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通史：早期对外关系与大西洋三角

自治领初期，以约翰·亚历山大·麦克唐纳为首的联邦之父，不仅采取政策维护自治领国家的统一，推进领土扩张，也在对外关系上为配合这一目标而不懈努力。

早期对外关系 在自治领国家早期，对外关系十分简单，只有同英美两国有关系，被称为“大西洋三角”。在这一关系结构中，加拿大当然是最弱的。19世纪70年代的著名讽刺画刊《格里普》有一幅漫画，将加拿大画成一个小男孩，站在约翰牛与乔纳森大叔之间。每当英美两国发生矛盾，加拿大常常受到侵害。这与在英国殖民地时期没有多大不同。另外，加拿大自治领只在内政方面自立自理，而对外关系还是由英国掌管。这一时期，无论是英帝国还是自治领，主要应对的是美国对自治领安全的威胁，没有英国的军事和外交保护，加拿大或许早已被美国合并了。自治领政府明白这一形势，并由此形成平衡对英和对美关系所谓“大西洋三角”外交。

在处理与加拿大或英国外交问题上，美国总是咄咄逼人，不管加拿大人个人对维持与英国的联系抱何种观点，自治领仍然需要英国。因此，在建国后，约翰·亚历山大·麦克唐纳总理依然竭力维持对英友好关系，以便在北美大陆面对强邻能够自保安全，同时又设法将加拿大与英国关系改造为伙伴而非依附性关系。首先，在伦敦派驻一位部长代表加拿大，1789年改称驻英高级专员。前两任专员先后由亚历山大·高尔特和查尔斯·塔珀这两位联邦之父出任，足见十分重视对英关系。从建国时起，自治领就承担了一个独立国家的基本防卫责任，因为英国自1871年便撤走了北美大陆的地面部队，只留下一支舰队驻在哈利法克斯。这是皇家海军在西北大西洋的主要基地。自治领继承领土主权和防卫责任，也就是承担起处理对美关系的部分事务，但是要受英国监督和援助。

涉及同宗主国的关系，约翰·亚历山大·麦克唐纳对超出国家独立之外的问题从不愿过问。自19世纪70年代起，由于德国崛起，欧洲国际关系日趋紧张，英德矛盾加剧；因非洲殖民地问题，英法也关系恶劣。因此，英国政府倡导帝国联邦的主张，密切自治领与英国的关系，希望自治领在这方面能够承担一定的责任。对此，加拿大国内不乏响应之声。而约翰·亚历山大·麦克唐纳的政策是，作为自治领，加拿大留在帝国之内，但是要保持完整的自治而规避与帝国的密切关系。1884年，英国要求加拿大参与解救被围困在喀土穆的英帝国军队，约翰·亚历山大·麦克唐纳断然拒绝。1887年，英国在伦敦召开第一次殖民地会议，他又巧妙拒绝了密切帝国联系的任何建议。

建国之初，加美两国关系自然最坏，原因是美国的种种不友好举动。在自治领1867年宣布成立一个月之后，美众议院便在8月21日通过一个提案，对成立“英国君主制”的自治领国家表示遗憾。有的议员说，这是“对美国不友好”，并且诅咒自治领解体。还有议员去爱德华王子岛，策动它脱离自治领联邦。此后，美国就不断有人宣扬说：“要使美国国旗飘扬在从格兰德河到北极的整个北美。”1871年英国陆军从自治领撤退时，美国又在谈论英国割让加拿大以赔偿美国内战中损失的“亚拉巴马号”；英国要完全撤退以便加拿大自由加入美国。也就是说，即使在加拿大完成跨大陆领土扩张后，美国仍惦记着兼并加拿大。甚至晚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此类声音仍不绝于耳。在1893—1898年美国人策划并最终兼并夏威夷的过程中，以及1910年前后美国国内仍有人不时提起诗人沃尔特·惠特曼的那个狂想曲，即“美国国旗要飘扬在从格兰德河到北极的整个北美”。

另外，魁北克省与英裔加拿大人的矛盾也对对外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形势多少有点像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东部沿海几块殖民地，美国趁机挑拨，希图借机加以兼并，加拿大内部也有声音附和。更严重的是，19世纪七八十年代在魁北克和安大略两省的自由党中就有赞成这一主张的小集团。

