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0年之后，北美殖民地的经济和政治进入动荡、改组和转折时期，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也随之在迅速变革中发展。新法兰西时期形成的加拿大法语文化在异族统治下顽强生存，在奋争中繁荣兴旺，而英语文学则在北美的荒野丛林中诞生和成长。两种文化在磨合中相互影响和渗透，开始形成独具特色的加拿大文化，即在新法兰西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开始形成更为丰富多彩的马赛克文化。
欧洲宗教扎根 起初，天主教随着毛皮商人从法国传入北美，到英属北美殖民地时期，天主教在北美已历一个半世纪，经过《1774年魁北克法案》便扎下了根。魁北克省（下加拿大省）成为天主教在北美的堡垒。自19世纪初期英国往北美大量移民起，爱尔兰人中的天主教徒大量移入下加拿大省或新不伦瑞克省。1815—1838年接受的6万移民的2/3为爱尔兰人。加上七年战争前夕被英国从阿卡迪亚流放的法裔天主教徒陆续返回，天主教势力便在大西洋沿岸与各块殖民地获得了有力支持。在哈德孙湾以西，下加拿大的毛皮商人继续向西部新土地扩张毛皮贸易的同时，也不断扩大天主教的势力。草原梅蒂斯人不仅继承了法裔加拿大人的血统，也继承了他们的文化和宗教，成为天主教在加拿大中西部地区的新基地。
1815年之后，英国政府允许向北美移民，随着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的涌入，英国圣公会、卫理公会、长老会和浸理会等英国宗教教派也陆续到来，从而打破了天主教在加拿大的原有优势。英格兰圣公会（英国国教会）和卫理公会的教徒主要迁入上加拿大省；苏格兰长老会派基本上进入大西洋沿岸特别是新斯科舍省。在1815—1838年英国移民高潮中，约有4万人进入新斯科舍省，其中半数以上为苏格兰人，天主教势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壮大。苏格兰人继新英格兰、效忠派之后成为第三大社会集团。除新斯科舍省之外，苏格兰天主教徒也在新不伦瑞克省、爱德华王子岛省或纽芬兰省居住。英属北美殖民地时期大西洋沿海一带随处可以听到盖尔语、苏格兰琴或风笛的乐声。
当19世纪三四十年代新教奥兰治派庆祝1690年7月12日奥兰治的威廉在博伊奈战役中战胜爱尔兰天主教军队时，他们经常与爱尔兰人居住区的格林派天主教徒发生流血冲突。英属北美殖民地民众星期天被禁止工作或闲暇消遣而参加研读《圣经》或做礼拜时逐渐养成了严守星期天安息日的习惯。可以确定的是，绝大多数英国圣公会教徒和罗马天主教徒更喜欢“安息日神圣狂欢”，而不愿严守简朴。“讨厌的饮用冷水协会”被视为具有潜在危险的组织，是有意“欺骗那些头脑简单或轻率的人”，而酗酒则是严守安息日习惯改变的后果。但是，《加拿大禁酒运动拥护者》、《基督卫士》等宣传小册子或报纸传播了改革信息，最终产生了影响。在19世纪40年代，安大略省最主要的城市多伦多因人们酗酒而臭名昭著，后来在1890年庆祝获得“神圣多伦多”的美誉。这是长期禁酒产生的效果。
科学 1831年，查尔斯·达尔文乘“贝格尔号”开始环球科学考察，1859年出版《物种起源》，吹响了科学研究向宗教迷信宣战的号角。受宗主国探讨科学的新风影响，英属北美殖民地各省也兴起了科学探索之风，主要表现为对英属北美殖民地进行地理考察，以增加地理科学知识。这也是随着毛皮贸易扩张和西部探险而开展起来的。来往于大陆的探险家或贸易商都是商人而非科学家，但是他们确实以惊人的速度扩大了地理知识。历史学家苏珊娜·泽勒说，这一阶段英属北美殖民地的探险受到《格列佛游记》（1726年）和《鲁滨逊漂流记》（1719年）所塑造的两个英国人物形象的刺激：格列佛试图发现与观察以增加地理知识的积累，并作出有用的贡献；鲁滨逊则是移居者，试图发现新土地的特点，并拥有这些土地。在早期毛皮贸易时期，积累旅行知识往往出于实际需要，很难做到科学无误，或绘出精确的地图，但是确实为以后科学的地理考察奠定了基础。英国绘图家约翰·米歇尔（John Mitchell，1711—1768年）在1755年出版了北美洲的地图，比较精确地画出了哈德孙湾、拉布拉多、大西洋海岸以及圣劳伦斯河下游地区、五大湖地区的位置，大致近于近代科学的地图，哈德孙湾以南和以西地区没有绘制，因为那里在1763年以前仍不为欧洲人所知。
