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通史：工业社会的生活变迁

同其他工业化国家一样，加拿大工业社会的变化首先表现在城市化方面，伴随城市化而来的社会阶级结构、性别以及民族关系剧烈变动，都对自治领国家的稳定构成了严重的挑战，主要是如何协调阶级关系，如何使地区融入国家整体，如何解决法语与英语文化的冲突，以及新现代主义与宗教意识的冲突，等等。

城市生活 随着工业化的深化，工业革命对劳动力大量需求，移民流入速度加快，自治领国家进入人口加速增长的时期，到1911年超过720万人，1921年再增22%，达到880万人；20世纪20年代后期伴随经济快速增长，人口再增18%，突破1 000万人大关。其中，西部新加入联邦不久的地区人口增长更是突出，如不列颠哥伦比亚1901年人口统计为18万人，至少是1871年的10倍。

与工业化时代人口增长密切相关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大城市爆炸性地扩张，此后就是城市而非乡村具有长远影响了。这就重塑了国家的地理面貌。在英属北美殖民地时期，人口75%居住在农业地区，1901年乡村居民大约占60%；到1914年，已经明显感到国家面貌比刚建国时大不一样了，55%的人口移居城市；20年代再增10%，加拿大自治领大体实现了居住的城市化。

城市化与工业化的速度是一致的。主要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最快，即使在西部草原，城市比农业地区人口的增长也快得多。埃德蒙顿、卡尔加里、里贾纳和萨斯卡通等西部城市本身就是工业化时代的产物。1901—1921年，埃德蒙顿的人口从4 000人增长到超过5.8万人；温尼伯从4.2万人增至18万人，远远超过马尼托巴省农业地区人口的增长速度；温哥华的人口增长到原来的5倍。最大的两座城市多伦多和蒙特利尔，规模各自也扩大1倍。20年代，城市人口仍稳定地增长。大体上，温哥华增长48%，温尼伯增长24%，蒙特利尔增长38%，多伦多增长32%。大西洋沿海的城市化速度虽然缓慢得多，但是东海岸两座历史最悠久的城市即哈利法克斯和圣约翰，也保持了稳定的增长。

这一时期城市人口增长主要源于两个方面：第一是新移民，特别是草原蘑菇般生长起来的城市，更是如此；第二是从自治领的乡村直接流入城市。这是中央加拿大城市人口增加的基本模式。因此，安大略和魁北克到1911年已是城市化占主导的省份，其后，新移民涌入使它们人口增长更快。

加拿大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随着工业化而实现城市化的。军事工业在战争中极度扩张，促使工业化速度加快，大量劳动力加入军工生产，结果加拿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举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军事工业的扩张使更多的人口变为雇佣劳动者，进入城镇的工厂企业，仅在1941—1943年之间，雇佣劳动者就从460万人增至510万人。这一时期工人及其家属构成了加拿大人口的绝大部分。在二三十年代“半工业化社会”时期，加拿大仍有一半多的人口（60%以上）生活在乡村，而战后一下子变为“工业化社会的生活方式了”，与先于加拿大实现工业化的美国和西欧的城市居民已经没有多大区别，物质生活水平大为提高，甚至还超过一些西欧国家。

工业化和城市化还促使社会生活剧烈变迁。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工业革命早期即已带来了社会生活的新气息。随着人口的增长，重要的城市社会设施大规模增加，社会机构、防火设施和下水道等一般增长4倍。温哥华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建造的房屋都配备了自来水和下水道；哈利法克斯街面多石，在70年代后期铺设了下水管道，只是运营成本较高。无论是在温哥华，还是在哈利法克斯，污水除倒进大海利用潮汐处理外，没有其他处理方法，所以早期城市都存在着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

另一新气息是随着动力和信息革命而来的城市电力和电话的使用。在温哥华、哈利法克斯以及安大略和魁北克两省的各个城市中，都已架起电和电话的线路。在19世纪80年代早期，有技术和财力架设贝尔新发明的电话的只有美国，而美加边界两边都能够受益。安大略省布兰特福德市也计划架设电话，1882年渥太华有了200个用户的第一本电话簿。