华盛顿会议英帝国代表团的成员，左三为麦克唐纳

所以，在建国之后的一段时期内，防御美国侵略一直是联邦之父的既定国策。尤其让加拿大领导人忧虑的是，英国虽然坚持反对和警惕美国觊觎加拿大，可是为了英帝国的利益，英国政府也常常拿加拿大的利益同美国做交易。在1871年英美举行华盛顿会议期间，英国除了为“亚拉巴马号”赔偿1 550万美元外，还要加拿大同意向美国开放圣劳伦斯河与大西洋渔业10年，这明显严重损害加拿大的利益。约翰·亚历山大·麦克唐纳这次作为英帝国代表团的成员出席了华盛顿会议，是英国政府第一次允许殖民地参加这样的会议，但是他没有实现维护加拿大利益的目的，其中包括赔偿美国内战中芬尼亚党袭击给自治领造成的损失，这个要求甚至未提交会议讨论，英国只应允给加拿大铁路建设提供财政补助作为对这一损失的补偿。对美国在加拿大水域捕鱼和航道使用权，同意付550万美元的使用费，同时对加拿大开放北纬39度以北的美国渔场以及密执安湖与阿拉斯加边境3条河流作为补偿等。约翰·亚历山大·麦克唐纳对1871年《华盛顿条约》（Treaty of Washington）非常不满，回到渥太华后曾进行尖锐地抨击。华盛顿会议对自治领的重要性在于，联邦之父从中取得教训，认识到自治领要真正独立还得争取外交独立。

育空—阿拉斯加边界争端 在加拿大同美国的早期关系中，也有对加拿大有利的一面，即美国逐渐认可加拿大自治领领有这块大陆北端领土的主权。1871年《华盛顿条约》及其后的勘界专约主要解决部分边界问题，确立建立和平边界。到19世纪90年代，加拿大与美国的双边关系逐步稳定下来，只剩下育空—阿拉斯加边界争端尚未解决。

育空—阿拉斯加边界北部2/3以上沿141度经线划线，不存在争端。问题出在5 500米的加拿大第二高峰圣埃里亚斯山之后的所谓勺柄地带（panhandle）向东和向南的那一段边界线。承接西北地区以后，自治领政府宣布对西北地区160公里长的利恩渠源拥有所有权，但是美国像1867年以前的俄国一样，继续占据着这一地带。在约翰·亚历山大·麦克唐纳1891年去世的转年，继任总理约翰·斯帕洛·戴维·汤普森向美国人提出联合勘察这条边界。美国国务卿布莱恩同意，并在1895年提出勘界报告，但是并未着手实地勘界。因此，“勺柄”问题随时可能爆发而使美加两国关系恶化。这里的问题也与东部沿海这类问题相似，加拿大国内也有人呼应美国兼并论者。1893年，魁北克立省法议会的自由党领袖奥诺雷·梅西埃居然相信，“魁北克成为美国的一个州比做加拿大的一个省更好”。当然，大多数人反对，魁北克省最高法院法官路易·热特坚信法裔加拿大人做加拿大人更安全，“要做法裔人，只能够依然当大英帝国的臣民”。针对自由党内在1892—1894年鼓吹分裂的言论，约翰·斯帕洛·戴维·汤普森总理明确指出，无人否认加拿大最终将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但是能够这样做以前，我们还须更强大一些。“由于美国即使在和平时期都具有侵略性，而追求每个利益的过程中更是具侵略性”，1893年谈论自治领从大不列颠独立，“即使不算叛逆，也十分荒谬”。

1896年夏天育空淘金热表明解决“勺柄”问题的迫切性。这年这里的克朗戴克河富源溪发现了黄金，美国淘金者1898年通过利恩渠美国事实控制的港口迪埃亚、斯卡圭和加拿大奇尔库特山口（Chilkoot Pass）或怀特山口，蜂拥而至，加拿大人十分恐慌，感到兼并就在眼前。自治领政府立即派遣西北骑警从山口顶部控制住进入育空地区的入口，维持秩序。实际上，这是警惕美国人的动静。

