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7年在英国支持下匆忙建立的自治领联邦国家,犹如需要健身强体的巨人。约翰·亚历山大·麦克唐纳明白,面对虎视眈眈的强邻,这个贫弱幼小的国家当务之急是建立牢固的经济基础,否则仍有得而复失之虞。他在完成从东到西两洋扩张的第二年(1872年),在蒙特利尔制造业者推动下,接受新斯科舍省总理查尔斯·塔珀的建议,从保护关税入手制定了建国方略(他给一位保守党编辑的信中正式使用“国家政策”一词)。可惜,尚未开始执行,他就因1872年“太平洋铁路丑闻”(Pacific Scandal)而下台。刚上台的自由党麦肯齐政府不支持保护关税,也不认可“国家政策”,不过只干一届就下台了。在1878年9月的大选中,约翰·亚历山大·麦克唐纳高举“国家政策”的大旗,赢得选举重新上台,并在1882年、1887年和1891年3次获得连任(1891年约翰·亚历山大·麦克唐纳去世),使保守党执政到1896年。这表明“国家政策”深得人心。因此,“国家政策”也成为自1896年开始的劳雷尔自由党政府连续15年执政的政策。两党一致以“国家政策”作为强大引擎,进一步推动建国前就已起飞的工业化。
工业化引擎—“国家政策” “国家政策”包括3个相互关联的部分,即对外国制成品征收高关税、修筑两洋铁路和移民。约翰·亚历山大·麦克唐纳对国家政策的基本构想是,以保护关税促进国内市场形成,加快东部中央加拿大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作为国家扩张政治工具的太平洋铁路,同时兼有构建东西两海岸一体化经济的使命,把移民运到西部开发草原,运回农产品和原料,将东部工业品运到西部以满足不断增加的人口需要。这是一个基于国内外困难形势、经过深思熟虑的美好发展蓝图。
1878年建立关税壁垒是加拿大历史上颁布的第一个重要财政政策,将工业品关税从自由党执政时的17.5%提高至25%。联邦建立以前,加拿大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实行自由贸易,为英国提供原料和市场。在废除殖民地制度后的一段时期内,实行低关税,因为自由党领袖相信加拿大需要关税,但不是保护性的,实行20%税率的所谓附带性保护关税(即财政关税),足以保护国内制造业免受外国主要是美国的竞争,又能维持政府财政需要。加拿大刚独立,经济落后,政府收入77%来自关税(至1900年联邦73%的岁入仍靠关税)。自由党政府坚持不修改经济立法,尽管美国在内战之后实行高关税,甚至在19世纪70年代实行“屠杀性销售”(即低于成本的倾销)时,也没有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这成为1874 —1878年萧条时期加拿大经济状况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提高关税是加拿大舆论和制造业者的一致呼声。1876年,汉密尔顿一位制炉商向下院诉苦说,美国布法罗竞争者仅以加拿大一半的价格销售炉子,企图把他挤出市场。1876年2月,《格里普》杂志的一幅漫画说明了问题的紧迫性:山姆大叔正在用一根大棍子(美国保护关税)敲打扑倒在地的加拿大工业,代表加拿大关税的棍子小得毫无用处,而联邦总理威廉·里昂·麦肯齐则呆站一旁沉思:“我为什么犹豫不决?”约翰·亚历山大·麦克唐纳接受蒙特利尔工厂主的建议,在1876年和1877年夏天举行的政治野餐会上鼓吹高关税,并把它作为保守党在1877年大选中的口号而重新上台执政。
1878年的新关税主要是保护加拿大羊毛、棉纺、钢铁、制鞋和制炉等新旧工业。它的基本思想是,通过关税结构,允许棉花、羊毛、未经提炼的糖及糖蜜等原料产品便宜进口;对国内工厂能制造的棉毛制品、精糖、钉子、螺栓及引擎等商品重课进口税(25%—30%)。这还可以促使外国公司在加拿大设厂,为制造业发展提供资本和机会。“国家政策”还应具有长久性,如果不相信长久保护关税,制造业者就不会投入一定规模的资本建厂。“工厂在加拿大已存在有些年头了,但国家政策推行后,(工厂)才成为加拿大生活的一个重要特征”。