1910年蒙特利尔圣雅克街景色

在19世纪80年代初，使用电力仅限于铁路车站和公共建筑物。到1900年，至少在都市城镇用电已较为普遍，上层富人和中产阶级的住宅都安装了电灯，电话和电灯的增多使街道的线杆和线路纵横交错，形成新的城市景观。19世纪60年代，加拿大城市大街上空也像欧洲一样，除了树枝什么也没有，街景单调，春季一片泥泞，夏秋尘土飞扬，到处弥漫马粪味。19世纪50年代初哈利法克斯刚架设电线杆时，夜里就被人砍倒，而到19世纪90年代，哈利法克斯、蒙特利尔、多伦多和温哥华等中心城市，城市面貌可以说已焕然一新。廉价电力不仅提供工业动力，也为居民家庭所普遍使用。电话也日益普及，使商业效率不断提高，沟通更加方便。1906年，一位到温尼伯的游客写道：“城市铁路、电灯等大量装备，全新的马尼托巴俱乐部，是城里富豪聚餐之所，舒适而典雅，无可挑剔。多伦多的伊顿商店占据了整整一个街区。”

自行车的使用是另一个变化标志。邓洛普充气轮胎自行车时髦而安全，自19世纪90年代开始流行，很快就成为人们普遍使用的代步工具，它比马车要快捷和便宜，街道不再到处是马粪，气味弥漫。这是普通民众最明显感受到的社会变化。

铁路引起的社会变革更大。远途旅行改乘火车，方便、快速、舒适，无可比拟。从哈利法克斯到特鲁罗原来肮脏的道路两边，每隔几英里就有小客栈，为马加料、为人提供啤酒、供人马休息的场景渐渐消失了踪影。哈利法克斯、多伦多、圣约翰、魁北克、蒙特利尔和汉密尔顿等铁路沿线的城镇生活步伐越来越快。1872年，乔治·布朗的《环球报》已有一半销到多伦多以外，在1876年早班特别火车就将当日报纸送到汉密尔顿。铁路创造了全新的市场，许多新产品广泛流通。

蒙特利尔的创建者梅松纳夫纪念碑

城市化对市政建设和交通也提出了要求。蒙特利尔和哈利法克斯等旧城市中心兼并邻近的农业地区或工人聚居区后，市区向郊外扩展。20世纪头10年，多伦多在西边和北边建立了新区；蒙特利尔出现了梅松纳夫（Maisonneuve）新区，沃德工人聚居区的人口1900年增至1.2万人。各个城市边缘开发地带与市中心工厂和办公场所之间的交通由电车解决。每座城镇都自夸其拥有最好的市政设施、最低的税收和最健康的劳工队伍等。温尼伯人吹嘘自己这座城市是“加拿大的芝加哥”，蒙特利尔梅松纳夫新区居民称这里是“加拿大的匹兹堡”。这里有3条国家铁路通过，电力营运系统先进并与贯通市区的电车连接，海运设施在整个自治领国家也无匹敌者。

工业化和城市化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对于市政政客来说，进步意味着发展，他们常以减税、资助、廉价能源、有轨电车线路、健康的劳工队伍、住房、学校和公园为诱饵引进新兴工业，从而也滋生了腐败。他们直接从出售空地、工厂建设和地产开发中获利。随着城市的日益扩展，劳工阶层能买得起的住房一直短缺。1904年一份报告说：“几乎找不到适合一家人居住的空房子，在许多情况下，一所房子住好几家人家。”1901—1911年，总共建造了40万套住房，仍不能满足需求。工人对工业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贫穷人口栖身之所几乎不受关注。

随着生产的技术革新，生产关系也发生了改变。工厂不再需要经过15—20年学徒才掌握技能和经验的工匠，而是简单的操作工。19世纪40年代殖民地时期的工匠变为80年代工厂的工人，日益程序化的工作，由非熟练工人甚至童工即可掌握。一个14岁名叫泰奥菲尔·卡隆的熟练卷烟工，11岁开始学徒，经过3年成为工匠，但是工厂制生产将他变为熟练卷烟工，原来的自豪感消失了。