这种警惕不无原因。在1895—1896年委内瑞拉—英属圭亚那边界争端期间，英国为了缓和与美国的关系对美国作出让步。加拿大人很快就联想到育空—阿拉斯加边界，英国人会不会为了缓和与美国关系而故伎重演呢？1871年华盛顿会议期间英国就是这样做的。对于自治领来说，不幸的是，这最终却成为事实。在1903年组成的育空—阿拉斯加边界争端仲裁委员会中，有3名美国人、2名加拿大人和1名英国人，而那名英国人却支持有利于美国的裁决。

1898年9月，淘金者翻越奇尔库特山口

北极主权争端的肇始 显然是为了应付育空淘金潮和加美关系，1895年英国政府再度就北极主权发布一个新法规，以确认1880年9月1日英国政府最早提出北极主权要求的那个法令，并且在7月将北极的部分岛屿包括“所有与这些岛屿相毗连的岛屿”（无论发现与否）的归属权转让给加拿大。这就引发了濒临北极国家以后的北极主权之争，至今不仅仍未有定论，甚至争端更趋激烈。

英国政府发布这个法令的当时，就有人认为它站不住脚，因为英国无权将尚未发现或他国科学家发现的岛屿转让给加拿大。尽管加拿大当时尚未获得外交独立，但是依然宣布“成为英国北极遗产的继承人，就像它继承英属北美自治领的其他领土一样。”并且从19世纪80年代起，便派船到达北极东端，以支持其主权要求。从1897年起，开始对北极地区进行巡逻。1904年，加拿大人A.P.洛驾船到达埃尔斯米尔岛的赫舍尔角，宣布这一块领土归加拿大。1909年，J.E.贝尼耶航行到达梅尔维尔岛，竖立一块石碑，表明加拿大本土到北极群岛的领土主权归属加拿大。1913—1918年，加拿大完成了北极西部最后一些岛屿的归属工作。但是，加拿大政府并没有采取实际行动对这些领土实行有效的占领或行政管理。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和丹麦不但不承认而且挑战加拿大对包括埃尔斯米尔等岛屿在内高纬度北极地区的主权要求。此后，加拿大政府才开始采取实际管理的一些有效措施：在埃尔斯米尔岛南端的克雷克港及巴芬岛的庞德因莱特建立哨所；1923—1924年，加拿大皇家骑警分别在埃尔斯米尔岛的庞纳德及德文岛的邓达斯港设立支队，并且在无人居住的岛上设立邮局，更有效地展示主权象征；在巴芬岛上，警察每年都去居住营地慰问因纽特人，进行人口普查，解释法律条文或执行加拿大刑法。这实际上是强化对北极地区主权的要求。

美国和丹麦之所以不承认加拿大对北极主权的宣示，是因为早期在北极探险的主要是美国人、挪威人或英国人。美国在1867年加拿大建国的同一年因从俄国购买阿拉斯加而成为濒临北极的国家，尽管如此，但是晚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没有对北极提出主权要求。最早挑战英国或加拿大的北极主权（Canadian Arctic Sovereignty）要求的是挪威。1898—1902年，挪威探险家奥托·斯维德拉普先后发现克赛尔·海伯格岛、埃勒夫·灵内斯岛和阿蒙德·灵内斯岛，因而宣称周围这片约27.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及其领水归挪威所有。另外，虽然加拿大1880年宣布继承从英国接手的北极主权，也采取上述行使主权的行动和措施，但是北极群岛大部分地区仍无人居住，没有进行真正的领土保护。国际上对陆地的主权归属达成了共识，但是对这一地区的海峡尤其是西北航道，一直存在异议，不是所有国家都认为它们属于加拿大。不过，这一时期这一争端尚未激化。然而，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在阿拉斯加找到了石油，要将石油通过这些海峡运到美国本土的东海岸，就坚持这些海峡属于公海，带头藐视和挑战加拿大的北极主权要求。

