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通史：小麦经济及自治领国家建设

自治领国家的创建和扩张遵循了开国总理约翰·亚历山大·麦克唐纳“国家政策”的总体思想以及关于工业化的中央加拿大地区与西部关系的规划：将西部设定为东部市场的经济边缘区，加快中部工业化进程，抵制美国的南北“拉力”，建立独立的民族经济体系，巩固新生的自治领国家。这代表了东部成长中的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要求西部不仅是东部的市场，而且是“新投资边疆”以及“吸引英国、欧洲移民的农业边疆”。1903年，劳雷尔的财政部长说：“帮助加拿大制造业者最好的方法，就是用富裕惬意的人口填满马尼托巴及西北地区，使其成为东部制造品的消费者。”

草原的早期开发 作为“国家政策”的一项重要措施，即分配西部的所谓“剩余”土地，实际上从1872年颁布《自治领土地法》就开始了。1870年，哈德孙湾公司转让西部土地后，联邦政府预征1/18土地作为学校用地，1/3赠予铁路用地，其余的全部作为移居耕地。任何超过18岁的移居者，交10加元手续费，均可成为居住耕地者；作最低限度的开发，居住3年，获得160英亩土地所有权，并对邻近40英亩土地拥有优先购买权。这同美国的居住耕地法基本相似，不同的是，比美国更加优惠，例如，最低年龄不是美国规定的21岁、居住满5年，等等。实际上，这是将英属北美殖民地时期安大略实行的“方格棋盘”开发方法运用于西部开发。

约翰·亚历山大·麦克唐纳本以为这样的优惠条件可以促进西部草原的迅速开发。可是，自治领早期草原农业开发非常缓慢，主要是因为自然条件恶劣，不利于吸引移民。在19世纪，绝大部分移民停留于半湿地平原（每年降雨量20—30英寸）边界，即西经100度以东的美国地面与加拿大红河谷、阿尔伯塔省南部宜耕地区。19世纪70年代初居住耕作土地开放后，只有马尼托巴省红河河谷地带因为有美国铁路从南方通达的地方才有少量移民。加拿大西部在吸引移民过程中竞争不过美国西部边疆。即便在萨斯喀彻温省和阿尔伯塔省南部交界的派勒泽三角地带，也经常发生自然灾害，如1883—1884年萨斯喀彻温和阿尔伯塔先后遭遇霜冻和雨灾。这里，只有在雨量充沛的年份才能收获。草原其余降雨低于20英寸的地区，基本上不适宜农耕。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加拿大边疆移民几乎一半分流到了美国的爱荷华、内布拉斯加、堪萨斯和明尼苏达南部等4个州。

西部草原开发最早是在19世纪80年代早期将阿尔伯塔卡尔加里（Calgary）以西的高原开放为畜牧场开始的。这里阳光充足，牧草养分高，因为毛皮贸易，草原野牛群已经消失近10年。于是，联邦政府允许草场出租，引进家畜，起伏的高地草场随后迅速变为牧场。在这里，一头优良品种的牛犊值5加元，放养3—4年，价钱翻10倍。这里在1884年向英国出口活畜5.4万头，1900年增加1倍，也出口美国。1880年冷藏船出现后可以出口冻肉，更有利于牧业增产。最初，西部牧场聘用美国工头，19世纪80年代牛仔全部换为加拿大或英国人，他们大多为东部受过专业教育的行家经营者。这非常有利于牧业的科学开发，加快了开发的速度。南部牧场开发持续到1907年，那年严冬冻死了大多数牲畜，牧场主破产，开发势头受挫。

在阿尔伯塔牧业起步10多年之后，大约1886年前后，美国和加拿大所有宜耕的半湿地绝大部分拓为耕地，逐渐发展起种植业。加拿大自治领政府为促进农业移民加大了激励机制，1878—1896年资助每年增加20万加元，建成了铁路，引进了美国耕作技术，有力地促进了草原的农业开发。1896年前后，美国摩门教移民首先到来，带来了灌溉技术，解决了干旱问题，再经过印第安赫德农学家实验站的改进，利用开沟、浅耕和轮作等保墒手段发展了干旱农业生产的新技术。这样，本来不宜农业的草原半酸性土地变为麦田，19世纪90年代西部草原农业形成了规模。加拿大西部终于具有吸引力，许多美国人高价卖掉农场转移到北方。特别重要的是，这些来自边界以南的移民，许多人几十年或十几年前原来就是移往南方的加拿大人。他们现在返回时带着资金、机械以及旱作农业知识，加上相同的文化背景，必然成为成功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3的农业经营者来自边界以南。