铁路建设是“国家政策”的第二项内容。提出铁路建设早于“国家政策”。根据《英属北美法案》,19世纪70年代初即已开始进行规模化的铁路建设。铁路作为领土扩张的工具,对加入联邦的殖民地作出的承诺,政治意义十分明显,但在早期其经济意义还不受重视。19世纪60年代,美国开始修筑太平洋铁路,那时有4 000万人口,铁路线穿越的中西部地区正不断为人口填满。加拿大19世纪80年代建设太平洋铁路时,全国只有400万人口,西部仍是毛皮猎获地。所以,同1876年建成作为太平洋铁路东段的省际铁路一样,麦克唐纳政府仍将建设铁路作为扩张工具。因此,政府慷慨承诺给公司一系列优惠条件:如接收已完成或正在建设的线路;提供2 500万加元援助资金;提供2 500万英亩西部土地,允许公司卖给移民用作支付铁路建设的费用;铁路建成后,拥有20年运输垄断权。太平洋铁路公司在取得这些条件后,才承诺10年内完成铁路建设。1881年太平洋铁路在安大略、草原和不列颠哥伦比亚三地同时开工,1883年开始穿越草原。可是,1883年秋纽约铁路股票跌价,太平洋铁路股票卖不出去,纽约、伦敦和蒙特利尔也不愿为太平洋铁路贷款。出于国家扩张的政治目的,麦克唐纳政府第二次为铁路公司提供财政帮助,1884年3月联邦议会批准拨款2 220万加元。1885年年底筑路工人罢工,太平洋铁路几乎面临下马,而对如此大规模的政府投资,此时麦克唐纳心中甚至也没底。只是1885年3月路易·瑞尔第二次起义,铁路在镇压起义中显示出政治作用,才挽救了建设工程。此后,铁路建设一帆风顺,1885年11月7日宣告全线竣工。但是,此时还看不出此项“国家政策”的经济意义。
西部移民是“国家政策”的第三项内容。1872年,自治领政府颁布《自治领土地法案》,规定只要交10加元手续费,即可得到160英亩(64.75公顷)草原土地,进行最低限度的开发,3年缴清费用后,便成为这块土地的主人,并对邻近的土地有优先购买的权利。
与其他两项“国家政策”相比,移民政策遭受挫折更大,在实行的早期对刺激草原地区人口增长的作用并不大。白人比19世纪60年代以前的1 500人稍多一点,到1885年才增至2万人,比当地印第安人尚少5 000人。1867年自治领联邦成立时,全国有330万人口,到1891年,总共才增加48万移民。同期在马尼托巴,从2.5万人(1871年)增至15.2万人,加上其他地方,西北地区总共25万人。在此期间,整个加拿大移民虽有125.6万人,离开的却达154.6万人(主要去了美国),反而减少30万人,主要原因是19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萧条,美国相对繁荣,对新移民吸引力大。
1891年约翰·亚历山大·麦克唐纳“老国旗、老政策、老领袖”的竞选广告
在生命最后的近20年里,约翰·亚历山大·麦克唐纳全身心投入实现“国家政策”,但直到1891年去世前,看到的仍是移民减少、太平洋铁路事业萎缩、保护关税也未显著见效。1886年6月28日晚离开蒙特利尔的第一列穿越大陆的客车在7月4日中午到达温哥华穆迪港(Port Moody,又译满地宝),乘客并不多。1889年10月,从英国订购了3艘客轮,开通到日本和中国每月一班的客轮航班。4月28日,第一艘6 000吨“印度皇后号”客轮停靠温哥华,是横渡太平洋最大的一艘轮船。但从整体上看,尽管太平洋铁路是一流水准,冬季也能运行,效益却不大。尽管如此,约翰·亚历山大·麦克唐纳从未对“国家政策”动摇过。在1891年大选中,他老态龙钟,病魔缠身,仍信心坚定地奋力拼搏,号召选民为“老国旗、老政策、老领袖”投票,但大选后不久便去世了。约翰·亚历山大·麦克唐纳去世后,在19世纪90年代前期的坎坷岁月中,保守党仍继续执政,保证“国家政策”继续执行。
到19世纪90年代后期,世界经济终于复苏,欧洲对北美粮食需求增加,而美国西部已无土地可垦。加拿大西部的农业潜力终于显现,移民潮兴起,不仅欧洲移民被吸引过来,美国人也北移到加拿大大草原。到1914年,短短的十几年中,100万人从加拿大东部、美国、英国、北欧、南欧乃至东欧迁移到加拿大西部。
随着新移民潮的到来,铁路的潜力终于显现,而移民则成为西部两条大铁路及其密密麻麻支线的筑路大军,推进铁路迅速扩张。1890年自治领修建北方铁路(苏必利尔湖以西的第二条两洋铁路),揭开了第二次铁路建设高潮。乔治·斯蒂芬、唐纳德·斯密斯、威廉·范霍恩等投资人一直在为将钱和名誉押在太平洋铁路上的冒险而担心,但到1900年,铁路终于能为他们赚钱了。1903年,第二条太平洋铁路—大干线铁路开工,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条支线伸往北面。西部铁路很快连接成网,1900年加拿大全国的铁路里程为2.9万公里,1920年增加到6.3万公里。铁路的经济意义也充分显现出来,铁路建设获得了公共财政的支持。由于太平洋铁路公司实行垄断,高运费侵害了农场主的利益,联邦政府支持这次铁路扩张。1915年下半年,北方铁路和大干线太平洋铁路(Grand Trunk Pacific Railway)面临破产,博登政府担心会危及商业银行,1916年给予临时财政资助,并设立一个调查委员会解决铁路危机问题。最后的解决办法是政府托管大干线太平洋铁路、加拿大北方铁路(Canadian North Railway)和国家跨大陆铁路,从而奠定了国家铁路系统的基础。
多伦多西部大铁路火车站
这样,经过20多年坎坷奋斗,“国家政策”终于全面实现了。这个年轻国家工业化步伐迈入发展的关键阶段。
