个委员会调查古巴导弹危机事件。美国人被激怒了，加拿大人对政府未能“随时做好准备”也不满。明显是在美国人的压力下，1963年1月12日自由党改变立场，表示接受核弹头。约翰·乔治·迪芬贝克在议会中说，加拿大的盟国对他的做法完全满意。美国国务院当即声明：“加拿大政府还没有提出任何足够的实际安排对北美防卫作出有效贡献。”这是打约翰·乔治·迪芬贝克的嘴巴。在1963年4月8日的提前大选中，美国还派人帮助自由党竞选，结果保守党以95席的少数失败，自由党以128席获胜上台。

当然，约翰·乔治·迪芬贝克保守党政府这次下台主要是因为国内政策失误。1962年6月18日的中期选举，魁北克省偏远落后地区和工人选区不再支持保守党，因为1958年支持约翰·乔治·迪芬贝克的莫里斯·杜普莱西斯对他失去了信心。约翰·乔治·迪芬贝克本应利用那次机会与杜普莱西斯合作，在魁北克为保守党建立基地，但他歧视魁北克省的保守主义改革，因而遭到报复。不过，魁北克中期选举也没有支持自由党，而是把选票投给魁北克的社会信誉党，分散了票源。西部和大西洋沿岸一半选区以及安大略农业地区绝大多数小镇仍完全忠于保守党，约翰·乔治·迪芬贝克仍能与主要来自魁北克30名议员的社会信誉党组成联合内阁继续执政。1963年大选如果不是美国人的干涉，说不定约翰·乔治·迪芬贝克政府仍有机会完成“新国家政策”的剩余计划。来自美国的干涉对这一届政府最终失败的影响不能低估。

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政治难题—地区问题（魁北克及东西部地区的不满），是保守党政府最棘手的。实际上，这是省与联邦两级政府之间关系的争端，是省政府向联邦政府争夺财政权的斗争。按罗韦尔—西鲁瓦委员会1940年建议的战时税收协议，国家岁入在穷富省之间重分，是为了保持各省基本平等的社会计划。战争一结束，富省就不愿继续执行这个协议了。魁北克坚持单独征税，其他各省继续从渥太华充足的财政资源中索要，为郊区选民修建公路、医院和学校，加上重新武装，到1961年，联邦财政开支增加为1946年的3倍。各省财政开支增加6.38倍，市政开支也增加5.8倍。渥太华随时以其常规财政节余扩大大学，新建技术院校，完成贯通加拿大高速公路，富省从中获利不少。到1962年，安大略省建成196所职业学校，本省只出资25%，渥太华出资75%，穷省只有在一旁看的份，因而拼命争夺应归本省的资金。坚持独立收税的魁北克，甚至也想从联邦要财政补偿，渥太华则坚决拒绝，理由是莫里斯·杜普莱西斯1944年恢复执政后已退出统一发展规划。结果，省与联邦政府之间在地区政治难题上的矛盾日趋尖锐化，各省的政客和集团都在抱怨没有分享战后繁荣，并且是由最富裕的安大略保守党省政府领导这次对联邦政府的抗议。在不列颠哥伦比亚、萨斯喀彻温和马尼托巴3省，平民合作联盟打败控制新产业工会的共产党而获得多数选票，并在1961年与加拿大劳工大会合并成立新民主党，更是在各个方面跟保守党联邦政府作对。石油财富虽使社会信誉党仍稳控阿尔伯塔，但社会信誉党经过1958年大选的毁灭性打击，也逐步走向分裂，到1963年分裂为信誉党和魁北克信誉党。这样的政治变动只能进一步激化地区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