“帝国统一外交” 育空—阿拉斯加边界问题解决后，1911年互惠贸易成为美加之间又一问题。美方建议自然产品实行自由贸易，广泛降低制造品的关税。劳雷尔政府同意，认为美国不仅让步不小，谈判也可以暂时转移国内对政治问题的关注。此时，早已不满的西部农场主抨击关税政策，指责渥太华牺牲他们而保护东部厂主。在劳雷尔看来，互惠贸易不会大幅度减少制造业费用，又可以让西部较多的农产品进入美国市场，不仅可以安抚西部农场主，同时也能够转移日趋激烈的海军争论。然而，保守党将互惠贸易协定作为自由党政府对帝国不忠的证据，大肆攻击说，一旦这个协定生效，将改变东西向的贸易格局，下一步将是制造品的自由贸易。这意味着美国廉价商品将充斥加拿大市场，损伤加拿大工业，使失业上升，甚或会被美国兼并。美国政客也公开谈论说，自由贸易便于兼并。在1911年大选中，这对自由党十分不利。在自由党的堡垒魁北克省，正因为海军政策与威尔弗里德·劳雷尔分歧严重，就连威尔弗里德·劳雷尔内阁的同僚克里弗德·西夫顿也攻击加美自由贸易，并离开自由党，另外组建新保守党，结果执政15年的威尔弗里德·劳雷尔政府最终下台。

而在对英关系方面，在约翰·亚历山大·麦克唐纳去世后，约翰·斯帕洛·戴维·汤普森和查尔斯·塔珀两任保守党政府一直走的是他原来的路线，尽管巧妙地应付美国，也提防英国通过牺牲加拿大的利益以换取修复英美关系。育空—阿拉斯加边界失败的教训，促使年轻的自治领国家走上寻求国家主权完全独立的道路，因此，加拿大开始回避英国“帝国统一外交”之类的义务。自由党政府执政后没有维持这一立场，也不可能继续这条政策，因为国内英裔和法裔加拿大人的立场易受欧洲大国矛盾的影响。

1899年10月南非战争（又称第二次布尔战争，Second Boer War）爆发，英裔与法裔之间就是否参战的问题争论激烈。亨利·布拉萨不主张加拿大参加北美以外的帝国战争，领导魁北克省人民抵制参加南非战争。英裔加拿大人自然支持参加南非战争，甚至说积极参与帝国事务可以提高自治领国家的地位。具有代表性的是未来的联邦总理、年轻的威廉·莱昂·麦肯齐·金。那时，他撰文写道：“毫无疑问，帝国主义时代已经到来，我们将（或许在25年后）在威斯敏斯特看到一个什么样的帝国议会，那是一个亘古所知的最伟大的联邦。”在多伦多《环球报》、蒙特利尔《每日星报》鼓动下，许多英裔加拿大人已经动身去南非参加战斗。(www.xing528.com)

南非战争也严重分裂了劳雷尔内阁。威尔弗里德·劳雷尔个人自然持法裔加拿大人的观点，但是坚持避免会导致法裔与英裔加拿大人之间观点的直接冲突。他的策略是，对任何牵扯到帝国共同防御或统一帝国决策的计划，皆以含糊言辞避免承担义务。亨利·布拉萨曾轻蔑地称他为“两面派威尔弗”，而英裔加拿大人则叫他“将不先生”。1909年英德关系紧张加剧以后，英国要求各个自治领承担帝国防务更重要的责任。英裔加拿大人支持共同的帝国军事体制，响应对帝国军事直接作出贡献，并争取对帝国决策的发言权。法裔加拿大人则说，增强国内防卫力量就是对帝国安全的贡献。威尔弗里德·劳雷尔采取折中立场，提出一个海军法案，建立小型海军，危机时期成为帝国海军的组成部分。亨利·布拉萨1910年创办《责任报》（Le Devoir），攻击威尔弗里德·劳雷尔的这个海军计划。英裔加拿大人主张为英国建造“无畏舰”直接提供财政援助，因而将他的海军法案讽刺为“锡壶”海军计划。保守党领袖罗伯特·莱尔德·博登的主张是将英裔加拿大人的这些紧急措施作为永久政策，以争取参与帝国政策的制定。政府内外两方争吵得热热闹闹。

