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通史-文学、艺术与科技进步

加拿大作家多萝西·利夫赛（Dorothy Livesay，1909—1996年）说得好：文学艺术“并非与政治毫不相干，而恰恰是政治主张的手段。艺术家是社会生活的积极参与者，而不是单纯的旁观者，或事件中坐享其成的乐天派”。文学艺术是社会政治的晴雨表，反映社会的变迁，为国家政治张目。在加拿大工业化时代，这表现得尤其突出。加拿大的工业化几乎与自治领诞生同时起步，其文学艺术也随之更多地反映工业社会生活的变迁。

文学 19世纪七八十年代，加拿大工业化全面启动，成为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换的过渡阶段。文学风格便反映了这种前后的转换。小说、诗歌和散文还带有殖民地时期的风格，往往排斥都市化社会而赞美农业社会，或将往昔加以罗曼蒂克的描述，诗歌尤其是这样。无论是法语诗歌还是英语诗歌，在工业化前期，几乎尚未摆脱19世纪欧洲的浪漫主义。威廉·柯比1859年的史诗《联合帝国：上加拿大的故事》，就将上加拿大描写成伊甸园。1886年问世的查理·梅尔的长诗《特库姆舍》，则抨击美国工业社会的种种非人道，歌颂诗的主人公肖尼部落英雄特库姆舍。在1812年战争中，特库姆舍领导肖尼部落在大湖上反抗美国扩张的斗争。其后，先后又产生了邓肯·斯科特关注土著人苦难的诗歌、布利斯·卡曼（Bliss Carman，1861—1929年）、罗伯茨爵士带伤感情绪的浪漫乐观主义流行诗，以及半莫霍克血统的保琳·约翰逊的田园诗歌。

在法语文学方面，让·沙博诺、阿尔贝·洛佐继承了浪漫主义诗歌的传统。1880年，卡利格扎·拉瓦莱（Calixa Lavallée，1842—1891年）谱写《啊，加拿大》（O Canada），将加拿大看作是法裔加拿大人先人的土地，咏叹他们光辉的历史和奉献，激励法裔加拿大人保卫家园和权利。还有路易—奥诺雷·弗雷歇特的诗歌《不列颠之旗》，甚至眷恋久已远去的新法兰西时代，浪漫中更是透着伤感：

布利斯·卡曼

看看那面旗帜，高高地飘扬，

我的父亲对我说。

它使你的国家繁荣，

它尊重你的自由。

可是，爸爸，我们还有另一面旗帜，

我们自己的国旗，我们未曾有过自己的国旗吗？

儿子，那是不一样的，

那一面国旗久已屈辱地翻倒在地！

卡利格扎·拉瓦莱

从19世纪90年代到19世纪末工业社会形成过程中，都市化成为社会生活的主导趋势，开创了一种更具北美风情的都市特色文化。由于安大略工业化步伐较快，英语文学首先开始了以这一社会背景创作的转换，文学创作凸显了现实主义，主题主要涉及厂矿工人的生活、西部移民的困境以及各类激进的政治斗争，甚至城市暴力等社会问题。从前以写大自然为主，现今则主要描述都市生活；过去描写法裔农民的田园生活，或西部移民或农场的艰辛，现在转而描述农民变为农场主及其经营农场或破产的过程。在20世纪头10年的工业化和都市化中，社会问题已经明显暴露，最早作出反应的是萨拉·珍妮特·邓肯（Sara Jeannette Duncan，1861—1922年）的现实主义小说《帝国主义分子》（1904年）。这部小说描述自治领在英帝国扮演的角色及其与工业化实利主义的冲突，比其他任何作品更好地抓住了20世纪初的精神风貌。罗伯特·斯特德同样是现实主义感强烈、以草原农场主为题材的作家，虽然他的《落户垦荒者》对草原乡镇的描写平平，但他10年后创作的《粮食》却是相同主题的成功之作。该书的主人公醉心于机械化，荒废了其他工作，折射的是西部农业革命中农场主的艰辛。