工业基础确立 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工业革命,在国家政策特别是保护关税支持下,到19世纪80年代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工厂工业似乎在80年代早期的扩张年代才突然冒出来似的”,一系列全新工业如棉毛织品、刀剪制造、钟表、毛毡、餐具等纷纷出现。1884年7月,自治领第一块印花布由日产2.7万米的一家工厂生产出来。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逐步得到确立,即使在19世纪90年代世界经济萧条期间,加拿大自治领的制造业似乎未受到严重影响。通常按农业与工业所占国民产值比例衡量工业化程度。加拿大经济学家费莱斯顿教授用以下10年一度的统计表格,说明1870—1900年制造业的进步:
从这张统计表可以看出,19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增长较为突出,只是由于很快遇到90年代世界经济萧条,当时人们对自治领国家新的工业进步感觉不明显。实际上,统计数字表明,加拿大自治领国家的工业进步经受住了世界经济萧条的考验。
首先,同其他工业化国家一样,加拿大出现了企业垄断加剧的现象。这最能够体现国家工业化的程度。1883年,在自治领出现的第一个棉纺业卡特尔的基础上,随着19世纪90年代初欧美国家一起兴起兼并潮,到1900年组合了100多家销售领域的卡特尔,口头协议限价、限制贷款、确定产量以遏制竞争。19世纪90年代初企业的高级兼并过程也在加拿大出现了:蒙特利尔两大棉纺厂兼并了14家小棉纺厂,组建了两大棉纺公司,控制了70%的棉纺生产。在20世纪的头10年里,又掀起兼并狂潮,成立自治领棉纺公司,实行独家垄断。棉纺织业的集中和垄断风也刮到机器制造、面粉、罐头包装、烟草、制钉、造纸乃至石油和煤炭业这些新老工业部门。工业革命早期创建的马塞和哈里斯两大农业机器公司,到1891年也完成合并,垄断拖拉机和蒸汽打谷机的生产,与美国公司展开了强有力的竞争,到1913年就将美国农机产品挤出了加拿大农机市场。再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兼并高潮,公司规模达到了欧美的一般水平。垄断实际上是管理现代化,证明加拿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已跟上欧美工业化的步伐。下面这张统计表,按今天七大工业国集团经济指标统计法测算出加拿大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劳雷尔时代所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百分比:
从表面上看,1870—1880年制造业的产值比农业份额有时还低,而实际上,是新旧统计方法不同所致。七国集团经济指标统计法把零售、财务和运输等部门从制造业产值中分离出来单独计算,统一归入服务业产值,这样严格意义的制造业产值似乎就低了。如果按旧法将此两项合并,即使在1870—1880年这10年,制造业产值也大大超过了农业产值,比上一张表格费莱斯顿计算出来的数值还高很多。
服务业产值的提高也证明加拿大经济随着时代而进步。在工业革命初期,制造业生产分工不细,生产部门要管每道程序,直到产品提供给消费者。现代生产分工细,把零售、财务、运输和配送等程序分离加以细化,由专门的服务业部门来承担,到19世纪90年代,服务业的产值明显提高。这表明加拿大工业不仅产值增高,管理上也越来越进步了。
工业化快速推进 1896—1911年是年轻的自治领国家工业化深入发展的关键时期,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工业化的基础上,工业革命加快推进。在新旧世纪之交,加拿大工业化最大的机遇就是电力、石油和汽车引导的世界第二次工业革命。特别重要的是,发电和输电技术的进步推动了加拿大储量丰富的新型水电资源的开发。圣劳伦斯河诸多激流险滩所蕴藏的丰富水力成为加拿大工业化深化的强大驱动力。1906年,尼亚加拉瀑布建成世界上第一座水力发电站,使安大略南部的工业如虎添翼,迅速成为北美的重要大工业中心之一。煤炭等传统能源的开采也不断增加。
加拿大太平洋铁路萨德伯里枢纽站