与新法兰西时期一样，在英属北美殖民地时期，探险家塞缪尔·赫恩、考金·马休、亚历山大·马更些、西蒙·弗雷泽、戴·汤普森以及西班牙人波德加·夸德拉、胡安·约瑟夫·佩雷斯等大都是毛皮商人，将新法兰西时期开拓到哈德孙湾以西的毛皮贸易边疆推向更北、更西的远处，同时也扩大了欧洲人对今天加拿大中西部和远西部地区地理的了解。到1790年，许多未知地区的障碍为地图绘制者所解决，只剩下细节留待50年以后再陆续填补了。
1778年前后西班牙人波德加·夸德拉、胡安·约瑟夫·佩雷斯等人发现夏洛特皇后群岛（Queen Charlotte Islands），英国航海家詹姆斯·库克从温哥华岛努特卡出发进入白令海峡（Bering Strait），1789年马更些到达北极，之后以英国人为主力，开始了对英属北美殖民地西部地理的大规模科学考察。1792年，乔治·温哥华和加利安诺船长共同绘制了太平洋岸海图。1795年，塞缪尔·赫恩整理出版了《由哈德孙湾威尔士王子要塞至北冰洋旅途记述》。3年后，温哥华的考察报告《航行与发现记》问世。这些表明18世纪最后30年的地理科学考察成果丰硕。
19世纪前半期，对西部的科学考察更是硕果累累。1801年，马更些发表了他从蒙特利尔横越北美大陆至北冰洋的航行记事。1808年和1811年，西蒙·弗雷泽和戴·汤普森先后穿过西部山脉，考察了弗雷泽河及哥伦比亚河河口潮汐地区。19世纪20年代，威廉·帕里爵士（Sir William Edward Parry，1790—1855年）、约翰·弗兰克林爵士和约翰·理查森爵士率英国探险队开始在北极探险，以填补北极西部的地图空白地区。1823年，约翰·弗兰克林发表《北冰洋记行》，1825—1827年继续考察马更些河口东西约1 600公里的北极海岸。1845年，他启航寻找西北水道，但是非常痛惜，再也没有回来，在1847年被困死在威廉王岛以西冰窟中的“伊勒布斯号”上。1857—1861年，约翰·帕利泽（John Palliser，1817—1887年）探险队考察萨斯喀彻温省南部和阿尔伯塔省，发现了踢马山口（Kicking Horse Pass）通道，为不列颠哥伦比亚不久后决定加入加拿大自治领联邦提供了充分理由。
为探知英属北美殖民地东部作出贡献者，多为受过良好教育的军人或商人。新斯科舍省的小提特斯·斯密斯、新不伦瑞克省的亚伯拉罕·格斯纳尔、下加拿大省的菲利普·戈斯（Philip Henry Gosse，1810—1888年）以及上加拿大的帕尔·特雷尔等人，是1840年前拓展当地生物、地理或自然历史知识的几十人中的优秀代表。
教育 各个教派的教士、牧师或传教士对移民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英格兰英国圣公会牧师主张对英裔殖民地居民实行宗教控制（1/7牧师专用地的目的之一），但是在拓荒者边疆不受欢迎，因而他们只愿意留在城镇官商居民之中。长老会派和浸理会派的牧师更愿意在拓荒边疆的原木小礼拜堂或大树下布道。来自美国的卫理公会的巡回牧师则在英属北美拓荒者中培养了众多的信徒。在上加拿大，约翰·斯特罗恩副主教为英国国教参与创办高等教育发挥了积极作用，在1827年为上加拿大国王学院（多伦多大学的前身）取得了特许。1789年，英国国教会在新斯科舍哈利法克斯成立圣公会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1827年长老会在金斯顿创办女王学院（以后的女王大学）。在1850年以前，各教会建立的学校还有上加拿大的维多利亚学院（卫理公会）以及浸理会在新斯科舍成立的阿卡迪亚大学。在纽芬兰，教育分别由圣公会、卫理公会和天主教控制。教会院校都竭力维护传统，不愿改革。