对于无产阶级来说，主要的问题是生活状态的变化。工业化改善了国家福利事业，1900年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少，按这年一加元购买的布来计算，提高了25%以上。然而，工厂制却造成了这个新生阶级的贫困。在19世纪80年代，安大略和魁北克两省法律都禁止12岁以下男童工、14岁以下女童工；新斯科舍省规定男童工至少10岁，12岁以前一周工作不超过60小时。但是，这些法律规定全都没有强制执行。工厂由监工执行劳动纪律，工人些许违规即被关进工厂监狱。在新不伦瑞克省弗雷德雷克顿东北的玛丽维尔小镇，这里每天听哨声起床、上班、喝茶和午饭，10小时后听哨声回家。随着技术变革，大量使用机器，生产率大幅提高，劳动强度加强。以制鞋为例，19世纪40年代一个鞋匠每日缝制两双鞋子，19世纪80年代引进制鞋机，日产上百双鞋子，产量急增，价格下跌，雇主随意降低工资，造成更多的人失业。人们在流入城市前一般期望很高，然而相比在农场，基本上不能自给自足，而是要购买产品和服务，一旦找不到工作，困在城里，面临的是高房租；有病就更加糟糕，在农场还有人照顾，而在城里没有工作就没有任何保障。新开发地区的工人比中央加拿大还要贫困。当时温尼伯北区的工人，“住房只有单间、单坡顶，家具是脏兮兮的两张床、一块板、一个炉子、一条长凳、两把椅子、一张桌、一桶泡菜。两家人家住在一起，女人邋里邋遢，赤脚而裸露半身。孩子耷拉着鞋，婴儿裹在包里放在墙角一个悬吊的麻袋布摇篮里……摆上桌的晚饭是每人一碗热土豆、一块发黄的面包和一瓶啤酒”。尽管如此，人们仍从农场不断涌入城镇，宁愿以自由的农场劳动交换工厂紧张而艰苦的工作，因为至少能够得到一份现金报酬和周日假期。

在加拿大，无论是城市工厂，还是乡村农场，冬季都是劳动淡季。工人在结冰期一般要面临被解雇，在最需要钱为家庭购置衣物、取暖柴炭时，或是工资被降低，或是失去工作，生活更加困苦。在殖民地时期的农业社会，冬天是乡村的社交季节，而今在城市则是工人的严酷季节，甚或中产阶级也无法防备灾害、疾病或事故。大多数工作是季节性的，人们缺乏任何失业保险或医疗保障。1913年，一个5口之家一年需开支1 200多加元，一个非熟练劳工挣不到。女工和童工比男工工资低得多，但是男工工资也因他们的大量存在而被压低。当时蒙特利尔的一份调查材料写道：一个贫穷工人之家，食品杂物费用增加了11加元，在偿付7加元时，主妇病倒了，丈夫希望延期偿还剩余的4加元，法庭拒绝，还要外加15加元的诉讼费，结果财产被抵押，丈夫自杀。19世纪80年代乡村诗人阿奇博尔德·兰普曼（Archibald Lampman，1861—1899年）的诗句反映了工人的这一惨状：

辛苦怕邻居听到，

在那里歌喉嘶哑，

生活就是漫长的劳作，

直到死亡或自由到来。

工作艰辛、工资低、住房拥挤、生活水平低下，这些还不是困扰城市工人的所有问题。缺少卫生设施、干净水、公共健康、教育、公园和娱乐设施这些工业社会早期就已存在的问题，现在则更加严重，因此造成儿童的高死亡率，加上传染病，死亡人数惊人。1911年，多伦多每千名不到一岁的婴儿，就有11个死于传染病，44个死于消化疾病。

西部农业移民的艰辛 19世纪七八十年代西部开拓早期，来自东部的移民将家乡生产和生活习惯带到了那里，主要栽种谷物，雨水充足的地方栽种大麦和燕麦，但是不宜栽种蔬菜和水果，所以移居萨斯喀彻温省的东部人怀念尼亚加拉的梨、桃、苹果和浆果。一般人家这时还会保持在东部居住时的一些生活习惯，例如炉子上炖锅里总炖着肉。

同东部一样，西部开始工业化后，劳作和生活方式也迅速发生了变化。按约翰·亚历山大·麦克唐纳“国家政策”设定的目标，向西部移民以满足东部工业革命的需要，无论是来自东部还是欧洲的移民，劳动和生活都要与这一目标相适应。在160英亩（65公顷）居住耕地上，小麦必须赶在雨水、冰雹或霜冻前收割，人们往往黎明前起床，天黑才回家。妇女与男人一样5点钟起床做早饭，早饭后就立即收拾土豆，准备午饭，就这样一天天周而复始。