工业化加快推进的重要表现是技术变革向更加广泛的部门扩展。这一时期加拿大兴起的第二次铁路建设高潮成为工业高涨的促进因素,也刺激了煤矿、铁矿、铜矿和车辆制造等基础产业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港口、运河和公路工程等行业的兴旺。在这期间发生了加拿大经济史上成为美谈的一件事,即在铁路线外爆破时发现了萨德伯里(Sudbury)的镍矿,可以作为说明这一兴旺的典型例证。新发明的技术尤其是对电力的使用,使制造、采矿和修路这些工业部门获得支持而迅速扩张。在这一阶段中,农业虽然仍是第一大产业部门,而工业化的加快使制造业紧随农业之后成为第二大产业部门,且有加速上升后来居上之势。1900—1914年,中央加拿大的制造业增加了6倍。与此同时,银行和商业等服务性第三大产业部门的分工也更加明确。(www.xing528.com)
在工业进步一向滞后的东部沿海地区仍以造船业为主,但也改变了19世纪七八十年代产业单一的格局,19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了产业部门多样化的趋势,只是没有中部地区那么突出。在19世纪80年代,新斯科舍的铁路两旁出现了阿姆赫斯特、特鲁罗、新格拉斯哥、皮克陶和悉尼等以纺织和采煤等新建工业为主的新兴城镇。传统造船业也在进行技术革新。虽然迟至20世纪20年代,新不伦瑞克和新斯科舍建造于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横帆大船在90年代贸易滑坡时仍航行在大西洋各个港口同铁壳帆船竞争,但逐步被高大的铁制船所取代。
1900—1912年,加拿大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尽管曾受到1907年世界经济短暂衰退的影响。1913年海外投资曾一度枯竭,似乎要出现经济衰退。但在1914年,工业发展又遇到了少有的机遇,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给加拿大经济脉冲似的一击,经济发展再度加速。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对制造业设备加以改造更新,大量扩建新工厂,生产以前需要从英国进口的产品,尤其是支持协约国战争机器的弹药和武器生产大幅扩大,也促使其他制造业部门在战时迅猛扩张。
劳雷尔政府时期之所以成为加拿大工业化快速推进的时代,是因为几个有利的条件。1896年,威尔弗里德·劳雷尔(Wilfrid Laurier,1841—1919年)领导的自由党政府上台,在渡过1896—1901年世界经济的短暂萧条周期后,便迎来了一个较长的繁荣发展阶段。威尔弗里德·劳雷尔这位在自治领幸运掌权的第一位法裔加拿大人政治家,适逢其会。他提出“20世纪属于加拿大的世纪”。这时,欧洲的工业革命已经完成,英国与欧洲其他先进的工业化国家纷纷转向海外进行资本投资。南非和加拿大的育空地区相继发现金矿,引发了世界性的投资热。当然,英国投资人的首选地会是加拿大。因此,加拿大有充足的资本,保证工业革命持续推进。英国投资人不仅对金矿而且对其他自然资源、食品和制造业进行投资。1900—1914年投入加拿大的外国资本约有5亿英镑,70%来自英国。充足的资本也保证了向更广泛的领域扩张,各个经济部门都在进行技术革新,提高生产效率。
威尔弗里德·劳雷尔
欧洲和美国刚好进入工业化后的城市化发展阶段,对加拿大的小麦和木材等自然产品需求增加,引起国际农产品市场价格的上升。19世纪80年代农业机械的改进,如升降机谷仓的投入使用、硬质高产谷物品种的出现,促使西部农业革命,确保小麦和面粉对世界市场的供应,出口迅速增长。技术革新促进了交通运输的变革,海运不仅费用降低,也更加安全,加上迅速扩张的铁路系统,加快了贸易发展,也促使来自欧美等国家的移民增加,确保加拿大有一支流动性很强而又有技术的廉价劳动力队伍。相应地,人口的增加也扩大了国内市场。这些都是保证工业化高速扩张的基本条件。在劳雷尔时代,加拿大工业确实遇上了黄金发展机遇期。
英资和美资投资加拿大
约瑟夫·弗拉维尔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加拿大工业扩张速度最快。首先是因为战时政府对经济加强干预,成立了采购委员会和弹药委员会,均置于由肉商约瑟夫·弗拉维尔(Joseph Flavelle,1858—1939年)领导的帝国军火局的有效管理下,指导武器生产,采取的一些措施也有力地推动了军事工业发展,例如,为了支持战争,对燃油和食物实行控制,稳定供应。政府还采取高关税等一系列财政措施,1915年后几次发行胜利债券,1916年征收适度商业利润税,对不服兵役者征收“兵役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制造业规模几乎增长了2倍。妇女取代走上战场的男子,成为生产的主力军,保证了战时劳动力的充分供给。1918年战争结束,同其他工业国家一样,加拿大也受到失业、高物价和低工资的困扰,工人罢工,生产秩序不稳定,但是这个时期十分短暂。在20世纪20年代初,经济发展再度走上了快车道。