海军问题尚未解决，又出现征兵问题，而且争论更加激烈。就这一问题，威尔弗里德·劳雷尔最终妥协，派出海外军团援助英国，不过不是正规军团，而是由志愿者组成，加拿大政府帮助运送，由英国装备，接受英军指挥。同对待海军法案一样，亨利·布拉萨领导的魁北克省自治论者，甚至更加严厉地攻击威尔弗里德·劳雷尔政府的决策。他们指责说，海军和征兵问题表明政府是亲帝国利益的，是对加拿大人民的背叛。“魁北克省人民要向威尔弗里德·劳雷尔先生表明：当他好好维护这个国家的利益时，他们爱戴他，今天他却支吾其词，愚弄我们”。总之，威尔弗里德·劳雷尔难以维持“骑墙政策”来维护国家团结，同自由贸易问题一样，这两个问题也是导致他1911年大选失败的原因。

博登—布拉萨联盟在1911年大选中赢得40%的议席上台。博登政府除进行文官制度改革，减弱政党分赃制，继续完善移民政策，还设立谷物调查委员会监督谷物交易，新建大湖顶端终端谷仓，增加谷物储藏能力；延长乡村邮政系统；“提供额外财政援助修筑铁路”，资助高速公路建设；帮助西部农场主平复自由贸易失败的伤痛。不过，这届保守党政府似乎是专门为了解决帝国关系和海军问题，上台的转年就通过了《1913年海军资助法》，向英国提供3 500万加元，援建3艘无畏舰。这个资助法案虽然在下院通过，由于魁北克人坚决反对，仍被参议院否决。但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作为英帝国的组成部分，加拿大自动卷入战争，争论问题也就不了了之。

从世界大战中走向外交独立 德国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首先拿法国开刀。出于对祖居国的那份感情，法裔加拿大人也觉得应该参战。威尔弗里德·劳雷尔这时就可以说，加拿大应“准备，时刻准备好”。即便亨利·布拉萨也同意参战。准备大罢工反战的激进则陷入爱国主义狂热。1914年10月初，战争爆发仅两个月，负责征兵的军事部部长山姆·休斯（Sir Sam Hughes，1853—1921年）就动员了3万志愿兵，他们在英国受训后被派往战场，不久到前线组成两个师的加拿大军团。

加拿大军团在1916年先后参加了圣埃奥瓦和卡瑟莱特战役，这些战役导致1916年加拿大继续增兵达到50万人。由于国内失业严重，大批适龄的英国移民纷纷应征入伍。1917年4月9日，加拿大军团4个师猛攻法国的瓦尔密高地，伤7 004人，死亡3 598人。加拿大军队也参加了索姆河大血战，仅帕斯珊得尔一地，阵亡几乎达到1.55万人。加拿大军团由阿瑟·柯里准指挥，参加英军的作战。整个战争期间，加拿大军团阵亡60 661人。