农场主也像商人一样考虑生产成本，关键是将160英亩谷物很快转变成现金，以换取生活必需品以及生产工具或机械，还要留一些作为积蓄。1881年，约翰·弗雷泽自苏格兰爱丁堡来到马尼托巴省的布兰登，用2 000加元购买了太平洋铁路的半块黑土地（80英亩），用40英亩（16公顷）分别种小麦和燕麦，亩产约20—30蒲式耳。比别人幸运的是，他躲过了1883年9月袭击萨斯喀彻温和阿尔伯塔两省的霜冻，原来投资的2 000加元不到两年增值到4 500加元。但是，大部分草原移民一开始大都艰难困苦，尤其是来自东欧被称为乌克兰农民的移民，最为贫苦。他们来到加拿大初期，缺乏技术，还存在语言障碍，一般要干几年采矿、筑路、建房或伐木工作，工作时间长而报酬低，住在寒冷的圆木房里，虫叮蚊咬，成为西部最贫苦、最受剥削的所谓“简易屋人”。他们拼命挣钱，为了购买农具和家居物品，特别是能够购买一头耕牛、一头奶牛、些许种子，至少要250加元，住所比草房好一点的，再需600—1 000加元。一些移民来到新兴城镇，寻找的工作不稳定，好在能与家人住在一起。他们居住在像温尼伯北部的贫民窟里，多半几个家庭合租一所居屋。贫民窟比工棚好不了多少，那里拥挤、肮脏、酗酒和卖淫等现象司空见惯，经教会努力救助才部分好转，子女偶尔有机会进学校。(www.xing528.com)

虽然同样艰辛，农业定居区新移民的境况或许好一些，危难时可以依靠移民乡亲相互帮助。由于语言相同，他们也可打发寂寞的异乡生活。东正教会也会帮助乌克兰农民适应新的环境，在西部草原至今还可看到许多乌克兰农民聚居区洋葱头状的教堂。当初，这是东欧移民的精神寄托之所，尤其是在初期，很多移民要寻求教会帮助。

教会改革 19世纪后期，教会遇到了两方面的挑战，即科学和历史的进步，达尔文主义对《圣经》的严厉批判使教会处于防守地位。工业社会初期的不公正，向教会提出了笼络教众尤其是工人教众的社会使命。新教领袖开始赋予基督教以“社会福音”的内容，企图把基督教改革成为人间的“上帝王国”。温和派强调通过社会改革重塑社会的基本需求，提出工业安全、公共健康立法、禁止酿制和销售酒精饮料、取缔童工和卖淫、移民“加拿大化”、妇女选举权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新不伦瑞克省的亨利·哈维·斯图尔特、多伦多的詹姆斯·辛普森、马尼托巴的“政治平等会”等新教改革者，都接受了社会基督主义理想。

从19世纪90年代起，罗马天主教会开始完善适合新兴工业社会秩序的传教信条，20世纪的“工人教皇”利奥十三的声明对魁北克省和英语天主教的影响不断扩大，工业城镇教区的神父鼓励改组天主教工会和信用工会。亨利·布拉萨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同基督教改革主义、社会福音派或社会天主教主义合作，致力于在保护现有制度和信仰前提下的工人解放事业。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阶级和地区等的反抗运动进入了10年活跃期。清教伦理开始关注酗酒问题、外国移民的盎格鲁—撒克逊化、守纪劳工队伍的培养，等等，多种期望一起促进了战时最大的改革要求—禁酒运动，但是没有成功，因为政府要推动旅游以增加美元收入。酒业非法批发，“走私酒在全省各地流通”，医生越来越多地为小病开酒精处方也起到了破坏作用。为了增加税收，有的省禁止市场销售，代之按政府规则销售，1930年仍在禁酒的省份只剩下爱德华王子岛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改革家主张禁酒是一项社会改革，但是政府销售酒精饮料资助其他改革项目，让一些鼓吹禁酒的新教改革家十分失望。但是反禁酒的势力也在增强，1925年新斯科舍省一份调查报告说：“私人酒贩以商用小汽车运酒，仅关闭酒吧、沙龙对限制总体消费不起多大作用。”

20世纪20年代大规模工业化后，工业社会所特有的宽容和调和精神也影响了最保守的社会机构和教会的改革。组织自由派新教最成功的一项改革事业是实现教会联合，1925年6月美以美派、公理会派和长老派联合，组建加拿大联合教会（United Church of Canada）。一些长老派教徒认为，这是只求形式而不顾教义正统，联合太过匆忙而没有参加，而是在乔治·皮金（George Campbell Pidgeon，1872—1971年）的领导下组成新教会，约有200万信徒参加。罗马天主教大约有400万教徒，英格兰教会与剩余长老派另外组成最大的一个教派。