萨拉·珍妮特·邓肯

斯蒂芬·里柯克

反映工业化迅速推进过程中初步表现出来的社会问题的代表作是著名幽默作家斯蒂芬·里柯克（Stephen Leacock，1869—1944年）的两部名著《小镇艳阳录》（1912年）和《蠢翁阿卡迪亚历险记》（Arcadian Adventures with the Idle Rich，1914年）。斯蒂芬·里柯克在麦吉尔大学教了30年的政治经济学，却创作了60多部文学作品，成为世界知名的幽默文学大师。在他的这两部代表作中，斯蒂芬·里柯克以敏锐的目光发现问题，而以喜剧冲突方式演绎矛盾冲突。他在前一部作品中回顾了逝去的乡村和小镇的生活，在后一部作品中剖析了新兴工业城市各种争权夺利的斗争。例如，《蠢翁阿卡迪亚历险记》的《廉洁政府大战》一章，讽刺典型而绝妙，反映的是乡村转向都市时代国家精神的变迁，赞扬商人在市政革命中的改革精神。

阿奇博尔德·兰普曼

即便在这一时期，仍有作家反感工业社会的变革，尤其是法裔作家。这反映了魁北克省工业化步伐比安大略省缓慢而形成的差别。1914年出版的著名赞美诗《玛丽·夏德兰》是法国出生的路易·艾蒙的名作，作者咏叹农业社会和天主教的美德。诗的主人公是一个从未接触过新事物的淳朴乡村姑娘，当她发现自己所倾情的青年离开乡村不再回到她身边时并未为爱情出走，而是嫁给另一个乡村青年，终老魁北克省乡间。这显然与工业社会的生活不合节拍。同样是法裔乡村诗人的阿奇博尔德·兰普曼（Archibald Lampman，1861—1899年）却能跟上工业化时代的步伐，他创作了《万事终结之城》，反映工人生活，厌恶并抨击19世纪80年代新兴城市的许多问题和丑陋。

在20世纪20年代工业化即将实现的年代里，有两位最重要的作家，即莫利·卡拉汉（Morley Callaghan，1903—1990年）和弗里德里克·菲利普·格罗夫（Frederick Philip Grove，1879—1948年）。如果说前者是后期反映城市生活的现实主义作家，那么后者则是前期反映草原农业社会生活的小说家。莫利·卡拉汉以圆润风格处理都市社会生活与精神紧张的题材，弗里德里克·菲利普·格罗夫写于20世纪前十几年的小说则成为反映西部乃至整个加拿大乡村生活的一面镜子。莫利·卡拉汉主要以揭露假面具、骗局或虚伪为主题，短篇小说《有抱负的姑娘》（1929年）就是反映这个主题的代表作。主人公玛丽将练了一周的舞蹈表演给一向对她不错的威尔弗雷德看，他说她是个好姑娘，应得到一次见习机会，每周支付给她30加元。她的继母也很高兴，因为这是一个体面的剧团，女孩脸上也有光彩。可能是为了报答威尔弗雷德，她相约参加一个晚会，并玩脱衣扑克，直到次日4点，她渐渐喜欢上了他。批评者认为玛丽很会为自己盘算，但是莫利·卡拉汉认为玛丽之所以能生存下去，是因为她善于适应现代都市的生活环境，而将道德绝对化解决不了现实的生活问题。作品从反面衬托出工业社会的道德缺失。他的另一部力作《奇异的逃亡者》则直击20世纪20—30年代之交严重的社会问题，即酒的走私和禁止这个曾长期困扰加拿大的社会问题。