在整个战争年代，罗伯特·莱尔德·博登坚持向英国施加压力，要求承认加拿大和其他自治领国家所发挥的作用，允许参与战时决策。起初英国不接受，到1916年劳合·乔治出任英国首相后，英国政府终于改变立场。1917年在伦敦首开有自治领总理参加的帝国战时内阁。同年，帝国会议（Imperial Conference）由罗伯特·莱尔德·博登和南非的简·克里斯蒂安·史末茨起草战后帝国议案，提出制定帝国政策要“持续协商”，虽然措辞含糊，却是迈出自治领参与帝国决策的第一步。1919年迈出的另一步是罗伯特·莱尔德·博登加入英国代表团，首次代表加拿大自治领在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加拿大1920年成为新成立的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会员国，被赋予全权成员国资格。这是加拿大作为国际社会一员地位的象征。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加拿大在国际舞台上并不积极，原因是大多数加拿大人主张随同美国，采取“孤立主义”立场。1919年和1922年先后代表罗伯特·莱尔德·博登政府和威廉·莱昂·麦肯齐·金政府出席国联会议的参议员拉乌·丹杜朗德（Raoul Dandurand，1861—1942年）就具有代表性。他的发言非常形象地刻画了加拿大的这一立场：加拿大犹如住在“一所远离可燃物的防火房内”，用不着对集体安全承担义务。1930年上台的理查德·贝德福德·贝内特保守党政府虽然言辞亲帝国，实际上仍然遵循20世纪20年代的外交路线。在1931年《威斯敏斯特法案》颁布后，加拿大就更不愿意承担国际义务了。不管哪个党上台，主管外交的奥斯卡·道格拉斯·斯凯尔顿（Oscar Douglas Skelton，1878—1941年）都稳控外交决策权，保持这一路线的一贯性。无论对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三省，还是对1933年希特勒攫取权力，他几乎不闻不问。驻日内瓦的代表支持石油禁运，以制裁墨索里尼侵略埃塞俄比亚，政府却拒绝。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威廉·莱昂·麦肯齐·金再度上台后，“孤立主义”已经恶性发展到支持“绥靖政策”而与张伯伦同流合污的地步。1938年，为了绥靖希特勒，牺牲捷克斯洛伐克，之前对1936年西班牙内战也视而不见。威廉·莱昂·麦肯齐·金同意绥靖政策所据的理由有两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惩罚德国太重，需作一些调整；稳定的德国将成为对抗斯大林的苏联的一支必要力量，纳粹总比共产主义好。他甚至还访问德国，同希特勒会谈，但是后者并不买他的账。虽然政府中立，但是有1 300名加拿大志愿者去西班牙为民主而战，包括诺曼·白求恩（Norman Bethune，1890—1939年）。白求恩后来又到中国参加八路军，为支持中国人民抗日献出了生命，被毛泽东称赞为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

诺曼·白求恩

加拿大这一时期追求“孤立主义”，可能与其争取摆脱英国而实现完整独立的长期目标相关。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担任总理期间以及1935—1948年再度出任总理期间，威廉·莱昂·麦肯齐·金一直主张打破帝国统一，追求自治领的外交独立。在1922年华盛顿海军裁军会议上，威廉·莱昂·麦肯齐·金要求英国结束英日同盟（美国也要求不要这个同盟）。加拿大设立华盛顿使馆的计划也已准备就绪，1927年派出首任驻美公使。这是加拿大第一位驻外大使（1928年又派出驻法国和驻日本的公使）。1922年发生英国支持希腊人占领土耳其的“恰纳克事件”。威廉·莱昂·麦肯齐·金因为英国首相公开寻求自治领帮助而大怒，他答复英国人说，议会正在休会，没有议会同意，不能作出任何承诺。1923年，他进一步阐明立场，除非得到各自治领议会同意，帝国会议所作出的任何决定都不具有约束力。同年，他又打破惯例，单独与美国签订《比目鱼协定》，并在是年的帝国会议上带头坚决反对“帝国统一外交”，提出各个自治领要按自己的意志决定外交政策。英国外交大臣骂威廉·莱昂·麦肯齐·金“顽固、可恶与愚蠢”，但是其他自治领也支持威廉·莱昂·麦肯齐·金。至此，英国与自治领国家的关系实际上只剩下澄清法律细节了。结果，1926年帝国会议讨论后颁布《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 of 1926），确定英国与自治领是平等的伙伴关系，英帝国变为英联邦，到1931年得到《威斯敏斯特法案》最终给予宪法确定。至此，加拿大实际上完全脱离英国，实现了真正的独立，向完整主权国家迈出了关键的第二步，只剩下修改《英属北美法案》程序仍由英国拟订。在1949年之前，最高法院的判决仍要上诉英国内阁司法委员会，然而，这不过是英国议会主权的表面象征而已。

1926年帝国会议成员，坐者从左至右分别是英国首相斯坦利·鲍德温、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和加拿大总理威廉·莱昂·麦肯齐·金

接下来，威廉·莱昂·麦肯齐·金追求的是在英联邦内的独立路线。他采纳亨利·布拉萨在20多年前提出的纲领，虽一再表示依靠英联邦，但实际上是努力使加拿大独立承担国际义务。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便给了加拿大这样的机会。