在魁北克，20世纪20年代新旧宗教和观念的冲突也很激烈。1917年，年轻的牧师、律师和记者组成的传统精英在莱昂内尔·格鲁尔（Lionel Groulx，1878—1967年）神甫兼历史学家的领导下创办《法裔人行动月刊》，倡导历史是教义之源的思想，认为可以引导法裔加拿大人进入人间天国，魁北克人在那里能够脱离英裔加拿大人的控制。他虽批评鼓吹魁北克从加拿大分裂出去，但是号召法裔重视教育，准备作为“上帝公开计划”而采取行动。欧内斯特·拉普安特（Ernest Lapointe，1876—1941年）在渥太华对自由党政府具有较大的影响后，莱昂内尔·格鲁尔的影响才部分被消除。1927年庆祝自治领联邦60周年时，莱昂内尔·格鲁尔也承认加拿大虽然受“多种解体细菌”感染而贫血，但是仍可通过改革而复活。他的极端民族主义就暂时停歇了。亨利·布拉萨（Bourassa Herry，1868—1952年）的温和民族主义运动对这位曾是布拉萨民族主义的信徒也有影响。亨利·布拉萨指责《法裔人行动月刊》混淆宗教与民族主义的界线，号召魁北克人拒绝极端民族主义，支持泛加拿大运动。这位1837年下加拿大起义领袖路易—约瑟夫·帕皮诺的外孙，具有这种认识实属难得。亨利·布拉萨设计了二元文化，希望借此最后实现魁北克省的自治。20世纪20年代的繁荣以及麦肯齐·金部分采纳了布拉萨的思想，可以说挖了极端民族主义的墙角。

女权运动 工业化和城市化最具革命性历史意义的莫过于对妇女社会地位的影响。女权运动是特别重要的社会改革运动，改革基调往往依据基督教的道德标准。天主教对女性的约束是中世纪专制的最后残余。新教改革运动提出解放妇女，从而点燃了妇女运动的火花。在英属北美殖民地时期，去美国学习的第一位妇女医生斯托·埃米莉（Emily Stowe）是妇女解放的先知先觉者。她在19—20世纪之交与女儿奥古斯塔·斯托—格莱恩(Augusta Stowe-Gullen)一起最早开始为妇女选举权和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呼吁。稍后，女权主义者内莉·麦克朗也为妇女争取投票权和“上帝的母性要求”。到19世纪50年代，又先后出现了“妇女基督教禁酒联盟”、“青年妇女基督教联合会”和“加拿大妇女全国协会”等组织。多伦多记者、女权主义者弗洛拉·麦克唐纳·戴尼森（Flora MacDonald Denison，1867—1921年）、1916年英帝国首位妇女警察局长、阿尔伯塔省作家埃米莉·默菲（Emily Murphy，1868—1933年）、西部农业记者科拉·欣德、马尼托巴的姊妹记者利莲·B.托马斯和弗朗西斯·贝农等，无一不相信妇女对激发社会道德有着特殊的作用。他们提出了广泛的改革计划，第一个目标是妇女平等选举权，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量妇女加入劳动大军，这一要求得到了实现，尽管只是部分的。1916年，马尼托巴省第一个给予妇女选举权，除魁北克外，其他各省纷纷效仿。在1917年联邦大选期间，一些妇女获得了选举权，1918年新选举法进而将这一权利扩大到所有成年女性。

莱昂内尔·格鲁尔

玛丽·拉克斯特·热兰—拉若瓦

在落后的魁北克，法裔加拿大的妇女运动也受到社会天主教主义的支持，但道路不同。主导的天主教会顽固地反对给妇女选举权。玛丽·拉克 斯 特·热 兰—拉若瓦（Marie Lacoste Gérin-Lajoie）等先进的法裔加拿大妇女只好首先致力于提高妇女的法律地位以及接受教育的权利的斗争，部分教会组织也为不愿意结婚而参加工作的女性提供选择，修女常同世俗姐妹一道为改善妇女的生活条件而奋斗。同英裔加拿大女性一样，法裔加拿大女性在1918年也得到了联邦的选举权，但是可笑的是，20世纪30年代还要为争取省内选举权而努力，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裔加拿大妇女才获得省内选举权。加入“利沃特的罗西”的女工行列的人数急增，不仅因为有工资而经济地位得以改善，也取得了部分政治权利。