弗里德里克·菲利普·格罗夫

弗里德里克·菲利普·格罗夫原名费利克斯·保罗·格雷韦（Felix Paul Greve），是一名来自德国的债务逃亡犯。他1909年在德国佯装自杀，抛妻弃子，只身逃亡北美。他先是在美加西部的农场做零工，1912年自称格罗夫，以作家面目出现在马尼托巴，从事教书和文学创作，并再婚，娶了小学教师凯萨琳。他的第一部英文作品《草原旅行》（1922年）大概是自传体小说，记录每周往返于居住地格拉德斯通镇与35英里外凯萨琳所在的林地小学之间的路途见闻，反映的是北欧移民在加拿大西部的艰辛生活。而奠定格罗夫在加拿大文坛声誉的分别是《沼泽地的开拓者》、《美洲探索》和《厂主》等8部小说，1925—1947年陆续出版。《美洲探索》是20世纪2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作者显然以自身的美洲经历而用第一人称描述欧洲移民到新世界寻找美好生活的理想，以及他们在西部艰辛垦荒生活中理想的破灭。主人公菲尔·布兰登最先移居城市，但是很快认为城市代表美洲的虚假，而农村才代表真正的美洲，可是无论在哪里，都见不到理想中的“真正美洲”。作者要揭示的主题是加拿大西部农业社会在工业化时代的尴尬状态以及农场主的矛盾心态。

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阶级与阶级冲突彻底主导了都市化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环境，现实主义的作品便直接揭示这样的社会环境。1944年，弗里德里克·菲利普·格罗夫在《厂主》中表现的就是这样冲突的故事，作者同情20世纪30年代为生活而挣扎的工人，小说很成功。不过，写这一题材最著名、影响最为持久的作家当属休·麦克兰南（Hugh MacLennan，1907—1990年）。他的第一部成功之作《气压计回升》（Barometer Rising，1941年），题材取自1917年哈利法克斯大爆炸。1917年12月6日早晨，比利时的救援船与法国军火船在哈利法克斯港口相撞爆炸，摧毁了2.25平方英里的工业区，1 600余人死于非命，9 000人受伤。爆炸具有象征意义，作者追忆这次大灾难，旨在批评工业社会暴露出的问题。小说的主人公是士兵尼尔与代表英帝国的曾当过英军上校的韦恩父亲经常发生冲突，直到这次大爆炸才最后解决。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是年轻一代最有办法处理新时期的事务，而其深刻的寓意是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的历练，加拿大自治领国家已经走向成熟。

休·麦克兰南的第二部代表作《两种孤独》（Two Solitudes），是他隐居魁北克以北的哈特利村时所著。小说围绕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重现了加拿大两大主流民族在工业化完成时期的冲突。书中一条线索叙述贵族庄园主兼政客的瑟纳斯·塔拉尔将土地卖给英国人，丧失了在村中的地位，于是同蒙特利尔的实业大亨合伙钻营，再婚娶爱尔兰裔天主教徒，结果被教会革除教籍。另一条线索则描述他的两个儿子的婚事，清教徒的长子马柳斯有政治野心，沦为教会和分裂运动的工具。次子保尔是作家，处事冷静，弘扬社会道德，娶一位同自己一样桀骜不驯的英裔富豪的女儿希瑟·麦修。小说只写到1939年，作者实际上是用传统的所谓圣劳伦斯命题映射工业社会中英裔与法裔加拿大人之间语言、宗教和习俗的冲突，并探讨解决的方法。(www.xing528.com)

魁北克法语文学到20世纪30年代也从过去赞颂乡村美德转为现实主义创作，不过一开始从极端的法裔民族主义实现的这种转变，主要是受莱昂内尔·格鲁尔的《我们子孙的呼唤》（1922年）的影响。这部小说规划了法语文学改革的思路，实际上这是他按1917年刊登在《法裔人行动月刊》特刊上的《我们的政治》鼓吹分离主义的思想构思的一部政治小说。小说描写一位在下院捍卫法裔加拿大人利益的议员与其英裔加拿大妻子的矛盾，最后不欢而散。作者反对不同族裔之间通婚，明显将魁北克省独立的要求文学化，遭到了法裔作家卡米耶·罗瓦（Camille Roy，1870—1983年）严厉的批判，格鲁尔又化名雅克·布拉西埃继续印行这部书。虽然起初他的影响未超出蒙特利尔一小部分教士和知识界，但是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起影响了法语文学的方向。哈里·伯纳德的《活着的土地》（1925年）和《松林农场》皆受《我们子孙的呼唤》的影响，后一部小说的英裔主人公，眼看着魁北克省的法裔农民向东部“殖民”，对收回土地充满了恐惧。这是从英裔加拿大人立场出发所表达的同一主题。