在下加拿大，天主教会对法裔加拿大人的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继承了新法兰西时期的教育传统，因此这里更多的是古典学院制，其历史可追溯到17世纪耶稣会的男子学院，以及圣于尔絮勒会创办的女子学院。
在英属北美殖民地时期，创办的世俗学校也很多。1818年，哈利法克斯仿照爱丁堡大学体制建立达尔豪西大学，这是英属北美第一所特许状大学。1821年，下加拿大蒙特利尔毛皮富商詹姆斯·麦吉尔（James McGill，1744—1813年）后人遵循詹姆斯·麦吉尔遗嘱创立了麦吉尔大学（McGillUniversity），新不伦瑞克大学建立于1829年。此外，初、中等教育事业也很快发展起来。
詹姆斯·麦吉尔
文化事业 英属北美殖民地时期文化事业的主要成就是创办报刊，这一时期的许多变革都是由新创办的报刊推动的。此前，新法兰西时期没有报纸，总督担心政府的权威受到威胁，反对殖民地创办任何印刷发行企业，限制印刷发行事业。因此，那时所谓的文化事业仅为戏剧演出。
英属北美殖民地的第一张报纸是《哈利法克斯报》，1752年由约翰·布谢尔创办。1764年，《魁北克公报》用英法两种文字同时出版。到19世纪，报刊日渐增多，在魁北克城，有《魁北克信使报》（1805年）、《法裔加拿大人》（Le Canadien，1806年）、《信手拈来报》（1821—1827年）。在哈利法克斯，有约瑟夫·豪的《新斯科舍人》（Novascotian，1824年）。在多伦多，有威廉·莱昂·麦肯齐的《殖民地创导报》（1824年）、乔治·布朗创办的《环球报》（1844年，即现在多伦多的大报《环球邮报》）。在新斯科舍省的皮克图，有作家托马克·麦克洛克的《殖民地爱国报》（1827年）。在维多利亚，有《英国殖民者报》（1858年），等等。这些报刊有的保守，有的激进。在1837年上下加拿大起义前后，《法裔加拿大人》曾支持帕皮诺。这些报纸对繁荣殖民地的文学创作起到了推动作用，例如，公认的加拿大第一位享誉欧美的知名作家哈利伯顿的山姆·斯利克的幽默故事系列，最早就是在约瑟夫·豪的《新斯科舍人》上连载的。
文学刊物也不断出现，重要的先后有大卫·奇泽姆在蒙特利尔创办的《加拿大杂志》（1823年）、专门登载魁北克传说故事的《人民之友》（1835年）、约翰·洛弗尔的《文学花环》（1838—1851年）、穆迪夫妇创办的《维多利亚杂志》（1847—1848年）等。穆迪夫妇在创办文学杂志的同一年，还创办了第一份儿童刊物《雪莲花》（1847—1853年）。圣约翰创办了《不凋花》（1841—1843年），以及专门发表盖尔语诗歌的《珠宝合》（1852年）。蒙特利尔的《文学花环》发表了苏珊娜·穆迪和其他重要英裔殖民地作家的作品，推动和繁荣了英属北美殖民地的文学。穆迪夫人说，他们创办刊物的宗旨是，“希望在劳工大众中培养对优雅文学的鉴赏力”，却担心“对许多读者也许太开明了”。所以，她在这份杂志上经常介绍英国的礼仪风尚，希望提高民众的素质。更多的报刊则希望燃起人们的改革之火，对于树立殖民地文明之风、改造社会风气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加拿大的英属北美殖民地时期，书信体文学、讽刺、演说、诗歌和小说等作品，无不反映了殖民地原野风貌或艰苦创业的现实，现实主义成为主流。但是，在殖民地的荒野环境中，主要来自高度文明的英国或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移民，其要求和思想反映在文学及各类艺术的创作上又蕴含了浪漫主义。在英国接过新法兰西后的三四十年里，各类作品不少描述移民初来时创业劳动的场景。如诗歌《伐工们》：
伐工已吃饱猪肉炖豆，
肚子需要修正修正。