文化斗争 在工业化时代早期，自治领政府还没有确定文化和宗教政策，一般假设将移民同化于英语主流社会。1908年，美以美教的《传教展望》表示：“如果从北美这片大陆将要产生一个优等种族、一个被上帝用来完成他的工作的特别种族，我们对现在成为同胞的这些国民有什么责任呢？来到这里的许多人，名义是基督教徒，效忠于希腊、罗马天主教教会，可是他们的道德准则与信仰远远低于自治领的基督教国民……我们有责任翻开《圣经》欢迎他们，并将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的准则和信念灌入他们的心灵。”一些志愿者组织帮助加快同化进程，新教传教团扮演了重要角色，美以美派、长老派、安立甘派或救世军教派都建立了特别“国内传教团”的分支机构，对“外来人”灌输新教教义和加拿大主义。温尼伯的全民教、阿尔伯塔省帕坎的麦克道格尔纪念医院和边疆学院的民族主义者都在努力促进新移民的加拿大化。学校实行强制英语教学，但是一个明确的事实是，加拿大现有的人口还没有多到吸收每年新到移民的数目。

虽然20世纪早期的民族语言纷繁复杂，但是至少颜色几乎划一了。土著人被圈居在保留地，除新斯科舍省、蒙特利尔以及南安大略的少数聚居区外，黑人在各处都被拒之门外。中国人、日本人甚至印度的帝国臣民进入自治领受到严格限制，1907年温哥华还爆发了敌视亚洲人的骚乱。为了建立“强大、自由及真正的北方”国家，甚至南欧人也不受欢迎。即使像温尼伯“全民教”创始人詹姆斯·S.伍德斯沃斯对种族马赛克化特别同情的人，也主张对“南欧患病、犯罪的意大利人”要加以区别对待。这一时期加拿大还不是民族马赛克，坚持几乎同美国一样的民族大熔炉的同化政策。实际上，有两个截然不同种族等级：一是本土出生的法裔和英裔加拿大人、北欧的“白人”移民，从事的是有技术、高工资的职业；二是“迟钝”的“外国人”，只能从事肮脏繁重的工种。英裔加拿大人较少程度也包括法裔加拿大人始终是主流族群。在城市化地区，种族与阶级的界线是重合的，而常将新移民与说英语的中产阶级和劳工特别分开，绝大多数城市都有温尼伯北区、多伦多“沃德区”或蒙特利尔“山下区”这样遭受歧视的“外国人”居住区。

20世纪20年代工业化速度加快之后，移民增加，随之而来的是不同族群的大量涌入，导致语言一体化的任务更为繁重。在魁北克以及其他各省的法裔聚居区之外，公共教育制度被设计成将新移民同化于英裔主流社会的主要工具，结果魁北克以外的法裔社会在文化和宗教政策上受到了较大的伤害。马尼托巴省在1897年允许使用多种语言教学，即便在安大略省，对低年级学生使用法语教学也很早被接受了。1905年萨斯喀彻温和阿尔伯塔建省时，只规定了天主教学校及法语使用的有限条款，即便这样的条款，也在1918年作为学校一系列“改革”内容被取消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由于种族关系紧张，法语教学被视为特权而取消。除魁北克省以外，加拿大似乎将成为一个英语国家。最终，这激化了英裔与法裔加拿大人的文化冲突。