随着时代的进步，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魁北克省思想界风向开始转变，也影响了文学创作。尽管仍有20世纪20年代那样的作品，但是提倡进步的倾向日渐明显。这些作品既有费利克斯—安托万·萨瓦尔的小说《流放木材的能手梅诺》，描述流放原木工人怀疑外地人抢占魁北克省土地而发疯，也有让—夏尔阿尔维的《半开化的人》，抨击魁北克省保守派领袖迪普莱西斯所代表的天主教、资本家和政客的“三权联盟”，为魁北克省的进步和改革呐喊，并且日渐成为主导。兰格（菲利普·庞尼顿的笔名，Ringuet ［Philippe-Panneton］，1895—1960年）的《三十亩地》（1938年）与加布里艾尔·罗瓦（Gabrielle Roy，1909—1983年）的巨著《廉价的幸福》（1945年）可以视为实现这种转变的代表作。《三十亩地》中的主人公欧卡里斯特·穆瓦桑，以魁北克省农村因循守旧的观点去衡量进步，眷恋着土地，但是一场官司差点让他家破人亡，只好放弃土地，听长子劝告，土地留给子女，投奔侨居美国的儿子。后来遇到经济危机，他无法返回，背井离乡，终了残生。这揭示了变革和进步使魁北克省农民自足自给的传统破灭的新主题。兰格一反前辈作家讴歌魁北克的传统，真诚地欢呼科技进步、工业化和城市化，同时也对农民在进步中的失落深表同情，然而无可奈何花落去。加布里艾尔·罗瓦的《廉价的幸福》（1945年）也是以法裔都市生活的人道规范为主题的作品。

此外，在20世纪30年代工业化实现之后，涌现出来的新诗人，也从原来爱国的浪漫主义转向现代主义。圣—德尼·加诺（Hector de Saint-Denys Garneau，1912—1943年）引导了诗歌的这一新方向。艾德温·约翰·普拉特（Edwin John Pratt，1882—1964年）、厄尔·伯尼以及多萝西·利夫赛代表了英裔加拿大人文艺思想的新趋势。斯科特的《劳伦琴地盾》（Laurentian Shield，1946年）的诗句成为现代主义的典型：

然而，一个较深刻的旋律奏响，

都听到了这生命的话语，

全身心创作出的文化，

将会到来，在今天或明天，

通过那千百万双把石头变成丰富成果的手。

绘画艺术 绘画似乎对现代艺术潮流尚未觉悟，霍蕾肖·沃克、霍默·沃森、莫里斯·卡伦（Maurice Galbraith Cullen，1866—1934年）和克拉伦斯·加洛农等乡村画派画家，倔强地孤立于新潮流之外，仍在静物生活画中寻找题材。奥扎厄斯·勒迪克（Ozias Leduc，1864 —1955年）的宗教装饰画所展示的天才未受到重视，而后印象主义者莫里斯自我流放到法国作画。1910年之后，才产生一些将主导画坛的新迹象。一些画家如汤姆·汤姆森、A.Y.杰克逊和劳伦·哈里斯等，从加拿大大自然中发现了新灵感，用色彩强烈对比的手法取代前辈画家的田园浪漫主义风格。他们声称以加拿大风光为基础的大胆粗放的艺术是新国家勇敢前进的反映，将视线远离都市工业化中心，转向乔治亚湾、阿尔贡金公园、阿尔格马海边、山区和林地，犹如富裕的都市人每个夏天都到北部住别墅、野营、登山和航海以摆脱都市紧张生活一样。新派艺术家将旷野视为新精神，反映对都市化社会的不适应，工业社会太多的物质主义让人烦心。