随着工业革命的持续推进,加拿大经济多样化的进步日益明显。从19世纪末期,加拿大出口产品结构就开始发生明显变化:安大略、魁北克和新不伦瑞克的锯木产品成为主导产品,安大略的干酪、大西洋沿岸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的鱼类加工食品和煤炭也上了出口清单。更重要的是,在1911年之后,不列颠哥伦比亚和安大略开始出口纸浆、纸张、金属镍和贱金属(主要出口到美国),随后才是牲畜、大麦、水果和毛皮这些殖民地时期的传统大宗出口产品。1900年,草原小麦成为主导出口产品,这年出口值为1 400万加元,英国人消费最多。
加拿大工业这次扩张的突出特点是,增长主要来自制造业,以及矿产资源的开发。采矿机械、机器制造(包括农业机械)、造船、钢铁、皮革制品和造纸这些早期工业革命时期的基本工业部门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加上新兴的石油、汽车、橡胶制品乃至飞机。经过这一时期的大规模扩张,工业体系已经较为完备,生产能力空前增强,在两次大战之间制造业产值已经超过农业产值很多。1919年,加拿大制造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4%,而农业占32%,到1929年一直如此。随之,服务产业部门也大为扩张,吸引大量妇女的加入。加拿大可以说迈入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时代。
20世纪初魁北克的纸浆厂
实现工业化 加拿大工业化的进程一直以中央加拿大(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为先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这次加快扩张中,依然如此。安大略和魁北克两省制造业增长特别突出,以纸张、纸浆、农用机械、碾压机和熔铁炉等为主导,橡胶制造业和肉类加工依然重要。到1929年,非铁金属、冶炼和机电工业的重要性也日益显现出来。廉价电力成为中央加拿大工业的强大动力,有廉价电力才有可能开发萨格奈(Saguenay)的铝和萨德伯里的镍。安大略和魁北克两省的北部地区开辟为采矿和冶金新区。魁北克省更是依赖自然资源的开发,另外还有纺织和皮革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从外贸出口的构成,也能够看出加拿大这次经济扩张的这一特点。除传统的小麦和小麦加工产品(面粉)仍为主要出口项目以外,纸浆、新闻纸、贱金属或金属加工和自然产品也加入主导出口产品之列。金属产品大部分产自安大略和魁北克两省的新开发区,以及盛产煤、银、锌、铅和金等矿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还有纽芬兰省的北部山区(以贵金属为主)。在这些省区中,安大略显得更重要一些,而且越来越专业化和多样化。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工业化即将完成阶段,汽车和电器成为新兴工业部门。人们对电炉、收音机和电冰箱的需求大幅增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汽车还是奢侈品和财富的象征,1911年注册约2万辆,20世纪20年代汽车已为普通家庭所接受。战后初期,汽车在安大略奥沙瓦(Oshawa)麦科劳林公司制造,几乎与美国福特、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等公司联为一体。后来,尤其是在实现城市化之后,安大略便转向汽车工业及汽车零配件、机电产品和工具等。南安大略的汽车制造城温莎,人口因此增长达56%。1920年,汽车工业雇佣1.3万人,汽车产量急增至40多万辆,出口产值达到1 800万加元。1930年,汽车产量超过100万辆,价格下降,普通民众已能承受,既做交通工具,又是休闲用品。汽车工业还促进了交通的革命,加拿大颁布了《1919年加拿大高速公路法案》,修建了良好的道路系统,到1930年,已建13万公里公路以及许多碎石路和土路。