阿代拉尔·朗之万

其实，早在19世纪70年代“马尼托巴学校问题”产生时，英裔与法裔加拿大人的文化冲突即已开始。自治领第五任总理约翰·斯帕洛·戴维·汤普森（John Sparrow David Thompson，1845—1894年）去世不到两周，伦敦枢密院司法委员会将“马尼托巴学校问题”强加给新上台的麦肯齐·鲍威尔（Mackenzie Bowell，1823—1917年）政府，但是新教的马尼托巴省政府、代表罗马天主教的圣波尼菲斯大主教亚历山大—安东尼恩·塔谢（昔日路易·瑞尔的导师）及其后任阿代拉尔·朗之万（更加极端）都拒不接受。阿代拉尔·朗之万（Adélard Langevin）在1870年作出规定，马尼托巴天主教徒享有建立教派分离学校的权利；马尼托巴新教徒1890年认为，多数人同意就可以废除过去的决定，双方都采取了极端立场，不愿妥协。最后，下院议决推给法院，而两级法院作出了相互矛盾的裁决。最高上诉法院（伦敦枢密院司法委员会）的裁定是：第一，马尼托巴省有权废除允许天主教学校的立法；第二，马尼托巴省天主教徒有权向自治领联邦政府上诉重新恢复被废除的法律。一次裁决，两条对立的文字，造成联邦与省两级政府之间无所适从。联邦议会难以定夺，而麦肯齐·鲍威尔又软弱而死板，这个问题最终导致保守党在1896年6月联邦大选中失败。威尔弗里德·劳雷尔执政后，声称要像伊索寓言的旅行者那样，通过灵活而光明的手段妥善解决这一问题，好不容易才平息了这场文化与宗教的纷争。

马尼托巴学校问题表明，即便在工业化社会里，法裔与英裔加拿大人之间的基本宗教与文化观念的分歧仍不能被忽视。从1760年征服以来，魁北克人虽然已历经四五代人，但是民众的记忆似乎还不那么遥远。19世纪80年代的法裔加拿大诗人、剧作家路易—奥诺雷·弗雷歇特（Louis-Honoré Fréchette，1839—1908年）还记得他1855年15岁那年站在父亲身旁的情景：父子两人注视着第一艘上溯圣劳伦斯河的“卡普里修斯号”法国战舰，父亲饱含老泪，手指着船上飘扬的法国国旗，说道：“儿子，那是你的国旗！那是你的祖国！”随后，诗人写道：

那一天，

从我们的岸边涌起了如潮的欢呼，

但喜悦失去得太快，

那是迷失婴儿重新找到了母亲，

妈妈眼含热泪将孩儿拥在怀中。

路易—奥诺雷·弗雷歇特

多么强烈的民族情结。到19世纪90年代，法裔人口增长较快，作为法裔加拿大人割舍不去的这种法国情感意识也在增强。英裔加拿大人不完全相信在一个国家可以说两种语言。那时，加拿大人还没有想到双语制度。

到1913年，文化冲突再起。安大略省法裔人口的增长引起奥兰治派的恐惧，担心他们这个新教省份会受到威胁，说英语的天主教徒也开始出现法语不久可能成为教会主导语言的忧虑。于是，两股平日敌对的势力一起给省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在安大略省的学校中限制使用法语。为了改善安大略省法裔学校的标准，尤其是为了提高那里英语教学的水平，省教育部1913年颁布通告，即广为人知的《第十七号法规》（Regulation 17），限制法裔安大略人使用母语接受教育。20世纪20年代将担任该省总理的乔治·霍华德·弗格森（George Howard Ferguson，1870—1946年）是一名奥兰治派，他宣称：“双语制鼓励种族孤立，会在年轻人心目中留下深刻的种族优越感，也与构成我国人口的各民族融合的现实相冲突……美国是只承认一种语言的国家，学校制度的实践证明，我们这种制度是明智的。”这番言论遭到了安大略和魁北克两省法裔加拿大人的愤怒抨击。

严重的是，这个学校语言问题与1915年征兵问题搅和在一起，变为英裔加拿大人指责法裔加拿大人不愿为国家尽力的理由。两个主流民族的关系顿时紧张起来。法裔加拿大人温和派领袖亨利·布拉萨声称，真正的战争不是在欧洲，而是在安大略省。更为严重的是，自由党1916年年初将问题提交议会，党也按语言分裂，安大略省自由党与联邦的自由党决裂。法裔加拿大人指责说：法语不仅在安大略省受到蔑视，在军队中也处于劣势，除在刚刚组建的陆军营外，英语仍是主导语言，军事指挥也使用英语，几乎没有说法语的军官。法院再次裁决争端，仍不利于法裔加拿大人的诉求。教皇甚至出来呼吁加拿大的天主教徒要冷静克制。

文化冲突已经造成国家难以弥合的分裂，1918年年初在魁北克省甚至发生了零星的骚乱，调来军队防范。一个模糊的分裂主义法案提交魁北克省立法议会，虽然在表决前被搁置，那只是在等待战争结束。其实，这预示了加拿大两种语言和宗教的文化分歧并没有因为工业社会到来而消失，相反，分歧更加严重了，以致后来在20世纪80年代魁北克省就独立问题进行公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