不过，仅靠美国移民满足不了西部大规模开发的需求，还必须从欧洲吸引移民。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有两个国际因素有利于从欧洲引进移民，即谷物价格的提高和海洋运费的下降。与殖民地木材贸易兴盛时期模式相类似，小麦繁荣时期的移民也成为运输船返程的压舱物。欧洲移民除了为矿山、制造业和建筑业增加大量的便宜劳动力外，绝大部分去了西部。

大规模引进欧洲移民开发西部农业是与克里弗德·西夫顿（Clifford Sifton，1861—1929年）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克里弗德·西夫顿出生于安大略，年轻时随父亲迁移西部。他们父子两人都相信，只有大量移民，才能够将草原开辟成为良田，发挥西部的无限潜力。1896年，代表西部利益的西夫顿加入劳雷尔内阁，任内政部长。入阁后，他立即向欧美各地派人宣传《自治领土地法》和移民政策。在欧洲，传统上英国是加拿大移民的主要来源地，1914年以前1/3移民来自英国，既有1902年在萨斯喀彻温建立的巴尔定居区，即出身于小贵族的巴纳多博士试图赞助孤儿移民而在这里建立的一个小不列颠定居区，也有逃离阶级压迫包括工人在内的下层民众的移居区。在1896年以前，欧洲移民只有少量孟诺派教徒或冰岛人，后来又大批吸引非英语的德国、奥地利以及北欧的移民，还有少量的比利时人和法国人。不过，西夫顿移民开发西部农业取得成功，主要是因为引进“穿羊皮外套者”，即卢瑟尼亚人（Ruthenians）。他们是奥匈帝国的斯拉夫语农民，通称乌克兰人。斯拉夫语农民集中在马尼托巴省的多芬、萨斯喀彻温省约克顿（Yorkton）和阿尔伯塔省埃德蒙顿（Edmonton）附近，一般在独立的移民区定居。

克里弗德·西夫顿

西夫顿特别看重的是东欧移民丰富的农业经验、身体强壮以及妻子多产。这一政策措施很成功，移民人口迅速增加，完全改写了19世纪70年代以来移民政策失败的纪录。1901年统计加拿大人口为5 371 315人，下一个10年增长34%，达到720万人。草原省人口增加最多最快，增长率为49%，比中央加拿大的40%几乎高10%，不列颠哥伦比亚增长9%，大西洋省只增长3%。到1900年，移民已布满西部草原地区，开垦速度明显加快。1890—1900年，所有地方的耕作面积都增加2倍以上。1911年，草原地区统计人口是1901年的3倍，耕地面积增加5倍。1870—1930年，登记居住耕地60.75万块，其中40.4万块是在1900—1914年分配出去的。

在1926年机械大批投入以前，草原开发主要依赖移民。而其他有利于西部开发的因素还有：铁路网形成、巴拿马运河航路开通、温哥华成为太平洋海岸运送谷物的海港以及越洋运费降低、1897—1911年联邦资助增至每年75万加元，加上世界小麦需求量增长较快，价格达到空前的每蒲式耳2美元，以及英国公司以农场抵押担保的有价证券投资带来的投资繁荣，等等。加拿大大草原的农业边疆迅速北移。据档案记载，真正的居住耕地在1900年仅占西部可耕地1/15，而到 1914年几乎占到90%，这意味着西部开垦即将完毕。至此，草原地区确立了农业经济，为下一步西部的农业革命和小麦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西部农业革命 20世纪初期，加拿大对西部草原现代农业的开发速度加快了。这首先得益于小麦品种的加快改良，成熟期缩短。这时，引进的“红笛”以及1911年培育出的120天成熟的“马奎斯”品种，使小麦栽种边界北移几千英里，到达皮斯河。现代农业的开发要求使用大型高效的机械，实行机械化的农场规模经营。这样就形成了与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的小农场迥异的大农场农业。梅西—哈里斯农机公司（Massey-Harris Company Limited）以及美国农机公司提供的先进农业机械，先是冷钢犁，继而机械收割机，以及蒸汽脱粒机，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已开始使用内燃拖拉机。梅西—莫里斯农机不断改进，有“国家政策”所定25%关税的价格保护，很快排挤了美国的廉价农机。1926—1931年，拖拉机由5万台增至8.2万台，收割机从零增加到9 000台，卡车由6 000辆增到2.2万辆。这样，经过90年代中期以来30多年的发展，机械化装备和育种技术革命造就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加拿大大草原农业。