外交实践 1939年9月3日英国对德国宣战，一周后加拿大也宣战，比美国加入战争还早。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不同，这次加拿大是以独立国家宣战，完全丢掉了孤立主义。这时加拿大承认集体安全是制止侵略的唯一道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加拿大国内也遇到类似1917年曾分裂国家的征兵问题。威廉·莱昂·麦肯齐·金从来不怀疑加拿大将参战，但是不愿过早地作出承诺，主要是为了能够使国家团结一致投入战争。为此，他始终迎合法裔加拿大人的愿望，遵守自愿入伍原则，不强行征兵。1940年年初，安大略省曾暗示号召征兵，威廉·莱昂·麦肯齐·金就解散议会，进行战时大选，重申不征兵，结果政府地位空前强固。直至法裔加拿大人认可征兵时，他才进行征兵工作。1942年年初，在野党领袖阿瑟·米恩（Arthur Meighen，1874—1960年）再提征兵要求，并得到英裔加拿大人支持。威廉·莱昂·麦肯齐·金内阁的对策是举行全民投票，以使政府从不征兵的承诺中解脱出来。1944年秋天，军方提出征兵。威廉·莱昂·麦肯齐·金这时才说：“如果必需，就实行征兵制。”但实际上，征的仍是志愿兵。直到相信法裔加拿大人也支持时，威廉·莱昂·麦肯齐·金政府才决定派遣应征在国内服役的约2 500名士兵到前线，但是此时已经用不上了。威廉·莱昂·麦肯齐·金政府此举主要是为了保证国内政治稳定。这不仅体现了他的折衷主义哲学，而且是为了排除少数英裔加拿大人极端的帝国主义，以抚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征兵和海军问题给魁北克人造成的伤痛，维护联邦的稳定。经常批评他的历史学家弗兰克·昂得希尔却就此称赞威廉·莱昂·麦肯齐·金：“麦肯齐·金是25年来没有让我们产生较大分歧的一位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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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41年，加拿大已有25万人（包括2 500名妇女）在欧洲战场前线，初期用于英国的防卫。1941年12月7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翌日加美两国同时对日宣战，12月中旬加拿大派遣一营2 000人前往香港执行守卫任务，牺牲500多人，其余全被日军俘获。1942年8月盟军试探在欧洲反攻，加拿大派第二步兵师袭击德佩，参加西西里登陆。1944年夏罗马陷落，加拿大克勒拉将军最后率第一军参加在法国反攻时发挥了重要作用。整个战争期间，加拿大有109多万人服役（陆军近75万人，空军24.7万人，海军约10.65万人），死亡4.042 2万人，相当于第一世界大战时牺牲的2/3。

加拿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外交努力，主要是在1941年“珍珠港事件”以前争取美国支持盟国，但是起初加拿大非但没有接受美国租借法案的援助，还制定了加拿大自己的《共同援助法》。在战争期间，加拿大的对外援助超过40亿加元，主要是通过发行“胜利公债”，援助英国（30.43亿加元）。罗斯福政府一直认为盟国的事业就是美国的事业，也要求加拿大合作，承担北美防务。结果，美加在1940年8月签订《奥格登斯堡协定》（OgdensburgAgreement），建立永久联合防卫理事会（Permanent Joint Board on Defense），制定北美共同防卫计划。在北美大陆北部，建立了一系列的军事基地和无线电通信站。此后，又修建阿拉斯加战略公路2 450多公里，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道森克里克（City of Dawson Creek）直达阿拉斯加的费尔班克斯（Fairbanks）。1941年年初，发布《海德公园宣言》，宣布加美两国战时经济合作的范围，利用两国的资源和工业力量帮助盟国。这不仅确立了加美“特殊关系”，也开启了两国经济“一体化”的先例。随后，加拿大也享受《租借法案》资助供给英国的战争物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威廉·莱昂·麦肯齐·金率领加拿大政府代表团出席1945年春天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成立大会，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加拿大一直是联合国的坚定支持者，不仅在集体安全方面，而且在联合国的专业机构中对人道主义、经济和社会活动都发挥了具体作用，有时甚至是主导作用。总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初期，加拿大经历了早期独立外交实践的历练，为20世纪50年代之后独立承担国际义务以及维和事业作了较为充分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