航道上轰一声！隆一响！
让我们的木筏通过险滩吧。
诗歌描写了伐木工或船夫运输毛皮或木材的险境，生动朴素而形象地表现了荒野创业的艰险。到19世纪早期，这类写实作品仍然不断涌现，最为典型的要数诗人奥利弗·戈德史密斯的诗作《崛起的村庄》（1825年），可以说罗列了货架上的货物：
钉子和毛毯，马轭和带盖的大汤盘，
纽扣和玻璃酒杯，鱼钩、勺子及刀子，
少女的披肩，老太婆的法兰绒；
男人及男孩的剃须刀、长袜和帽子，
磨坊锯、围栏，丝织品及儿童玩具。
诗作看上去俗不可耐，其实是采用浪漫手法显示这块土地的广阔丰饶，潜力无穷。
写实作品更多地描绘了加拿大的自然风光、壮美河山。麦凯诗集《魁北克山》歌颂的是圣劳伦斯河沿岸庄园的恬静风光：
河水缓慢向前流淌，
鱼群的鳞片在阳光下闪光；
两岸田野里已长满成熟的庄稼，(www.xing528.com)
四处点缀着三三两两的农庄；
眺望高处，在那片繁茂的树林边沿，
羊群正伴着初生的幼羔欢跃！
郁郁葱葱的远方山峦，
为野兽栖息撒下了绿荫之网。
弗朗西丝·布鲁克
作家弗朗西丝·布鲁克（Frances Brooke，1724—1789年）出身于英国林肯郡一个牧师家庭，在七年战争刚结束那年，随接管魁北克教会的丈夫移居英属北美殖民地，在魁北克城居住6年，发表了《艾米尔·蒙塔古往事》（1869年）。这是英属北美殖民地第一部英语小说，表面上描绘加拿大的田园生活，实际上却是抒发对英国逝去的贵族庄园的怀念。她借女主人公贝尔之口，欲将欧洲自然景观加于加拿大荒野，结果不免失望和伤感。“可是别人未发现，她却发现了朔方、酷寒与荒漠，尽管荒凉，倒是充满了魅力”，教导人们要学会适应新的环境。然而，尽管贝尔聪明，比书中任何人物更能道出事物真相，给人以“更为严肃的启示”，可是，这个虚构人物放浪形骸，地位接近妓女。可以看出，除表现伤感主题外，这第一部英语小说又具有讽刺性，讽刺的是普遍阻碍妇女进步和独立的社会陋习，暗示法裔加拿大政治和社会十分落后，需要改革。这是何等鲜明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
从《艾米尔·蒙塔古往事》可以看出19世纪加拿大文学所具有的两个基本特征，即讽刺和伤感，而这两大特征的杰出代表分别为托马斯·钱德勒·哈利伯顿（Thomas Chandler Haliburton，1796—1865年）和苏珊娜·穆迪（Susanna Moodie，1803—1885年）。前者代表了讽刺文学的传统，表达效忠派移民的思想感情；后者是伤感文学的典型，表达了上加拿大丛林区英国垦荒移民的情怀。
苏珊娜·穆迪是凯瑟琳·帕尔·特雷尔（Catharine Parr Traill，1802—1899年）的妹妹，离开英格兰前已是两本主张废奴小册子的作者，1831年与邓巴·穆迪结婚来到上加拿大。邓巴·穆迪出身于一个富庶、爱好文学的家庭，从小接受诗歌、绘画和自然科学的良好教育。来到加拿大20年后，苏珊娜·穆迪创作了代表作《丛林的艰苦岁月》，以虚构而接近幻想的生动手法，描述了加拿大丛林“对于勤劳而曾贫困的正直体面家庭的儿子、有教养的成功绅士”意味着什么的感受。这部作品充分展现了加拿大早期英语文学的浪漫现实主义本质，说到“由于财政原因”，违心来到加拿大当拓荒者，满怀理想抵达罗各斯岛，憧憬着未来重新创业的美好前景。“从甲板上望去，那真是个完美的天堂”。然而，身临其境才发现上加拿大荒野的严峻，霍乱滋生，顿生凄怆之感，由热情变为失落。正如加拿大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威廉姆·纽所指出的，凄怆和热情是伤感文学主题的母体，而苏珊娜·穆迪的《丛林的艰苦岁月》的这段描写成为这部“浪漫纪实文学”“全书的一个典型”。尽管一开始“对莽林生活缺乏能力”，“对遇到如此多的艰苦考验缺乏思想准备”，但是作者还是很快适应了丛林创业的艰辛，“学会做饭、耕地、划船、建房，终于生活了下来”。