莫里斯·卡伦： 《磨坊溪流》

20世纪20年代工业社会的转变对加拿大文艺作品的思想转变和革新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加拿大产生了影响久远的七人画派（Group of Seven），他们主张加拿大是北美国家，艺术没有也无需受传承下来的欧洲传统的制约（不包括土著人艺术），而是应该反映加拿大丰富、广阔而美丽的自然风光和人文环境。实际上，这是追求表达不断成长的英裔和法裔加拿大人的主流民族情感。七人画派的一位画家指出，“加拿大要通过艺术寻求自身完整的种族情感的表达，就必须与欧洲传统彻底决裂”，“牢固树立对自己自然环境的热爱”。1924年，七人画派的作品在英国声望很高的威姆布雷画展上亮相，并主导了加拿大这次的展台。有评论指出“杰克逊、莫里斯他们展现的加拿大风光，手法大胆，色彩明快，强烈触及神经，或许第一次使绘画处于国家文化的首位”。

七人画派中的六人与其赞助人在多伦多艺术与文学俱乐部，从左至右是弗雷德里克·瓦利、亚历山大·扬·杰克逊、劳伦斯·斯图尔德·哈里斯、巴克尔·费尔利（批评家）、弗朗西斯·汉斯·约翰斯顿、阿瑟·利斯麦尔和詹姆斯·爱德华·赫维·麦克唐纳

七人画派画家阿瑟·利斯麦尔的画作： 《满载归来士兵的奥林匹克号》

埃米莉·卡尔

说到七人画派，特别要提到与他们关系密切而不属于其中一员的埃米莉·卡尔（Emily Carr，1871—1945年）。她 是20世纪30年代出类拔萃的风景画家、博物学家和作家，是一位加拿大家喻户晓的杰出人物，就其知名度而言，堪称加拿大的齐白石。埃米莉·卡尔一生没有离开过不列颠哥伦比亚的维多利亚，大器晚成，到57岁时（1928年）才与七人画派联手，作品开始为人们所欣赏，并很快从这一新的美学中品尝到以前没有的成功和快乐。埃米莉·卡尔的画风是以土著人的艺术手法描绘北美的自然之美，被称为“真正创造了加拿大艺术风格的大师”。其他还有大卫·米尔恩（David Milne，1882—1953年）、奥扎厄斯·勒迪克等，同样也是天才艺术家。

在20世纪20年代末，七人画派所形成的主流画风慢慢让位于30年代的新技巧和主题。米勒·不列颠（Miller Gore Brittain，1912—1968年）、帕拉斯克瓦·克拉克（Paraskeva Clark，1898—1986年）等人，追忆大危机岁月的社会苦难，劳伦斯·斯图尔德·哈里斯转向抽象主义，约翰·莱曼、古德里奇·罗伯茨（Goodridge Roberts，1904—1974年）用比七人画派更平缓多变的格调唤起人们注意加拿大的风景线和静态生活。莱缪恩·菲茨杰拉德（LeMoine FitzGerald，1890—1956年）、卡尔·谢弗（Carl Fellman Schaefer，1903—1995年）转向当地主题，反映了随着国家经济和政治实力增强以及社会日渐富裕，加拿大人对国家前途的信心增强，憧憬稳定而美好的未来。

新成立的加拿大作者协会的爱国主义、《麦克莱恩》（Maclean's）杂志、《加拿大论坛》（Canadian Forum）杂志以及七人画派的自我意识反映了人们对新技术引领下国家经济的发展、麦肯齐·金时代乐观主义的陶醉。英裔画家A.Y.杰克逊虽不理解大变革，但对技术进步也惊叹不已，1910年写道：“夏天地平线上堆积起厚重的云层，那么壮观、平静，然而只要想想飞机以每小时90英里速度飞来飞去，难道我们没有看到往日可怜的云团竟像蛋糕般被搅碎，在天空四处飘荡！”