加拿大西部农业革命既不同于安大略和魁北克两省代表的东部的农业革命，也不同于英国18世纪的农业革命。后两者特别是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农业革命，开始于工业革命之前，从市场和劳动力的供给乃至技术上为工业革命准备了先期条件。加拿大大草原机械化大农场的农业革命发生在工业化之后，是依靠先期完成工业化的中央加拿大地区制造业提供的大批先进农业机械进行的。而劳动力则是依赖于欧美移民，不像英国是圈地运动中破产的自耕农。而且，移民在西部农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发挥了重要作用，即使在草原农业实现机械化之后，也是如此。到1921年，西部农场雇佣110.7万人，占全国劳动力市场的37%，超过任何其他部门，如制造业雇佣52.6万人，占19%。另外，先进的农业耕作技术（如干旱农业技术）也来自国外。这是加拿大西部农业革命的特点，也是农业革命能够很快完成的基础。(www.xing528.com)

1900—1914年是西部草原开垦最快的10年，小麦产量的增长与草原开垦的速度齐头并进。在1901—1913年小麦产量增长最快的12年中，产量从不足5 600万蒲式耳增至2.24亿蒲式耳，出口增长600%。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因欧洲需求减少，积存增加，但1920年又因欧洲市场份额恢复而增长到2.79亿加元。20世纪20年代后期，欧洲国家提高关税保护本国农场主，加上1928—1929年苏联重新出口小麦，加拿大小麦的海外市场暂时收缩。1929年又反弹，小麦出口增长到5亿加元，是1920年的将近1倍，约占世界小麦出口量的50%。至此，加拿大确实成为世界的面包篮子。

小麦经济的重要性与局限性 经济繁荣是人口增加的原因，也是人口增长的结果。1921年加拿大全国880万人，净移入人口超常地超过100多万人。这100多万劳动力不仅是小麦经济繁荣和工业化的动力，也是东部工业品可观的消费市场，或使市场扩容到庞大规模。3项“国家政策”中的2项（市场和移民扩大）一并得到实现。加上机械化大农场对农业机器的庞大需求，同英国18世纪农业革命一样，加拿大西部农业革命反过来推动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步伐的加快。

国家政策的第三项即铁路建设，更能体现加拿大西部农业革命促进工业化的特殊作用。这是加拿大不同于英国的特点。几乎与草原土地大规模开发同步开始的（1890年）第二次铁路扩张潮，因为西部农业革命而加快。一位早期加拿大历史学家说：“在加拿大历史上，铁路与人口的关系，往往如同鸡与蛋的关系，互为因果。只有假定在人流增长而产生交通运输量的情况下，才会在移民定居之前修建一条铁路。”与19世纪70年代第一条太平洋铁路不同，19世纪90年代扩建的几条铁路直接服务于移民和小麦运输。无论是苏必利尔湖以西的北方铁路、第二条大干线太平洋铁路或北延的诸多支线，还是马尼托巴省联合萨斯喀彻温省在20世纪20年代初修建的到哈德孙湾西岸穆索尼和丘吉尔港的铁路，都是为了增加小麦运输量。这样，西部的铁路很快形成网络。实际上，加拿大现有铁路绝大部分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1901—1914年，铁路里程由4 100英里增至1.16万英里，1920年达到63万公里。

铁路建设直接带动了煤铁开采，发生的连带效应随之扩大，吸引大量资金投入有利可图的交通运输事业。按《1900年铁路补助法》规定，第二条横贯大陆铁路的铁轨必须在国内购买。这使生铁从1895年的4.2万吨增至1910年的80.1万吨。1914年加拿大的钢铁工业基础确立，东西沿海省份的煤炭业也因此受益。此外，带动港口装卸量和运河运量的增长以及港口和运河设施的改善。苏必利尔湖的亚瑟港、威廉姆港、大湖与圣劳伦斯河航线以及到美国纽约港的航道，都在这一时期得到整治。城市铁路、电力设施、道路、公共建筑和住房建筑等公共事业也间接受到刺激。所有这些方面，无疑都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横向扩张的主导因素。

更重要的是，1900—1913年一直支持经济增长的国外资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撤离后，小麦贸易资金显然成为重要的补充资本，继续为高速扩张的工业化输血。建国时期草原是“野蛮的西部”，自治领的政治家在为那里的荒凉、人口稀少而苦恼。可是，经过两代人之后，西部就被改造成为一片热土，先进的资本主义农场麦浪翻滚，人丁兴旺，一派欣欣向荣。西部小麦经济繁荣几乎持续了40多年。有的历史学家甚至认为，小麦经济繁荣拉动加拿大经济繁荣了40多年，声称“小麦是这个年代的龙头”。确实，小麦经济对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从各个方面都起到了拉动作用。