《丛林的艰苦岁月》是英属北美殖民地诞生时期加拿大英语文学的不朽之作，浪漫纪实文学的典范，表达了来到北美大陆冒险的英国千百万移民的理想，生动描述了他们遇到的冷酷现实：欺骗、敲诈、负债特别是政治腐败和土地投机给他们造成的创伤。在1852年《丛林的艰苦岁月》第一版的序言中，苏珊娜·穆迪严厉地抨击了地产投机商，说正是他们教唆轻信的中产者贸然来加拿大定居，“呸，你们这伙荒滩野地的投机分子，你们交易的是自己同胞的愚昧及盲从，数不尽的苦难折磨……你们罪责难逃！”不过，她更多描述的是，她在丛林中终日相处的移民大众，邻居的幽默、阴阳怪气、性格执拗 、势利……乃至普通农民或伐木工的劳动场景，或闹新房等社会生活的生动情景。
反映大西洋海岸殖民地现实生活的代表性文学创作，当属托马斯·钱德勒·哈利伯顿的幽默系列。他在1840年出版的《寄自泰西号海轮的信件》，以及新斯科舍长老会牧师托马斯·麦卡洛克同年出版的《米菲波舍·斯特普修尔的书信》，还有托马斯·钱德勒·哈利伯顿1853年出版的《山姆·斯利克的精辟格言与现代实例》，针砭时事，现实性极强，是这一时期3部杰出的讽刺文学作品。托马斯·麦卡洛克提到，自己这部书“是一名旁观者考察时下社会上人们行为的记录”。托马斯·钱德勒·哈利伯顿则称他这两部书，“都是由一个世故的美国商人讲述的逸闻轶事”。这3部妙趣横生的伟大作品反映了19世纪30年代英属北美殖民地变革运动的现实，表达了英属北美殖民地移民的共同心声：期盼改变家族豪门专权的世道。因此，这两位作者是大西洋殖民地改革家的代表，他们通过在当地报章杂志上连载作品，宣传和调动民众的政治改革诉求。托马斯·钱德勒·哈利伯顿将山姆·斯利克的故事集成小说出版后，为其赢得了国际声誉，仅在19世纪就重版上百次，读者遍布欧美各地，甚至影响了后来的美国幽默作家阿蒂默斯·沃德（1844—1867年）和马克·吐温（1835—1910年）。
托马斯·钱德勒·哈利伯顿
托马斯·钱德勒·哈利伯顿出身于新斯科舍一个亲英的效忠派家庭，先后担任过律师、法官和殖民地编史家，最后回到英国成为托利党的一名政客。他拥护保持英帝国，又主张改革帝国的殖民地机构，反对《德拉姆报告》在殖民地建立责任政府的主张；敦促当局对天主教宽容，扩大普通教育体系，主张铺设铁路。从19世纪二三十年代改革运动兴起之时，他就在大西洋沿岸改革派领袖约瑟夫·豪主编的刊物《新斯科舍人》上刊登讽刺小品，讽刺社会，教育民众。1835年，他在《新斯科舍人》上陆续发表《新斯科舍回忆》，其中包括山姆·斯利克的幽默故事。1836年，他出版以《钟匠》为题的山姆·斯利克故事集第一集，1838年出版第二集，1840年出版第三集。他的作品对沿海殖民地早期人民的道德教诲、文明之风的树立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讽刺故事往往针对社会道德，加以格言警句形式，寓意深刻。例如，山姆·斯利克小品中以下句子：
美国公民从不盗窃，不过占占便宜而已。
说理若不令人信服，剩下的就仅是招人嘲笑了。
土地不耕种，何苦还围上篱笆。
再如：
蓝鼻子（他给新斯科舍人送的外号）指望于别人的太多，而自己感到太少。
会吹牛是有能耐，干到底才是好样的。
以上这类讽刺性警句多是针对美国人以及作者自己的东海岸同胞。托马斯·钱德勒·哈利伯顿认为，只要“蓝鼻子们”改掉懒散习性，殖民地发展经济的问题就可解决。他钦佩美国人的机灵、勤奋和干劲，但是厌恶他们爱吹嘘、自我中心的恶习。由于早期山姆·斯利克明显讽刺美国人，嘲笑“美国佬”狂妄，有人甚至认定山姆·斯利克就是美国“山姆大叔”的原型，而沃德曾称托马斯·钱德勒·哈利伯顿为“美国幽默之父”。
山姆·斯利克
托马斯·钱德勒·哈利伯顿后期的几部作品，如《随员》（1843—1844年）、《老法官》（1848年）等，反映的是英国在19世纪40年代迫于形势而进行政治改革的现实，除了要求英国改变殖民地政策外，还继续攻击实行德拉姆伯爵各项建议的“自由化政府的弱点”，实际上是指责责任政府制度。他的结论是，英国人对北美的现实无知。《自然与人》（1855年）一书“抨击那些只瞧一眼就把北美贬得一钱不值的英国佬”，他们“站在甲板上往一英里外扫上一眼，就好像已见到整个北美，其实对它一无所知”。在这里，托马斯·钱德勒·哈里伯顿的言外之意是，只有英属北美殖民地人民了解自己，只有他们才能够决定自己的事情。