大众文化的产生 工业社会给科学和文化所带来的最突出的变化是大众文化的产生。在工业革命的技术革新中，新技术也用于人们的休闲和娱乐，产生了人们新的娱乐方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最新出现的无线电和有声电影逐渐为人们所熟悉，到20世纪20年代，就同汽车一样开始对人民的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1913年有了第一部无线电管理的法规，1920年蒙特利尔播放第一套无线电广播节目，不久一批私人电台建立，大多与新闻、报纸和教会有关。可是，一开始大部分加拿大人收听的是美国节目。这个问题及电台的宗教导向，促使政府在1928年设立皇家委员会进行调查，1930年提出报告，建议建立公共广播系统，鼓励发展本国的广播节目，不允许转播美国商业性很强的广播节目。

20世纪20年代早期，电影作为最为普遍的大众娱乐方式在加拿大流行，为观众所喜闻乐见。然而，到20年代中期，电影业为资金缺乏、票房收入、受美国公司控制等问题所困扰，发展处于停顿。结果，好的演员、制片人纷纷涌向好莱坞，加拿大也为加利福尼亚的电影所淹没。为了改变这种不利的状况，联邦政府以及一些省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效果不大。1939年设立加拿大国家电影局（National Film Board of Canada），制定系统政策，鼓励创作加拿大的电影。可是，国家电影局仅限于制作纪录片，几乎没有故事片。在这个主导性的新的大众文化领域，加拿大人日益处于美国的影响之下。与电影不同，20世纪30年代后期加拿大无线电广播对人们的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开始发生重要影响。

科学、医学与技术成就 随着英国外科医生约瑟夫·李斯特（Joseph Lister， 1st Baron Lister，1827—1912年）发明的外科手术消毒技术的推广，到19世纪90年代，外科手术成为一种有效、安全的治疗手段 。回想起来，20多年以前，人类还面对各种事故导致伤口感染的高死亡率，这是多么迅速的进步。例如，联邦运动的先驱者、《环球报》主笔乔治·布朗1880年遭雇员枪击，皮肉擦破坏疽，7周后去世。自治领第五任总理约翰·斯帕洛·戴维·汤普森（1892—1894年在任）夫妇1871—1883年生过9个孩子，有4个死于婴儿时期，第五个孩子患小儿麻痹症，终身残疾。白喉、百日咳、麻疹、伤寒、天花都是那时儿童死亡的灾星。19世纪70年代医生做手术时不戴手套，用牙咬着手术刀。现在看来更为荒唐而不能理解的是，19世纪60年代，加拿大第一位女医生爱米丽·斯托威的入学申请被多伦多医学院拒绝，只能到纽约去学习，回国后1867—1880年在多伦多无证行医，直至1880年才得到资格认证。1883年安大略女子医学院设立。多伦多大学到1886年才停止抵制。

弗雷德里克·班廷夫妇

与过去相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加拿大的科学研究主要是在大学里进行的。自19世纪80年代起，农业研究进入实验站，1909年成立一个环境保护委员会，负责监管从牡蛎养殖、森林看护到城镇规划等领域的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让政治家坚信科学和技术的威力，支持开展集中协调的科学研究。1916年，加拿大建立了重要的联邦机构—国家研究委员会，负责推动创造性的科学研究，同时为大学提供科研资助。1923—1935年亨利·马歇尔·托利掌管国家研究委员会期间，1928年在渥太华建立了国家实验室，供科学家从事全日制的应用性研究。1921—1922年发现控制糖尿病的胰岛素，这项加拿大最重要的科研成果诞生于多伦多大学医学院的基础实验室，由弗雷德里克·班廷（Frederick Banting，1891—1941年）、查尔斯·赫伯特·贝斯特（Charles Herbert Best，1899 —1978年）、詹姆斯·科里普（James Bertram Collip，1892—1965年）和约翰·麦克劳德（John James Rickard Macleod，1876—1935年）4位科学家的科研小组完成。弗雷德里克·班廷和约翰·麦克劳德因此分享了1923年的诺贝尔医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