经济的繁荣似乎长期持续下去。可是,1929年下半年爆发了世界经济危机,人们先是以为危机很快会过去,但到1935年仍未见多少好转,信心受到了很大打击。加拿大工农业两大部门都受到严重打击,工业投资及需求下降,农业市场萎缩,又遭遇自然灾害。外部环境更是加重了加拿大的危机程度,各国都以贸易保护对抗经济危机。1930年,美国通过《斯姆特—霍利关税法》(The Smoot-Hawley Tariff Act),导致加拿大出口随之大幅下降,出口市场萎缩,主要对美出口的纸浆、纸张和贱金属产值下降了一半以上。制造业虽较少依赖外部市场,但国内购买力降低也使生产下降。农业对就业变得无关紧要。农机制造、汽车和钢铁都压低新投资和裁减工人。1930年夏,加拿大失业率为13%(39万人),1933年翻番(26%)。1928—1933年,加拿大人均年收入从471元降到247元,下降48%(萨斯喀彻温省的人均收入降得最多,从人均478元大降至135元,下降72%;阿尔伯塔省下降61%,马尼托巴省下降49%,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下降47%;人均收入最高的安大略省也下降44%;在标准最低端的爱德华王子岛省、魁北克省、新不伦瑞克省和新斯科舍省,分别下降49%—36%)。
大萧条时期的失业者
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一样,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了加拿大另一次工业高涨的机会。对于世界其他地区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双倍地可怕,而对加拿大人则标志着经济大萧条的结束。战时的第一批命令就是转入军工生产。联邦政府为了保证同盟国阵线军事物资的供应,统一管理军工生产,于1940年4月新设军火与供应部。在该部的监督下,萧条闲置的工厂被装备成新的制造业部门,转向生产勃伦式轻机枪、新型军用飞机、坦克、装甲车以及舰艇。在此期间,一共新建了18类新型军工企业和98个军火工厂,其中包括新的合成橡胶和飞机制造工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加拿大只能够生产枪械和炮弹,不能制造重武器。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能够制造各种武器装备,其中最突出的是飞机和汽车的大规模生产。战争初期,还谈不上有什么规模的飞机制造业,随后便能够生产各种类型的飞机,每年生产400架飞机。至于汽车生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奠定了生产基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制造了815 700多辆各种作战车辆,同时也为战后加拿大民用汽车工业的大发展打下了基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加拿大人口为1 100万人,有100百万人在军中服役,还有约占全国1/10的人口投入战时生产,因为战时农场、森林和矿山的生产自然也随之大规模扩张。战时共生产了95亿加元的军事产品,有一半运往英国,本国使用30%,其余的产品供应包括苏联、中国在内的所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盟国。
因此,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加拿大再次充当了战时盟国的后方军工厂和农场,即使美国1941年参战后,这一地位也丝毫未变。受战争需求的刺激,国内失业现象迅速消失,劳动力甚至出现短缺,战争在很短的时间内(到1940年)便使加拿大经济重整旗鼓。
通常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化的一个重要标准是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按这一标准,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前所未有的经济扩张中,加拿大完成了工业革命。这时,工业产值比重上升到46%,农业下降到21%,为战后向领先工业国的转变作了准备,实现了劳雷尔设想的“加拿大世纪”,也最终完成了麦克唐纳的“国家政策”。这时,就是一向否认加拿大工业革命的老派加拿大经济史学家,也承认加拿大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得不到欧洲工业产品供应”的情况下,出现了“新工业主义”;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派(后期大宗产品论者)则说,在大宗材料生产的基础上加拿大可以实现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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