而《老法官》的故事五花八门，内容各异，都是北美各地的奇闻轶事。虽然都是一桩逸闻、一篇人物素描、一个传说、一篇传奇小说乃至简短故事，但是整部书的结构和主题思想明确。全书内容看似驳杂，既有各地各族移民的神话传说，也有文学传统的种种模式，但是布局精心，旨在写成英属北美殖民地各族人民的一部共同的历史，表明作者刻意追求的目标，即建立统一的北美社会。托马斯·钱德勒·哈利伯顿的作品恰在这一点上充分体现了现实性和思想性。《老法官》、《自然与人》出版时，加拿大省和新斯科舍省正处于改革运动的收获时期，无论是加拿大省，还是大西洋殖民地，内部都已兴起联邦运动，不久便转化为整个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大联合。托马斯·钱德勒·哈利伯顿不愧为英属北美殖民地的优秀思想家、国家与民族的代言人。
作为民族代言人，托马斯·钱德勒·哈利伯顿的文学创作对丰富加拿大的语言也有巨大贡献。威廉姆·纽指出：与“把英国话奉为优雅处事或文明社会的圭臬”的穆迪夫人不同，托马斯·钱德勒·哈利伯顿的创作风格是，“用方言去突出人物，调动乡土话的活力”。这就促进了加拿大英语尤其是东海岸民族方言的形成，对加拿大统一、国家诞生和成长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在英属北美殖民地时期，下加拿大法语文学也以伤感文学为主调，因袭法国或新法兰西时期的旧套，明显缺乏英语文学的创新气氛和格调。英语文学伤感主义的背景是，来自欧洲高度文明社会的知识精英身处北美荒野和丛林所形成的落差，影响或制约了他们的文学创作。至于法裔文学精英的伤感基调，则是感慨异族统治的痛苦。他们以圣劳伦斯河两岸庄园的田园生活为主题，创作各种形式的作品，如拉·封丹（S'ir Louis — Hippolyte Lafontaine，1804—1858年）式的寓言，甚至重要的历史学家弗朗索瓦—格扎维埃·加尔诺（François-Xavier Garneau，1809—1866年）的《最后一个休伦人》，也是如此：
狂欢吧，命运! 你凯旋之日终于来临，
可是土著人呵，你们将不复存在……
每晚，我从山顶徒然呼唤人们的名字，
但是周围已是死一般的沉寂。
诗句充满了对受异族统治的不满。因此，与英语文学充满美好憧憬的伤感不同，19世纪法语文学的伤感主要为了满足魁北克人日趋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加拿大史》一书中，弗朗索瓦—格扎维埃·加尔诺呼吁自己的同胞，要在英国人的统治下永远保持法裔的“意识”。
法国作家亨利—埃米尔·谢瓦利埃也在1853—1860年移居蒙特利尔时创作了《北美悲剧》系列小说，主张向英国复仇。后来，他又在《铁的手腕》（1863年）中呼吁魁北克人“要继续活下去，使加拿大最终摆脱可恶英国的专横统治。”也有不少作家为加拿大在19世纪40年代即已开始的政治联合欢呼和呐喊，如乔治—艾蒂安·卡蒂埃1835年写了诗歌：“啊，加拿大！我的祖国！”激情满怀地颂扬加拿大的联合和统一。不过，法语文学主流却是为保持魁北克文化独立而斗争，以至1860年兴起魁北克文学运动。这个运动的代表人物是诗人克雷马齐，他创作了许多诗歌，颂扬蒙卡姆将军这位在七年战争中指挥魁北克军民抵抗英军的英雄。《加拿大老战士》（1855年）、《卡里永的旗帜》（1858年）两篇诗作发表之后，下加拿大法裔民众称他为民族歌手，而这时已是加拿大两个主体民族的政治精英携手发动英属北美联邦运动的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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