可是，加拿大西部小麦经济繁荣的作用也不可夸大。以多伦多大学教授哈洛德·亚当斯·英尼斯（Harold Adams Innis，1894—1952年）为代表的大宗产品论学派，在20世纪20年代曾计算出小麦对国民总产值的贡献占23.6%以上，但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新经济史学派按计量经济学方法计算，认为贡献率不到8.4%。这一估算基本得到学术界的认同。

实际上，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也暴露了小麦经济的脆弱性。约翰·亚历山大·麦克唐纳制定的“国家政策”，将草原三省设定为中央加拿大的商品市场，使其处于附庸地位。这本身就造成西部在国家经济结构中处于脆弱地位，使西部经济包括小麦经济最经受不住打击。在20世纪30年代持续的经济大危机中，西部95%以上的市镇濒临破产。在各个行业中，农业是最早破产的行业，农场主损失惨重，陷于十分困苦的境地。在20世纪20年代农业机械化时期，农场主固定支出很高，除缴纳重税供给修筑道路、建立学校、宅地结束而地价上升等原因外，主要是大农机的投入造成农业的高成本。最初，农场主靠借贷进行机械设备投资，债务沉重。一般认为，小麦价格跌至0.3加元便不能抵偿生产成本。1928年北方1号小麦每蒲式耳售价1.03加元，1932年跌到0.29加元。在20世纪20年代前期，农场主的购买力就开始下降，降幅约为50%，西部2/3的农业人口要靠政府救济。1930—1935年保守党联邦政府的总理（Richard Bedford Bennett，1870—1947年）贝内特经常收到求救信，大都来自各地农场主。1933年，一位阿尔伯塔省的农场主写道：“过去3年农场主与牧场主难以忍受，农产品价格一直低于成本……上周去申请救济，被羞辱不说，还像罪犯一样被带来带去。我一直住在农场，已有30多年了，准确地说，到3月就整整31年了……我一直纳税，帮助了数以百计的人们，但当我的确面临绝望时，又怎么样呢？……只是最最迫切，我才提出这个申请。”

西部农场主之所以十分困苦，不仅是因为小麦卖不出去而受债务折磨，而且是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危机最严重的阶段又遭遇前所未有的自然灾害（干旱、热风和蝗灾）的连续袭击。干旱从1929年一直持续到1937年，而这一年又遇到毁灭性的蝗灾及冰雹、沙尘暴，萨斯喀彻温省农田颗粒未收。当时，一位记者是这样描述这场蝗灾的：“乌云般的蝗虫怪异地从北方飞来，密密麻麻……7月下旬蝗群巨阵出现在萨斯卡通、里贾纳，一路飞过，一扫而光。路线不宽，然而就要收获的作物，只剩折断的茎秆。随后，又突发第二次袭击，后果更惨。”农场主只能靠每月10加元的食物补贴、98磅一袋面粉养活5口之家。

由于自治领政府的农业边疆政策，西部草原各省长期实行出口小麦和矿产等大宗产品导向经济。“1930年以前，草原省的政治家的主要目标是，在国家政策所确立的生产大宗农产品的经济环境内，改善草原的贸易条件”。这就严重阻碍了西部的工业化进程，发展不稳定。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旱灾中，这一政策的缺陷暴露无遗。因为世界市场萎缩，小麦经济破产，草原发展几乎陷于停顿。经过这次大危机的打击，草原各省才认识到单一发展小麦经济的严重局限性，在20世纪40年代初便着手改变小麦出口导向经济的发展模式。萨斯喀彻温省经过辩论，选择了出口替代加工政策，创办羊毛加工厂、鞋厂和制革厂等许多省属加工企业，希望借助东部高运费的自然障碍乘机发展本省工业。可是，由于长期实行小麦出口导向经济模式，缺乏工业基础，不论如何努力，也克服不了小企业成本消耗高的劣势。计划局1946年承认，对本省制造业的潜力“估计过高了”，本省经济“脱离不了开发我们的自然资源”。

所有西部各省何尝不是如此。在国家整体工业化时期，西部虽然开始了早期工业革命，如马尼托巴省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水力发电、阿尔伯塔省的石油开发，但西部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要等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进步保守党的迪芬贝克政府实行“新国家政策”（New National Policy）开发边疆自然资源时期才展开。所以，在中央加拿大地区大规模工业化时期，西部各省一直对联邦政府的经济政策不满。因此，草原地区政治动荡严重，不断有左派激进政党成立，为西部利益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